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级历年阅读理解翻译(2010.6—2018.6)

发达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不能保证提供用于照料新生儿的带薪休假。去年春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澳大利亚——放弃了这种令人质疑的殊荣，建立了自2011 年起开始实施的带薪家庭休假制。在美国这并没有成为新闻，我并不感到意外——现在我们是唯一没有这项政策的富有国家。

美国确实有一个明确的家庭政策，这就是于1993 年通过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它规定要照料新生儿或处理家庭医疗问题的工人有资格享受时间长达12 个星期的不带薪休假。尽管此法案带来的利益不明显，但当时商务部和其他一些商业团体都极力反对，称其为“政府负责的人事管理”和“危险的先例”。事实上，民主党领袖一直都致力于将能促进工作与家庭关系平衡的措施形成法律条文，但每一次的努力都遭到了商业团体的强烈反对。

正如耶鲁大学法学教授Anne Alstott 所辩解的那样，要肯定父母关爱的作用就要将家庭定义为一种社会商品，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要为此埋单。在她的书《无路可走：父母对孩子的亏欠以及社会对家长的亏欠》中，她认为父母在生活的多个方面都肩负重担：在谈到孩子的话题时，父母们“无路可走”：“社会希望也需要家长们能不间断地照看好他们的孩子，而且是人类用以开发智力、培养情感和树立道德的那种深度的、亲密无间的照看。社会还希望并需要父母们能坚守这一角色，18 年如一日，如有必要，甚至还可以更长。”

大部分父母出于爱都会照顾孩子，不照顾孩子的父母则会受到公众的处罚。换句话说，父母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这个国家所密切关注的问题，原因很明显，照顾孩子不仅从道德上来说是迫切的而且对这个社会的未来至关重要。国家在大多数保障儿童福利的家庭法律中都认可了这一点，而父母们在履行社会所强加给他们的、会改变其命运的义务时得到的帮助却甚少。把养育孩子视为个人选择、集体没有责任的做法不仅仅忽视了良好家庭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而且会抹杀这部分社会效益，因为当今天的孩子成为明天的具有生产力的公民时这部分社会效益会属于整个社会。实际上，据估计父母对孩子投入的价值，包括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包括失去的薪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如果这些投入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很明显能产生——那么为家庭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所带来的效益将会更加显而易见。

Passage Two

塔夫茨大学公民学习和参与信息研究中心(CIRCLE)一份新的调查显示，现在有比以前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投票选举，美国发展中心2008 年的一份调查也表明越来越多的年轻选民和活动家开始支持传统的自由事业。但要看出这些调查数字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并非易事。在总统竞选期间，巴拉克·奥巴马以希望和改变为宣传口号组成了不同种族之间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人们的联盟。当新一届政府执政下的现实生活步入正轨的时候，有些支持者可能会大失所望。随着国家进一步走入奥巴马执政时代，参与政治的年轻人是会继续支持奥巴马及其施政议程还是会渐行渐远？

“O（奥巴马的简称）一代”是《新闻周刊》新开的一个博客，致力于记录那些支持奥巴马的年轻人的生活。“O 一代”的作者们想就上面的问题做出回答。未来的三个月，Michelle Kremer 和其他11 位年龄从19 岁到34 岁不等的奥巴马支持者将会用博客来记录美国社会的主流生活，一个不同之处在于：通过将他们所有的观点和经历与新任总统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紧密结合，这些博客作者试图开启一场对话，探讨在当今美国，年轻并且在政治方面活跃到底意味着什么。24 岁的Malena Amusa 是该博客的一位作者，也是来自圣路易斯的一位舞者，她将这一项目看做是即时记录历史的一种方式。Amusa 今年春天为了完成其著作前往印度，后来又去塞内加尔教授英语，她和她的朋友一直在谈论奥巴马当政会如何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她希望把其中的一些观点和她的全球性视角写到帖子里。她很兴奋，要看清楚世界，“我不必等上15 年”，她这样解释说。

Henry Flores 是圣玛丽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将年轻一代的政治力量归因于他们对科技的拥护。“网络使他们接触到更多的思想，”他说，“不同地区想法相同的人们就会聚到一起。”这正是“O 一代”博主们所期待的事情。结果可能会出现一群年轻人，就像他们在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父母一样，伴随一种强烈的目的感而成长，他们也会改变此前从“X 一代”人身上所继承下来的冷漠形象。由一群普通但有抱负的年轻人来管理博客是个不小的挑战，但“O 一代”的成员能胜任这项任务。

在20 世纪初，没有什么能比科学知识所预示的前景更有吸引力了。在一个力争高速工业化的世界里，科技似乎能为任何问题找到解决办法。新成立的州立高校几乎都不遗余力地投入到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许多美国人开始相信，科学上确定无疑的事不但能解决科学问题，还能改革政治、政府和商业。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动摇了很多人对于仅靠科学知识就能创造一个繁荣而有序的世界的信心。二战以后，学术界对人文研究产生了新的热情，对于很多学者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保证民主生存的方法。美国学者——在福特基金会和富布莱特奖学金等的支持下——分散到世界的很多地方，促进文学和艺术教学，以便为民主自由提供理据。

在当今的美国，教育面临的极大的挑战是努力加强现在我们所知的主干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的教学。现在存在着一种相当大的、十分合理的担心就是，美国在这些基础学科上落后于很多其他发达国家。印度、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地区似乎正占据着技术领先优势。

