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人性论思想

黎鸣先生认为，人生追求的最终极的目标是智慧，因为在人类历史中，只有智慧，才真正是永垂不朽的；除此之外，无论权力、金钱、名望，都是会随着肉体一道速朽的。人生智慧有三：坚定地信仰真；顽强地求知善；敦厚地仁爱美；任何人，只要遵循这条“坚定”、“顽强”和“敦厚”的人生之道，才不至于“白活”，才可能真正上承祖先，下启后人，才可能真正提升和光大中华民族，并最终有利于整个人类世界建立文明社会。中国青年必须永远铭记的人生格言：

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予人。

墨子：考之，原之，用之。

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卢梭：人生而自由，而无往不在枷锁中。

康德：最适用者莫过于好理论。

怀特海：19世纪最重要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方法。

黎鸣：人生追求的最终极目标是智慧，因为只有智慧才真正永垂不朽。

人生智慧有三：坚定地信仰真；顽强地求知善；敦厚地仁爱美。

西方人性论起步较晚，其研究始于文艺复兴后，以1739 年休漠的《人性论》为标志。在中国，更多地有将人性与动物相比的

倾向，因此不可避免地更多地体现人较之于动物的优越性，故而易形成“性善论”。而西方有深厚的宗教传统，其在人与神的比较中更易反思人的劣根性，故而更多的持“性恶论”。当然，人性也具有多重性，本文试从西方一些代表人物的思想来展现西方法理中的人性论。

一、苏格拉底“熟悉自己”

在西方哲学史上，智者普罗泰戈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相对于古代那种以“神的尺度”看待万物而言，显然是一种进步。但这个命题也存在歧义，正如黑格尔所分析指出的：“因为人是不定的和多方面的：每一个就其非凡性说的人，偶然的人，可以作为尺度;或者人的自觉的理性，就其理性本性和普遍实体性说的人，是绝对的尺度。”既然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其中自然也就包含了“人是自身的尺度”。所以在苏格拉底之前，智者学派也主张人要“熟悉自己”。但智者学派所说的“人”，一般说来，只是强调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只凭个人的感性经验和欲望、利益行事，只从个人中心出发评判事物。这种思想在古希腊民主制上进时期曾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但后来却走到反面，加速了民主制的蜕变。苏格拉底看出这一点，他要从根本上改造这种“人”的形象。那就是把感性的人改造为理性的人，以聪明和知识作为人的本性。苏格拉底强调，人应当凭借理性正确熟悉自己，并且在理智活动中确立道德价值和社会生活准则。

为此，苏格拉底对“熟悉自己”提出了新的观点：熟悉自己并不是熟悉人的外表和身体，而是要熟悉人的灵魂;而熟悉人的灵魂，不在于熟悉灵魂的其他方面，而在于熟悉灵魂的理性部分。只有熟悉到了灵魂的理性部分，才是真正熟悉了自己。所以，黑格尔指出：“智者们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不确定的，其中还包含着人的非凡的规定;人要把自己当作目的，这里面包含着非凡的东西。在苏格拉底那里我们也发现人是尺度，不过这是作为思维的人，假如将这一点以客观的方式来表达，它就是真，就是善。”

在苏格拉底看来，因为人性的本质在于理性，所以，人生的最高目标就应当追求正义和真理。因此，苏格拉底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理性基础上为道德“正名”，批判智者的以个人为中心的道德观，探求人的内在道德本性，确立社会生活中人的道德价值体系。这一点，就是苏格拉底的道德主义政治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二、柏拉图：人的灵魂是理智、激情和欲望的统一

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继续了他的老师关于人的特性在于理性的观点。所不同的是，柏拉图把理性上升到宇宙论和本体论的高度加以论述。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中的理性来源于宇宙灵魂中的理性，只是人的灵魂中的理性的纯洁度较差，属于第二、第三等的理性。这是因为在人的灵魂中，

除了理性以外还有感觉、欲望和情绪，这都是由外界的火、气、水、土等因素所造成的混乱。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正像在国家中有统治者、卫士和工农群众一样，个人的灵魂也有三个部分，即理智、激情和欲望。其中，理智是聪明的，起着领导的作用，激情服从它，成为它的助手。音乐和体育的教育可以加强理智，并且使激情平稳。欲望在灵魂中占据最大部分，它贪得无厌，必须受到理智和激情的控制。假如理智、激情与欲望三个部分和谐相处，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与欲望服从而不违反它，这个时候灵魂就处于最佳状态，这个人就是能够自制的人。因此，柏拉图认为，当理智、激情与欲望三个部分做到各司其职，和谐协调，那么灵魂便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秩序井然，这就是个人灵魂的正义和健康的表现;反之，假如它们不守本分，相互斗争，都想争夺领导地位，就造成了灵魂的不正义。(柏拉图《理想国》)柏拉图之所以花许多篇幅来论述个人灵魂中理智、激情和欲望之间的关系，旨在表明个人灵魂的正义和国家的正义，它们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非凡地，由于柏拉图强调理智在灵魂中应该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要想做到正义，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由享有最高聪明的哲学家为王了。由此可见，柏拉图的人性论正是他的哲学王的理论基础。

