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教育简史应用1-5

中外教育简史应用

第一章原始社会和夏、商、西周时期的教育

应用：分析“六艺”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有那些积极的借鉴意义。

夏、商、西周的学校皆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的教学科目，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专门化的课程设置结构—“六艺”。

“六艺”教育对后世形成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重视礼乐教育。

礼乐教育一直列于课程之首位。西周统治者在课程设置上重视礼乐教育。即便是射御两科也逐渐与礼乐教育相关联，要求射御尊礼，合乎礼节。周公创制了“礼射”制度，以表祭祀之敬，君臣之礼，长幼之序。这种思想为孔子所继承，对后世的课程设置坚持以礼乐教育为核心并逐渐走向人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文武兼备、知能兼求。

“六艺”教育之中，礼、乐、书、数之教为文，射御为武，故六艺教育是典型的文武兼备的教育。

六艺教育是一种非偏向的课程设置模式。尤其是“数”的教育，属于理科范畴，实为后世科技教育之源。

汉以后的专科教育，不管是唐的医学、律学、算学，还是宋胡瑗的治事斋、清颜元的艺能斋都是以产生于殷周，发扬于孔子的“六艺之教”为依托的。

六艺教育是中国古代课程改革中的旗帜。

具体来说，它的意义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用生活的艺术改造现代技术化的生活。

2．以善统美，以美启善。

3．实现功利与审美、肉体与精神的统一。

4．实现欣赏与创造在审美中的统一。

中国古代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启示还有很多，我们只有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才能有效地救时之偏，从而推动现代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二章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

（一）官学兴衰与私学兴起的发展

应用：简析私学兴起的作用与意义。

答：私学的兴起，发端于春秋中后期，学术下移与士阶层的崛起是其最直接的因素。对教育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私学。私学是学术平民化，知识普及化的开端。私学的兴起，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地主阶级迫切需要掌握文化的人才，新的思想理论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他们成了促进私学发展的社会力量。私学代替官学，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重大变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私学依靠自有办学，自由讲学，自由竞争来发展教育事业，不仅符合历史潮流，也开辟了中国教育是的新纪元。

（二）儒家教育思想

应用：（1）如何评价孔子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教育思想在历史上的总结：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将道德教育居于重要地位，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使文化教育下移到平民，提倡“学而优则仕”，为封建官僚的政治体制准备了条件，重视古代文化的继承和整理，奠定了后世儒家经籍教育体系的

基础，总结了教育实践经验，对教育教学方法有新的创造，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原则等都揭示了以定的教育教学规律。

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教育遗产。

（2）比较孟荀教育作用论的异同。

同：两者都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中的作用。都认为培养统治人才是教育的最高目标。并都强调道德教育是教育内容的重要方面。孟子主张的教育目的是“明人伦”，与荀子要求教育培养能推行礼法的“贤能之士”，两者是不冲突的，而荀子整理的“五经”和孟子“孝悌”的教育内容更是一脉相承。

异：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认为教育作用在于“求放心”，即找回散失的本心，发扬天赋的“善端”。

荀子则从“性恶论”出发，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性起伪”，即通过后天的学习和环境影响，改造人类与生俱来的恶性。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主张“内发”，荀子倾向“外铄”，孟子唯心主义倾向较重，荀子强调学要落到实践上，具唯物主义思想。

（三）墨家的教育思想

应用：墨家学派的教育教学思想与儒家的异同。

墨子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推行教育，主张建立一个民众平等，互助的“兼爱”社会。反对命定论比孔子更彻底。提出了著名的“染丝说”，论述了环境和教育对人性形成的影响。

主张教育要培养“贤士”，由于“贤士”的主要品德是“兼爱”。内容：除了以“兼爱”

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墨子还注意对自然科学，生产技能，军事知识等技能的训练。

墨家的自然科学额有很高造诣，涉及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其中以光学最为出色的部分。教育内容论中，还包括“辩乎言谈”方面的训练，即思维方法的教育，目的在于锻炼论辩能力。墨子教育内容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教育和训练思维能力的教育上。

