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与隐心态的矛盾
韦应物送别诗中的仕、隐的矛盾思想
韦应物送别诗中的仕、隐的矛盾思想诗人韦应物一方面追求功名利禄，建功立业，另一方面，罢官后又得怡然自得的享受山水之乐。
在仕途为官时他歌咏着隐逸，在山水田园时也不忘百姓的疾苦。
他“仕”与“隐”的矛盾思想在其送别诗中也有明显地体现。
韦应物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的一生都在“仕”和“隐”的矛盾中徘徊。
作为古代封建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儒家思想中崇尚的信条，因而他的人生实践及诗歌创作也都打上了积极用世，仁政爱民的烙印，甚至在送别友朋的诗歌中，也不忘嘱咐友人为官清正，建功立业，能有一番所作为。
然而，隐逸思想也一直在其人生实践及诗歌创作中起重要作用，或许是由于身处乱世，仕途坎坷，或许是由于佛教影响，道教渗透，或许是由于丧妻之痛，疾病折磨，韦应物厌倦了官场的是是非非，欲投身山林中潇洒自由，具有浓郁的隐逸思想，这些思想也散见于他的送别诗中。
韦应物宦海浮沉几十年，从十五岁时便成为唐玄宗的御前侍卫，陪侍从游宴，后为洛阳丞、河南府兵曹参军、京兆府功曹参军、鄠县令、栎阳令、尚书比部员外郎、滁州刺史、江州刺史、尚书左司郎中、苏州刺史等多个职位，职位虽然不同，但他勤于政事，仁政爱民之心却是相同的。
韦应物积极入世，实现自我的思想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在其送别诗中也可见一斑。
有的送别诗在送别友朋时，祝愿友人旅途顺利，并希望他们为官清正，建功立业，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做善事。
如《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录事》一诗：“州伯荷天宠，还当翊丹墀。
子为门下生，终始岂见遗。
所愿酌贪泉，心不为磷缁。
上将玩国士，下以报渴饥。
”此诗作于大历四年春末夏初，好友冯著受广州刺史李勉之聘而前去做官，诗人希望好友此次前去做官，一定要为官清正，保持节操，有所作为，对上要尽忠国家，不能有二心，对下要对处于困境中的百姓多做善事。
有的送别诗以劝勉不第之人为对象，不单单是简单的安慰劝勉，而更多的是鼓励他们不要灰心，从头再来，立志为国家尽忠。
如《送豆卢策秀才》一诗：“古来濩落者，俱不事田园。
李白诗词中所蕴含的“仕”与“隐”
李白诗词中所蕴含的“仕”与“隐”作者：毛雄雄来源：《今日湖北·中旬刊》2014年第04期摘要李白诗我国古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被世人誉为“诗仙”。
除了优美的风景和抒情类古诗之外，李白在诗词中还表现了更多关于“入仕”和“隐世”的思想，这两种矛盾的思想贯穿着李白的整个人生，我们只有深入的分析和理解这两种观念，才能了解他思想发展的真正轨迹。
关键词李白诗词“仕”与“隐”一、李白诗词中的入仕渴望李白从来没有掩饰过关于入仕的渴望，他少年求学，遍访诸侯，渴望将自己的才华展示于世，从而获得能够伯乐的赏识并实现自己的人生和仕途抱负。
他的人生规划是先成为为像管仲那样的贤臣，辅佐君主创下一番伟业，待功成名就之后再如范蠡一般游遍天下湖海。
这种入仕的渴求常常会在他的诗词中得以体现，像“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和“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等等。
（一）盛唐时期文人入仕的大背景李白所处的时代是唐朝比较繁荣的时期，无论从政治环境还是从文化传播来说，这一时期的唐朝思想空前解放、文化传播比较广泛、政治局面非常明朗，因此诞生了一批文采卓越的、才华横溢的文士，再加上科举制度的日趋完善，更是为这些胸有抱负的人才提供了一个实现自身理想的重要途径。
除了当时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同样影响着李白入仕思想的形成。
我国古代的文人历来有建功立业和流芳百世的人生奋斗目标，他们渴望将自己的热情和才华奉献给自己的君主和国家，因此大部分文人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能够中举并得到官职。
但是当文人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和君主的通知思想不一致时，他们往往会受到当权者的打压，一部分士人会因为荣华富贵等等诸多原因屈服于封建君主的权利之下，但是另外一部分有着较高道义思想的士人则面两难，在“入仕”与“隐世”之间犹豫不定。
（二）礼李白入仕的特殊性与其他人相比较而言，李白有着更加强烈的入仕愿望，这种愿望首先表现在对于官职的高低智商，李白有着一种易于常人的清高和骄傲感，这种思想不允许他像王维和杜甫一样从底层做起，屈居人下来取得上级的赞赏，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走科举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浅议孟浩然的仕隐矛盾——“问津诗”意象
·教育广角·“问津”出自于《论语・微子》：本义指“询问渡口”，引申为“问路”。
孔子“问津”，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思想和道家“无为”避世思想的碰撞，是身处于“进”和“退”如何实现个人价值的迷茫的探求。
