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人的仕与隐

古代士人的仕与隐
古代隐士，指隐而不仕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饱读诗书、学识渊博的贤能达士，并非一般的山野樵夫。

“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两条路径，要么出仕光宗耀祖以达治国平天下，要么入隐安贫乐道以求人格独立自由。

然而，看起来都能得到终极圆满的人生两境，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却没有以同等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仕与隐，“学而优则仕”、“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抉择是仕是隐的基本守则浅而易显地折射出了文人士大夫们厚此薄彼的普遍心态：以仕为重，隐轻之，隐乃仕无门、无奈、无望下之举。

毕竟，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们，大多怀有强烈的、积极的出仕愿望，而这种出仕为官兼济天下的理想与道家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隐逸情怀并不能两相兼得，如此一来，在出仕与入隐之间，必定发生抉择上的碰撞，火花之下，古代丰富多彩、别具特色的隐逸文化就此产生。

隐逸文化萌芽于先秦；历史上曾爆发出三次隐逸高潮，分别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到了明清，走向衰竭没落。

隐逸，从最初的“违时矫俗，望江湖而独往”、“钦石泉而荫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式的单纯归隐，到最后纷呈繁杂，在千百年的历史动荡与曲折前进的激流当中，它更多地呈现出了不同于或者相悖于字面理解的多重含义，并成蔚然景象，其表征出来的隐逸方式达到七大类之多：
一是完全归隐，真正意义上的隐逸，相对于后世出现的其它方式，也称“真隐”，此类隐士具有融自身于自然之中的真正的隐士品格，无论何种条件之下，他们坚守着自己的隐士气节——拒不出仕，高蹈出尘的代表人物有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宋人陈抟、林逋等；
二是仕而后隐，这是出仕为官之后却又向往独立人格自由的文人士大们的最终决择，解冠归去之后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怡然自得，旷达闲适，这其中，受尽世人所景仰的莫过陶渊明，其隐逸的名气甚至超过其诗名；
三是半仕半隐：此类隐士于文人士大夫们最为盛行，他们不愿为官却又迫于生计，于是自主选择或无奈被贬谪之后，当个散官离远朝堂不问政事、过着出仕实则隐居的生活，以其隐逸思想主宰自己的精神世界，如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是为小隐或中隐；另有隐于庙堂一说，所谓的“大隐隐朝市”，同样做着官，但不执着于政事，居于统治中心的朝都之上却奉行“不为”的隐者思想；
四是忽仕忽隐，出仕而后隐，隐而又复出，大多随着时局利弊而反复，形势有利则出仕，形势恶劣则入隐，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先做官，然后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复出仕，之后再归去；
五是隐而求荣，这类隐士，或热衷交际、热心时局、好与官家打交道，如明代陈继儒，有人写诗讥笑“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或关心朝政，虽隐于高崖深谷、山林原野，却爱管朝政世事，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其政见的举足轻重性，被人誉为“山中宰相”；
六是无奈之隐，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当朝合作，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他们虽为隐士，却从事着最为激烈政治斗争。

最后一类，也是最为特别的一类。

在古代，供士人们选择的仕进方式很多，正常的如科考；特殊的如立功边关、荐举征辟、干谒权贵等；最最特别的是，相当部分文人“以隐求仕”，竞走“终南捷径”，隐居求名以待朝廷征召，最终拔泥淖而步青云，隐逸成了出仕的重要手段。

入隐、出仕，看似矛盾的、相背而驰的两条道路，在“足崖壑而志城阙”的士人们而前，以如此怪异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

如果说，前面六类隐逸方式或多或少都具备一点“真隐”的思想，那么，“以隐求仕”这一方式就是彻彻底底的“假隐”了，它的真正目的不是入隐，而是出仕，冠隐逸之名求出仕之实，《唐书·隐逸列传》中载：“然放利之徒，假隐自
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姑且不论此种沽名钓利者的做法是否有待商榷，其人格、名节是否应该受到贬鄙，单就以“以隐求仕”这种特殊现象来说，就足以令今人大感意外、难以想像了。

古代以隐逸的方式达到出仕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与统治阶级对待隐士不时征召的行为有关。

就拿宋代来说，帝王征召隐士成了经常化、制度化的政府行为，几乎每隔几年就下诏访求遗逸，《宋史·隐逸传》：“宋兴，岩穴弓旌之招，叠见于史”，朝廷这种征召隐士的举措，当政的君主是否真从招贤纳遗、充裕人才的角度考虑不得而知，但从表面上看，访求遗逸的行为至少为君王们树立起渴望人才、礼贤下士，以广视听的贤君形象，有例为证：宋真宗与一群馆阁学士到有名的隐士种放的家里，他笑着拉起种放的手，并肩登上台阶，然后回首俯视群臣：“昔日明皇优李白，御手调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阁，厚贤之礼，比之前代矣。

”由此而知，古代的君王们，好以优待隐士为自己树立广泽天下的良好政治形象，同时也为自己所管辖的天下营造出君贤民安、世道清明的盛世氛围，甚至可以说，征召隐士就是封建帝王出于政治需要而标榜出来的一种别有用心的手段。

君王的招贤纳遗或政治做秀，文人强烈的“出仕”需求，是“以隐求仕”得以兴荣不衰的两极根源所在，正是它，成就了隐逸文化中“以隐求仕”的怪异景观。

中国的隐逸文化，从最初凿岩穴居、餐风饮露的“形隐”，发展演化至注重主体精神化的“道隐”，“出仕”的愿望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文人士大夫们想要兼济天下、不失物质来源，同时又想兼得隐士品格的情况下，认为只要具备隐逸的品格，不必高卧林泉，出仕为官，亦可得隐士气节美名。

因此有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之说，它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白居易有诗：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

意思就是说大隐住朝市，太过喧闹，小隐林泉，太过冷清，只有中隐，远离朝廷政治权力中心，到州郡地方为官，或干脆做个清闲的散官，边官边隐；除吏隐之外，也有随机应变，“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政治环境好的时候出仕为官，政治环境恶劣时入隐的时仕时隐，诸如此类，都被一度认同为不失隐逸精神又能惬意人生的隐士行为。

然，在历史风云多变与曲折前行之中，无论隐逸文化被延伸出多少丰富内涵，后人所景仰的，还是那些具有真正隐士品格的“真隐士”们；对半仕半隐、忽仕忽隐、隐而求荣等大多嗤之以鼻；对以隐求仕，更持讥讽与鄙夷。

隐逸，如能潜心体悟生生不息、圆融自然的生命本质，于聆听鸟鸣、踏青赏花、沉思行吟、渔猎躬耕、营园艺蔬、品茗钦酒、濡墨挥毫、抚琴啸歌间消解一切世俗的烦累，纵然清贫，也持悠然自得、旷达闲适的心性。

如此，或可摆脱千百年来“出仕”思想的束缚，以达隐逸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