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稳定论评介

摘要霸权稳定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很有影响的流派之一,但其霸权产生稳定的基本思想并不符和当前美国主导下的世界。

霸权并不能产生稳定,相反,霸权主义还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理解这一点,对于我国正确处理对外关系、更好地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字：霸权稳定论，产生背景，理论结构，意义ABSTRACT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s one of the influential theories in the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But its thoughts of origin don‟t match with the theories which are conducted by the American currently. Hegemony cannot mean the stability of the world; instead, hegemony is one of the resources leading the world unstable. Once understand this, it has great importance for our deal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keep the world in peace.KEY WORDS: hegemonic stability, background, theory structure, meaning一、霸权稳定论的产生及背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也是霸权稳定论的始作俑者。

他在《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 》(1971) 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是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首创,但后来由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的。

罗伯特•基欧汉所提出的“后霸权主义”是对霸权稳定论的修正,但在理论上却与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有很大差别。

在对30 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研究中，金德尔伯格认为大危机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制止危机的责任，停止“让你的邻居当乞丐”的以邻为壑的政策，特别是无人愿意充当阻止金融危机蔓延开来的最后借贷者的角色。

因此他认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定者”(Stabilizer) ，它的责任在于为剩余的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流向可能的借方；在金融危机银行关闭的紧要关头，作为重新启动金融的最终借贷者而发挥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的主要教训是，世界经济想要稳定，就必须有一个稳定者”。

后来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旦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一个稳定者。

他还把稳定者的责任又增加了两项：维持国际汇率结构和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另外，他还在第一项责任中增加了与别国分享短缺资源的内容。

在经济学上，金德尔伯格的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是共众商品论。

所谓公众商品是指“个人、家庭或公司在消费这种商品时，不会减少其他潜在的消费者获得这种商品的数量”。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

他认为一个社会中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共众商品，即安全、正义和公共工程。

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发展了这一概念，把社会安定、稳定的国民收入及再分析、政府对企业过度行为的控制政策等等都算作公众商品。

金德尔伯格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国际经济学当中，把各国的民族利益看作是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经济的稳定视为全球商品(cosmopolian goods) 。

他曾专门论述了国际公众商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的内容。

首先是和平，其次是开放的贸易体制，统一的度量衡和固定的汇率等。

一个社会的共众商品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但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只有那些大国才有能力提供国际上的共众商品。

金德尔伯格甚至认为“稳定者”的五项责任就是一种公众商品。

稳定论的政治学基础则是有效政府论。

正象凯思斯从大危机中得出结论，政府应干予市场一样，金德尔伯格也在研究大危机中认识到大国应该承担起维护国际市场的责任。

他从18-19 世纪欧洲政治发展中得出结论，没有普鲁士王国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德国；没有撒丁王国带头，意大利也不会走向统一。

因此国际经济的真正稳定需要一个世界政府。

但在尚无条件建立这种政府的情况下，该有谁来担当领导呢?“小国没有经济实力，同时也不负有维持经济体系的责任，因此没有任何必要行使领导权”。

它们只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搭便车者”(free riders) 。

中等大小的国家虽然“足以损害这个体系，但却不足以稳定它”，因为它们的行为好象自己是无足轻重的小国一样。

只有大国既有能力又有责任来领导国际经济体系，1914 年以前这个大国是英国，二战以后则是美国。

金德尔伯格不喜欢政治学家用霸主来称呼这种领导国。

在他看来，霸主(hegemon) 是“随心所欲地去干”，而领导者则是“基于道义的熏陶和所处的地位不得不而为之”。

一、霸权稳定论的经济阐释霸权稳定论提出，开放并且稳定的国际经济的政治条件至少有三个。

首先，一个或几个国家必须进行经济和政治领导；领袖国的任务是提供稳定的国际货币，促进自由贸易，确立管理国际商务的公平规则。

其次，稳定的国际经济必须建立在主要经济大国的合作基础上。

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必须相信自由贸易和其他形式的国际商务对他们有利。

而这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体，因此，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