孟浩然的“问津诗”，揭示了他彷徨在仕与隐之间的复杂心理，和“问津”意象背后隐藏的人生矛盾。
一、仕途的迷茫和仕与隐矛盾产生的原因作者难以摆脱纠结在仕隐矛盾之间的悲剧命运，所以诗歌中流露出迷茫的情绪。
分析原因有三：首先，孟浩然个性清高自傲、禀性矛盾复杂狷狂孟浩然的个性有清高孤傲、率性狷狂的一面。
曾经孟浩然与韩朝宗相约举荐，结果到了约定的日期，喝酒正酣的孟浩然居然一口回绝，“毕席不赴”。
可见其狂傲不羁。
《唐诗品》记载他“心悰孤寂”。
荆楚大地是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发源地，这也影响孟浩然形成清高自傲的个性特点。
其次，孟浩然在仕与隐之间的自我期待是矛盾的《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是孟浩然的一首“问津”诗，“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
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孟浩然对隐居的“高士”表现出兴趣，尤其向往陶潜安逸于田园的生活，陶潜成为他仰慕的“偶像”。
但仰慕陶潜，是否意味着想成为和陶潜一样甘于贫居田园的隐士呢？不是。
孟浩然往日赴长安“问津”的原因是“忠欲事明主”，渴望效命君主和朝廷，获得社会认可。
正如宇文所安在《盛唐诗》里描述：“他爱好寻访风景和隐士朋友，但并未迷恋到使自己成为真生的隐士。
然而出仕为官是否就是孟浩然的目的？在诗的末尾“因声谢朝列，吾慕颍阳真”，孟浩然表露出真正的人生理想，是想象隐士许由一样。
许由并非默默无闻的布衣，而是先受到尧帝很大的重视，后脱离世俗、开始隐居。
可以推测，孟浩然理想的人生是能够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和文坛士人的褒扬，但远离官场的是非，享受恬淡闲适的田园生活。
他所憧憬的隐居生活是能“吏而后隐”或者“边吏边隐”，既饱有统治者和天下人的尊重仰慕，又不受困于俗世的喧嚣官场的纷争。
陶渊明前期仕与隐矛盾心态解读
陶渊 明前期 仕 与 隐矛盾 心态解 读
武宏 璞
（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陕西汉 中 ７ ３ ０ ） ２ ０ ０
摘要 ： 陶渊明早期的作品中人们可以解读到他“ 从 仕而达 ， 济天下” 的理想。入桓玄幕及 弃桓仕刘 ， 都是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 这正是他仕与隐矛盾心态的根 源。正因为追求的执 着， 他的作品在荡漾着田园的清新的同时， 更渗透着沉郁愤懑之气。只有承认这一点， 才能 感 受到他 比其他 田 园诗人 的伟 大。
从序言我们就 可以看到 陶公 深感生命 危机 ， “ 念将 老也 ” 、
“ 德” 方面的建树 ；第七章 以下方始 及 “ 命子 ” 之意 ，先
感叹 自己无才无德而无法追踪先辈 的事业 ，偶一顾窥 已见
收 稿 日期 ：２ ０ １ ２ ０９— ０— Ｏ
“ 白首无成” ，为壮志难酬而郁闷不安 。读罢前 三章 ，我们
门阀政治下 的东 晋王 朝 自建 国 之始 就 处于 世族 与 世
族、 皇权 与世族 之间的争权夺 利之 中 ，战争乌云始终笼 罩
着建康 。太元 五年 （ ８ ） 陶渊明 “ 为州祭 酒 ，不堪 吏 ３０ 起
职 ，少 日，自解归 ，州 召 主簿 ，不 就 ” ，居 闲于 家。陶 渊
明家乡浔阳柴桑 （ 今江西九江 ）距都城建康不远 ，对 围绕 建康发生 的各种政治变故 的反 馈 当是颇 及时准确 的。太元 八 年 （ ８ ）发生 了令 东晋人 振奋 的事 情 ，谢安 指挥东晋 ３３ 八万军 队击 溃前秦三 十万 大军 ，并乘机 收复大片失地 ，大
陶公奉使人都还 阻风 于规林 ，作 《 庚子岁五月 中从都还 阻
２１ ００年第 １ 期
Ｎｏ １， ０ ０ ， ２ １
仕与隐摘抄
仕与隐摘抄“仕”与“隐”，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文人所面临的两种人生选择。
前者代表着权力和责任，后者则代表着自由与超脱。
这两种选择在很多古代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体现。
在《论语》中，孔子曾说过：“学而优则仕。
”这句话成为了古代读书人追求功名的重要信条。
通过科举考试，他们能够一跃龙门，成为官员，掌握权力。
然而，在权力的背后，他们也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推行道德教化的责任。
这种责任使得他们时常需要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繁琐的政务，甚至要承受着一定的风险。
相对于“仕”，“隐”则更显得自由与超脱。
古代的隐士们远离尘嚣，遁迹山林，追求内心的平静和精神的超越。
他们舍弃了世俗的功名利禄，选择了清贫的生活和静谧的环境。
他们的内心世界丰富多彩，他们的精神追求高远深邃。
在山林之间，他们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体验到了人生的真谛。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仕”与“隐”也常常是文学主人公们的两种人生选择。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曾经有过一段出世的想法，他想要遁入空门，摆脱尘世的束缚。