与此同时，人文学科——尽管在精英高校还很流行——似乎正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巨大的衰退。人文学科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不仅是政府和各基金会投入不足，各学术机构本身对其投入也不足。在大多数院校，人文学科教职员的收入通常处于最低的行列之中，而且常常也不被重视，因为他们不能带来经费收益，也不能给大多数非学术的职业提供显而易见的资质。

毫无疑问，美国教育应该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政客们有关美国大学状况的担忧多集中于“真实世界”教育的缺失——就是说，为专业和科技职业生涯所做的准备。但是高校和学生必须在人文学科和科学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科技知识，我们的社会不能生存，但是没有人文知识我们同样会贫困。科技让我们明白我们能做什么，人文思想则会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应该做什么。

如果不考虑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建造我们这个缤纷世界的丰功伟绩，很难想象我们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也请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定义我们的文化和价值的伟大著作，我们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对于这两样东西，我们曾经一直很需要，我们将还会需要。

Passage Two

还会有另一个爱因斯坦吗？这是在一整年的爱因斯坦纪念会上暗流涌动的话题。科学家说新的爱因斯坦即将出现，但是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毕竟，爱因斯坦和他最接近的抗衡者艾萨克·牛顿的时间间隔是200 多年呢。

很多物理学家说，下一个爱因斯坦还没有降生，或者现在还是个婴儿。这是因为对一个能够解析所有自然力量的统一理论的要求已经将现在的数学推向了极限。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必须有新的数学出现。

但是研究人员说，有很多其他因素会阻碍另一个爱因斯坦的马上出现。

其一是，现在的物理学界已是今非昔比了。在爱因斯坦的时代，全世界物理学家区区几千人，那些在智力上能与爱因斯坦不相上下的理论家也是屈指可数，连一辆有轨电车都装不满。

教育也不相同。爱因斯坦所受的教育中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十几岁时读了几年哲学方面的书籍——其中有康德、叔本华和斯宾诺莎的书。哲学教给他如何去独立和抽象地思考时间和空间，很快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哲学家。

“在我看来，哲学洞察力产生的独立性就是区别一个纯粹的工匠或者专家与一个真正的真理追求者的标志，”爱因斯坦在1944 年写道。

他还是一名很有造诣的音乐家。音乐和数学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众所周知的。爱因斯坦经常在疯狂地拉小提琴的过程中思考一个很难解决的物理问题。

如今，大学造就出数百万名物理学家，科学方面没有给他们很多工作，于是他们走向了华尔街和硅谷，把分析能力用于更实际、更有回报的事情上。

“也许今天有一个爱因斯坦，”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Brian Greene 说，“但是对他来说，为人所知却是更困难的事。”

尤其是考虑到爱因斯坦当时提出的理论。

“时间和空间的实际构造是弯曲的？天哪，多么奇特的想法！”格林近期在阿斯本研究所的一次集会上说道，“它会让一种人冥思苦想，因为他相信他会找到解决办法。”

或许最好的例子是爱因斯坦在他的“奇迹年”1905 年写下的五篇论文。这些“思想实验”是一页一页的计

算，是由一名当时很不出名的人物署名投给了著名的期刊《物理学年鉴》。里面没有注释，也没有引用。

如果是现在，这样的一份投稿会怎样？

“我们收到很多这样的论文邮件，”格林说，“我们都把它们放进垃圾邮件里。”

在关于非法移民争论的中心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即移民对经济有利还是有弊？多数美国公众认为移民是有害的。而多数经济学家则一致认为，无论是非法移民还是合法移民，对经济都有小幅的净推动作用。移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降低了从农产品到新房的各种物价，使得消费者口袋里可以多存一点钱。那么，在人们关于移民对经济的作用的观念及事实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分歧呢？

有很多我们熟悉的说法。有些人争论说，面对新的劳动力的涌入，人们会感到焦虑与受到威胁。也有些人强调无证移民对学校、医院、监狱等公共设施造成的压力。还有一些人强调种族的作用，辩解说外来者增加了民族的恐惧和不安。这些辩解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充分证明移民对经济就是有害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可以想想人们是怎样感受移民的影响的。虽然总的说来它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其利弊对于每个人来说并不是平均分配的。David Card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经济学家。他发现直接从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中获益最大的是一些企业及雇主，例如，内布拉斯加州的肉类加工厂或者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企业。毫无疑问，生产商节省的部分可能会转变成杂货店里低廉的商品价格。但有多少消费者在结账时能想到这一点呢？受到非法移民的弊端的影响的人也集中于某一群体。外国劳力的竞争对本土低技术工人的影响最大。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George Borjas 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从1980 年到2000 年，移民使美国高中辍学者的工资降低了9%。

然而，对于高技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雇员，在拥有最多移民而且社会服务较好的一些州的反对之声是最强烈的。换句话说，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移民带来的财政负担。此结论通过另一个发现得到了强化：当财政负担减轻时他们的反对似乎也就缓和一些。20 世纪90 年代福利改革限制了移民享受某些福利后就是这样。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争论非常热烈，移民产生的净影响其实微乎其微。即使对那些受影响最大的人来说，比如，低技术工人或者加州的居民，影响也不是很大。俄勒冈大学政治学教授Daniel Tichenor 说：“不满的声音往往会主导人们的观念。但是，综合所有的因素，经济学家统计出数据，结果是移民的作用最终是积极的，只是很小而已。”糟糕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Passage Two

