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对中国经典的译介及其文化意义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许多传教士汉学家致力于将中国经典翻译成多种外文，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从背景、方法、成果、不足等方面，探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中国经典外译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议题。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不仅希望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也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
他们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探讨。
我们分析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经典外译的贡献，包括他们所翻译的经典种类、翻译策略和方法等。
我们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翻译，评价了他们的翻译质量和文化内涵的传达程度。
我们还探讨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
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果。
例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rich A. Brecher）翻译的《易经》和《诗经》，德国汉学家花之安（Adam Schlegel）翻译的《论语》和《大学》，以及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孝经》和《道德经》等。
这些翻译作品不仅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而且对于推动中国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在翻译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如“传真式翻译”、“语义翻译”等，为中国经典的外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然而，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翻译质量方面，由于受到语言、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有时候会出现误译、漏译等现象，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准确理解。
在文化内涵的传达方面，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有时候会出现文化意象的错位或缺失，导致西方读者难以深入理解中国经典的精髓。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中国古代文学的国际传播与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的国际传播与影响首先，翻译是中国古代文学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早在公元2世纪，中国的文学作品就开始被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如佛经被翻译成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
这种翻译活动不仅促进了文学作品在国际间的流传，也为其他国家的文学进入中国提供了渠道。
例如，14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中就包含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引用和描述，为中国文学的引进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其次，传教士在中国古代文学国际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自16世纪起，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传教，带来了基督教的信仰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些传教士往往会将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工具，通过翻译和传播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来推广基督教和西方文化。
他们的努力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的作品被引入到西方世界，对西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传教士马可伯爵（Matteo Ricci）将《论语》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欧洲广泛传播，对欧洲古典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此外，文化交流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往往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例如，隋唐时期，中国的文化影响了日本，许多中国诗歌、散文和戏剧作品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演绎。
另外，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也深深影响了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如越南、韩国、菲律宾等，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子。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与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翻译、传教士和文化交流是其重要的方面。
这些活动通过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使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国际间得以传播和接受，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书店中找到许多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它们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继续在世界各地的读者中流传并产生着影响。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19世纪末，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宣传基督教。
其中一些传教士将自己翻译的儿童文学带到中国，并在当地进行传播。
这些儿童文学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等。
他们从英语、法语等原版文献着手，将其翻译成中文，并进行适应当地文化背景的修改。
这些传教士将来自西方的儿童文学译介到中国既是为了推广基督教信仰，也是为了改变中国儿童教育的现状。
他们深知儿童文学对于培养儿童良好品德、丰富想象力、提高阅读能力的重要性。
因此，他们将一些优秀的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为中国儿童提供了世界级的文学作品。
这些传教士所译介的儿童文学作品具有多种形式，包括童话、寓言、儿歌、诗歌等。
其中，童话作品如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儿童。
这些传教士还通过译著对这些作品进行注释和解读，以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并接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传教士还积极参与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
他们结合当地文化和中国儿童的生活经验，改编一些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更符合中国儿童的认知和审美需求。
他们以涂鸦绘本、流行歌曲等形式，创作了一批广受欢迎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
这些来华传教士的儿童文学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们的翻译和创作活动填补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空白，丰富了中国儿童的阅读资源。
