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危机和社会风气才是腐败的最大根源

信仰危机和社会风气才是腐败的最大根源导语：反腐是当下的热点。

各民族、各时代的腐败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作者认为，今日中国屡禁不止、极为严重的官场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与党员信仰大面积失落、以及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有关。

主张集权的法家式反腐与主张分权的民主式反腐，都未切中今日中国腐败根源的要害。

要从治本的角度来诊治腐败，制度健全和严刑峻罚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能找到克服党员信仰危机的有效途径，不能扭转当前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无论是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反腐，还是分权制衡式的制度反腐，都未必是根本有效的反腐之路。

(文/新浪专栏新史记方朝晖)一在反腐问题上，目前有两种常见的思路。

一种思路是寄希望于政治手段，抓出一个个贪官，造成一连串震慑，使人们不敢贪、不再贪。

另一种思路是寄望于建立民主体制，引进多党竞争，开放新闻自由，通过分权制衡来反腐。

这两种思路各有自身的合理性，但很难说就找到了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首先看第一种思路，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法家治理思维的现代翻版。

这种思维方式相信严刑峻罚，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中央集权。

虽然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不能促进体制外下情上达的道路畅通，无法建立体制内自我约束的良性机制。

从长远看，法家式治理无益于形成开放、透明、健全的权力系统，而是相反，容易导致专制、集权甚至极权，后者恰恰被公认为腐败的重要制度根源。

更重要的是，法家式治理的人性论基础是性恶论，把人民当成小人来防范，把官员当成奴隶来管制，无助于确立人民的独立人格，无益于培养官员的主体意识。

按照它的逻辑，人们因为害怕才不贪不腐，一旦不怕则必贪必腐。

然而，一套以人与人相互监控构成的体制，也容易因为人与人相互勾结而归于无效；一套以人与人互不信任为基础的制度，也必因为人与人相互猜忌而走向瓦解。

以严刑峻罚为主要特点的治理思维，之所以长期受到儒家的抨击，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原因，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法家式反腐行不通。

第二种思路实际上是民主反腐思路。

这种思路，就其倡导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而言，无疑有极大的合理性和诱惑力，所以它在今天非常流行。

然而，这套治理思路的局限性也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在全世界范围内，政治民主化与腐败程度并无明确的反比关系。

恰恰相反，不少政治大幅民主化的国家，腐败程度不但没降低，反而继续盛行，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其次，我曾在有关论著中指出，以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为特色的西方民主体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化的习性，因为它无助于在中国文化土壤中迅速确立有效的权威，产生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因而也未必能在短期内形成抑制腐败的有效机制。

再者，以多党竞争、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等为特色的西方民主制度在短期内并不存在实现的可能性，其可行性在中国已受普遍怀疑。

要解决当下中国的腐败问题，我们总不能永远望梅止渴，用本来不切实际的幻想作解药。

因此，我认为，上述两种相反的治理思路——一个主张集权，一个主张分权——虽然各有自身的理论依据，但均不是在中国文化中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

什么是中国文化中治理腐败比较根本的政策方向呢？我认为从儒家思想看，有两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方向——：二第一、导致今天腐败的主要根源之一是国家官员总体性的信仰失落。

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官员作为这个社会的治理群体，他们的整体精神面貌极大地决定了国家官僚机构能否良好运作；如果官员群体的精神世界不健全，即使再好的制度也无法正常运转，还谈什么制度设计、体制改革，因此不能寄望用制度来解决一切，以为民主可根除腐败。

从反腐的角度看，即使再好的制度，也不是没有漏洞可钻；即使再严密的法网，也难以抵挡大面积的群体性腐败。

诚然，一套健全的制度，可以有效防范许多人的腐败堕落；但是只有官员自身有了坚定的信仰，才能真正从内心深处杜绝腐败，成为反腐最强大的动力。

事实上，今天许多官员腐败堕落的重要根源之一，恰因为他们没有崇尚的精神追求，所以自然地会在金钱、财富和女色等方面寻找满足，因为他们无法想像在财富和情色之外，世界上还有什么让他们感到刺激、兴奋的东西。

另一方面，一个人权位越高，越是需要坚定的信仰。

因为位高权重必然伴随更多的诱惑、更大的挑战，对内在品质的要求也更高。

尽管不能指望所有官员都有坚定的信仰、高尚的情操，但至少整个官场的潮流不应当由没有坚定信仰和高尚情操的人主导。

换个角度说，今天中国官员总体性的信仰缺失，也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决定着整个改革的未来成败。

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孟子•梁惠王上》)所谓“恒心”，包含精神上的追求和信仰。

古人之所以举贤良方正、选贤与能，正因为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官员群体(士大夫阶层)对全社会的决定性影响。

如果士阶层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变成了物质的奴隶，那么他们作为国家的领头羊也必然会把整个社会拖入绝望的深渊。

因此，今天我们必须严肃面对国家官员的信仰失落问题，找到重建信仰的真正出路。

我们不能再靠“皇帝的新装”过日子，对于严峻而迫切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应当承认，过去三十多年来，执政党在告别过去激进、浪漫的革命信仰的同时，也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可以说我党在理论改革方面的探索从未中断。

