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产权理论遭遇的挑战及其演变_基于2000年以来的最新文献

产权理论遭遇的挑战及其演变——基于2000年以来的最新文献聂辉华杨其静∗摘要：产权理论在企业理论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也遭遇了严峻的挑战。

本文梳理了产权理论自2000年以来的最新文献，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产权理论的五个主要缺陷：缺乏不完全契约的基础；不是一个科层理论；忽略了组织内的事后调适过程；没有考虑当事人之间的不对称信息；经验研究匮乏。

本文阐述了产权理论基本分析范式或模型的演变，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前景。

关键词：产权理论；不完全契约；敲竹杠自从Oliver Hart教授及其合作者的两篇开创性论文（Grossman and Hart，1986；Hart and Moore，1990；简称GHM模型）发表以来，产权理论便在契约理论、企业理论、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等多个领域掀起一阵飓风，形成了“不完全契约理论”（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这一新的学派（杨瑞龙、聂辉华，2006）。

但是这股飓风并非所向披靡，它遭致了以Tirole（1999）和Holmstrom（1999）为代表的完全契约理论学派的激烈批评。

归纳起来，产权理论具有如下主要缺陷：（1）缺乏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难以调和“有限理性”和“预见未来收益”这两个基本假设之间的冲突，并且契约的不完全程度是外生给定的；（2）忽略了企业中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事实，难以解释没有所有权的经理的行为，从而难以提供一个科层或分权理论；（3）把焦点放在事前专用性投资水平上，导致对组织内的事后调适过程完全忽略；（4）没有考虑双方之间的不对称信息，从而忽略了很多激励问题；（5）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持。

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产权理论如何来应对呢？自2000年以来，产权理论的分析方法和研究重点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本文首先概述早期产权理论的基本思想，接着指出产权理论是如何应对上述五个方面的挑战，最后介绍一下产权理论的最新应用。

①*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编：100872），E-mail: niehuihua@；杨其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本文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项目“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中投资效率悖论的解释”（项目号：06XNB023）、“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学科群建设项目”之子项目“企业和企业集群的创新机制研究”以及985项目的资助，谨表谢忱。

①杨瑞龙、聂辉华（2006）综述了包括履约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在内的广义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概况。

与前文不同，本文聚焦于产权理论（或狭义不完全契约理论）面对的几大挑战及其演变，探讨自2000年以来产权理论的新发展，并且增加了实证研究结果。

一、GHM模型早期的产权理论其实就是GHM模型，基本思想是：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以及预见、缔约和执行契约的三类交易费用，导致当事人只能缔结一个无法包括所有可能情况的不完全契约。

如果当事人在签约后进行了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的专用性投资，那么他将面临被对方敲竹杠（holdup）的风险，这会扭曲投资激励和降低总产出。

在不完全契约中，专用性投资激励由事后谈判力（外部选择权）决定，而谈判力又取决于对物质资产的剩余控制权（residual control right），这种权利天然地由资产的所有者拥有。

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敲竹杠风险，应该将物资资产的所有权配置给对投资重要的一方。

简单地说，GHM模型认为关键是通过产权的配置来激励当事人的事前专用性投资激励，因此称为“产权理论”。

为了更直观地对比产权理论在1999年前后的演变，我们给出GHM模型的博弈时序（见图1）。

图 1图1表明，在日期0，双方当事人签订某种产品的交易契约。

由于双方无法预见自然状态，或者即便预见到也难以写入契约并且被第三方（如法庭）证实，因此初始契约是不完全的。

在日期0和日期1之间，当事人中的一方或双方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这种投资通常包括人力资本。

在日期1，双方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实现了，并且成为可证实的公开信息，因此双方当事人无成本地根据科斯定理对初始契约进行再谈判，即根据最大化总产出的原则来配置产权。

以上就是GHM模型的基本内容。

我们下面将依次表明，面对该模型内在的五大缺陷，后期的产权理论在分析方法和博弈内容两个方面都发生了重要演变。

二、产权理论的基础产权理论的缺陷之一，是它缺乏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GHM模型一方面假定当事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限理性的（无法预见所有或然情况），但是另一方面又假设当事人具有完全的计算能力（事前计算事后的成本和收益），这显然有点矛盾。

完全契约学派认为，只要假定当事人具有这种计算能力，那么通过事后的机制设计（例如option contract或者message game），一定可以签署一个完全契约。

这样，产权理论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当事人必须签署一个不完全契约？第二，契约不完全程度是如何内生决定的？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在回应Tirole等人的批评时，Hart和Moore（1999）以及Segal（1999）（不妨称为HMS模型）干脆坚持完全理性假设，并且通过引入“复杂性”（complexity）概念，证明当交易环境非常复杂时，由于事前排除无效率交易和事后防止敲竹杠的成本太高，导致缔结一个正式契约的收益太少。

因此，在复杂情况下，即便事前可以描述所有或然状况，只要相关变量是第三方不可证实的并且不能禁止再谈判，那么任何契约都将收敛于一个“君子协议”（null contract）。

