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关系史 (1)

正是在“天朝上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以及儒家思想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清政府认为对外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对外推行朝贡贸易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前来中国的外国使节都被称为“贡使”。外国使节来华的任务，就是前往京城朝见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贡献给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値回赠相当物品，这就是所谓的朝贡贸易。
下面我们从宁波港为例论述下条约制度对中国近代化的阻碍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宁波的侵略势力迅速扩大，他们在宁波取得一系列的特权，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西方列强还在宁波开办银行，控制宁波的对外贸易，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使宁波的传统棉纺手工业和冶铁业面临破产。宁波实行了半殖民地的海关制度，第一任宁波海关税务司是英国人华为士，从此宁波海关的管理权落入洋人之手。西方列强利用控制海关的权力，肆意压低外商货物的关税而提高华商的税收，这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同时受到帝国主义的严重阻碍。由于中国没有关税自主不能对弱小的民族工业进行保护，因此弱小的民族工业根本无力在重工业方面同外国资本进行竞争，只能投资一些轻工业。因此中国近代没有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受到严重的剥削和掠夺，中国实际上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
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M】宁波出版社.1999
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M】宁波出版社.1999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泛滥，而取得战争胜利的英国人则试图建立中外交往的新制度。按照这种说法，英国发动鸦片鸦片战争目的在于废除纳贡制结构，换句话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鸦片战争虽然是因为鸦片贸易引起的，但它本质上是英国推向全球霸权的侵略战争。如果单纯的是一场贸易战，为什么要战败的中国割地赔款？为什么英法联军要火烧圆明园？费正清把鸦片战争说成贸易战实质上掩盖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掩盖了对中国的掠夺。他过度强调了条约制度对中国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弱化了条约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当然费正清作为一个西方人来看待条约制度有自己的民族立场和看法，这是无可厚非的。
伴随着“天朝上国”梦的破灭，中国逐渐从朝贡贸易体制转向条约口岸体制，这对中国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中国发生这种转变的过程是被动的屈辱性的，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大量主权和财富，中国实际上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转变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技术，使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这个过程的主流是对中国近代化的有利影响，不利影响是支流。可以这么说西方列强建立条约口岸制度主观上是进行贸易掠夺中国财富，但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费正清过分强调条约口岸制度对中国近代化的促进作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列侵略中国事实的掩盖。
清朝朝贡贸易体制（闭关政策）是鸦片战争前实行的严格限制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的政策。它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是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清政府对西方列强在中国东南沿海海盗式骚扰的一种抵制。然而，这种抵制徒劳无益，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活动，但它不仅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抑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使中国失去了推进工业化的契机，而且使中国与世隔绝，阻断了中国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因此，条约制度这个近代中国的插曲是出现在“王朝虚位”的一个世纪中：这时清王朝中央权力衰落，政治动乱接踵而来，最后，一个崭新的中央集权在根本不同的一种党的专政制度下逐渐建立起来。这个重建中央集权的过程最后与城乡民众的政治活动相结合，也与为发展经济而广泛应用现代技术的活动结合了起来。从大处看，条约制度兴衰的一百年来，经历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开始及其高潮，也经历了中国人民对侵略不断增强革命反抗的各个阶段。中国的主权在条约中不断受到损害；随着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兴起，主权渐渐地又得到了维护。虽然通商口岸在开始时只是沿海贸易及对外交往的边缘地带的中心，可是在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它们成了斗争的主要焦点。因此，必须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条约制度形成的时期，看成是外国对中国生活施加错综复杂和惊人影响的起始阶段，尽管这一有着外国影响、特权、控制和最终是掠夺的时代，在中国人民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关键词：天朝上国，朝贡贸易，条约口岸，双刃剑。
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社会极端黑暗腐朽，清政府的吏治日益腐败，大小官吏贪风炽盛，营私舞弊，贿赂公行。乾隆时期揽朝政二十多年的权臣和珅，用各种手段积累的不义之财竟达四亿两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八年的财政总收入。地方官吏巧取豪夺，更是无孔不入。在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下，人民生活十分悲惨。军队也很腐化，武备废弛，广大人民生活每下愈况，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但是清王朝统治者还是抱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以替乾隆祝寿为名开始了访华之旅，这次访华之旅的真实目的是“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取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马嘎尔尼向乾隆抛出他们此行真实的目的──派使臣常驻北京；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的时候，乾隆皇帝一口拒绝，他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费正清认为西方列强与其说是用殖民地方式对中国进行剥削（它着重对原料和利润的榨取以及为西方官员提供职位），毋宁说是有特权的外国人参与了使中国人生活西方化的尝试。他认为中国正是通过条约制度下的通商口岸才得以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外国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思想，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费正清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费正清过度强调了西方列强对中国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弱化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所带来的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作用。下面我们加以论述这一阻碍作用。
