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抗清斗争为主线的南明史研究新视角_评顾诚_南明史_王铁男

收稿日期：2015－04－16作者简介：王铁男（1989—），男，吉林长春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

以抗清斗争为主线的南明史研究新视角———评顾诚《南明史》王铁男（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大连116082）［摘要］南明的历史，是明清史研究的一个特殊时期。

这段历史既是朱明王朝的余绪，又是清朝的创业史。

顾诚先生所著的《南明史》是顾先生潜心研究十数年南明史研究的成果，是迄今为止南明史研究的最高峰。

在这部著作中，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以抗清斗争作为南明史研究的主线，极大开阔了南明历史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南明史；抗清；历史人物评价［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6－0090－04doi ：10．3969/j．issn．1671－5918．2015．16－044［本刊网址］http ：//www．hbxb．net南明的历史，既是明朝历史的余绪又是清朝开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清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南明历史的记录，曾经在清朝血雨腥风的文字狱下被肆意篡改、歪曲和隐瞒，但是在清末民初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当时实际的需要，南明史的研究曾经出现过两次热潮。

柳亚子在1941年发表《南明史纲初稿》，钱海岳先生于1944年完成了纪传体版《南明史》。

建国以后，先有谢国桢先生的《南明史略》，继之南炳文先生著《南明史》。

国外的研究成果有美国人司徒琳的《南明史》。

1996年5月15日，顾诚先生为该作品撰写后记，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姊妹篇”的《南明史》终于完稿，1997年这部被誉为南明史研究里程碑的作品正式付梓。

这部书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并荣获了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随着顾诚先生《南明史》的出版，许多南明史研究的新成果随之面世。

顾诚先生以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精确的史料考证奠定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何龄修先生为之折服，评价这部南明史“它当然不是填补空白之作，但却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只有顾诚教授一人真正前后贯通地、比较透彻地掌握南明史。

”这部《南明史》之新，首先体现在打破了传统学界以弘光继统为上限和以永历败亡为下限的南明史研究范围，从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殉难写起至康熙三年（1664）著名的夔东十三家抗清基地覆灭为止，拓展了南明史的研究范围和视野。

顾诚先生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

这是因为朝廷虽然覆亡，明朝政权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尽管在具体时间上相差不远，但我们应该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继统。

”同理，1664年夔东十三家抗清基地覆灭，清朝完成中国大陆的最终统一，应当视为南明史的结束。

关于顾诚先生南明史的时间断限问题，李治亭在《南明史辩———评＜南明史＞》中提出反对意见，坚持传统的以“1644年农历五月三日弘光政权成立，是为南明史起始时间。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帝被俘于缅甸，南明最后一个政权覆灭，标志南明史终结。

公平地说，此种划分符合史学界通常所使用的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

”李治亭认为顾诚先生的断限方式将南明史等同于“武装抗清运动史”。

“明亡四十余天后，始有弘光政权之创建，其后又有隆武、鲁监国、绍武、永历等政权相继成立，它们之间虽无父子相继关系，但都是朱氏子孙继统，延续明朝国号，史家才将此四个政权定名为南明，其历史概称为南明史，且与明史区别开来。

如果没有朱氏子孙继统，成立相应的政权，即使有江南半壁，臣属众多，何以称‘南明’？如郑成功、郑经父子于永历亡后，仍奉明号，毕竟朱氏已绝统，南明史也就无从谈起。

”李治亭的“南明”是相对于已经灭亡的明朝而言，其含义依然只是一个国号的延续，而顾诚的“南明”则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反抗满洲贵族征服保卫家园的旗帜，二者的含义有层次上的不同。

其次，关于南明史的内涵，以往的南明史著的中心线索是弘光、隆武、鲁监国、绍武和永历几个南明政权的建立与覆灭，而这部作品“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

”颂扬了广大汉族军民反抗满洲贵族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的英勇斗争，强调历时二十余年的反清斗争之所以最终归于失败，并不是如后世清朝统治者所吹嘘的满洲八旗军力强大所向披靡，而是抗清势力内部的矛盾重重，相互之间钩心斗角，导致力量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而被满洲统治者各个击破———“南明之不振，关键在于从来没有一个能够调动全部抗清力量的权威核心。

清廷内部虽然也常有钩心斗角，但大体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

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

这一时期中国境内的主要矛盾是广大汉族人民与满洲贵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在中国大江南北风起云涌。

清廷的实际掌权者睿亲王多尔衮、顺治帝福临等满洲贵族所代表着的是一种相当落后的生产方式，实行的是极其野蛮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征服政策，在与南明各方势力的军事冲突之后，动辄大举屠城，包括大同、南昌、扬州等当时规模较大的城市以及无数中小城市都被清军屠戮一空，清军的政策是降亦屠城不降亦屠城（如大同城最终开城投降，但是清军依旧屠城），相比之下，当年蒙古入主中原之时对于坚守不降的城池才实行屠城，满洲人比当年蒙古人更为残暴野蛮。

但是满洲八旗的兵力和后备兵员都非常有限，单凭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国，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己的内耗从而打倒了自己。

此外明清鼎革之时，以洪承畴、吴三桂等为代表的无数汉族官僚为了自己一己私利充当满洲贵族的走狗、刽子手，其双手沾满了自己同胞的鲜血。

在顾诚先生的《南明史》具有鲜明的是非感和强烈的民族精神，抗清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剽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第28卷第16期总第158期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所以南明各政权对清的战争是正义的反征服战争。