想象一个典型的20 年前的MBA 课堂的场景。在那里，大部分学生符合那个时代的标准模式：男性、中产阶级、西方人。但是如今走进一个教室，你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首先，你会注意到有很多女性，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炫耀说，他们新录取的学生中40% 是女性。同时，你也会看到众多不同种族和几乎来自各个国家的不同国籍的人。

因此，大家也许会不禁想到，旧的隔阂已经被破除，机会平等得以实现。然而，这种表面的多样性正逐渐演变成一个面具，掩盖了一种新型的一致性。在不同的性别、肤色和母语背后，隐藏着共同的态度、期望和野心，这些都是未来的商业领袖会被打造得一模一样的隐患。

多样性似乎并没有帮助解决商业领导的根本弱点。所以为了培养更多有能力的商界管理者，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巴黎高等商学院的副院长Valerie Gauthier 表示，关键在于MBA 课程招收学生的操作过程。目前，选拔候选人的标准相当狭隘，如之前的学术和职业成就、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再加上学校关于一个多样性班级应该是什么样的定义，造成的结果是护照、民族血统和性别都可以成为影响因素。但是学校很少深入研究以找出什么才真正能使候选人成功，从而创造一个也包含多样性的态度和方法的班级——按理说，在商业环境下，只有这种多样性才是真正重要的。

Gauthier 教授认为学校不应只是从传统行业，如银行业、咨询业及工业来选择候选人。他们也应该寻求具有政治科学、艺术、历史或哲学背景的个人，这可以使他们把商业决策置身于更广阔的背景中去。

事实上，对于这种多样性可能会培养出来的更全面的商业领导人，似乎是有需求的。领导力发展公司Mannaz 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过去的暴徒式的首席执行官可能没有完全根除，但已存在向不很强硬的管理风格的明显转变——至少在美国和欧洲是如此。Mannaz 公司表示，也许最重要的是大公司对更加协作的管理模式有越来越浓的兴趣，如那些在斯堪的纳维亚盛行的模式，它们谋求领导方式上的软硬结合和提倡授权的责任和义务。

一位善意的专业人士会给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怎样的建议呢？去中国？去印度？去巴西？贸易怎么样？

上周商务部报告六月份的贸易赤字接近500 亿美元时，这引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前景悲观论调。当月，进口额骤升到2003 亿美元，而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是要减去进口额的。所以贸易赤字越大，国内生产总值越小。悲观主义者说，如果这种贸易不平衡持续下去，将导致增长更缓慢。

但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看贸易数据。在过去两年，进出口的数字似乎没有显示出二次经济萧条的迹象——广泛层面上美国经济活动的再度下滑——而是显示出经济扩张的迹象。

上升的贸易量——更多的货物与服务进出美国——对很多行业来说都是好消息。据报道，从事海运、货车运输、铁路货运、配送和物流的公司的情况都好于预期结果。上升的数字意味着国外市场日趋活跃——我们进口的东西越多，意味着更多的现金流入了世界各地人们的手中。而美国出口的增长是因为更多的外国人有能力购买我们生产和推销的东西。贸易的上升趋势对在易受贸易影响的行业工作的人来说也是好消息，尤其是那些生产价格由全球需求影响的商品（比如农产品、矿产品、金属、石油）的企业。

虽然出口似乎总是发展缓慢，但美国的公司在全球经济的参与度却逐月攀升。通用汽车每月出售到中国的汽车数量与出售到美国的汽车数量相同。虽然这对进口没什么帮助，但它确实有助于通用公司改善其资产负债表，因此使得总部在美国的主管人员的工作更加稳定。

美国经济的一大挑战是疲软的国内消费需求。美国人目前都在用现金支付，存钱更多，而在消费上更加谨慎。考虑到我们所经历的，这在意料之中。但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美国本土的企业，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能否弄清楚怎样从不断增长的全球需求中争取到一些市场份额？除非你想卷起铺盖卷去印度、巴西或中国，否则实现这一点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贸易。这似乎显而易见，但仅仅与我们国内的朋友和邻居做生意已经不够了。

公司和个人若没有增加出口、更多地参与国外市场、或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的战略，就是在把自己隔绝在巨大的全球经济机会份额之外。

Passage Two

英国的大学因其在将新知识转化成新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明显缺点而不断遭受批评。

最近，英国国家干细胞网络警告说，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立法支持的话，英国可能会丧失其在干细胞研究方面的世界领军地位。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一担忧，因为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至关重要。

然而，我们必须得质疑那种未加思虑的抱怨，即大学在将创意市场化方面做得不够。最近的一组数据对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和研究所的表现进行了对比，数据显示，虽然英国起点相对较低，但其目前在许多商品化活动的指标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从全国水平来看，过去十年的政策介入对英国大学的表现的转变有所帮助。有证据显示，英国的地位比过去更加稳固而且仍在改善。但全国的数据掩盖了各个大学表现的巨大差异。有证据表明，很多大学已经落后了，少数大学表现强劲，而剩下的紧随领先者。

这种偏态分布不仅仅是英国独有的，在其他经济体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英国，研究是高度集中的：不到25%的大学却拥有75%的研究资金。而这些大学也同时是培养博士群体最多，产生的科学著作、专利和授权收入最多的机构。因政策影响产生的长期的资源集中还造就了一批独特的以研究为导向的、商业化活跃的大学。很明显，将研究与商业化工作集中使各大学间产生了不同。

