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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墓里的旗帜》对黑人角色的塑造与评析《坟墓里的旗帜》是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于192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是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开端，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一篇相关，欢迎阅读查看。

关于《坟墓里的旗帜》，至少有两件事广为人知。

其一，这是一部年轻的家非常想“籍此扬名立万”却到处碰壁投之无门的长篇。

他于 1927 年 9 月29 日完成该小说的创作，并信心十足地将书稿交给他前两部小说的出版商利弗赖特(Liverright)。

在给后者的信中，他写道：“这将是你今年读到的再好不过的书。

”让福克纳吃惊并震惊的是，在两个月后利弗赖特回信拒绝了该小说并劝告他不要再投其他任何地方：“实言相告，我们对此作品非常失望。

它冗赘散乱，情节与人物都没有什么发展。

”百般无奈，在朋友本·沃森(Ben Wasson)的帮助下，原版被删减至 11 万字，并被更名为《沙多里斯》于 1929 年出版。

最终，福克纳的女儿吉尔·萨默斯(JillSummers)完成了小说家生前还原该小说的遗愿。

她从弗吉尼亚大学阿德尔曼取出珍藏版596 页的混合书稿，交由道格拉斯·戴(Douglas Day)及兰登书屋的一名编辑处理，使得《坟墓里的旗帜》得以于 1973 年重见天日。

其二，作者从此开始写他一辈子也写不完的“故乡那邮票般大小的土地”。

一、《坟墓里的旗帜》对黑人角色的塑造确实，从《坟墓里的旗帜》开始，如该书引言所述，福克纳特别依附南方生活原型尤其是黑人民间故事来书写自己王国的人群，表明了他对南方传统毋庸置疑的接受。

青年作家发现创作素材矿藏之喜悦无异于穷困潦倒的流浪汉误撞开了芝麻神门，太多的诱惑使得取舍非常艰难。

难怪乎，福氏第一部约克那帕塌法小说如作家本人所言“无太多目的”，且其中“六个故事并驾齐驱，千头万绪”。

然而，约克纳帕塌法的发现确实使他得以浸淫于最为熟悉的氛围之中——双重种族且固步自封的南方世界，创作焦点也及时地从战后老兵及艺术家的迷惘错位转向历史悠久的沙多里斯家族。

作家对人物的表现相应地更加坚实、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在跨越约克那帕塌法世系“门槛”之际①，黑人作为南方生活实实在在的参与者成为福克纳创作灵感及作品升华弥足珍贵的源泉。

(一)黑、白家庭的并构故事中，福克纳认真直面黑人群体。

这表现在有名姓的黑人家庭被首次植入有着悠长家世的白人家族。

斯特瑟一家从西蒙的祖父约比开始，到埃尔诺拉的儿子艾索姆五代伺奉沙多里斯家族。

这一内置是对《军饷》②的一种扬弃。

一方面，它继承了前者黑白并构的传统。

另一方面，它为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双重种族家庭提供了权威视角。

与《军饷》中对黑人的人为概述不同③，作为家庭成员的黑人既展示了自我生存状况，又提供了获取白人主子的信息途径。

如此塑造的黑人拥有了自己哪怕是边缘化的生活。

而且，尽管大部分时间扮演被动的文本角色，他们反衬并参与了患战争综合症的沙多里斯一家主导的生活。

黑白并置同样见证了作家对黑人种族及历史价值认识的深化。

家伍德沃德认为，“作为一大家族成员，福克纳与同时代美国小说家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及其他‘迷惘一代’作家不一样，他从不抛开家庭、宗族、日渐增长的亲属及群体纽带”，所以也更擅长通过审视南方大家族来再现地区历史。

如果考虑到小说家职业生涯最成功的作品都是围绕诸如康普生、麦卡斯林、斯特潘及斯诺普斯家族展开，这又的确是他的一个重要起点。

福克纳本人几乎不读历史，因此，伍德沃德认为“任何企图从福氏小说(涉及南方历史)中获取通常意义上历史知识的读者都不免会失望，因为这些作品更是对过去及其对现在决定性(有时是灾难性的)影响之间关系的戏剧化表达”。

《坟墓里的旗帜》乍一读来是对整个约克那帕塌法社会结构的剖析，其焦点实际在于无法对个人及家庭历史说再见的白亚德三世，以及在众多“之乎者也”式诗情感喟中想像理想生活的三角洲地区文人贺拉斯·班波。