根据霸权稳定论，开放性的市场经济创造出一种集体商品（或称公共商品）。

在国际关系领域，也存在着这种集体商品，比如最惠国原则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制度——对一个国家减免关税的待遇必须扩大适用于所有国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稳定的国际货币也是一种集体商品。

此外，对国际安全的提供与保障，也可以算作一种集体产品。

霸权国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种种商品。

因为自由经济体系不可能自行生存延续，而必须在长时期内通过占支配地位国家的活动加以维持。

此外，霸权国家的经济可以发挥几个对于世界经济的运转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为了限制冲突，确保平等，或者创造和谐一致的环境，霸权国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国际机制。

这种机制规定了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从而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执行自由经济的各种规章原则，并鼓励别国分担维持世界经济体系所需要的费用。

其次，霸权国还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管理汇率结构，并对各国国内货币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

此外，霸权国通过率先对外开放本国市场，可以推动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它的对外投资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

通过技术转让和知识扩散，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技术和专门知识。

总之，霸权国通过控制金融资本、特殊技术和自然资源，以及本身强大的军事实力掌握了领导其国家经济的手段。

霸权国建立和维持国际自由经济的动机是什么？霸权稳定论认为，这主要是出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利益考虑。

为了确保长期利益，霸权国愿意为支持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而支付短期的和额外的费用。

例如，在二战后的二十年里，美国把它的许多狭隘的经济利益服从于盟友的经济利益，避免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为民族主义目的服务。

霸权稳定论的核心词是“自由”，即：国际经济是建立在自由市场规则基础上的，例如开放和非歧视原则。

霸权稳定论并不认为没有霸权国国际经济就不能存在和运转。

显然，国际经济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存在的。

该理论强调的是，除非霸权国存在，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就不可能繁荣和充分发展。

但是只有霸权存在，还不足以确保国际自由经济的发展。

霸权国本身也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

霸权国的社会目标和国内权力分配必须有利于国际自由秩序。

霸权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内经济结构，是决定各国对国际自由经济态度的关键因素。

在霸权国不遵守自由主义市场规则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帝国制度，对弱小的国家施加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限制。

而且，主要经济强国必须在支持自由制度的社会目标上完全一致。

其他强国也必须对市场关系的发展感兴趣，霸权国只能鼓励而不能强迫其他强国遵守开放性世界经济的规则。

因此，自由市场体系的出现和发展必须要有三个前提条件：霸权国的存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

从历史上看，既有利于霸主领导，又有利于世界自由经济兴起的环境条件只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

由于中产阶级在政治上获胜，并坚持自由主义思想，英国可以施展它的影响，把世界经济引入自由贸易的时代。

英国经济卓有建树的榜样，主要经济大国普遍接受的自由理想，以及显而易见的贸易利益，鼓励了各国进行关税减免谈判，并且向世界市场敞开大门。

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率先促进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建立，与英国在19世纪的情形颇有类似之处。

美国及其盟国建立了体现着自由原则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而后，美国在减少贸易壁垒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

在英国和美国的鼎盛时代，国际市场和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关系都扩大了。

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和自由主义的盛行，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对政治领导的需要。

在一个各国政府越来越只顾本国人民福利的世界上，执行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让本国人民获得好处的政策的意向占了上风。

建立在市场原则上的全球经济和建立在国家干预原则上的国内经济之间固有的紧张关系，也迫切需要对国家政策与经济的实践进行更好的协调。

近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曰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来承担。

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美国越来越感到难以胜任。

供需条件的结构性变化、美国的领导能力与愿望的减退，终于使战后自由国际经济的局势严重恶化。

1959年以来，美国的消费已经开始超过储蓄和投资。

过多的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包括军事开支及对外政策开支），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经济。

然而，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于优势地位，美国还能够使进口的商品与劳务远比其出口多得多，而且一直能通过美元输出及向外国举债来弥补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

美国经济的剧烈波动、蔓延中的保护主义的威胁以及美国经济增长对输入资本的依赖。

这一切表明，美国的经济领导权的确大大削弱了。

这是因为，国际市场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经济竞争和价格机制驱使市场经济迈向生产效率、经济发展和各国市场一体化的更高水平。

各国经济实力的分布也会相应改变。

所有这些决定了市场力量最终会破坏霸权，改变已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