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对中国的消极影响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 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 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 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 片，待遇十分优厚。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 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 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 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 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 “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 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 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 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前驻上海的美国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 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 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 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 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 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
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 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 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 中加入“归还旧址”以后，天主教在华 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 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
传教士对中国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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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基本指的是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 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虽然有些宗教，很少 到处传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传教士来扩散 它的影响。虽然任何宗教都可能送出传教士，一般传教 士这个词是指基督教的宣教师。实际上佛教是最早大规 模传教的宗教，沿着丝绸之路送出他的信仰。
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 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 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认， 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 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甚至 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 （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 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 （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 来华的。
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 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 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 在近代中国,西方传教士是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殖民侵略才 取得了在中国传教和办报的特权和立足点,并随着殖民势力的 不断扩张,其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一时占据了中国新闻报 刊业的主导地位,另外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在物力、财力和人力 等方面与本国相联系。这就使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 依附于外国政治势力,于是他们所办报刊也就往往为外国对华 殖民侵略服务,为本国政府服务,从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 对华侵略的喉舌和传递情报的工具。教会报刊还登载了大量 的有关中国政治体制、对外关系、经济贸易、历史地理等方 面的介绍文章,为外国殖民者侵华提供了有关情报资料。更有 甚者,有的报刊还直接参与了刺探、搜集和提供中国军事情报 的活动,刊载了许多有关中国军队调防、兵力配备、军事设施 及沿海军事布防的调查情报。
• 虽然最初传教士是迫于在华的居住的权利才协助 政府的侵略工作，但大多数传教士应该都默许并 积极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工作。例如第一次鸦 片战争的帮凶郭实腊，一八三五年二月，商务监 督劳卑增聘郭实腊为翻译，年俸800英镑。一八三 六年义律升为商务监督时，曾多次与郭商议如何 在清廷内部销售鸦片。郭献计到：“要路显官， 尽为奸佞之徒，为苞笡是尚。朝廷命官有嗜好鸦 片，故倘以贿赂扩张贩路，必能达到目的。”他 还向浙江人民勒索供应品，收买奸细为英国清略 军提供情报。当英军侵略上海时，他协助指挥作 战，沿街烧屋，残暴屠杀。很明显，中国从封建 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这些传教士是分 不开的。
参与贩卖鸦片
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 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 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 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 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一 些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的，接受鸦片商人的 资助，更有甚者，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 贸易。传教士们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 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 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 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 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 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长。
• 传教士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on）是英国政府的官方翻 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们为英军提供情报、 出谋划策，成为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 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 （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 在英军司令璞鼎查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 强力抵抗，心里胆怯，打算后撤，马儒翰力劝璞 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马的建议， 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传教士郭实腊从 1831年到1838年间，曾十次侦察中国沿海，搜集 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成为他参与 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资本。在战争期 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 需。
• 早在鸦片战争前,传教士主办的《中国丛报》 就鼓吹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政策,煽动用武力 打开中国的大门,公开宣称:“根据中华帝国 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 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并公开提出用武力 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倘若我们 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 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而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该刊发表的《新政策》 一文,则公开提出了中国在外交、内政、铁路、 财政、新闻、教育、军事等方面由外国人主 管或由中外共管的改革方案。
如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来评价历史上西方
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们一方面不应该否认历史上
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当中的确有个别人犯下过跟传教
士身份不符的一些劣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羞辱了上帝之
名；另一方传扬福音而来，同时为中
• 当时在华的许多传教士都认为，要使中国人 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鸦片 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对殖民侵 略的作用直言不讳：“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 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 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
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侵入中国始，就 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的工具。传教士 受差会派遣，要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 闻汇报回国去，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 成为帝国主义的情报员和帮凶。
国人民做
了很多好事，对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
• 顾长声在《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 一书中交代了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来华背景。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产业革命，工业 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英国更大规模的对外殖民扩张，海外传 教事业由此应运而生。”我对之句话的理解是，在一个国家 要进行殖民扩张或者更可怕的掠夺战争时，思想上的侵略往 往比武力上的侵略更为深刻与持久，这也与当今欧美大国对 中国暴露出的“文化侵略主义”有着相通之处。由此我认为， 英国传教士的最初来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蓄谋已久的企 图。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传教士自身完全是报着为政府服务的 目的前来的，他们有些人在更大程度上报着虔诚的信仰和道 义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