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汉地主庄园与中古西欧贵族庄园形成原因之比较

中国东汉地主庄园与中古西欧贵族庄园制形成原因之比较

大学初民学院2013级文科试验班国荐

摘要：众所周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东汉到隋唐，是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在很多方面都区别于前世，迥异于后世，异彩纷呈，格外炫目。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中古的欧洲，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也变得空前的紧密，市民阶层的膨胀、理性的意识也在压抑之中逐步发展。

本文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结合大量研究资料及翔实可靠的数据，为大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以农业发展为引子，以政治制度和土地制度为重点，并结合思想文化，对中古西欧贵族庄园制的形成原因进行可靠地分析。

关键词：庄园制、豪强、欧洲贵族

一、农业发展

我们知道，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经济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东西方庄园制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亚欧大陆两端生产力水平不平衡的表现，所以分析庄园制的产生原因也必然避不开对农业生产发展情况的研究。

在东汉时期（25A.D—220A.D），中国的水利工程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永平

十二年（69A.D），东汉明帝令著名水利工程专家王景、王吴治理黄河，获得了巨大成功，大大的减少了水灾的发生。①同样是在东汉，《后汉书》记有毕岚作翻车，有效的解决了从低河渠向高田灌水的问题。而且，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普及的铁犁牛耕，在东汉时期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广。前文提到的王景，在迁任庐江太守时，向百姓教用犁耕，使“垦辟倍多，境丰给。”东汉杜诗发明的水排也极提高了冶铁技术，使铁器进入寻常百姓家。

诸如此类的农业技术，给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发展，让掌握先进生产资料的大户成为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豪强地主庄园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转眼中世纪前期的欧洲，教皇格里哥利一世公然宣称：“不学无术是信仰虔诚之母”。教会推行的信条和准则是“启示高于理性”、“知识服从信仰”、“哲学(包括科学)服从神学”。所以欧洲中世纪的农业技术发展基本上是停滞的。

进入中世纪中期以来，农业技术得到了一定的进步，“其一是三圃制广泛推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百分之十五以上；其二是重型轮式犁取代了过去的扒犁，扒犁只能翻耕贫瘠的砂土，而轮式重犁则可翻耕草地和肥沃的洼地；其三是把马力用于农业生产，罗马人向来只是把挽具套在马颈上，拖拉重物时用牛可以，用马则极易窒息而死，十世纪发明了胸带挽具，套在马肩上，不但拖力提高 4 ～ 5 倍，而且速度更快；最后是水车和风车的广泛使用。”②以上农业技术的发展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耕地质量，还可以排干低地、沼泽的水，还能带动水磨。以上的成就，在9到13世纪为西欧迎来了庄园制发展的高峰，也迎来了人口的大量增长，促进了庄园制的发展。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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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力的进步无论是在东汉还是在西欧，都使集体劳作的成果空前提升，加强了统治与依附的意义，有力的促进了庄园制的形成和发展。

二、 政治与土地制度

毫无疑问，宏观的政治与微观的土地制度是东西方庄园经济形成的直接原因，而这两种制度的不同也催生了两种庄园经济的差异，本部分将着重从不同点方面来论述差异的原因。

1、人身差异

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经对东汉社会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的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身的保障。”③

如我们所知，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秀便是豪族起家，学界也普遍认为，东汉王

朝也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使豪强地主几乎不受限制的发展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迥异于各朝的田庄经济形式，并在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壮大。故此，东汉形成了这样一种颇为特殊的权力情况：东汉政府与地方豪强并驾齐驱的统领着一部分的平民，形成一种分庭抗礼的局面。如图所示：

所以东汉的庄园农要还是依附于豪强地主的。

请再让我们看两熟悉的欧洲权力金字塔图，东汉和西欧的差异也显而易见：

中古的西欧是一个二元制的社会，世俗权力与权力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在农业社会体现为村庄（village）、采邑(manor)和教区(parish)三个交

叉层次的关系。

对于大多数庄园农民来说，他们既是村民，又是佃农，同时也是教民。这三种身份各有各的功能：村民代表他的农业功能和社会身份，佃农代表着法律功能，教民自然代表的是其功能。

