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医学

隋唐时期的医学隋唐时期中医药学的发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系统全面整理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出现了若干大型专著；二是与国际之医药交流，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的突出发展；三是朝廷的关心支持，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隋唐时期，无论朝廷或医学家们都对基础医学理论研究给予了较大的关注。

例如：隋代统治者组织医药学专家集体编撰大型医方著作《四海类聚方》达一千六百卷之巨，还组织太医博士巢元方等集体编撰专门论述病因、病理、症候的巨著《诸病源候论》。

是书列载病症一千七百余条，分述各科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变化、体征与症候等。

由于这部书之宗旨是论述诸病源候的，所以一般均不涉及治疗之原则和方法。

但其中也有一小部分病症例外讨论了诊断、预后以及导引和手术治疗问题。

这部专著不满足于传统的“千般疾病，不越三条”的病因学说，而是更加重视实际观察经验的理论总结。

因此，对传染病共性的认识和不同传染病的特点的描述，对疾病之分类或某些疾病的特点的记载，以及对医疗技术创造发明的重视等，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论述。

例如：强调疥疮治疗要“虫除病愈”，条虫病因是生吃牛肉所得，漆疮因个体素质关系，外伤肠断必须进行肠吻合术治疗等等，学术水平都明显超过了前代。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对中国医学乃至日本、朝鲜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作为重要的中医典籍而得到广泛的引证和发挥。

关于《黄帝内经·素问》的研究，在隋唐时期也有新的重要进展。

如王冰继南朝梁代全元起注释《内经》之后，次注《黄帝内经·素问》，使其难懂的文辞和欠明了的医理，得到注释和阐发，从而扩大了《内经》的影响及其在医学上的推动作用。

此后一千多年来的数百家《素问》研究者和注家，都是以王冰次注本为蓝本的。

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隋唐以来，新药品种不断增加，外来药物使用经验日益丰富，而旧本草“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鈆锡莫辨，橙柚不分”①等，存在的错误相当严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药也十分混乱。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医药学家苏恭（原名苏敬）在个人修订本草的基础上，于高宗显庆二年（657）上书请求朝廷详定本草。

苏恭的请求得到唐高宗的赞同，于是征召医药科技等名家二十二人进行本草学的修订。

为了编好这部书，朝廷命令天下郡县将所产地道药材按实物绘描成图，与标本一并送上。

同时制定了统一收录删节的原则，即：“《内经》虽阙，有验必录；《（名医）别录》虽存，无稽必正。

”此外，还要求“下询众议”，“定群言得失”，征询各方面的意见。

经过举国上下共同努力，于显庆四年（659）完成了修订任务，定书名为《新修本草》。

全书共五十四卷，包括正经二十卷，目录一卷；又别立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目录一卷。

共收药八百五十种，分药物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九类。

书成后颁布全国。

这是我国由政府主持，动员全国力量编撰，并由政府颁行全国的第一部药典。

其时代远早于国外的药典颁行年代。

《新修本草》也称《唐本草》，可以说是集唐以前本草之大成，完成后除颁行全国作为医学用药的准绳外，并列为国家太医署的教科书。

本书不但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迅即受到国外重视，日本、朝鲜的医药学教育也都以此为课本。

这部著作不仅广征博引，而且吸收了国内外的先进成就，如：记载用白锡、银箔、水银制成齿科汞合金填充剂等，这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疗技术。

①孔志约：《新修本草·序》，见《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版。

孙思邈和《千金方》孙思邈《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是我国早期的医学百科全书。

孙思邈幼年多病，为筹汤药之资而家产罄尽，但攻读经史百家著述和研习医药之志不改。

自谓“青衿之岁，高尚药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

他在医药学的钻研上，更是坚毅刻苦严肃认真，“至于切脉、诊候、采药..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志学之岁，驰百金百徇经方”。

因此，孙氏终于取得了卓越成就，为发展中国医药学做出了伟大贡献。

他博极医原，精勤不倦；广采众方，百年不懈。

先后撰成《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各三十卷。

孙氏尝谓人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①故以“千金”命名自己的著作。

《千金要方》分二百二十三门，列医方五千三百余首，按妇产、小儿、五官、口腔、传染病、杂病、外科、急救、食治、养生、诊断、方剂、针灸等分科叙述，有理论，有经验，内容十分丰富。

《千金翼方》完成在《千金要方》后三十年，是孙氏为补充“要方”之不足而编撰的，是《千金要方》的姐妹篇，所以二者的体例基本相同。

后世医家认为孙氏的两部《千金方》是我国早期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这是很有道理的。

譬如：重视妇幼保健，以丰富的经验总结和在理论上强调并促进妇产、小儿独立设科，重视按各科每一种疾病逐一叙述对本病的理论认识和各家治疗经验等，在许许多多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上明显超过了前人。

如脚气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夜盲症、糖尿病、急性黄色肝萎缩、营养缺乏症以及免疫技术、咽部异物剔除技术、正骨技术、针灸技术等等，均为现代研究者所称道。

《千金方》成书后，不但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国外如古今日本、朝鲜和现代的美、德、法等国，也很重视孙思邈学术思想和医疗道德的研究和继承发扬。

