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做了什么
法国传教士白晋来到中国之后有怎样的经历
法国传教士白晋来到中国之后有怎样的经历法国传教士白晋是在清康熙二十六年来到中国，是一位对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
那白晋来到中国之后有怎样的经历呢?以下是小编为你整理的白晋来到中国之后的经历，希望能帮到你。
白晋来到中国之后的经历白晋是1687年7月23日为法王路易十四选派第一批六名来华耶稣会士之一。
在出发前，他们被授法国科学院院士，并负有测量所经各地区的地理位置和传播科学之任务。
这批传教士以洪若翰神甫为首于1685年3月3日从法国布雷斯特东渡，经暹罗(今泰国)，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夏，抵浙江宁波，请求在华永久居留。
其中有一位神父被暹逻国王挽留，没有同行来中国外，其余五人最后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
这五人即为洪若翰、李明、白晋、张诚、刘应。
当时的浙江巡抚金宏以这些人无护照入境，咨文礼部，拟遣送回国。
因当时任职钦天监的比利时教士南怀仁年事已高，康熙正物色新人接替，遂批准他们进京。
白晋和张诚两位神父当即被康熙帝留京供职，其他三人则获准前往各省自由传播福音。
1688年，张诚等进宫，进献了当时欧洲先进的天文仪器，包括带测高望远镜的四分象限仪、水平仪、天文钟，还有一些数学仪器。
康熙非常喜欢，下令置于宫内御室中，并传旨白晋、张诚学习满语，9个月后学成。
白晋、张诚在向康熙讲解所进仪器的使用的同时，还向他讲解一些天文现象，并介绍了法籍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和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德拉伊尔观测日食和月食的新方法，并绘图加以说明。
白晋还将法王路易十四之子梅恩公爵送给他的测高望远镜转呈给康熙皇帝。
白晋和康熙之间的故事1690年，张诚、白晋等系统地向康熙讲授过几何学和算术。
张诚、白晋编写了满文实用几何学纲要;后来，白晋、张诚的满文讲稿整理成册，并译成汉文，由康熙亲自审定作序。
这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本《几何原本》，而汉文本则收入了《数理精蕴》。
1691年，根据康熙皇帝的要求，白晋和张诚曾准备讲欧洲哲学史，但因康熙患病不能用功而未能按计划进行。
西方教会在重庆的活动及影响
西方教会在重庆的传教活动及影响秦路华2010035123 管理学院工程管理2010级1班摘要：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最早可追溯至明朝万历年间，当时最著名的是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而最早进入重庆传教的，据法国传教士古洛东《圣教入川记》记载，为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
他们于明末崇祯年间到重庆开始传教、定居。
1895年，《马关条约》开放重庆为商埠，更多的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内地，西方教会随之在重庆迅猛发展。
如今，就连重庆的许多乡镇依然可以看到百年前建造的天主教堂。
关键词：重庆天主教堂耶稣会利玛窦利类思一、外国传教士何时进入重庆千百年来，重庆得两江之便，形成一个内陆商埠。
外国人进入以前，中国人自己做买卖，经营着这个封闭市场。
从外国人进入这块土地到重庆开埠，有约200年的发展过程。
重庆这个地方的对外交往，首先是外国传教士的进入,然后才是外国冒险家的“撞关”。
这是开埠的前奏。
外国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条款》、《马关条约》，使重庆开埠得以实现。
可以说，重庆这个门户，是在威逼与屈辱下被“撞”开的。
外国传教士进入重庆，大约要早于鸦片战争二百年。
明末崇祯年间，意大利籍神父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先到成都。
然后到重庆传教、定居。
1696年（清康熙35年），法国“司铎”（神父）梁宏仁、毕天祥在重庆定远坊杨家十字建天主堂。
1702年（清康熙41年），法国传教士建“光华楼教堂”（1860年重建为天主堂）。
1850年(清道光30年)，法国泰神父到江津接管天主教教务。
1856 年（清咸丰6年）,法国神父范若瑟在重庆就任“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川东教区”主教。
随即在重庆及川东各州、府、县派驻教士，建立教堂，发展道徒。
1864 年(清同治3年),耶稣教《内地会》进入重庆。
1881年(清光绪7年),《美以美会》在重庆建总堂。
以后《美道会》(1882年)、《复临安息日会》、《圣公会》、《浸礼会》等等相继进入，广为传教。
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与文化传播
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与文化传播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逐渐涌入中国，他们除了宣传天主教信仰之外，还带来了许多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
这些传教士的存在，对中国的文化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传教士的活动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数来自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家。
他们主要活动在广州、澳门、福建、河南等地，担任天主教的宣传工作，并与当地的士绅、官员建立了关系。
这些传教士还翻译了一些西方哲学、科学、医学等方面的著作，使中国人民有机会认识到西方文化知识和科技的最新进展。
二、西方文化传播西方传教士将许多西方文化知识传播到中国，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
他们通过翻译、出版、演讲等方式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文化、宗教、思想以及药物等方面的知识。
其中最有名的翻译者是利玛窦，他将欧洲文学、哲学、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向中国人传递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
这些知识的传播有利于开拓中国人的视野，增加了他们的学识，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
三、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影响西方传教士所传达的知识和文化，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人从西方传教士那里了解到的和汲取到的一些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形成了独特的交融。
这种交流不仅扩大了中国人的知识面，还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四、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推动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不仅传承了天主教信仰，还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他们传播的知识包括西方文学、艺术、音乐、药物等，这些知识和技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
传教士们不仅带进了新思想，还传授了许多新技术，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对中国的文化传播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当时他们传播的必然有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但也不能否认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传教士来到中国的起因
当西方传教士空洞的教 义宣传屡遭碰壁时,满足 乡土民众基本物质生活需 要的间接布道活动就成 为他们打开民众入教潮 流的简洁而有效的途径。
3.促进文化交流
部分传教士向中国介绍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并把 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并取得了中国官员和士大夫的信任和支持。
美国传教士
