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和发展水平上远远超过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却先在西方产生，而中国反而远远落在西方后面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下面，我对这个问题来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模式是小农经济，农业的兴衰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假如农业获得了重大收入，那么国家肯定繁荣昌盛，假如农田失收，国家肯定要面临走向衰亡的威胁。
所以，如何发展农业，保持农业生产的稳定，成了当时人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古代有哪些重要的发明，首先，是四大发明。
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
这四大发明在中国并没有发扬光大。
造纸术给平民百姓带来的益处其实并不大，只是文人阶层可以应用。
印刷术也是如此。
指南针甚至成了占卜用的工具，而火药到最后只是成为了人们娱乐的工具（制作烟花爆竹），而西方却将这个技术发扬光大，比如说制作枪炮等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我认为，这几项发明都没有在农业方面有重大贡献，所以说，当时这几项发明并没有被中国人好好利用。
而西方却将这些发明应用于航海，战争等各个领域，所以发扬光大了。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就是在中国，对农业没有贡献的科技，是不能很好发展下去的。
这是否正确呢？我们可以从下一个例子中得到验证。
在数学方面，祖冲之研究出来的圆周率为什么得到很好的重视呢？因为这个研究对制作农业工具很有帮助。
在天文学方面，凡是对于天气的预测有重要贡献的研究都受到了重视，而关于天体运行方面的研究却没有多少人进行，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关于天气的预测对农业有重要的帮助，而天体运行对农业没有什么帮助。
而这些研究也跟农业发展相辅相成，凡是农耕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科学技术的成果也层出不穷。
这些技术，或多或少都有益于当时的农业发展。
而在西方，经济基础并不是农业，当时的欧洲国家普遍临近海边，比如说希腊，希腊临近海边，所以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是进行商品贸易，这样就给了人们足够的时间去想象，于是西方哲学便在这种条件下诞生了。
看待李约瑟难题
看待李约瑟难题中国科技史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李约瑟难题的重要性。
那就是如何解释，在人类历史漫漫5000年中，古代的中国，有一段非常辉煌的科学技术史，可是在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西方。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给我们提出中国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发展的难题。
下面是我们小组对李约瑟难题的见解。
一、在经济体制方面。
明前期，关口仍然对外开放，因此东西方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频繁，但明朝经济上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也就是自然经济。
而此时，西方已经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与扩张成为西方各个大国的目标与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得到满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雍正帝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打击商业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在摇篮里。
1840年后，经济体制就变成小农经济和初期资本主义。
1.海上贸易的衰落。
明朝开始闭关锁国，减少海上贸易。
明世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鼎盛时期划上句号。
从此中国的海航开始衰落。
到清朝时，每年海上只有200来艘渔船。
唐宋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发达，与国外的交流甚多，经济文化发达。
而明清时期则因为闭关锁国，导致了科技的落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在世界之后。
2.生产力的压抑。
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出现雇佣的形式。
然而在明末，郑成功起义，加上清兵入关，战争迅速打压了资本主义萌芽。
雍正时期采取重重措施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生产力受挫，生产关系也得不到发展。
因此经济体制也没有能迅速从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科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政治体制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
1.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李约瑟难题”探析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李约瑟难题”探析1. 引言1.1 马克思主义和“李约瑟难题”概述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对“李约瑟难题”进行深入剖析和探讨，以期能够对这一历史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我们可以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思考方式，同时也可以拓展我们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认识。
【2000字】2. 正文2.1 马克思主义对“李约瑟难题”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对“李约瑟难题”的解读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而文化则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是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影响的。
李约瑟难题所涉及的古代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可以被解释为古代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相对滞后所致。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的发展是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的，而生产力的提高又会促进科技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李约瑟难题可以被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并非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简单地以西方标准来判断古代中国的科技发展，需要全面考量生产力水平、社会制度等因素。
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探讨“李约瑟难题”的本质及其背后的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2.2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与争议李约瑟难题最早由美国学者李约瑟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主要是指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上的一些疑点和困扰。
他认为，中国在古代的科技水平相对于欧洲和其他地区并不发达，这与中国在其他领域如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
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体制和思维方式可能成为限制科技发展的因素，他将此称为“李约瑟难题”。
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有些学者认为，李约瑟难题并非真正存在，而是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种误解或曲解。
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并不亚于其他国家，甚至在某些领域领先。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
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
因袭己久。
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
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
1924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
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1. 引言1.1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李约瑟难题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李约瑟提出。
这一问题涉及到科技史领域的重要议题，探讨了东西方科技发展的差异和相互影响。
在当时，西方科技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技术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东方科技被认为是相对落后的。
李约瑟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东方科技与西方科技并非单纯的“一明一暗”，而是互相借鉴、相互渗透的关系。
他认为东西方之间的科技互动更为复杂，不仅是单向的技术传播，还包括了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李约瑟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后来一系列关于东西方科技发展差异的讨论。
李约瑟难题被认为是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在科技发展的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了东西方科技传统的交融和演化。