（四）《礼记》的教育思想

应用：分析和评价《学记》中关于教育教学原则的主张。

1.教学相长。教与学是教学过程的两个方面，教与许是紧密联系的，相互促进的。

2.尊师重道。《学记》明确指出了“师严而道尊”的思想。

3.藏息相辅。《学记》认为正课学习与课外练习必须兼顾，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4.豫时孙摩。《学记》总结了长期教育，教学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概括出“教之所由兴”和“教之所由废”的重要规律。

5.启发诱导。《学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启发教学思想，进一步概括了如何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宝贵经验，指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达。

6.长善救失。孔子曾经提出过”改过迁善“的思想，偏重于强调在道德教育中要善于克服自己的缺点，学习他人的长处。

《学记》为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专门化的形成，是中国”教育学的雏形”。

第三章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

（一）秦朝的文教政策

应用：秦朝文教政策的主要特点，对其作出简要分析和评价

秦朝奉行法家教育思想及维护集权统一的文教政策。

（二）汉朝的教育

应用：（1）汉朝文教政策的主要特点，对其作出简要分析和评价。

汉代确立实施“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用严格的师法代替自由的讲学，书本知识在教学中占主要地位，以沾据古训代替了现实问题的探讨，这便是独尊儒术政策给教育的重大影响。

（三）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应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的合理与不合理观点分析，对于今天教育教学的启发意义。

第四章隋唐时期的教育

（一）隋唐的文教政策

应用：（1）隋唐时期的文教政策的主要特点，分析并进行评价。

隋唐确立“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兼佛重道。

（二）隋唐的学校政策

应用：分析唐朝教育制度的特点并对其进行评价。

（1）学校体系的形成

隋代在学校设置方面有些创新，中央官学已有五学，地方官学也有州县学，但时起时落，并未组成一个全面稳定的学校体系。

到了唐代，官学得以恢复且有了较大发展，逐渐形成全面稳定的学校体系。地方官学向中央官学选送学生，使地方，中央官学衔接。私学，官学并存，私学承担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层次教育任务。在教育行政上官学是教育主干，私学是官学的补充。这一古代学校教育体系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2）教育行政体制分级管理的确立

隋以前，中央政府没有专设管理学校教育的机构，都由负责管礼乐的太常寺兼管学校。隋代开始，中央官学从太常寺分离，由附属机构转为独立机构，国子学后来改称国子监，既是高级教育学府，也是教育行政机关，从此实行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体制。

（3）学校内部教学管理制度及法规

隋唐时期对过去学校教学的规定和惯例加以梳理，按现实的需要，做了新的规定，使入学资格、学校礼仪、专业教学、成绩考核、违规惩罚、休假处理等方面都纳入法制轨道，此后可依法制对学校教学进行管理。

（4）专业教育的重视

隋以前的中央官学，多重视五经的传授，至于科学和技术，则被忽视，没有独立设置专业进行人才培养，到了隋唐时期，开始添设算学、医药等专科，以培养专

门人才。从教育制度发展过程来考察，这是实科教育的首创。

（5）学校教育与行政机构及事务部门的结合

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为履行某方面服务的职责，下设事务部门，这些具体部门为开展服务工作，都集中一批专业人才，并拥有必需的物质设备。隋唐时期，让这些事务部门负起双重任务，既为政府进行专业服务，又担负起培养专业人才的任务，学生在这种条件下学习，可以更好地把专业知识学习与专业实践密切结合起来。

（三）隋唐的科举制度

应用：科举考试制度的作用和影响。评价其对现代教育的借鉴意义。

作用和影响：科举制实行以后，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

1.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

2.选官有了统一的标准。凡向做官的都要适应这些标准，加强了思想统一。

3.向各地方庶族地主，平民打开门路，网罗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机会参政，扩大统治阶级基础。

4.可吸引全社会知识分子埋头读书，养成及其驯服的性格，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良思想。