这些人物成了《喧哗与骚动》中被萨特精辟譬喻为“一个坐在敞篷车里往后看的人”的前身。

对于他们，未来不可知，现在一片混沌，而“过去的轮廓是精确，清晰和不变易的。

”在双重种族的南方，黑人从生至死与白人代代相伴，是连接历史与现实之纽带的不二人选。

因此，福学专家戴维斯认为福克纳将目标故事设定在南方传统大家族背景之下，原因在于福氏发现“黑人是创作可资利用的有效手段，可以将作家的主要关注与过去有机链接，可以为那个特定的‘过去’内涵增设另一个视角，也可以提升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戏剧性张力。

”(二)个性化刻画与《军饷》相比，《坟墓里的旗帜》中黑人得到更多的个性化刻画。

沙家马车夫兼管家西蒙被塑造为“黑鬼”的同时又是“一个黑人”。

首先，不论是源于庄园文学还是基于福克纳家族留守老仆原型(一般认为该人物与福家资深男仆耐德·巴奈特颇为相似)，西蒙的素描展现了一个乐得接受南方白人家长式统治的黑人形象。

他一出场便表现出与马的超常亲密与对主子沙家的无比爱戴。

西蒙高踞马车之上，左手持缰，右手很酷地倒执马鞭，口中叼着永远抽不完的雪茄屁股，一边慢声细语用恋人般的语调同马儿交心。

西蒙溺爱马儿。

他爱戴沙家，对他们服服帖帖庇护有加。

但他宠爱马儿。

在他的调教下，再蔫的劣马也会茁壮成长且如被悉心呵护的女子般端庄标致，如舞台演员般容易兴奋①。

这样的刻板喜剧黑人造型很快又会通过“展现其种族天性使然的夸张言行”得到加强。

理查德·格雷认为“故事中此类笼统程式化言论同《军饷》如出一辙，将黑人简化为客体。

”具有此类黑人的共性生理特点：闻起来有“惯常的气味”且常被赋予动物形象，如他的头看上去像“所有的大猩猩好奇而又干瘪的外祖父”，在主子面前“像一个大猫一样悄然挪向桌旁”。

我们最后见到其人时，他“看上去像一只青蛙”。

他以沙家品质为荣，以身为声望家族一员为傲，言必称“马车行头”“绅士”，对其他“黑鬼”不屑一顾。

他怀旧成性，驾车用的行话、高顶礼帽及老式掸帚都贴着过去的招牌。

同老白亚德一起，他极力抵制技术诋毁机器。

他甚至比上校本人还反感变革。

文中唯一展现其人内心之处，他向“主人约翰”抱怨时光不再，人心不古，礼仪不存。

年轻人好端端的马车放着不用，却要去发疯似的开那鬼玩意儿。

在白人主子面前西蒙尤其显得毕恭毕敬。

他与老白亚德之间是典型的“约翰与老主人”式关系。

沙家女管家珍妮小姐可以像训斥他外孙艾索姆那样数落他。

有趣的是，不论在沙家室内还是室外，西蒙都很少做正常人类之“行走状”，而是“拖着脚”，“蹑手蹑脚”，“轻声踱步”，“掠过”，“垫起脚”。

他死心塌忠诚于主人家，直到临末了还在大声庆祝“小主人”的诞生，高呼“过去的好时光又回来了，可不是么”。

因此，目标故事中西蒙虽得到足够重视，却也难逃刻版化常规。

但是批评家罗兹却指出，“文中多处福氏都试图重塑该人物，赋予他一个演员的智商与自由。

”诚然，西蒙大部分时间靠表演求生存。

沃尔特·泰勒较早发现其人面具特质：“《军饷》中老列车员对南方的怀旧仅代表其人对旧秩序的一厢情愿，而同样感伤的西蒙却在忠诚中藏掖着个人目的。

在‘喜剧式黑人’面具之下，福克纳见到了多重面具，旨在隐匿一个表面随和驯顺却很堕落的老者。

”赶车上路的戏剧性和处心积虑地对“沙家品质”的炫耀和维护之下，蛰伏着西蒙的清醒意识：黑人朝不保夕的所谓独立。

西蒙所得报酬看起来微不足道：一处泊车之所，杰弗生镇沙家油水丰足的厨房里一份凉拌菜和冰激凌，在他们子孙五代伺候的白人家族厨房中为家人留存一糊口之所，或许还要算上偶尔替西蒙偿还的债务。