同时，他们也将西方的儿童文学理念和审美观念引入了中国，为中国儿童的教育和成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总之，近代来华传教士对儿童文学的译介对中国的文化交流和儿童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们的翻译和创作活动不仅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内涵，也为中国儿童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这些传教士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们为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儿童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理雅各对儒学西传的重要性与翻译影响
理雅各对儒学西传的重要性与翻译影响1 绪论晚清以来近现代西方学术文化思想传播到中国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西学东渐”i。
传教士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主要媒介，他们中的部分同时也成为了“东学西渐”ii的媒介。
英国新教来华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1842年迁至香港，在传教布道之余从事儒家经典翻译iii。
理是最早从事中学西译的传教士，也“是第一位全面系统的把四书五经译成英文的西方人”iv，“被称为英国汉学三大星座和汉籍欧译三大宗师之一”v。
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文字优美，语言严谨考究，费正清形容其“阐释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精义，其贡献远在语言文字的沟通之上，它奠定了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的基础”vi，“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vii。
“19世纪的最后25年被欧洲汉学和理雅各研究者公认为是英国汉学的理雅各时代”viii。
2 理雅各对儒学西传的重要性理雅各在儒学西传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上。
本文将从理雅各的翻译数量、翻译方法、翻译的独特性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即（1）理雅各的翻译贡献、（2）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方法和（3）理雅各翻译的独特之处。
2.1 理雅各的翻译贡献理雅各翻译出版了“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和《孝经》等儒家经典，以及《道德经》《庄子》《太上感应篇》等道家经典，“同时对佛家典籍也有所涉及”ix。
美国利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吉拉尔多（Norman J·Girardot, 1943-）教授认为理雅各是“中国古代圣典解码者、儒家经典翻译家、佛经道经的先驱者”x。
2.2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方法理雅各的翻译遵从“‘对于原文的忠实，要超出对于行文雅致的关注’(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Chinese rather than grace of composition)”xi的原则，采用“文献型翻译策略”，侧重于“用译文的语言再现源文作者与源文读者交际的情景、内容和形式，强调源语文化”。
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行为看我国对外话语传播
2020·6（上）35科学普及实践基金项目：2017年空军工程大学《中西翻译史》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石雯君，副教授，空军工程大学基础部，研究方向为军事翻译和翻译史。
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行为看我国对外话语传播石雯君摘 要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圣经》翻译揭示了翻译行为背后的文化和权力等因素，而今天我国的对外话语传播仍需警惕这些因素的影响，并有意识地通过发展国家语言能力、保持文化自觉在国际上获取更多的话语权。
关键词 话语权；国家语言能力；文化自觉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0）260-0035-02清末，本来自居文化中心的中国被迫进入了世界竞争体系，并吃了败仗，由此退居世界文化边缘，从而开始了对泰西之学的疯狂追捧。
而西方传教士在这场中国语言文化巨大变革的浪潮中，起到了明显推波助澜的作用。
传教士同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是尊重中国的独特文化、以他们的方式来影响具有话语权的文人阶层，从而提高《圣经》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还是彻底改变中国的文化与语言，使其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改造并在这一旗帜下得到统一。
这一段历史对于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的构建有着借鉴意义。
1 西方传教士翻译行为的转变基督教传教士自明末清初以天主教传教士为代表到19世纪以新教传教士为主流，在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二者在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中所采取的策略却并不相同。
最初的天主教耶稣会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景仰并采取了依儒的翻译策略，然而新教传教士对中国言语和文化是持贬斥态度。
1.1 权力关系的转变福柯的权力理论和布迪厄的三大资本论将语言学研究带入了社会学领域。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具有标示、分类和规范的作用；语言不但在社会中的权力资本冲突和争斗中被定义、被塑形，而且也在确认使用者在等级制度中的身份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定位[1]。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等文化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东西方两种文明和思想在交流过程中势必引起碰撞和冲突，这造成了明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读，其混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内核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尽管如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标签：传教士；明清时期；语言；翻译；碰撞与误读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并将其介绍到欧洲的文化活动，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国文化时，造成欧洲国家对中国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解。
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及其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以期对这次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传教士向欧洲介绍汉字1.制定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编纂词典明清时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淫，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 ①，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传教，语言就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因此，传教士迫切地感受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掌握中文是征服中国、改造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唯一途径。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使用罗马字母来标注汉字的读音，并以此为启发编纂中西字典，为欧洲人认读汉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最早采用了这一拼音方案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至1588年间合编的《葡汉辞典》。
由于早期的罗马字母体系不完善，如：声调和送气音的缺失，造成了许多汉字读出来的音不准确，从而引起交流过程中听者理解上的偏差。
尽管有这些缺点，《葡汉辞典》载有近代葡汉两种语言文字，是世界上第一部欧汉双语词典，为中国的音韵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明清之际传教士翻译概述