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目标就是将研究成果的影响最大化。这些大学应该产生最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作为对投资规模的回报，他们应该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以便在该领域中建立更大的信心。

英国经济的复苏，部分将由我们大学涌现出的商业化研究的下一代来驱动。英国有三十多所大学积极参与先进的研究训练和商业化工作。

如果地区内的技术转移办公室间有更多的合作，而且我们的研究院在规模和功能方面有同步的投资，大学将可能，而且应该在将英国推向下一个增长周期中发挥关键作用。

正如任何尝试过减肥的人都知道的那样，通常情况下制定可实现的目标产生的效果最好。部分原因是，为了完成这些目标，似乎制定可实现的目标的人实际上行事更高效，而且投入的努力更多。

然而，科学家们远不够了解的是制定目标潜在的有害影响。

报纸每天都会转载在整个华尔街和商业街的工商业中盛行的制定目标的报道。然而人们长期鼓吹的制定目标的做法是如何在总体上可能促成了当前的经济危机和不道德的行为，与此相关的研究却少得令人吃惊。

“目标因有十分有益的影响而被广泛应用和推广。但是，推动人们以有益的方式投入更多努力的动机同样也可以使人们更可能从事不道德行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副教授Maurice Schweitzer 说。

“原来光有目标是没有经济效益的——你只能得到心理上的效益，”Schweitzer 说。“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目标带有使得它们更加强大的经济回报。”

Schweitzer 和他的同事们引用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2004 年能源贸易巨头安然的倒闭。安然的经理们用经济刺激来激励销售人员完成特定的收益目标。Schweitzer 说，问题在于生意本身是没有利润的。

其他研究表明，让雇员背负无法实现的目标会迫使他们说谎、舞弊或窃取。20 世纪90 年代早期西尔斯把销售指标强加给它的汽车维修人员正是这种情况。它在全公司范围促使雇员干活儿多收钱和完成不必要的维修。

Schweitzer 承认他的研究与大量赞扬制定目标的众多益处的资料背道而驰。他的团队使用新闻报道这样的证据来支撑制定目标被广泛地过度使用这一结论，这一做法引起了支持制定目标这种做法的人的异议。

在一篇反驳的论文中，Edwin Locke 博士写道：“目标制定不会消失。组织如果不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预期的最终结果就无法蓬勃发展，正如个人如果缺乏目标感就不能茁壮成长一样。”

但是Schweitzer 认为，应对将制定目标和有害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越来越多的因果证据”加以研究，以便帮助我们对值得提防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特别关注。“即使少量的负面影响也能重大到超过众多正面影响的程度，”他说。

“制定目标确实有助于协调和激励人们。我的想法是将这一点和认真的管理、强大的组织文化相结合，并确保你使用的目标将是有益的而且不会给组织带来严重危害，”Schweitzer说。

Passage Two

在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亚洲都在问自己它能从现代的、不断创新的西方学到什么。现在问题必须颠倒过来了：负债过重、经济滞长的西方国家能从经济繁荣的亚洲学到什么？仅仅几十年前，亚洲的两个大国还在错误的经济意识形态下停滞不前。然而，中国在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进行自由市场改革，印度在20 世纪90 年代紧随其后，两个国家都实现了快速增长。至关重要的是，在它们开放市场的时候，它们用合理的政府指导来平衡市场经济。正如印度经济学家Amartya Sen 明智地说的那样，“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常需要高度依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将这一中间路线与美国和欧洲相比，它们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在意识形态上过分热衷。自20 世纪80 年代起，美国越来越坚持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并摒弃政府的作用——拥护罗纳德·里根的“政府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是问题之所在”的想法。当然，当市场在2007 年崩溃的时候，正是决定性的政府干预扭转了局面。尽管如此，很多美国人仍强烈反对“大政府”。

只要美国人能从他们自己反政府的信条中解放出来，他们就能开始看到美国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几项合理的联邦措施就能将国家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比如说，一项简单的5%的消费税，就能在不伤害生产力的情况下大幅削减国家巨额的政府赤字。一项小小的汽油税则能帮助美国从它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并形成对发展绿色能源的激励。同理，大幅削减浪费的农业补贴也能降低赤字。但要想利用这些常识性的解决方法，美国人得将他们自己对更小的政府和更少的监管的理念束之高阁。美国政治家们将不得不鼓起勇气遵循全美国的公共政策学院都在教导的理念：有好的税收，也有坏的税收。亚洲国家信奉这一智慧，结果建立起了健康的长期财政政策。

同时，欧洲则成为了另一个意识形态陷阱的猎物：相信欧洲国家将总是拥有无限的资源并可以不顾后果地持续借贷。与美国人觉得市场最知道该怎么做不同，欧洲人没有预见到市场将怎样回应他们无休止的借贷。如今，欧盟正在创立一个5800 亿美元的基金以避免政权的崩溃。这将为欧盟赢得时间，但它解决不了这些国家更大的

问题。

2012 年12 月(第三套)

Passage One

在所有失业情况中，有一类工人受益于经济衰退：非人类。

从超市的自助服务结账通道，到屠宰场中装着锯条、被教授将动物尸体分割成块的工业机器人，如今这些愈发聪明的机器不仅在为工人们提供帮助，实际上还正在把他们从工作岗位上驱逐出去。