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 1908) 美国宾夕法尼亚人。基督教北长 老会传教士。 1863年底来华， 1864年1 月到登州传教， 开办蒙养学堂。该学堂 1876年改称文会馆，由小学升为中学， 1881年开设大学预科，1904年迁潍县， 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办的广德书院大学 部合并，改称广文学堂(后成为齐鲁大学 一部分)。他多次利用回国休假机会为文 会馆募集资金和实验设备。1880年获汉 诺威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888年获 伍士德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90年 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推选他为“中华教育会”首任会长。
德国传教士
邓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年－1630年5月11日），天 主教耶稣会德国传教士。生于 康斯坦茨。1618年4月16日，随 金尼阁在里斯本启程赴东方。 1619年7月22日抵达澳门。同行 的传教士还有汤若望、罗雅谷、 傅泛际。1621年到杭州传教。 1623年到达北京。1629年，经 徐光启推荐在历局任职，1630 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5岁。埋 葬在北京滕公栅栏。著有《远 西奇器图说》。他第一个把天 文望远镜带进中国。他还是伽 利略的朋友。
4.为欧洲殖民者的侵略活动服务
认真
听讲
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是跟随殖民者之后来到中国进行 宗教活动的.他们当中,有人以传教作掩护,在中国测 绘地图,搜集情报,为欧洲殖民者的侵略活动服务。
清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清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跨足了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包括了许多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西方传教士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当时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传教士先后进入了中国。
在他们的努力下，基督教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
但是到了清代，西方传教士的数量和活动范围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清代初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限制。
然而，随着清朝对西方的接触和开放，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
他们来到中国，除了传播基督教之外，还进行了很多其他的工作。
第一类活动是传教。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传教。
他们通过翻译或者学习中文，向中国人传授基督教的知识。
他们在中国建立了教堂和学校，传播了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
有些传教士还学习了汉语和古代文献，以便更好地传播基督教。
第二类活动是医疗和救济。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医疗和救济。
在当时，中国许多地方的医疗条件都比较落后，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疗设备能够对当地人的健康状况起到很大的帮助。
很多传教士都在中国建立了医院和救济站，为当地人提供医疗服务和援助。
第三类活动是研究和教育。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研究和教育。
他们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文献，研究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多的数据和信息。
同时，他们还在中国建立了学校和大学，推广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方法。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压制。
但是，他们的工作还是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们的医疗、教育和救助活动帮助了中国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促进了中国的社会进步。
他们学习中国的文献和研究中国史、文化等方面，也为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总之，西方传教士在清代中国的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宗教、文化、医学、教育、社会等。
清初传教士白晋在华活动及其贡献
清初传教士白晋在华活动及其贡献清初传教士白晋是西方文化传播的先驱之一，他为中国的近代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白晋自1689年来华一直到1721年去世，他在中国的活动期间，不仅学习了中文、学习了中国文化，更通过自己的教育方法和译著等文化输出，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本文将从他的生平经历、传教活动、学术贡献等多个方面来探讨白晋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
一、生平经历白晋生于荷兰的代尔夫特市，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孩子。
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关注。
后来，他希望能在传教行业中发挥自己的天赋和使命，并来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学习神学。
1692年他按照浸信会的准则受洗。
从那时起，他进一步学习了拉丁语并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
白晋出发前往中国的时候，他携带了一部分牛津词典，这个细节非常有意义。
因为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词典是他进行中西方文化对接的重要材料之一，证明了白晋对中国教育的深刻研究和投入。
乘坐葡萄牙船只来到中国之后，白晋开始了他的中国传教生涯。
在这时期，欧洲人在中国是非常稀少的，目睹清朝的盛衰，白晋开始体悟到中国的文化体系，进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
二、传教活动白晋到达中国后，他开始讲授西方基督宗教，并将其翻译成中文来传播。
在翻译基督宗教的时候，他也不忘将欧洲的科学知识带给了中国人。
他的传教活动非常成功，不仅有很多中国人前来听他的讲座，还被派往多个省份，继续传教。
在白晋的传教工作中，他注重文化的融合，希望帮助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体制实现现代化和欧洲化。
他也推广了修建和经营学校，以更好地推广西方文化。
1. 白晋首先到达中国的地方是南京。
他在南京的主要工作是改善当地的福音会会堂，让它能够适应基督教的礼仪。
2. 在福州传教期间，白晋展开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收容了大量规模庞大的信徒，建立了一群基督教的教育班级。
他还撰写了一些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翻译了宽敞的基督教经典。
3. 在南京时期，白晋发掘了许多中国古代图书，从中发现了许多与希腊文化贯穿的主题和像和荒谬的。
清朝的外国人在华传教士商人与使节的活动
清朝的外国人在华传教士商人与使节的活动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也是一个与外国人交往频繁的时期。
在清朝的统治期间，许多外国传教士、商人和使节来到中国，他们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本文将探讨清朝时期外国人在华传教士、商人与使节的活动。
一、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在清朝时期，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希望传播基督宗教。
他们通过传教的方式，向中国人介绍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同时也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带入中国。
这些传教士利用自己的医疗和教育技能，为中国人民提供帮助，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翻译了许多西方的文化经典，对中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外国商人的活动清朝时期，外国商人以贸易为目的来到中国。
由于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外国商人只被允许在指定的贸易城市开展商业活动。