这意味着，虽然当事人是完全理性的，但是只要交易的对象很不确定，那么当事人还是会签署一个不完全契约。

HMS模型初步回答了Tirole等人的诘难。

HMS模型背后的直觉是：当潜在的交易对象很多时，有效率的交易以很低的概率实现，这导致投资者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投资，因此有合同跟没有合同是一样的。

与此同时，Che和Hausch（1999）引入“合作性投资”（cooperative investment）概念，证明：如果一方的投资会给对方带来正的收益，那么在随机状况下，签署任何形式的契约都不会好于没有契约的情况。

之后，Roider（200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放松假设，认为即便事前可以描述所有可能情况，并且期权合约（option contract）可以发挥作用，产权也是重要的，并且通常社会最优（first best）难以实现。

既然完全理性的当事人也会签署一个不完全契约，那么契约的不完全程度就应该是当事人的理性决策。

换言之，产权理论还必须进一步回答最佳的不完全程度是如何内生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Hart和 Moore（2004）从契约的选择范围的角度，把契约看作是一种结果清单（a list of outcomes），它既排除出现在清单以外的东西，因此是“排除的”（rule out），同时又不完全选择清单上规定的每一个结果，因此又是“非包含的”（not rule in）。

在这种情况下，契约可能是“松弛的”（长的），也可能是“紧密的”（短的）。

松弛型契约的好处是事后有更多灵活性，坏处是不能足够地激励事前专用性投资；紧密型契约的好处是可以保证事前专用性投资，但是事后灵活性很小。

所以，最佳的契约形式在两者之间权衡取舍。

他们认为，如果关系专用性投资很大，那么双方将选择紧密型契约，否则双方将选择松弛型契约。

通过外生地假定关系专用性投资水平，并且放弃了再谈判的假设，作者内生地解释了契约的不完全程度。

因此，在为产权理论建立理论基础时，后期的模型放弃了GHM模型的缔约环境外生、投资水平内生以及再谈判不能禁止等标准特征。

此外，Busch 和 Horstmann（1999）、Krasa 和Williams（2001）分别从博弈时序和当事人的偏好角度，提供了内生地解释契约的不完全程度的观点。

Bernheim 和Whinston（1998）从当事人策略互补的角度解释了不完全契约的出现，不过他们没有内生化契约的不完全程度。

上述文献均把第三方不可证实作为契约不完全的主要特征——这也是后期产权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而Battigalli 和 Maggi（2002）及Horn 等（2006）则聚焦于缔约成本。

他们认为，为了最小化缔约成本，最佳的不完全契约应该在给予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和实行某种硬性规定（rigidity）之间权衡取舍。

换言之，是缔约成本决定了契约不完全的程度。

三、科层与分权GHM模型假定，当事人根据物质资产的所有权的变动所导致的收益进行并购决策，但是现实中负责企业决策的经理通常不是所有者。

因此，一些批评者指出，产权理论没有区分拥有资产的所有者和不拥有资产的经理，更适合分析纯粹的自给自足经济环境，难以解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状态下的经理的行为，从而实际上难以解释科层或分权等重要问题。

为了将没有资产的经理纳入组织结构的分析之中，Hart 和Holmstrom（2002）做出了两个与GHM模型不同的关键假定：（1）企业的边界不是由物质资产的范围决定，而是由当事人从事的“活动”（activities）范围决定。

活动由不可在技术上分割的生产单位组成。

单位的控制者可能是所有者，也可能是经理。

（2）每个单位的决策在事前或事后都是不可缔约的，只能通过所有权转移——这意味着科斯式再谈判不存在。

企业的决策会给经理带来私人收益，并且可能在企业之间产生外部性。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企业的最佳边界呢？作者认为，由于事后谈判可能是无效率的，因此非一体化会导致太少的协调，但是保护了每个企业经理的私人收益；而一体化有利于内部化企业之间的正外部性，但是损失了被兼并企业的经理的私人收益。

因此，最佳的企业范围应该在吸收外部效应和保护私人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取舍。

通过放松GHM模型的基本假设，作者成功地将经理的决策行为包括进来，而且落脚点不再是事前专用性投资水平，而是企业实际控制者的各种决策行为。

这同时也回应了第三类挑战。

组织中的分权问题通常为企业理论所忽视。

一方面是因为，根据显示原理，在完全契约下集权弱优于分权①；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分权问题进行数学建模相对比较困难。

现有的相关文献在分析这类问题时，通常外生地假定了权力结构，而没有解释为什么应该是这种权力结构。

假如组织中有两类人：一类是负责使用资产的专家，另一类是负责协调资产使用的协调者，那么当两类人的“主意”（idea）发生冲突时，谁说了算？通常有两种组织结构：一种是协调者说了算，另一种是专家说了算。

那么，在什么条件下何种结构是好的呢？Hart 和 Moore（2005）在一个产权理论的框架中讨论了这个有趣的问题。

他们认为，假如拥有“主意”的概率随涉及的资产范围（管理幅度）的扩大而降低，那么协调者领导专家这种结构是最佳的。

这一命题似乎难以理解，可以这样说：相对于专家，协调者较少拥有主意，他的作用在于创造更大的价值，因此他必须拥有全部资产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