自动化也不仅仅影响着工厂里的工人。现在一些律师事务所采用人工智能软件来浏览和阅读堆积如山的法律文件，这些工作以前都是由高薪聘请的人类律师做的。

经济学教授Edward Leamer 说：“机器人对蓝领工作的影响在持续，而白领工作也受到了微型处理器的冲击。”经济衰退永久地消除了250 万个工作岗位。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回升到了萧条前的水平，这意味着我们生产了和以前同样多的东西，工人数量却少了6%。可以肯定的是，机器人并非唯一的职位杀手，外包所消除的工作岗位远远多于自动化。

机器人工业协会会长Jeff Burnstein 则认为，机器人实际上挽救了美国的工作岗位。他的逻辑是：采用自动化的公司或许会需要更少的工人，但这种情况与解雇所有人并将工作转移到国外相比，要好很多。

并不是因为机器人比人廉价——尽管通常是这样，而是它们比人类更优秀。“在某些情况下，质量要求如此严格，以至于即使你想让人类从事工作都不可能。”Burnstein 说。

外科医生也是如此。他们采用机器人系统进行的手术名单正在不断增加——不是因为机器能省钱，而是因为借助机器人更高的精确度，病人康复得更快、并发症更少，Myriam Curet 医生这样说。

外科医生们或许能在机器人的入侵中幸存下来，但医院的其他人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iRobot 公司（真空吸尘器机器人Roomba 的生产商）已经在展示能在医院充当服务员的Ava。一旦你回到家中休养，Ava 能让你同医生交谈，因此就无需派人到你家里。类似的“移动远程监控”在办公室也有用。即使你在外旅行，也能参加会议。只需连上视频会议软件，你的面孔就能出现在Ava 的屏幕上。

还有安全的工作吗？我以前希望能说“新闻工作者”，但是研究人员已经在开发能够收集事实然后写出新闻稿的软件了。这意味着几年以后，可能是一个机器人在写本专栏，那么读者会是谁呢？呵呵，或许那时就有很多拥有大把空闲时间四处游逛的人了。

Passage Two

你肯定听了这话很多次，你可能在睡梦中都能复述它。奥巴马总统来到北京之后，毫无疑问地会公开提到这一点：中国人要多消费；为了全球经济，他们需要——信不信由你——变得更像美国人一些。

这完全没错。但等式的另一边则是美国人要更多地储蓄。目前来看，美国的家庭的确在这样做。自从2005 年个人存款利率下降到0 以来，去年的经济危机的打击让人们紧紧捂住了钱包。

在中国，家庭储蓄率超过了20％。部分原因是政策的导向。就像我们看到的，工薪阶层不仅要照顾他们的子女，还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此外，迄今为止，只有最脆弱的公共保健制度和养老金制度，这也增加了人们在工作时多储蓄的动力。但是，中国历来都是一个崇尚审慎的个人理财的社会。即使政府建立了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成功地鼓励更多的消费支出，这（审慎理财、储蓄的习惯）也不会在短时期内改变。

为什么美国人要学习点节俭？因为健康储蓄率是一个国家长期财政健康最可靠的指标之一。高储蓄，假以时日，将会增加投资，进而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创新和就业机会的增长。总之，储蓄是良好的经济收成的种子。

因此，美国政府也需采取行动。政府常年财政赤字，虽然家庭储蓄在增加，政府却无储蓄。奥巴马的预算办公室主任Peter Orszag 近期宣称美国的预算赤字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下去了。他说的没错。到今天为止，美国似乎都没能看到支出大大高于收入的后果。这必须改变。

尽管胡锦涛和中国领导层的其他领导人并不愿意对来访的总统说教，但是他或许会友善地暗示，中国政府开始对美元的价值有些担忧了——3 月份以来，它已经下跌了15％，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越来越担心美国的债务负担变得无法控制。

如果你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方，你也会做同样的事情：给对方一个类似的暗示。这样的暗示一旦泄露，足以造成国际经济动荡。每一次中国政府的官员公开商讨要为中国持有的 2.1 万亿外汇储备寻找另一种可替代美元的货币时，外汇交易商们都会吓得心脏病发作。）如果美国人多储蓄、少消费，假以时日，他们就不需要担心这些了。

2012 年12 月(第二套)

Passage One

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不符合21世纪的社会吗？世界精英们在年度世界经济论坛上讨论了这个不同寻常的问题。

令人兴奋的是，自从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三年多以来，一份迟来的自我反省过程已经开始，目的是为了能从中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

但是，在愿意谈论问题和做好行动准备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有些人仍然认为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置身事外，与之不同的是，有些人认为政府应该真正起到先复兴经济，然后再为将来的成功设定合理的规则的作用。

如果我们能从20世纪30年代学到点什么的话，那就是政府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民失业。

同样，在追求经济更加可持续增长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目前的经济增长和债务危机的原因。

美国和英国都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因为它们的经济都过度依赖金融部门的人为利润；许多人的生活水平都下降了，然而经济回报却到了最富裕的1%的人手中；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鼓励用短期决策而不是长期健康的眼光看待季度利润；像银行巨头这样的利益团体被认为是太大了而不可能失败或者太有权势了而不可能受到挑战。

我们需要意识到，保守主义理论者们的“滴漏”承诺（富人得到的利益最终将会传递给穷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反地球引力”的事实，即财富不成比例地且大多数时候不公平地由下向上流动。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重新思考人们接受工作培训的方法和最低生活工资的数量。

政府能够设定更好的——不一定是更多的——规则来鼓励那些生产和销售真实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型企业的发展。我们需要规则来阻止一些人的掠夺性行为，他们通过恶意收购和资产倒卖快速赚钱，但却不把股东、雇员和经济放在心上。