他们主要经营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特产，同时也将西方的商品引入中国市场。
外国商人的到来使得中国的商品得到更广泛的交易和流通，也为中国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发展。
三、外国使节的活动清朝时期，许多国家派遣使节来到中国，与清朝政府进行外交交流。
这些外国使节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本国的权益，与清朝政府商讨有关贸易和边界问题等事宜。
外国使节在与清朝官员的交涉中，展示了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
同时，使节们也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观察和研究，为本国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和信息。
四、外国人活动的影响外国人在清朝的活动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外国传教士的活动推动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引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文化观念。
其次，外国商人的到来促进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拓宽了经济交流渠道。
同时，外国使节的活动也让中国了解了外部世界的情况，增加了对外交往的认识和经验。
然而，外国人在清朝的活动也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
一些外国传教士使用传教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侵犯和破坏，引起了一些社会动荡。
外国商人的活动也带来了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剥削的问题，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外国传教士也得以进入中国，进行传教和宣教活动。
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
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积极影响1、传播基督教外国传教士是在中国最早传播基督教的人之一，他们带着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积极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精神。
在传播的过程中，他们做了很多善举，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照顾孤儿和老人，开办医院和学校等。
这些活动深受中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2、推广现代教育和医学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也积极推广现代的教育和医学，带来了现代教育和医学的理念和技术，对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不仅在中国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医院，还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有才华的人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外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和观念，使得中国人逐渐了解了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他们也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贡献。
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负面影响1、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曾经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进行了侵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持批判态度，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干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压力。
2、带来了外来宗教和文化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带来了外来的宗教和文化，使得中国的文化受到冲击和侵蚀。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信仰进行抨击和否定，使得中国的文化传承遭到阻碍和破坏，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和冲击。
3、在中国传播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也传播了一些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心，甚至引起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
三、结语总的来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是一个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我们应该客观看待他们的活动和影响，既要肯定他们的贡献和努力，也要警惕他们的不良影响和负面作用。
希望未来外国传教士能够更好的融入中国的社会，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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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ｒｒaｙ）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ｌl MurrayＩ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名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４年,白晋带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
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０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ｕａｎCｏbo--１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
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６61—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5、传教士与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８8０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８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５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１８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பைடு நூலகம்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３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当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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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做了什么
作者：网络上美丽的福音使者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在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1８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３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的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９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