三、亚里士多德：“人是一个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揭示了人性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社会性。亚里士多德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假如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这就是说，人天生具有合群的倾向。不然，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

第二，义理性(或趋善性)。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辩认，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政治学》)又说：“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假如不讲礼法、违反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政治学》)这说明，人类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一起，构成社会，是因为人性中具备了一种重要品质，即义理性或趋善性。

第三，理性。人类为什么能够知道义理，趋善避恶?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因为人性中还包含着一种可贵的特性，即理性。他说：“人们所由入德成善者出于三端。这三端为出生所禀的天赋，日后养成的习惯，及其内在的理性。”(《政治学》)“理性实为人类所独有。人类对此三端必须求其相互间的和谐，方才可以乐生遂性。(而理性尤应是三者中的基调。)人们既知理性的重要，所以三者之间要是不相和谐，宁可违反天赋和习惯，而依从理性，

把理性作为行为的准则。”(《政治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是凭借理性，人类才懂得善恶，过一种幸福生活，所以，相对于天赋、习惯来说，理性是最重要的。

第四，欲望与兽性。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性中不光有理性、社会性等特性，而且还包含着欲望与兽性的因素。他说：“人类的欲望原是无止境的，而许多人正是终生营营，力求填充自己的欲壑。财产的平均分配终于不足以救治这种劣性及其罪恶。”(《政治学》)只要是人，难免都有欲望。只要加以理性的引导和调节，就是正常、合理的。假如不加节制，就可能造成危害。亚里士多德把这种能够造成危害的欲望称之为兽欲或兽性的因素，他说：“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考虑到人性中所包含的一些负面因素，所以他反对人治，强调法治。

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中包含社会性、趋善性、理性，以及欲望与兽性。其中，理性与趋善性是最根本的特性，但欲望与兽性又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指出，“必须用法律来订立有效的教育，人欲没有止境，除了教育，别无节制的方法。” (《政治学》1266B29-30)这表明，亚里士多德强调法治的政治思想也是建立于他的人性论基础之上。

四、“犬儒学派”：自然主义

先要说明一点，由于史料的限制，笔者对于犬儒学派关于人性的直接言论所知甚少，只能通过该学派的相关言论，以及后人关于该学派的思想概貌和一些代表人物的行事方式的记载、描述来间接了解、推知他们的人性观点。这当然是一种很不足取的做法。笔者也曾几度考虑放弃论述犬儒学派。但考虑到这个学派确实比较独特，所以最终还是选择论述这个学派的人性论。

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 (约公元前444～前365) 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奠基人。生平不详。年轻时曾参军作战，曾是智者高尔吉亚的学生，后来一直跟随苏格拉底学习。据记载，他的著述很多，但流传下来的只是一些片言只语。“犬儒学派”这个名字象征一种道德上的警觉性，就像猎犬似地吠叫，提醒人们节制欲望;同时，也表明“犬儒学派”人物宣扬和践行一种最简单、粗鄙的生活方式，如同狗一样。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斯泰尼把苏格拉底所说的人生最高目的的“善”解释为顺应自然，将个人欲望抑制到最低限度，摒绝一切感性的快乐和享受。他认为，“只有德性才是高贵的”、“德性自身足以获得幸福”。他还认为“德性是不能被夺走的武器”、“男人和女人的德性是共同的”据色诺芬《会饮篇》中的描述，安提斯泰尼是一个满足于俭朴生活的人。但苏格拉底看出他的俭朴生活是矫情做作，沽名钓誉，当安提司泰尼翻开他的破烂外衣给人看时，苏格拉底说：“透过你外衣的破洞，

我看到你的好名之心。”另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述，安提斯泰尼与苏格拉底一样崇尚理智，他说：“聪明是最牢固、最可靠的堡垒，既不能被攻破也不能被出卖。”他还提出“有聪明者是自我充足的，因为其他一切善都属于他”，“有聪明的人在公众面前不是根据已设定的法律行事，而是根据德性律行事。”由此可见，安提司泰尼所谓的“德性”其实相当于“理性”，也就是“聪明”。这种理性是人性中所固有的、是自然的。

第欧根尼(公元前404-323年)是安提司泰尼的学生，他把犬儒学派思想推向了高峰。他建立了一种落拓不羁，最粗陋贫穷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最闻名的犬儒。一根树枝，一件外衣，一个讨饭袋，一床夜里当睡窝的被子和一只水杯，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家当。他像前辈们一样，在雅典到处游荡，住在神庙、市场乃至木桶里。他认为这种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就是顺应自然和个人自由。第欧根尼崇拜神话中大力神赫拉克勒刻苦磨砺自己的行为，他本人亦身体力行，践履这种所谓符合“自然权利”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灵魂上的，健康和力量都属于本质性的事物。”他声称这样做能给他带来自由，而他要个人自由胜过其他一切。他主张人应满足于最原始粗朴的生活，只应取用自然的东西，而不必去研习音乐、几何、天文等学科，不必去搞什么创造发明，那些东西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他曾说过：“什么也不需要是诸神的特权，只需要一点是像神的人的特权。”他还提出，“人们应当选择与自然本性相符的工作而不做无用之功。