此外，政府必须记住他们被选出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那些能为权利或影响力埋单的有权势的游说团体服务的。大多数时候，市场资本主义真正的敌人是当前经济模式的一些主要受益者，他们支持大型垄断机构和剥削消费者。

我认为，改变资本主义规则需要公民改变对政治的期望和要求。我们要问的问题与其说是20 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不符合21 世纪的社会，不如说是政治是否能克服困难接受改变有缺陷的经济模式的挑战。

Passage Two

在美国大公司中，一半的员工是女性，但在董事会成员中，女性仅占15%，在欧洲是10%。只在一半的“人才池”中“捕捞（人才）”的公司会被那些更广泛撒网的公司取代。也有证据表明，由男女混合构成的董事会能作出更好的决定。

考虑到这一点，欧洲国家通过了强制要求公司将更多的女性提升至领导层的法律。法国的一项新法律要求，到2017年，上市公司要为女性保留40%的董事会议席。挪威和西班牙也有类似的法律；德国正在考虑之中。欧洲议会本月宣称，整个欧盟都应当使用这种配额。

支持强制配额的理由主要有两种。一种理由是主导公司董事会的男性是不可救药的性别歧视者：他们晋升和自己一样的人，并且忽视任何女性人才。

第二种理由更为微妙。有才能的主管需要良师助其攀登成功的阶梯。男性主管指导年轻的男性，却不情愿和年轻女性友好相处，唯恐关系被人误解。配额将通过把大量女性安排在高层，然后这些女性又能助她们的姐妹一臂之力，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两种理由或许都有一定道理，但在大多数富裕国家，性别歧视已不再是女性职业的主要障碍。孩子才是。大多数女性会中断职业照顾他们。也有许多人是为了照顾年老的亲属。一项研究发现，2/3的美国女性曾在某一阶段从全职工作转为兼职或者弹性工时以平衡工作和家庭。这样的选择使女性获得进入高管行列所必需的经验变得更难。

更重要的是，大公司正日益全球化。很多公司想要一个已在不止一个国家工作过的老板。这样的外国派遣会扰乱家庭；许多女性就会拒绝。另外，许多期望能在将来某一时刻中断职业的人选择了那些她们的技能不会很快就过时的领域，比如法律或者人力资源。一些律师可以成为优秀的行政总裁。但是，公司往往想要有财务或运营经验的人供职于高层职位，而这些领域仍然是由男性主导。

要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配额实在是一个收效甚微的方法。公司被迫安排进董事会的女性不可能与那些公司

自愿安排进董事会的女性一样优秀。强制配额迫使公司要么将董事会塞满象征性的非执行董事，要么按性别分配权力，而不是长处。强制实施女性配额已经导致大量没有经验的女性被委任进入董事会，而且已经对那些公司的业绩造成了严重损害。

2012 年12 月六级真题(第一套)

Passage One

谁是美国的贫困者？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之所以难回答是因为对贫困的定义尚无定论。低收入（对定义贫困）很重要，虽然低的程度并不清楚。贫困也是一种心态，它助长了一种自我挫败行为——不良工作习惯、家庭破裂以及癖嗜。最后，贫困起因于糟糕的运气：事故、失业和残疾。

尽管贫困的概念很混乱，但是我们已经用单一的数据测量了进步情况：联邦贫困线。按照这一测量方法，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大进步。但是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没有明显的进步的这一结果是误导人的。

首先，它忽视了移民。许多移民很贫困且技能水平低。他们使贫困人口的数量增加。从1989年到2007年，贫困人口的增长量中有约3/4出现在西班牙裔美国人中——大多数都是移民和他们的子女。

再者，贫困者的物质财富已经提高了。官方贫困测量只将税前现金收入计算在内，忽略了其他包括食品券和住房补贴在内的资助来源，便掩盖了这一点。虽然许多贫困者只能勉强糊口，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已在不断提高。在2005年，91%的人拥有微波炉，79%拥有空调，48%拥有手机。

现行贫困线可以通过增加一些收入来源、减去一些花销进行提高。不幸的是，政府于2011年提出的“补充贫困测量”的动议过犹不及。新的贫困数字可能会加重民众的疑惑，也引起了该数据是否专门偏向政治目的的疑问。

“补充贫困测量”将贫困起点与最贫困的1/3的美国人在食品、住房、衣服和公用事业的花销紧密结合在一起。真实的起点可能会比现今的贫困线更高。许多美国人会觉得很蹊跷：人们更加富裕了，但是“贫困”却困住了。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由于对贫困的观点不同。现在的贫困概念是绝对的：贫困起点体现估算出来的满足基本需求的数量。相比之下，新的测量方法包含一种相对的贫困概念：如果人们与富裕人群之间的差距达到一定程度，即使他们的收入正在提高，他们也会被自动列入贫困阶层。

新的指标表明，贫困问题难以解决或者贫困人群正在增多，它成了推动收入再分配的“鼓吹手段”。人口调查局已经以与政府动议相似的手段估算了数据。2008年，按传统贫困线测出的比率是13.2%；新的数据估计则上升到了17%。新的贫困数据超过了旧的数据，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一差距变得更大了。

正如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所说的那样，贫困问题完全是由政府来定义的。对我们该救济贫困者多少钱或者降低多少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行辩论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一辩论不应被那些没有几个美国人能明白的、误导人的数据所动摇。政府数据理应力求保持政治上的中立。但这一数据却没有做到。