①孙思邈：《千金要方·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年版。

王焘与《外台秘要》王焘（约670—755），宰相王珪的重孙。

王焘青少年时期多病，常与当时名医交往，逐渐对医学产生兴趣。

后任职弘文馆，管理国家图书达二十余年之久。

在此期间，他努力攻读医药书籍，心得体会也日益增多。

尤其是他深刻认识到以前中医学的重要缺点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

此外，他在认真攻读医药书籍的过程中，每每摘录要义却苦于其书不注明出处而很难确知时代与作者。

因而，他立志要改变上述缺陷，于是更加勤奋刻苦，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资料。

其间，他虽然被迫离开弘文馆，贬守房陵，但其整理医药学文献，促进医学发展的意志坚定不移。

他一边处理政务，一边仍编撰医书，终于在天宝十一载（752）实现了心愿，将秘密枢要之方，编撰成书，命名为《外台秘要》。

该书共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门，每门皆以《诸病源候论》、《内经》或张仲景学说之理论贯其首，并分卷别类收载各种病症治疗医方六千余首，有着明显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

其次，凡他所攻读的五、六十家之古方，或数千卷新撰，只要《外台秘要》引用者，皆一一注明出处。

这是我国医学文献强调详注引文出处之始。

因此，他被誉为我国古代整理医学文献的大师。

由于王氏治学严谨，并且《外台秘要》所引用的医学著作多已散佚不存，所以《外台秘要》成为现代医学家研究唐代以前医学和据以辑佚、校勘古医籍的重要参考书。

蔺道人与正骨医术蔺道人，已不知其名。

九世纪中，唐统治者推行废止寺院以促进僧侣还俗从事耕织的政策，蔺道人也由长安流落江西，隐名埋术，过着半自耕的生活。

后来由于帮他耕种的彭姓老人之子，因打柴多处骨折筋断，又求医不愈之际，他用埋没多年的正骨医术为病人治愈了折伤，并由此名闻乡里。

此后，他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这位彭老人，并以《理伤续断方》相赠，不辞而别。

彭老人称蔺道人为仙，故将所得之书名之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理伤续断方》是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书，内容比较丰富，并有着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反映出我国在九世纪前骨伤科理论和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例如，“总论”中所叙述的诊断治疗方法和步骤，强调运用麻醉、拔伸之牵引，收入骨、捺正之复位，夹缚之小夹板固定，外敷内服药物及早期之全身和局部活动等，已为现代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和实验研究给予了科学的论证。

太医署和医学教育我国医学教育历来是以师带徒的传统进行的。

六朝创始而隋唐继之兴办了医科学校教育，而且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

唐太医署实际上是一座国家医科大学。

其规模之大，学制之健全，课程设置之新，教学目标之高，考核制度之严，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

例如，太医署属太常寺领导，除设太医署令、丞以及府、史、医监、医正等行政、教学管理人员外，下设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以及药园等五个系。

在医科之下，又分有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角法（理疗科）等五个临床治疗学科。

教师则根据不同水平分有博士、助教、医师、医工等职务，博士、助教负责授课，医师、医工则多承担临床治疗教学的辅佐工作。

当时在校师生员工等达到近四百人之多。

在学制以及考核晋升方面，其规定也是很严格的。

例如：医科系之体疗是七年制，疮肿、少小是五年制，耳目口齿是三年制；对学生成绩的考核，月考由博士负责，季考由太医署令主持，年终或毕业考试则由太常寺丞主考。

品学皆优者可提前分配任职，若不及格者则要降级且不得超过两年，否则则予除名。

在课程设置和分科重点教学方面，其制度也是比较严谨的。

例如：各科学生均须学习的医学基础课《明堂》、《素问》、《针经》、《本草》、《脉经》等，要求“皆使精熟”。

在共同学完基础课之后，则分专科重点教学，即所谓“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

在分业教习上，各科均有不同的学习重点和明确的培养方法和目标。

如药园在京师有良田三百亩，栽培种植药材以适应联系实际进行各科学生教学和培养药园师之需要。

“药园师以时种莳，收采诸药”，“凡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花实，草石骨肉之类及有毒无毒、阴乾采造时月皆分别焉”，使学生能“辨药形，识药性”等。

唐代除朝廷之国家医科大学外，地方也多办有医学校，其规模当然比朝廷要小，师生最多者二十人，并强调：“各于当界巡疗”，“掌州境巡疗”，“医药博士以百药救民疾病”。

从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衡量，此等地方医学教育更有进步意义。

国内外医药学术交流如上所述，中医学在隋唐时期已居于世界先进之列。

但是，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医药学仍较落后。

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交通的发展，中原与边远地区在医药学方面的交流也进一步繁荣。

例如，与西藏地区，随着汉藏关系的改善和文成公主、金成公主之结亲，中医学大量传入西藏，并有多种中医典籍先后被译为藏文。

松赞干布等还命令藏医、中医、印度医、阿拉伯医等编撰藏医学著作，其中影响最大者是宇陀·元丹贡布等编撰的《四部医典》，约成书于公元八世纪。

是书内容丰富，是藏医、汉医和印度医学等在西藏综合发展的一次总结。

是书被全译或节译为蒙汉文外，还有俄、英等文字，影响广泛，为世界藏学家较关注的一部藏医古典著作。

在四川、云南、贵州的一些地区，也由于与内地的交流，使原来“只知卜巫，不晓医药”和“杖头挂食，遥以哺之”的落后习俗得到了改变。

在北部和西北部，这种医药交流随着丝绸之路也繁盛起来。

中医学和中医相继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得到发展，这些地区的医疗经验和药物也更多地传到内地，并为内地医家撰著所采用，从而更加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宝库。

隋唐时期国际医药交流更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