清军占领黄河流域以后自以为得计，征服者的嘴脸暴露无遗，大肆屠杀汉族军民，并加紧推行圈地、投充和缉捕逃人等适应其落后生产方式的恶政，占领南京后，又强迫汉族人民改变风俗传统进行剃发易服。

关于圈地投充、剃发易服等清初恶政，李治亭在《南明史辩———评＜南明史＞》中这样解释———“迄今，没有人否认清在统一过程中，实行过民族高压政策，如圈地投充、强制汉人剃发易服，将满族习惯强加给汉人，实质是满汉不同文化的尖锐冲突，理所当然地遭到汉族部分士大夫及民众的抵制和反抗。

其实，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如春秋战国时的赵武灵王，变易华夏人的习惯，‘胡服骑射’就是向‘胡人’学习；北魏孝文帝改革，强迫鲜卑人习汉俗，加速其进步，都取得了成功。

清朝鉴于历史教训，唯恐满族被汉化，力保本民族文化，故将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加给汉人，针对江南士大夫及民众抵，即以强制手段，甚至不惜以暴力贯彻其政策。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汉人、士大夫都反对。

如，孔圣人、亚圣孟子的子孙，是儒学的传承者，至清入关后，也乖乖剃发易服，接受顺治赐给的封号。

所以，我们无须夸大剃发易服问题的严重性。

”李治亭的这一番论述，将清军入关初期的一系列恶政所造成的至今无法消弭的恶劣影响一笔带过，并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和魏孝文帝改革搬出来作为历史证明，竟然将满清的剃发易服与胡服骑射、魏孝文帝改革相提并论。

首先，胡服骑射和孝文帝改革易服都是主动的、自愿的接受异族事物。

其次，胡服骑射和孝文帝改革易服都是学习对方的先进事物。

再次，胡服骑射改革仅限于军队的服装，并没有改变中原汉族宽衣大袖的传统冠服。

最后，胡服骑射和魏孝文帝改革都促成了本民族文化和国力的大发展和大飞跃。

反观满清的剃发易服，汉民族在满族的武力威胁下被迫接受其服装和发型，整个过程不见社会发展和文化飞跃，伴随始终的仅仅是无止尽的杀戮，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时至今日整个汉族似乎忘记了汉服的存在，汉服作为我们的传统服装彻底退出了我们的生活舞台，仅仅被保存在博物馆冰冷的橱窗之中，这对于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来说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

而李治亭先生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竟然将剃发易服与胡服骑射、魏孝文帝服饰改革同日而语，是一种荒谬的行为。

此外，李治亭还以孔、孟的后人接受剃发易服作为例证，想说明顾诚先生夸大了剃发易服的严重性。

然而纵使是孔、孟的后代也终究是血肉之躯的凡人，面对生命的威胁选择屈服和妥协是人之常情，不能作为弱化剃发易服恶劣影响的依据。

而顾诚《南明史》中记载了这样的史实———孔子后人孔闻謤面对剃发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满以为可以为孔家抵挡一阵，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碰了钉子，因是孔子之后免除死刑，革职永不叙用。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六章中记载了多尔衮的无耻谰言：“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

并有力地驳斥道：“完全是强词夺理，一派胡言。

他自己的祖辈和父亲努尔哈赤在反叛明朝以前，世世代代都是明帝国的臣属，以接受明朝廷的封号、官职、敕书为荣；明朝的汉族皇帝从来都没有强迫女真族蓄发带网巾，遵从汉制，难道不是铁一般的事实吗？清廷统治者把不肯放弃本民族长期形成的束发、服制等风俗习惯的汉族官绅百姓视为逆命之寇，一律处斩，这种凶残暴行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李治亭文章中指责顾诚的此种抗清的观点是对清朝的全面否定，反对顾诚先生使用“征服”一词，认为“征服”一词乃暴力的代名词，含有贬义，“《南明史》明指清朝为‘征服者’的一方，汉族及其他民族为被‘征服’的一方，其意甚明，就是否定清朝参与国家的重新统一。

”清军入关自始至终都是伴随着暴力与杀戮是毋庸置疑的，满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自然是有权参加统一中国的角逐的，但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从一个善良的人的角度出发，由满族来统一中国，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付出的成本是最大的。

顾诚先生在作品中也强调指出，“本书着重分析当时各派势力的成败得失，而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小，最有利于推动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

”为了证明清朝统治者敢于打破历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力主“中外一家”，李治亭引用“雍正皇帝说得好：清朝‘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

’他还针对汉族士大夫中存有满洲为‘外人’的观念解释说：满汉名称‘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别也。

’（《清世宗实录》卷130）一个封建皇帝能够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如此精辟地阐明汉满关系，而20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识见还不如一个封建皇帝，岂不是倒退！”但是雍正时期的清朝和入关之初的清朝是否具有可比性呢，经过顺治、康熙两朝汉化的满族和入关之初的满族能否同日而语呢？其实顾诚先生在《论清初社会矛盾》一文里曾论述过这个问题，指出正是通过南明长达20年的斗争，满洲贵族才真正看到汉族人民当中蕴藏着的雄伟力量，特别是认识到如不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便无法稳定他们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