然而，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和磨难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仕”，成为了一个官员。
这种选择背后，既有着家族的压力和期望，也有着他自身对于权力和责任的承担。
而古代的山水诗则更多地表现了“隐”的情怀。
在这些诗歌中，诗人赞美山林之美丽，感叹尘嚣之扰人。
他们向往着远离尘嚣的生活，追求内心的平静和精神的超越。
这些诗歌中所表现出的“隐”并非是消极避世的态度，而是一种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精神追求。
无论是“仕”还是“隐”，都是古代文人们对于生活的不同理解和追求。
这两种选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们都是对人生的一种探索和体验。
在古代文学中，“仕”与“隐”的矛盾冲突成为了许多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
它们反映了古代文人们对于人生选择的困惑和挣扎，也表现了他们在追求自我和实现人生价值过程中的无奈和坚持。
仕与隐心态的矛盾——陶渊明田园诗解读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仕与隐心态的矛盾——陶渊明田园诗解读田慧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作者简介：田慧（1989-），女，汉族，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1-075-01关于陶渊明的“田园诗”，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上是指那些直接描写田园风光，抒发闲情逸致的诗篇；广义上则泛指陶渊明所描写的反映其乡居生活及内心感受之诗。
从广义的角度讲，陶渊明的田园诗可谓是丰富且复杂的，并更能全面地反映诗人心中最真实的情感状态、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不能超然世外的苦闷情绪。
对于他田园诗中所包含的矛盾心态的研究，对理解他的诗歌，推及对诗人自身心路历程的发展的认识，都有深远的意义。
（一）为官与归隐为官与归隐，是封建时代文人与知识分子所走的两条基本道路。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已经围绕为官与归隐问题发出过相关言论。
极力主张士人入仕为官的儒学创始人孔子，就曾表达过远离浮世、归隐而居的人生理想，“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乱邦不入，危邦不居”。
意思是，国家的政治符合大道，就表现出自己的才能；国家政治腐败就隐藏自己的才能，也就不出来做官。
对孔子来说，选择为官还是归隐，可以进退自如。
但是，在朝为官，又有几人能真正悠然自处，以泰然之态避开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正义与险恶的交锋？惶恐不安、矛盾挣扎，是每个在朝为官都会经历的心理路程。
被誉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也是一位在仕与隐之间挣扎与不断寻找平衡的典型。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为东晋初的名将，在世时家族名声显赫。
祖父和父亲也都曾入朝为官。
但由于父亲早早过世，无人支撑门庭，到陶渊明时，家境日渐窘困，就连日常生活所需也都极其困难。
“家贫”，为生活所迫，成了陶渊明出仕的首要的、直接的原因。
因家贫而选择走仕途之路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不可忽略的是，陶渊明也心怀一份建功立业的美好理想。
孟浩然的仕与隐情结
孟浩然的仕与隐情结导语：作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之一的孟浩然,经常被前人以一种隐逸的姿态来进行解读。
但这种隐逸情怀的深层面却是与他仕隐情结的矛盾和融通密切相联系的。
一归隐待仕的积极进取之心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
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
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
不达而卒”。
孟浩然的经历在唐文人中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但往纵深处探究,他的经历却也是比较典型的。
孟浩然的前半生在襄阳几乎都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在他的隐居岁月里,儒家宣扬的入世致用思想总是困扰着他的人生追求和诗歌写作。
其诗或明或隐、或正或侧地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
孟浩然的早年隐居是为出而隐,是在以隐居的名义下打出自己“处江湖之远”的名气,来引起“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的注意,是为积极入世做准备的。
这在当时的唐代俨然已成一种风气。
孟浩然在诗歌里所体现出来的才情韵气,很大程度上是与体现唐朝社会整体利益的儒家入世思想,体现盛唐文化中的建功立业之志是相联系的。