科举制对教育的影响十分深刻，曾激起人们读书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四）韩愈的教育思想

应用：分析评价韩愈的人才观。

1.“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重视勤学善思的观点。

意思可理解为，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奋好学，贪图玩乐就会使学业荒废；好的

德行的成就在于善于思考，因循随便则会导致德行败坏。要勤学善思，增强本领，以便使自己能够在将来成为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才。

2.“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重视真才实学的观点。

在《师说》一文中，韩愈一方面强调从师学习的重要性，一方面，他又转引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话，强调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3.“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重视选拔杰出人才的观点。

在《杂说》一文中，韩愈把贤能之人比喻为千里马，把好的管理者比喻为善于相马的伯乐，对人才选拔与管理提出独到见。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在指出杰出人才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了善于发现和识别人才的管理者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独居慧眼的人去发现人才，识别人才，那么人才就会被埋没，被浪费，就会失去人才特有的作用和价值。韩愈以马喻人，针砭时弊，呼吁执政者应当重视发现和使用杰出人才。

4.“较短量长，惟器是适”，重视人才合理使用的观点。韩愈认为，不仅要重视杰出的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同时也要重视和善于使用一般人才。

他在《进学解》中写道，“……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较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他举木工为例，在建造房屋时，大木作为栋梁，细木则用作椽子、斗棋、门闩、榫子等等。用其所长，各得其宜，这是木匠的技巧。一国宰相也是如此，当秉公立正，不计亲疏，善于为各方面的人才提供发挥专长的条件，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第五章宋元时期的教育

（一）宋朝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

应用：科举选士制度对于教育的作用和影响。

（历代选士制度对教育作用和影响，简述中国古代选士制度的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人才选拨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的选士，养士制，历经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制，定型为隋唐及后期的科举制，科举制实行以后，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它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及考试方法。

（二）宋朝的书院

应用：（1）分析评价书院制度的意义、作用和影响。

宋初六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

书院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官方设立的书院，主要功能在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私人设置的书院，是私人治学读书或聚徒教学的场所，作为教育机构的多是私人书院。书院在一定时期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人才，促进了学术文化交流。

（三）元朝的教育

应用：元朝的选士制度的特点及其意义。

1、科举取士不是选官的主要途径

元代的“入仕途径杂乱不堪，可谓空前绝后”。在科举未实行前，官吏的选举有怯薛任官、恩荫、国子学出身以及一些临时性的选拔科。在仁宗行科举后，

出现了“由进士入官仅百之一，而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的怪况。

宋代每届进士往往少则三四人，多则逾千人。元朝则汉人、南人总计不超过五十人。名义上左、右两榜的第一名都算状元，但实际上只有右榜蒙古、色目人的状元才算真资格，左榜汉、南人的状元朝廷是不重用的。

汉、南人即使中进士入官之后，升转迁官困难，数十年沉沦下僚。终元朝之世，科举出的汉、南人即使是左榜状元，也难在政治上担任要职、发挥大作用。“省、台要官皆北人（蒙古、色目）为之，汉人南人其得为者，万中无一二，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决无者也。”至正八年（1348年），王宗哲在乡试、会试、殿试皆名列第一，成为元代唯一“连中三元”的进士，这种人在宋代没有不迅速飞黄腾达登上首辅大臣之位的，然而王宗哲最终在元代官场中却碌碌不见称道，《元史》中连他的传都没有。读书人地位低微，元代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读书人仅比乞丐的地位高一点，甚至低于娼妓，“这实在是对他们的莫大鄙视。这样恶劣的外部环境势必造成‘天下习儒者少’的状况，相对于宋代的科举盛况，元代显然是低落时期”。