但是，这些改革之所以并未解决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主要是因为未能找到个体信仰的真正落脚点。

我们必须认识到，信仰的对象只有建立在超越感性需要的、非功利性的超验目标之上，才能真正牢固。

国家需要、民族利益、经济成就、人民生活等等，这些具体可见的功利价值，诚然有强大的合理性，但直接拿来作为个体信仰的对象未必总是牢固的。

多年来，我们在信仰和道德教育上停留在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个价上，而不能面对和回答每一个具体个体生动、丰富的精神和情感需求，这也是今天信仰失落的重要理论原因。

如何才能走出今天严重的信仰危机？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可以我们以重要启发，那就是“修身”。

我曾在多处指出，过去数千年来，中国人在信仰上走的是一条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非常不同的道路，那就是：不把任何一个具体的外在目标——包括鬼神或某个理想王国——当作信仰对象。

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历代儒家不仅不把鬼神、也不把某种脱离当下生命需要的远大目标当作信仰的主要对象。

孔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为己”精神，表明他认为信仰的主要任务不过就是一个不断完善自己、成就自己、实现自己的过程，因为信仰的本质在于“成人”，不能脱离个体生命的需要；孟子“亲亲、仁民、爱物”的爱有差等思想，表明儒家信仰的建立不是简单地献身于国家或社会，而是指从当下亲亲之爱做起，扩充光大而至于爱民济物。

那么，儒家修身思想如何能让人建立起牢固的个人信仰呢？这套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信仰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体验过程。

因此，所谓儒家式或中国式信仰，就是对自己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信仰，其中包含生命尊严和人格独立性的确立。

它的超验基础在于：与万物同流，与天地同在。

因此，“天人合一”是中国人对生命不朽的追求，也代表古代中国人精神信仰的最高境界。

在中共党史上，刘少奇早年就曾认识到共产党员如何吸收中国传统的修养思想问题。

我认为，从儒家修身传统出发，重建共产党员的信仰世界，给千千万万党员找到了合理的信仰方向，对于从根本上反腐以及进行治理现代化改革来说是可以尝试的一个方向。

三第二、今天导致腐败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风气。

我曾在多处指出，在腐败问题上，我们不能只看到制度问题，还应该看到风气问题。

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件事是，在中国文化中，社会风气对每个人的影响极大。

社会风气好比一只“看不见的手”，深刻地支配着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官员的行为。

任何官员，无论地位多高、身份多特殊，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风气的产物，至少受社会风气制约。

因为每个官员同时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生活在由自己的亲戚六眷、邻里朋友、同学师长等等所构成的复杂而庞大的关系网中。

一方面，他们会面临来自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中找到感情寄托和精神归宿。

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特点看，社会关系往往是个人腐败的重要根源，社会风气往往是官员腐败的重要温床。

当社会风气败坏、人们一切向钱看时，官员所受到的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是推动其走向腐败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今日中国大面积的腐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的产物。

须知，即使是再好的制度，也未必能抵挡强大的风气。

当社会风气一切向钱看，人们会自然把那些阻碍自己金钱利益的制度视为毒瘤，动用一切资源来瓦解它，使之变成废纸。

当社会风气向钱看，官员们也会容易把个人收入视为首要目标，想尽办法来捞钱，从而产生一切向钱看的官场风气。

因此，今天反腐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在我看来就是改造当前一切向钱看的风气。

如果整个社会的风气健全了，人们更看重的不是物质财富而精神财富，不是挣钱多多而赢利正当，腐败就会丧失巨大的社会温床。

如果社会风气健康向上，人们宁愿清贫俭朴也不愿坑蒙拐骗，宁愿心安理得而不愿行贿受贿，就会视权钱交易为可耻、视行贿受贿为肮脏。

那么，怎样才能扭转当前一切向钱看的功利风气呢？我认为这要从当下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来寻找对症之策。

必须承认，今天全社会的急功近利是由于国家政策的急功近利，全社会注重物质利益是由于政府注重物质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不是把建设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作为重心，从而导致全民追逐经济利益的风潮，这才是当下中国社会风气功利、浮躁的最大根源。

因此，扭转当前社会风气最好的途径是从调整国家大政方针做起，即国家大政方针要真正把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作为重心，以此为基准来进行机构部门的调整，推动相关政策的变革。

我们必须明白，中国文化中“上行下效”的特点极为明显，国家政策导向对全社会的影响无与伦比。

对此，古人早就有清醒、深刻的认识。

孟子曰：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离娄》)《孝经》则更深刻地指出：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

《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这两段话讲的正是国家政策和官员行为对全社会无与伦比的引导作用。

据此，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切忌好大喜功；一个国家的政策改革，切忌以利为本。

对于中国这样极重人伦关系的文化来说，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上与下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异常深刻。

执政者的急功近利势必会极为深远地影响地社会各行业。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把政权的合法性主要建立于物质利益基础上，有时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孔子云：放于利而行，多怨。

(《论语•里仁》)当政府指望用经济利益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时，人的欲望也同时被调动起来，而变得欲豁难填、无法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