孟浩然在构建他美好入世理想的同时,也向往着山林隐逸的高趣。
这种隐逸的高趣正是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
唐士大夫们一方面汲汲奔走于仕途宦海,以求在入世致用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承担社会化使命的同时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与人生自由。
道家作为儒家的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对孟浩然的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情趣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孟浩然与自然界的沟通与亲和,只是为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宁静与超脱,是对自我人格独立和生命高洁的自然净化。
二求仕不得、欲隐不甘的矛盾无奈之情孟浩然怀着“何当遂荣擢,归及柳条新”(《长安早春》)的无比自信进长安求仕,并以清新俊逸的一联“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而名动京城。
然而他的梦想很快在应举落第和“无劳献《子虚》”(王维《送孟六归襄阳》)的残酷现实面前破灭,并因诗作《岁暮归南山》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为唐玄宗所弃用。
孟浩然的“隐”与“仕”
孟浩然的“隐”与“仕”作者：戴筱筱来源：《文学教育》 2017年第13期内容摘要：隐逸情怀与仕进之心是孟浩然诗歌的双重旋律，本文根据孟诗中两种思想的交错映现来分析孟浩然在不同人生阶段关于“隐”和“仕”的心态历程。
关键词：孟浩然隐居仕进自古以来，出世入世之矛盾是许多文人绕不开的一道坎儿，孟浩然作为盛唐求仕群体的一员，也曾花了大半辈子在出入之间犹疑沉浮，但终其一生，仕途困塞无路，最后失意而隐。
仕途的不顺在孟浩然许多诗作的背后蒙上一抹灰暗，但同时，他也试图努力走出阴影，寄情山水田园，重构新生。
孟浩然早年身怀“鸿鹄志”，与其弟“少予学书剑”，后又同好友张子容共隐于鹿门山，此间的诗歌就已表露出他欣享于自然无羁的隐逸生活。
兴起时倏然探访幽林深山，忆起庞德公采药不返的气节，不禁感叹“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有对此等高洁志趣在现世上鲜有得见的唏嘘，也有对其真切的企慕之情，在这里，孟浩然似乎已为自己将来践行隐士风骨的命运写下了伏笔。
再来看《夜归鹿门山》，一个“亦”字将自己归鹿门山同归家作比，而颈联的“鹿门月照开烟树”更有一种自然灵性的解放，月光使沉沉暮霭下树木的姿态展现出来，打开了树的灵性，正如隐逸的生活敞开了孟浩然的胸怀。
但此时疑问来了，孟浩然已经过着隐居的生活，为何诗中又几番暗露对隐士的向往？实际上，此“隐”非彼“隐”，这时的隐居只是为今后的入仕而蓄势，没有达到真正精神上的洒脱。
从《洗然弟竹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当时的热血壮志，他坚信蛰伏数年后终能决起而飞。
因此，在他隐逸生活的背后流动着一腔澎湃汹涌的仕进激情。
然而事情的发展没能让他遂愿，待到而立之年，依旧不被问津。
岁月蹉跎，时不我待，求仕之心也愈发急迫，他早期为自己规划的理想化道路——隐居为文、继而扬名得荐、最终报效家国已然行不通，好友张子容也已登进士第后赴京离去，孟浩然不禁发出“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的惆怅。
在一次大病过后，他意识到岁月无情催人老，不应再这般翘首期盼机会的垂青，于是转而主动赴京应举，此时已是四十不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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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与隐心态的矛盾
作者：田慧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21期
作者简介：田慧（1989-），女，汉族，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1-0-01
关于陶渊明的“田园诗”，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上是指那些直接描写田园风光，抒发闲情逸致的诗篇;广义上则泛指陶渊明所描写的反映其乡居生活及内心感受之诗。
从广义的角度讲，陶渊明的田园诗可谓是丰富且复杂的，并更能全面地反映诗人心中最真实的情感状态、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不能超然世外的苦闷情绪。
对于他田园诗中所包含的矛盾心态的研究，对理解他的诗歌，推及对诗人自身心路历程的发展的认识，都有深远的意义。
（一）为官与归隐
为官与归隐，是封建时代文人与知识分子所走的两条基本道路。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已经围绕为官与归隐问题发出过相关言论。
极力主张士人入仕为官的儒学创始人孔子，就曾表达过远离浮世、归隐而居的人生理想，“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乱邦不入，危邦不居”。