这个问题的提出，也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科技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科技史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启示作用。
2. 正文2.1 科技史的重要性科技史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科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科技的演进和创新直接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通过研究科技史，可以了解人类在不同时期对技术的运用和发展，探索科技变革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
科技史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过程，揭示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和规律。
通过科技史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先人们是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和技术手段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应对当今社会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科技史也可以启示我们关于技术创新和发展的思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科技史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认识和把握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
2.2 李约瑟难题的背景李约瑟难题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科学家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发现了一个现象，即古代中国曾经发展出许多先进的科技成就，如火药、造纸术、指南针等。
这些科技成就在当时被认为是引领世界的领先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科技发展却逐渐停滞甚至倒退，导致了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边缘化。
李约瑟难题的意义和解答
李约瑟难题的意义和解答一、本文概述《李约瑟难题的意义和解答》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的著名难题——为何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而是在西方世界兴起。
这一难题自提出以来，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文章首先将对李约瑟难题进行简要介绍，阐述其背景和意义，然后概述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包括分析难题产生的历史背景、探讨可能的解答以及评估这些解答的合理性和影响。
通过深入研究这一难题，本文旨在增进对东西方科技文化发展差异的理解，为推动科技创新和文明交流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二、李约瑟难题的历史背景李约瑟难题，又称李约瑟之问，是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它关注的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与近代科学的滞后现象之间的矛盾。
这个问题在全球科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从历史背景来看，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
例如，在农业、医学、天文学、数学、化学、工程学等领域，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发明家都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例如，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领先的科技成就。
然而，在近代科学革命中，中国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一现象引发了李约瑟的深思。
李约瑟提出这个难题的目的，是希望探究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在科技上有着深厚积累的文明，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却没有发挥领导作用。
他认为，这个问题不仅关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也关乎整个世界科学史的理解。
自李约瑟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它一直困扰着科学史研究者。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包括文化因素、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
然而，至今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尽管如此，李约瑟难题却推动了科学史研究的发展，促使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科学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它让我们认识到，科学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还受到文化、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科技历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科学的发展历程。
综合探究李约瑟难题与我的解答
2、“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的发展水 平上远远超过西方”的史实有哪些？
▲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测定了120多个恒 星的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留下了最早关于哈雷慧星的记录 ▲东汉科学家张衡关于地球是圆形的见解比西 欧人早1000多年； ▲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创制了黄道游仪，用它 发现了恒星位置的变动，这在世界上是首次；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制成了一种新型浑仪 “简仪”，比欧洲发明同类仪器早300多年。
15世纪后中国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
1、明清统治者固守农耕经济的藩篱，从 根本上阻碍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2、政府重农抑商的政策 3、科举制度下的八股取士，使科学技术 完全排斥在各级教育和科举考试内容之 外； 4、传统的自然观、哲学观如天人合一、 阴阳五行等也妨碍了科学理论的发展 5、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
1、文艺复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近代 自然科学和各种学术的兴起清除了思想 障碍； 2、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 和新的社会需要又推动了科技的创新； 3 文艺复兴期间科学的实验方法的诞生. 4、科学家们探求自然的不懈努力；
结合明中后期历史背景，分析晚明科技 一度辉煌的原因
1)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耕经济的繁荣. 2）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 了革新工艺技术的需要，推动了科技的 发展； 3）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4）科学家对古代及明代科技就与近 现代科研成果的区别
内容上：传统科技是以感性和经验成为主 较少对事理和规律的探究，表现为较强的 实用性；而近代科学是建立在对事理和规 律的探究之上，表现为较抽象的理论性。 方法上：近代自然科学与传统科技的差别 就在于是否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
李约瑟难题反思
摘要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本文从三个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分别为：1、中国古代、近代科技分别与西方古代、近代科技发展的比较。
2、中西方文化体制的差异对科技的影响。
3、个人对传统文化与科技的一些看法。
正文谈起中国的历史，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毫无疑问是最闪耀的一点。
华夏名族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成就。
印刷术、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这四大发明，不仅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他们还影响力世界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在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起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即使抛开四大发明不谈，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仍然数不胜数，战国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数学上《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农业上《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工艺上《天工开物》等等等等，无一不彰显着中国古代引领世界科技文化成就。
然而，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
1643年牛顿诞生、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与此同时的中国却在科技上停滞不前，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