然而一处工作之所，也即一种(如果并非唯一的)生存手段，对于生活境遇极其受限的南方黑人弥足珍贵，西蒙不敢贸然失去。

他以沙家马车和绅士门第为傲，但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免受饥饿和不安全的有限自由。

文中老白亚德就是通过威胁驱逐一战归来叛逆求变的卡斯皮而成功制服了后者：“我一周前就给你传了话，要么立马来，要么永远别来，”随即抄起根柴火棍将卡斯皮打出门外滚落台阶。

西蒙对黑人处境的清醒认识同样表现在训子情节中。

在儿子卡斯皮被老白亚德一柴火棍打落台阶之后，西蒙“扶儿子起来，略带蹒跚地拉他到马棚人听不见的地方，”一边批评他的“那些战争烧的想法，”嘟囔着“我们黑人究竟要自由干什么?”一边提醒他“当下的白人已经够咱们伺候的了。

”罗兹认为西蒙“用一谄媚式谑语笑谈黑白人相互依存的状况，从而伪装了他的愤怒”，但同时“严正告诫对方不要不考虑后果就去轻易触动一个体制所能容限的些许自由”。

此外，西蒙还通过“扮演桑搏”(Sambo playing)来避免生计短路。

对周围每一个人西蒙都备选一副面孔。

在老白亚德面前，他感伤怀旧，不断提醒后者过去的好时光和“贵人举止必高尚”的信条。

对于珍妮小姐，他“毕恭毕敬，还要大献殷勤，表现豪侠”。

在娜西莎和小白亚德面前，“他就像一只悄无声息的大猫，宽厚温顺且细致周到”。

有关“桑搏”和“扮演桑搏”的本质，历史学家威廉姆森曾评论道：从黑人角度来看，扮演桑搏其实就是一种生存方式。

当地方白人因肤色冲突而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白人也常常如此)时，桑搏是黑人得以从暴行中生存的保护面具：低头哈腰，蹑手蹑脚，低声下气以及一整套柔顺的行为规范。

白人自创了这些表明黑人没有威胁的行为标识。

这一角色有时拯救了黑人。

间接地，它有时也使得白人免于诉诸狂暴危险的行径。

这样的行径确实有损于白人自我标榜的光辉形象，即他们是庇护这些孩童般黑人的严父慈母。

个性多重的西蒙展现了霍华德·奥多姆所谓“一个真正的黑人所具有的特征”，“也即每一个黑人实际上是四个人的组合：黑人其人，白人心中的黑人，黑人有可能成为及想成为的黑人。

”西蒙因涉嫌贪污及与女混血儿美洛妮有染而惹祸上身。

身为浸礼会出纳，西蒙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挪用资金(很小的一笔)至美洛妮的美容沙龙，以图交易后者的身体。

主流批评认为这一情节不过是一则花边新闻，旨在渲染一出南方“约翰与老主人”式闹剧，从而增添故事的喜剧色彩并强化主导的“黑人即稚愚孩童”的白人观念。

罗兹却逆流而上，认为这代表“福氏塑造现实黑人”的企图，“将个人置于社会体制内，展现其自我奋斗历程。

”罗兹说如果读者追踪教堂资金从黑人出纳之手经由西蒙的“银行”转移至美洛妮实业的走向，会发现“交易的每一个阶段，从资金源到投资口，福氏考虑到了每个细节的社会可能性。

”因此，同一个西蒙被赋予了两种塑造模式：刻板式喜剧人物及更加复杂、独立、不断寻求机会发展自我的现实中人。

然而，就在读者为新西蒙的诞生喝彩，为他巧妙利用主子的家长风范为他清偿债务感到欢欣，并急于分享其即将开发的“战利品”之际，“一周后的某个早晨，头发斑白的西蒙遭了匿名钝器的致命一击，被发现死于镇上一黑人小屋内”。

笔者认为这部分解释了霍拉斯·利弗赖特“人物发展不充分”的抱怨及萨特的读后感：“从技巧角度看，小说中作者出卖了自己，通篇都可以被捉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