明清之际传教士翻译概述
在明清之际，传教士翻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帮助西方的文化和
知识流入中国，也促进了中西方的交流。
早期的传教士翻译主要是为
了宣传基督教的信仰，而后也涉及到了文化和科学领域的翻译工作。
最早的传教士翻译可以追溯到南明时期，当时的传教士翻译主要
是天主教传教士。
他们通过翻译传教书籍、圣经、礼仪和宗教典籍等
方式，向当时的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信仰。
其中，奥意浅释是最
著名的传教书籍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教士翻译在文化和科学领域也扮演了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例如，著名的传教士郎世宁翻译了许多西方科学书籍，
包括《天体物理学》、《解析几何》等，将西方的科学知识传入中国。
同时，他也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天文学校——南洋科学院，为中
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传教士翻译在明清之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帮助
西方文化和知识传入中国，也促进了中西方文化和科学的交流。
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翻译活动研究综述
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翻译活动研究综述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翻译活动研究综述近年来，关于晚清时期国内新教传教士在华翻译活动的研究持续增多，这一重要课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旨在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探讨其对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影响。
晚清时期，众多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希望通过传播福音和翻译圣经等宗教文献来推广基督教。
这些传教士们在进行传教工作的同时，也不断进行翻译活动，将各类宗教文献、文化著作、科学知识等翻译成中文，以满足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需求，并为本地教育做出贡献。
首先，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将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政治等知识引入中国，使当时封闭保守的中国社会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
通过翻译和传播，中国人开始了解西方文化和思想，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对现代化的思考和探索。
这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次，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不仅翻译了许多基督教经典作品，还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化典籍，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蒙克的绘画理论等。
这些翻译作品丰富了中国的教育资源，为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传教士们还开办了许多学校，培养了无数中国人才，为中国的现代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矗此外，晚清时期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在文学领域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许多传教士将中国文学经典如《红楼梦》、《西游记》等翻译成英文，并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些翻译作品增加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打开了一扇窗户。
然而，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传教士们在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宗教观点和价值观，使翻译作品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其次，由于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传教士们在翻译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偏差或误解。
综上所述，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是一项重要的研究领域。
通过对其翻译活动的综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的贡献，及其对中国文化、教育和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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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对中国经典的译介及其文化意义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
自传教士的时代开始，中国古代经典便不断被译介，这正是“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典型互动。
比如马礼逊（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在翻译出版《圣经》的同时，也翻译过《三字经》（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ｉｃ）、《大学》（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等等。
白晋（Ｊｏａｃｈｉｍ Ｂｏｕｖｅｔ）对《易经》的译介、卫礼贤（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对“中国心灵”的深入发掘，同样如此。
更值得注意的，则是曾在香港生活３０年、又在牛津大学担任汉学教授２１年的理雅各（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
亨“恕，仁也”之训，ｆ恕”。
这至少有两点｛ 第一，在基督教自
：如《论语·卫灵公：》：“人性皆善，而：
￡于善，而不当复论喜
：有所劝；以怨报怨，！德，则刑戮之民也。
扶怨报德”对举，应诱
ｔｈ ａｒ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ｎｄｕｒ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ｈ￣：ｓ ｈｉｓ ｏｗｎ ｐｅｒｓｏｎ ｌａｓｔ，
雅各的翻译中，《道是一种相似的“否定。
其实这种否定性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ｂｙ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Ｙａｎｇ Ｈｕｉｌｉｎ
￣ｎｄａｎｃ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ｕ Ｈ９ｒｅ ｌｏ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ｎｆｕｃｉｕ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ｋ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５） ｉｓ ｔｈ￣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ａｓ ａ ｇｕｉｄｅｔｃｔｉｃｅｄ ｂｙ ｍｏｒｔａｌｓ ａｌｌ
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ｌｅｎ ａ ｓｈｅｅｐ，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ｏｓ￣
ｉｔ ｈｅ ｓｅｅｍｅｄ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ｌ：ｉ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ｉｌ
ｌｅｎ＇ｓ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ｖ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 Ｉ－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ｕ
￣ｔ ｉ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ｉｔ ｉｓ ｍｏｒａｇｒａｐｈ ａｓ ＂ｔｈｅ ｕｓｅ￣ｅｓｎ＇ｔ ｌｏｓｅ ｉｔｓ ｐｏｗｅ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