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百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
从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科技开始迅速发展进而超越中国是在文艺复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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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他在其编着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
其主题是：“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斯蒂文，牛顿这样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问题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难题。
李约瑟难题触及了中国人民的伤心之处，不少学者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根据各种资料提供的信息，各个学者提出了各种观点。
这些观点还可以继续讨论，即使没有共识，也会给以人们启迪。
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
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中国着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着名的“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众多学者对“李约瑟难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难找到较为统一的答案，不过学者们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不能随意予以否认。
总体来说，学者们将产生“李约瑟难题”的原因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林鸿伟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
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
（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
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
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
（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
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
（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
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二.小农经济影响和冒险精神的缺乏。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1.资源因素。
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2.文化因素。
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
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3.系统复杂性因素。
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
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三.科学技术与民主自由的关系。
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技术上的成就“四大发明”。
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
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
特别是诺贝尔科学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
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
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中国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四.自然哲学的匮乏。
事实告诉我们，几乎每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和理论的创立背后都有其不同的哲学背景。
但凡能够在科技领域取得伟大成就的科学家也都是优秀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哥白尼，牛顿等无一不是如此。
而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像西方一样的形态科学跟中国的哲学思想有着重大的关联。
中国古代哲学历来以伦理为本，注重的是自身修养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很少关心自然科学领域的创新。
就算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探究也最终是以人为核心的。
比如，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董仲舒的“天有阴阳，人亦阴阳”等。
这种哲学思想体系是不可能产生系统的自然哲学体系的。
五.科举制度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科举制度的绝对影响。
”科举制度的弊端在于“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导向和封闭、僵化、陈旧、狭窄的学习内容的结合，由此“世族俊才，皆志于科举”，执迷于四书五经。
所以围绕科举考试而建立的教育制度，把真正科学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排斥在外，最终导致科学文化无人学、无人教、无人研究。
这种情形不仅阻碍了科学技术在国内的传播，而且还束缚了人的思想，制约了人的创造潜力，使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都难以得到提高，因而，中国的原始科学得不到进一步的升华。
六.传统的教育内容和以灌输式为主的教育方法。
儒学，在传统的中国教育体系中独领风骚，教育者忽略自然科学的教育，认为自然科学是微不足道的，只注重学习安身立命的道德信条以及如何治国平天下，以至在汉武帝时期发展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中国古代教育的教育方法以灌输式和死记硬背为主。
这种方式也是由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决定的。
要熟练掌握四书五经就必须靠背诵和记忆大量的文字。
但是这种机械的教育方法严重地阻碍了人的创造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它压抑了人的探索精神和个性自由，从而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基本的动力。
七.传统重实用轻理论的影响。
丁昌林、李勇、王汝发分别从西方科学、思维方式、数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科学重实用轻理论的观点。
他们认为: 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文化对经验的偏重和对实用技术的研究导致了中国传统科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在解决生活生产的实际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科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却被忽视了。
如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历法的推算占了很大比重，观测资料主要是用来编制日、月和五星的回合周期; 地理学的研究是为了满足战争、生产和生活之需; 农学的研究是为了农业、畜牧业生产的需要; 而医学的研究则是为了祛病强体; 数学研究如《九章算术》中数学计算虽然很出色，但只是有关数学运算的经验总结，没有从这些实际问题中概括出定理定律来，只能算作经验，不能称作是定理定律，因为没有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认识主体没有通过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概括和抽象等各种思维过程把经验提炼成科学。
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并不像古希腊人那样是以定理、公理为基础建立理论，缺乏理性意识，缺乏理论性创新，实用性限制了科学理性的形成。
实用理性只关心表象化的自然现象和自身的关系，不关心背后的支配原因，更不关心体系理论的形成。
古希腊人热衷于对科学理论的研究探索，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了想脱离愚昧，显然他们为了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
在他看来，“求知是人的本性”，阿基米德在对支点、重心等研究的基础上分别确定了概念定义，欧几里得在对点、线、射线、角等23 个概念定义的基础上，从五条公理和五个假设出发，经过一系列逻辑推理，上升到完美的理论几何体系。
换言之，西方科学通常都以理论体系的形式出现，重视理论的研究，这是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可以说见仁见智，学术界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但不管哪一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给我们带来很多启迪，所以说“李约瑟难题”是多因果关系共同作用产生的。
当前最重要的是在分析李约瑟难题原因的基础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努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近代学之所以出现在欧洲而未在中国成长，是因为近几百年欧洲具备了近代科学发展的各种条件，但是近代科学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当中国具备了科学发展的各种条件时也可以产生近代科学。
科学技术不是停止不前的，中国科学在近代落伍不意味着在将来落伍，相信中国的科学技术经过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总会有一天走在世界的前列，屹立于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