2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这一时期，通商口岸出现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萌芽这是很有见解的观点，因为条约通商体制使中国通过通商口岸打开了与世界对话的窗口，与世界紧密的联系起来。中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给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思想，对于打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正是由于认识到中西方生产力的巨大差距，才逐渐破除了“天朝上国”的神话，从而广泛开展“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清政府内的洋务派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向西方工业国家采购海陆军先进武器，增强国力、军力，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清军（以淮军为主）海陆军的武器装备已经完全西化，并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当时，清朝的北洋舰队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舰队。同时中国建立一系列近代化的军事和民用工业，如汉阳铁厂，开平煤矿，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费正清的观点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费正清认为通商口岸如上海成为中外共管，文化混杂的中心城市，它们对整个中国有日益扩大的影响。通过通商口岸向外扩散的影响像滚滚洪流，它大大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国家政体及社会制度的解体和改组。在
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对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从朝贡贸易转向条约口岸体制有着详细的论述。费正清写道：“英政府要求签订条约只有一般性目的，即废除纳贡制结构。1842年南京条约取消了只准在广州进行中外贸易和广州特许的公行垄断商来进行中外贸易的限制，从而开始了国与国的外交关系。印度鸦片和外国侵略已经开始捣毁中国排他性的藩篱。中国的战败使烟毒进一步泛滥，而取得战争胜利的英国人则试图建立中外交往的新制度。这一点，他们在后来的二十年内办到了，其间他们与清廷及其地方官吏有时一致行动，有时则发生冲突，而与法国人、美国人、俄国人的关系也是如此。从1842—1844年至1858—1860年这段时期，这些新制度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初期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上。”
硕士研究生/学年第学期期末考试答题纸
考试科目：课程编号：考卷类型：（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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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上国梦”的破灭
——从朝贡贸易到条约口岸
摘要：1840年英国军舰的大炮把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唤醒，中国人一夜之间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面对所谓“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的对外关系体制也逐步从朝贡贸易体制转向了条约口岸体制，换句话说也就是逐步从闭关锁国转变为对外开放。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种转变是一个被动的屈辱性的过程，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大量领土和主权，中国实际上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转变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技术，使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我们以宁波港为例来说明通商口岸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宁波开埠使宁波商业性农业经济有所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的同时，宁波农产品的商业化日益发展。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民族资本所经营的纺织业和食品工业，增加了对原材料的需求，这更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宁波农业进一步卷入商品经济中了，农产品的日益商品化，促进了集市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批新的集市。宁波市区在19世纪80年代新设了县前市，家井巷口市等7个集市。商品经济的活跃，必定使商业日益繁荣，伴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宁波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产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宁波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宁波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遭到了破坏，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宁波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为宁波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提供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提供了劳动力市场。19世纪宁波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如1879年的宁波广德兴机器厂，1890年王宝全开办的广兴铜匠店和1887年开办的通久源机器轧花厂。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宁波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产生了，如创办浙江近代第一个棉纺织企业的严信厚。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通过通商口岸向外扩散的影响像滚滚洪流，它大大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国家政体及社会制度的解体和改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