相对之下，吏比起儒士从学官依例升迁来要快得多。由于科举不行，所以元朝前、中期，官员的选补逐渐形成由吏入仕的定例。

在元代，“吏道杂而多端”。元代胥吏，分布于上至中央各大机构下至各地方政府机构，他们并不是通过制度化的考试选拔而产生，无非是各地衙门通过人情关系，请托贿赂等吸收有关人家子弟谋一份“衣饭”。一般来说，“吏员必须以九十月方得出职”，出职后最高可以秩从七品官。如延祐元年（1314年）规定，“吏入转官，止从七品”。由于吏员出职比例很高，因此仅在成宗大德年间，每年由吏而进为一般官员的占元朝官员总数的很大比例，几乎相当于元朝科举取士的总

和。对此苏天爵叹曰：“科举取士，三年止得百人，今吏属出身一月不知其几”。到了元末，吏的比例更大，“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而中举者“例不过七品官，浮湛常调，远者或二十年，近者犹十余年，然后改官，其改官而历华要者十不能四五；淹于常调，不改官以没身者十八九。”因此，科举取士仅构成元代后期下级官吏的组成部分，它不是元代选官入仕的主要途径。

2、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

元朝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非考亭(朱熹--引者)之学”的作品，被当作“邪说”而毁掉。元朝的科举考试规定，在答题时《四书》、《诗经》采朱熹注，《周易》主程颐、朱熹之说，《尚书》用朱熹门人蔡沈之说，《春秋》用程颐弘淑胡安国作的传。这样，除《礼记》尚用古注疏，《春秋》许用左传、公羊、谷梁三传外，其它儒家经典一律以程朱理学的阐发附会为本。采用程朱集注的经书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是元代科举对后世科举影响最大的一项变动。“程朱学说被明确扶上了正统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权威学说。”

这种规定，后经明代一直延续到清代的科举制度，维持了将近600年。在600年的漫长过程中，对后期封建社会的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所以，从元代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几乎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影响和作用：科举取士制度经过蒙古族统治者的改革之后，它的实行，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进士的质量很高。参加科举虽不是蒙古人、色目人仕进的唯一途径，而且也不希望通过这种他们并不熟悉的科举考试而动摇他们的地位。但是，既然朝廷颁令实行开科取士，也等于为他们多开辟一条入仕入官的道路。同时，对于一些怯薛、恩荫方面优势不那么强的蒙古人、色目人来说，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而在当时的元代社会中，中下级官员主要都由吏员选拔提升而来，这些人缺乏封建道德和知识教育，一旦被提拔当官，往往更贪得无厌。关汉卿《窦娥冤》杂剧中的楚州太守桃杌，竟向告状行贿的流氓张驴儿为“衣食父母”下拜，这一夸张情节正是元代胥吏出身的贪官的逼真写照。相反，由进士担任的地方官虽只占整个元代地方官吏中的极少部分，但这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进士质量很高，他们在治理地方的政绩也比较突出。元代的蒙古、色目进士从政以后，能够把所学知识运用于实际，灵活地处理很多棘手的问题，为蒙元政治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一些蒙古、色目进士，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向皇帝进言，兴利除弊，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二）科举考试的内容是来自中国汉儒思想的精髓，并首先把新儒学——程朱理学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一向重蒙轻汉的元代统治者虽然在科举程式上公开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在科举取士时却选用了最能体现中国汉儒思想精髓的朱熹所著的《四书集注》作为考试内容。因为在至元时期，程朱理学经过许衡等的提倡，在士大夫中，它在儒学中的正统地位已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统治者中，上至仁宗，下至一些在国学中受过儒学熏陶的蒙古贵族官僚都开始倾心于程朱理学。自仁宗黄庆二年（1313年）规定将《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解经标准，即“把程朱理学抬入了科举考试的殿堂”。元代统治民族的弟子若要参加科举考试，前提就必须对这些凝聚汉儒思想精华的书籍有所掌握。在学习过程中，逐渐认识、了解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是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学习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机会，对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融合很有帮助。《元统元年进士录》记录，在成为进士的举子中，其母及妻为汉族的非汉族儒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蒙古、色目进士与汉人一样，既有名，又有字，这种情况在蒙古帝国时期

是不存在的，只是在实行科举以后，才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