而据历史学家指出，“采邑的主人可能是国王或王后，也可能是高贵的贵族，或者是主教和修道院，或者只是个骑士和他的夫人而已。”④所以，中古西欧的农要依附于与世俗贵族，并且通常依附于多个贵族之间。

2、独立性

东汉的豪强地主田庄与自耕农经济相比较有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豪强地主可以“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更可以“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可见有很强的统治力和影响力。

并且有证据表明，东汉的豪强地主可以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农业工具，传播先进的耕作方法。强力的整合乱世中的各种生产资料，统一的进行农业生产，极提高了社会的稳定性，为东汉的军阀制衡提供了来自于基层的社会基础。

而西欧的情况如前文所说，非常复杂，农民被多种势力控制，在与世俗的压迫中痛苦不堪。同一个村庄的人可能要对不同的领主欠下地租，对不同的教堂欠下“什一税”（Tithe）。农民不但要向贵族缴纳地租，还要为地主耕种大约占采庄园三分之一的领地，同时地主还可以征收农民的草地、林地、炉子甚至榨汁机的使用费。

所以说，“正是通过采邑制，‘劳动的人’才能够撑起‘祈祷的人’和‘战斗的

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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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自营地农奴份地自由领有地

3土地制度与其他

以下容我希望以表格的形式清晰的呈现给您：

三、思想文化

要想了解这两方思想文化的对比，请先来让我们来看一个《圣经》当中的故事。 在旧约《创世纪》当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亚当的两个孩子中，亚伯成为一位牧羊人，而该隐则成为了一位耕种土地的农夫。当该隐将收成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看都不看一眼，却接受了亚伯的牲畜。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轻松地看出人民对于农业的轻蔑。或许正应了“日本

西洋历史学者第一人”阿部谨也的一句话：“有很长一段时间，畜牧生活都比农耕生活居于有利的地位。基督教教会秩序也是在畜牧生活的背景下形成。”

而在中国古代，农为本业、精耕细作早已深入人心。草原游牧民族的乳肉畜牧业被视为是野蛮的象征，为中原人所不齿或者说是忌惮。所以这种农耕与畜牧之间的文化差异折射出了东西方不同的思想与庄园文化。

同样是在，从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宗法制不断发展，使同宗族之间的百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加强，以至于出现了在东汉庄园中同宗同族的依附现象。

历史学家徐扬杰先生认为，东汉末年家族组织与地主庄园形态结构重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家族与地主庄园的二位一体。即“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庄园，族长就是庄园主。族长占有大量土地，将成片的土地用沟堑围圈起来，形成很大的院落或者园林，庄园部独立地进行农业和日用手工业的生产；(2)以庄园为围

未建立庄园的地方，仍然以村落为单位聚居以外，一个庄园即是一个聚族而居的

园部，而且大多环绕着族长的别墅建造”；(3)庄客的族众兼依附农民的双重身份。“一个庄园主(即族长)必须胁迫大批小农为庄客，把他们附着在庄园里，为自己耕种庄田，供自己驱使服役。⑦

四、总结

首先，从经济上看，庄园制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中世纪欧洲庄园的起源要晚于中国。

其次，从庄园私有权程度上看，很长一段时间，欧洲贵族对其庄园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中国古代的庄园主对其地产则具有完全的私有权。

第三，中古西欧贵族势力对农民的盘剥力度要远远大于东汉地主豪强。形成了，不同的分配制度。

第四，西欧庄园对于劳动者的剥削以劳役地租为主，实物地租为辅；中国则以实物地租为主，劳役地租为辅。

参考文献：

书籍及网络：

1、①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人民，2010年

2

3、③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上），吴象婴、梁赤民等译，大学，2005年

4、④【美】朱迪斯·M·本特、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宁、韵译，社会科学院，2007年

5、⑤【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

6、⑥【日】阿部谨也：《中世纪的天空下》，玉满、娴若译，三联书店，2011年

7、⑦向东：《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

8、王学典：《门阀、庄园与政治：中古社会变迁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

9、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10、【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度》，郭芳、健译，人民，2001年

论文：

1、【日】谷川道雄：《藤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

2、【日】大泽正昭：《农业社会史》

3、【日】吉川忠夫：《社会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