Passage Two

11年前的夏天，我被派去沃顿商学院参加一个管理培训课程，以便为更加重要的事情做准备。除了金融和创业学及类似的课程，这个课程还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的Al Filreis教授讲授的一门令人愉悦、但与培训课程格格不入的英语诗歌课程。

他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解说了《红色手推车》和《雪夜林边小驻》。这一经历——尤其是与其他指定的、令人讨厌的散文阅读任务相比时——让我回到了校园书店，在那里我重拾了中断许久的与格律和韵律之间的浪漫。

Filreis教授说沃顿商学院的学生对这门出人意料地偏离商业的课程反应非常强烈，这使他“有点震惊”，他们不仅把这门课程看做一种解脱，也看做一种激励。许多人在上完课后写信请他推荐诗集。尤其是现在更是如此。

他告诉我说：“严峻的经济形势似乎使参与者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跳出固定思维’，而这正是诗歌所鼓励的。”

这使我想到了国会，它比现在几乎任何一个机构都更加深陷于固定思维。你可能已经听说过，在美国国会山上，他们非常热衷于祈祷早餐会。在聚会上成员们聚集在一起，吃着炒鸡蛋并且请求上帝赐予智慧。看看今年夏天令人苦恼的债务惨状，你就可以判断它到底有多大作用。或许是时候在国会议程中增添一些诗歌朗读作品了。

我并不是说诗歌会比祈祷更能给予我们的立法者以指导。只是诗歌可能会让他们更像人类。诗歌代替不了勇气或能力，但是如果运用得当，它会挑战我们目前过量拥有的自我确定性。诗歌起到的作用是激励创新思维，反对教条和习惯，克服时下盛行的乱下承诺。

诗人雪莱在将近200年前对诗歌进行了辩护，他写道：“一个伟大的人必须具有强大的想象力和理解能力；他必须懂得换位思考；他必须能切身体会人类的疾苦哀乐。”雪莱论文的结尾将诗人称做“未被世界认可的立法者”，因为他们把想象力带入“推理者和机械论者”的世界中。

诗歌的相关作用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情诗《水仙，那淡绿的花朵》的其中五行中得到更加简练地说明：

从诗歌里得到信息

是困难的

但每天都有人在悲惨中离去就是因为缺少

对它的关注。

2013 年6 月六级真题(第三套)

Passage One

“经济萧条”不只是严重的经济衰退。把经济萧条与严重的经济衰退区分开来的就是极端恐惧——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如此巨大，以至于它引起消费者、商业机构和投资者退缩和恐慌。他们将钱存起来并且拼命地减少开支。他们卖掉股票和其他资产。破坏性的信心丧失引起了击垮正常的自我调节机制的行为，而这些机制通常会阻止经济衰退的加深和延长：即阻止经济萧条的到来。

通过比较1929 年的经济大萧条和2007 年至2009 年的经济衰退，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ristina Romer 发现，对信心的最初打击现在远远超过那个时候。的确，股票价格从1929 年9 月到12 月下跌了三分之一，但是那时持有股票的美国人较少。而且，房价几乎没有下降。从1928 年12 月到1929 年12 月，家庭总财富下降了仅3%。相比之下，2007 年12 月到2008 年12 月期间，家庭总财富损失为17%。被更广泛地持有和拥有的股票和房产下降得更多。受到这样的创伤后，经济可能已经进入了以经济萧条为结局的自由下滑。事实上，它确实进入了自由下滑的状态。购买者克制自己购买汽车、家用电器和其他一些高价物品。在这些“耐用品”上的开支在2008 年的第三季度以12%的速度下降，第四季度则以20%的速度下降。并且，商业机构停止了投资项目。

就像Romer 所说，这些大的下降并未导致经济萧条主要反映出政府采取的对策。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证券等自由市场大多是自我调节，但是恐慌在滋长，消释着这些稳定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可以从总体上保护经济，因为大多数个人和公司都卷入自我保护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会适得其反。

20 世纪30 年代初政府没能履行这一职能，使经济衰退演变成经济萧条。学者们将讨论这次哪些干预——美联储对一个濒临失败的信用体系的支持，对银行债务的担保，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和银行“压力测试”——最能阻止经济萧条的重现。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复杂的措施都有同样的心理目的：安慰人们经济的自由下滑会停止的，从而抑制住使经济自由下滑持久的恐惧。

这一切都提高了信心。但是消费者信心指数仍然很低，并且一切复兴已经存在于美国人对未来而非现在的经济条件的评估中。失业率（9.8%）很糟糕，复苏的强度还不清楚。在这一点上，也有来自20 世纪30 年代的启示。尽管在1933 年已经停止恶化，但是经济大萧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结束。有些国家政策帮助了复苏；有些阻碍了复苏。现在的好消息就是坏消息没有更坏。

Passage Two

“通常，当我们徒步穿过雨林时，我们会听到一种轻柔的声音，这种声音来自森林地面上所有湿润的树叶和有机碎屑，”生态学家Daniel Nepstad 说。“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沙沙的声音和嘎吱嘎吱的声音。这是一个将死的森林发出的声音。”

