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型叙述声音完整版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4>完整的圆：《女游击队员们》
莫尼克· 威蒂格（Monique Wittig ）《女游击队员们》（1969）建构了传 统西方文学中至今堪称最能包罗万象、最地道的女性主义集体型叙事形式。 统筹话语的是女性社群这个观念,用“她们”（elles）这个称谓。这个女性 整体“反雄体”（antiphallic）的能指是大写的“O”。这是一个无限大的 圆圈，圆心无所在，圆周无所在。这个圆的运动就是革命，它是“女神的 标志，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是镜子、自我、太阳、实在与虚无、结束和 更新、绝对平等和完美的均衡、无等级的联合、“无界限”的封闭。 《女游击队员们》写出了女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借此重新格言化了叙 事文本，即，重写格言既然是女性激进运动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方法也 是叙事形式的组成部分。及至女性大获全胜，她们的叙事权威也就完全变 成集体型的，声音即是抗争，话语就是反抗。
三、集体型叙述声音
集体型叙述声音：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者表 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 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在其叙述过程中 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叙事权 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获得 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 下来。
苏珊· S.兰瑟把集体型叙述声音分为三种表现形式： 某叙述者代某群体发言的“单言”（singular）形式， 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simultaneous）形 式和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形式。 集体型叙述基本上是边缘群体或受压制的群体的叙述现 象。在兰瑟看来，通过单言、轮言和共言的叙述模式来 表达带有政治意义的女性集体的声音是可能的。
<2>孤立的抵抗：盖斯凯尔、朱伊特和奥多斯小说里的 集体型声音“我”
19世纪产生的女权主义、废奴运动、工会运动、戒酒运动以及其他带有激进色 彩的改革运动为小说的创作拓展了空间。集体型女性权威的出现有了可能，然而， 伴随着这种潜势出现的，却是虚构叙事大规模的单一化。 伊丽莎白· 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镇》 （Cranford)(1853)，萨拉· 奥恩· 朱伊特《 尖冷杉之邦》（The Country of the Pointed Firs）(1896),玛格丽特· 奥多斯《 玛丽亚· 克莱尔工场》都塑造了女性组成的社群，塑造了一些女性叙述者，她们 能暂时置身于各种社群之中，为之摹写，为之提供合法化依据。
集体型叙述声音的优点
她以《女人十日谈》（The Women’s Decameron:A Novel） 为例，这部小说借用了薄伽丘式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一个每种 叙述声音都享有很大权威的女性社群，十个女人轮番担任着同 故事和异故事的叙述角色，每位叙述者都有各自的兴趣和偏好， 也都有表明自己权威的声音要表达。所以，集体型叙述声音为 女性在文本中表述自己的心声提供了良好的避风港和有力的叙 述手段，它的多元化与目的的同一性为女性建构叙事声音的话 语权威提供了灵活多样的策略。
一个作家的意识尽管可以深得灵感启发，复杂多样，集体型的叙述声音却终会揭 示出个体作者性的局限。
<3>散与合：现代小说与集体叙述形式
为了赋予集体型的主要小说人物以集体型叙述声音，产生了两种各具意 识形态内涵的叙事技巧： 一是同时型叙事：一种以字面的“我们”为形式的第一人称复数叙事， 各种不同的是声音同时发出一个声音。同时型叙述声音指的是这样一种 叙事状态，其中叙述声音和叙述视点都是集体型的表述。例：《最蓝的 眼睛》中的“我们”指代的是两姐妹，后来包括其他的黑人青年，最终 代表一个更大的社会群体。《最蓝的眼睛》和琼· 蔡斯的《波斯女王朝》 （1983）也才采用了此手法，但实际上使通过孩子来运作的，或者可以 说是成年人回忆共同的童年时代的叙述声音。
总结 这三种叙事形式既是确定的，又是开放的；既是限定的， 又是灵活的；既是强力的，又是危险的。每一种叙述声音 的存在本身都在传达着信息，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它本 身就是一种“内容”。然而，每一种叙述声音又依赖者文 本表述和接受的语境而产生其价值（亦即产生意义的关 键），而价值也就在读者接受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我们要一方面开发新的、具有挑战性的叙述声音形式，一 方面也需要建构更有弹性、促人思智的叙事理论来阐明它 们。
二是顺序性叙事：每种叙述声音轮流发话，“我 们”于是在一系列相互协作的“我”中产生。这 种叙事形式的功能有点像尚日的“烦琐诗”；各 类拥有某些共同社会身份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文本中却没有任何统一的经历和标准性的意识。 它使每个叙述者都彼此保持距离，形成一种孤离 的权威。同时每个叙述者也帮助构成一幅赫然可 辨的社群图景。
<1>团结与静寂：《千年圣殿》、《女人之冤》
莎拉· 司各特（Sarah Scott）的《千年圣殿》（Millenium Hall）(1762) 和玛丽·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人之冤，玛丽亚》（The Wrongs of Women or, Maria）(1798)这两部小说表明，18世纪的小说不论可以采用 何种常规的叙事形式来创建集体叙述声音，但是其（英语的）话语中却 缺乏鼓励女性社群、特别是鼓励同性恋社群的不同阶级共存群体的有利 因素。这些技巧形式方面的可能性无以转换为权威性的文本。
总结
叙述声音不仅建构并主宰者叙事形式，它同时还激活着自身的一条依 稀可辨的“情节线”。
这三种叙事模式各自都显现出某种意义同时掩盖了其他意义；女性要在西方文 学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三种叙事模式都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型叙述声音在结构上具有有利条件，并享有超乎凡人的叙事特权，随时都 可能建构自己的霸权地位，然而，这种形式又可以是拆除现存权威的有力武器。 个人化叙述声音的权威较受限制，它建立某种稳固的叙事霸权的可能就相对小 一些。但是这种叙述声音任然具有用某种单一意识吞没读者的能量。另一方面， 如果个人化叙述声音能够把自己表述为“疑问式”，那么“我”（“I”）就变成 了对话中多元化的声音。 集体型叙述声音冒充成个人化的作者，声称具有自我强化的多样性。（作者和 个人型叙述声音具有相当于传统作者权威的单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