这样，他们可以生活得很幸福。”据说，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第欧根尼。第欧根尼正在晒太阳，亚历山大大帝就对他说：“你可以向我请求你所要的任何恩赐。”第欧根尼回答说：“请走开，别挡住我的阳光!”第欧根尼继续、发挥安提司泰尼的教义，认为“善”就是遵从自然，压抑人的一切欲望。在他看来，人类文明已造成人的堕落和罪恶，所以要改造生活，使它返朴归真，回复自然。他指出，原始人虽然没有火、衣服、皮革等器物，但同样能生存。一切文明和技术进步实际上已都用于邪恶。他批判高贵的门第、声誉和一切显赫的东西都是浮夸的罪恶装饰品，金钱尤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人们只顾追求快乐，满足欲望，而不注重如何改善道德和促进正义。第欧根尼好象要否定人类的一切文明，但其实他还没有发展至如此极端。他很重视法律，认为“社会没有法律便不可能存在”。

第欧根尼像他的老师安提司泰尼一样，而安提司泰尼又与苏格拉底相似，经常向一些行为不轨的年青人作道德箴规，希望通过重振道德、拯救人心来阻止古希腊的衰落。这反映了早期犬儒学派的特点，即以改善灵魂作为自己的使命，主张道德兴邦。萨拜因在其名著《政治学说史》中曾指出，犬儒学派的哲学基础是这样一则教条：明智的人应当是完全自我满足的。这就是说，只有在他的能力、他自己的思想和品质范围内的东西才是构成美好生活所必需的。除了道德品质以外一切都无关紧要。犬儒学派反对家庭和社会的一切礼俗。这种思想是一种在虚无主义一词的最

彻底的意义上返回自然的学说。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开篇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那些认为自己可以脱离城邦而存在的人非兽即神。英国学者巴克指出，这句话似乎在攻击犬儒学派。“实际上，犬儒者轮流扮演这两种角色：有时是神，是纯粹理性的造物，是不受激情搅扰的，自足的;有时是兽，为了表明自己反对所有整洁而体面的‘传统’品质，他们把自己搞得邋遢不堪。”这个批评不无道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犬儒学派的人性理论及其实践的矛盾之处。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就是从人的社会性角度批评犬儒学派那种回归自然的人性理论。

五、马基雅维里：“人性恶劣、易变”

马基雅维里(Nicollo Machiavelli 1469 ? 1527)是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一位备受争议的政治思想家。主要原因是他在政治上主张绝对的君主专制，并为此出谋划策，精心设计了一套所谓“非道德主义”的、“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君主统治权术。撇开这些道德上的争议，从客观的、中肯的角度而言，正如马克思所说，马基雅维里“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更具体地说，马基雅维里是从人性和经验主义的角度去考察、研究政治，再把考察、研究的结果转化为他的政治思想。所以，人性论是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一块基石。

马基雅维里对人性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人性易变”。他说：“人民的性情是轻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轻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基于此，他告诫君主说：“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预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马基雅维里熟悉到，君主之所以为君主，是以民众作为基础的。所以，君主必须注重观察和调控民众对自己的态度。这样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即选择被人爱戴好呢，还是被人畏惧好?马基雅维里的回答是：“最好是两者兼备，既让人爱戴，又被人畏惧。”但君主要做到两者兼备是很困难的。所以，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马基雅维里的选择是：“取被人畏惧，舍让人爱戴。”这是由于“被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但为什么说被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安全些?马基雅维里解释说：“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轻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就是说，人性易变，轻易忘恩负义，所以“爱戴”是靠不住的。

马基雅维里之所以选择“畏惧”而舍弃“爱戴”，还基于他对人性的另一看法，即“人性恶劣”。他说：“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27]客观事物不断变化，所在的利益关系也随之变化。而由于“人性恶劣”，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趋利避害，所以人的好恶情感也在不断变化，所以民众的“爱戴”

之心是靠不住的。这个观点显然有异于一般认为君主要尽可能得到民众的爱戴和拥护。不过，总的说来，马基雅维里还是认为，君主要以民众为基础，与民主搞好关系。他说：“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

总之，人本主义是西方人性论的基础，对人性的认识，决定着人们对过去的理解，对现在的的把握，以及对未来的设计。要与世界接轨，首先要在思想上接轨，而这又需要找出人的共性，形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局面，进而寻求“和而不同”的特色，产生出国内、国外和谐共处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