意思是，国家的政治符合大道，就表现出自己的才能;国家政治腐败就隐藏自己的才能，也就不出来做官。
对孔子来说，选择为官还是归隐，可以进退自如。
但是，在朝为官，又有几人能真正悠然自处，以泰然之态避开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正义与险恶的交锋？惶恐不安、矛盾挣扎，是每个在朝为官都会经历的心理路程。
被誉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也是一位在仕与隐之间挣扎与不断寻找平衡的典型。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为东晋初的名将，在世时家族名声显赫。
祖父和父亲也都曾入朝为官。
但由于父亲早早过世，无人支撑门庭，到陶渊明时，家境日渐窘困，就连日常生活所需也都极其困难。
“家贫”，为生活所迫，成了陶渊明出仕的首要的、直接的原因。
因家贫而选择走仕途之路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不可忽略的是，陶渊明也心怀一份建功立业的美好理想。
从他的《杂诗》其五中“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便可看出他想要济世天下的人生抱负。
不过，陶渊明终究选择了辞官归隐。
关于陶渊明弃官的原因，他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已表明过心迹：“……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
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
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
这段内容说明，陶渊明辞官归隐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在《归园田居》中他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质性自然”与“从人事”之間，即“自然”本性与官场“矫厉”生活之间，存在巨大矛盾，无法解决，于是只能“怅然慷慨”离开官场。
“质性”与“矫厉”，实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可以说是陶渊明进入官场后遭遇的大的心理冲突。
因此，陶渊明弃官归隐的原因，并无具体可证的政治问题或个人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基本上是诗人自己的人生观问题，或者说是性格问题。
是“质性”与官场“矫厉”生活无法调和、产生严重心理冲突的结果。
（二）物欲与内心
物欲与内心的挣扎是陶渊明最深层次的心理矛盾。
对陶渊明来说，入朝为官是他解决眼前窘困生活现实的一条捷径。
但身在官场，“心为形役”的陶渊明深切地感受到不自由。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直接地表明了陶渊明在官场仕途与田园生活之间所持的倾向与选择。
《饮酒》其十九中，诗人这样写道：“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将养不得节，冻馁因缠己。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诗人为了生计入仕途，但自知违背了心愿，心里觉得是一件可耻之事，于是听从内心的本志，决绝离去。
事实上，虽然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济世之志，但总的看来，他是不怎么喜欢做官的。
二十九岁那年，他曾一度做过江州祭酒的小官，但很快就因“不堪吏职”而自动辞职。
此后一直在家隐居，直到中年以后，因生活所迫再度入朝为官。
后因厌倦官场黑暗便请求到地方任职，做了小小彭泽令，为官仅八十多天又再次辞职回家。
陶渊明人生的巨大转折，便是这一次的辞官归隐。
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即使他长期为饥饿所累所苦，也不愿违背志意再赴仕途。
这件事很能见出他的性格。
此时的陶渊明开始真正明白，仕途之道路、尘世之繁杂，皆与自己热爱自然的本性相违背，而他的思想性格也决定了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以适应复杂的官场与尘世。
陶渊明生活在崇尚名士气度的魏晋时期，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精神和文化氛围使然，即不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欲求，而更注重精神和意志上的自由，因而言语行止往往不免有惊世骇俗之处。
陶渊明的一生，既有过建功立业的初衷和抱负，也有热爱自然的本性与追求。
但天性重精神轻物质的他最终还是逃不过一场苦苦的挣扎。
经历了官场上的黑暗，经历了人与人之间的倾轧，经历了朝不保夕的惶恐，陶渊明渐渐把尘世里的顺与逆、官场上的升与降看得一文不值。
索性拂衣归里、饮酒采菊，寻找别样的乐趣。
他的归隐之路的选择，可以说是理想与现实、物欲与内心终究无法调和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3]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