对热带雨林要毁灭的预测已经出现好多年了。然而直到最近，最坏的预测几乎都与直接的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比如为开辟牧场或农场而进行的森林砍伐和焚烧。人们曾设想，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涉，通过吸收过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引起地球变暖的温室气体，世界上的雨林不仅会生长茂盛，或许甚至会将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现在结果表明这或许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一些科学家认为，碳含量的升高意味着亚马孙雨林和亚洲以及非洲的其他雨林或许会从抗击气温上升的卫士转而变成引起气温上升的元凶。例如，亚马孙的植物含有1 000 多亿公吨的碳，相当于排气管和烟囱15 年的排放物。如果雨林的毁灭速度急剧上升，它最终每年会向大气释放35 亿到50 亿公吨的碳——使森林成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

由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罕见的严重干旱已经引发了从澳大利亚到印度尼西亚吞噬森林的野火，但任何地方都没有亚马孙雨林严重。一些专家说雨林已经濒临毁灭。

极端天气和不计后果的开发正在以科学家们从未想象到的方式谋害着雨林。随着气温的升高，树木需要更多的水，但长期的干旱已经耗尽了它们的水分，使整片森林的树木很容易被砍伐掉从而变成农田。这种形势随着每一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变得更加糟糕。厄尔尼诺现象是发生在太平洋上的异常暖流，它会使气温上升，总是预示着发生在雨林的干旱和火灾。难以控制的大火向空气中释放更多的碳，这使得气温升高，重新开始一整轮的恶性循环。

一个走向毁灭的雨林不仅仅是失乐园，它会引发多米诺效应——使风和雨偏离路线数千米，使天空中的温室气体含量更多——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亚马孙流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已能窥见一斑。

在亚马孙雨林的每一个焚烧季节，边疆移民和开发者故意点燃的大火每年会释放差不多 5 亿公吨的碳，这使得巴西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的五大排放者之一。

2013 年6 月六级真题(第二套)

Passage One

2011 年，许多购物者选择了避开狂乱的人群，在他们的电脑旁舒舒服服地进行假期购物。网络零售商的销售量增长了15%还多，使之成为史上最大的购物旺季。但是人们也在以创纪录的比率退回那些购买的东西，退货率较上一年度上升了8%。

是哪里出错了呢？是挥之不去的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使人们更难以接受奢华的嗜好吗？还是人们在购物时更加冲动，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呢？两种观点都有道理。然而，还有第三个因素：触摸的问题。在网络环境中，我们可能会喜爱外观，但是我们却无法感觉到质地、穿戴时的样子、褶皱的产生，或就此而言，耳饰的重量。与一个物品的实际接触使你更加坚定自己的购买行为。

当我的新书《品牌，就是戒不掉》发行时，我与一家当地书店合作就网购和实体店购买体验的不同之处进行了一项试验。我精心指导一批志愿者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促销我的书。第一种是几乎不干涉的方式。每当有顾客询问我的书时，志愿者就把他们带到书架那里指指那本书。20 个有这样要求的顾客中，有6 个接下来购买了我的书。

第二种方式也是要走到书架那里，但是，这次，志愿者会拿下来这本书，不易察觉地在手里再拿上一会儿，然后放到顾客手中。在接过书的20 个人中，有13 个人最终购买了这本书。仅仅是自然地递书就在销售上呈现出很大的不同。为什么呢？当我们手中拿着东西时我们会有一种类似拥有的感觉。那就是我们为什么通过握手与陌生人和朋友打招呼来建立或重新建立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拿上一会儿书然后不得不放手就可能产生一种微妙的失去感，甚至更能促进我们购买。

一项最近研究也显示了触摸的力量，这个案例就是面对传统邮件的时候。当某一信息在一封信件中被传达时，就会形成一个更深且持续时间更长的印象，而在网上收到同样的信息的效果却截然相反。大脑成像表明，一触摸到纸，大脑中的情感中心就会被激活，因而形成一种更强的纽带。研究还表明，一旦触摸成为过程的一部分，它就会变成一种拥有感。只是这种拥有感不是网购体验的一部分。

Passage Two

显然，人人都知道全球变暖只会使气候更加极端。一个炎热、干燥的夏季已经又引发了大量的这种言论。尽管有很多利益团体忙于这件事，但从这种言论中获益最多的参与者之一却是媒体：“极端”气候的概念确实有助于制造更多引人注目的新闻。

想一下Paul Krugman，他在《纽约时报》里连续写到“极端事件的发生率不断上升”。他断言全球变暖引起了美国中西部目前的干旱，还声称传言中再创新高的谷物价格可能会引发全球粮食危机。

但联合国气候委员会最新的评估却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的情况：对“北美洲来说，人们有适度的自信，相信干旱在整体上有略微减轻的趋势”。此外，Krugman 没有一台时间机器，他没有办法确定这次干旱是由全球变暖引起的：气候模型估算这种发现最早可能在2048 年获得。

而且，幸运的是，今年的干旱看上去不会引发粮食危机，因为全球的大米和小麦的供应依然充足。此外，Krugman 忽视了通货膨胀：自1969 年以来，物价已经上涨了6 倍，所以，尽管谷物期货在7 月下旬的确创下了每蒲式耳大约8 美元的纪录，但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谷物价格在20 世纪70 年代的大部分年份里都偏高，在1974 年达到16 美元。

最后，Krugman 轻易地就忘记了对全球变暖的担心是谷物价格自2005 年以来飞涨的主要原因。如今，在美国种植的谷物有40%被用来生产乙醇，这对气候完全不会产生影响，但无疑会扭曲谷物的价格——这是以损害许多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为代价的。

Bill Mckibben 在《卫报》里也同样担心中西部地区的干旱和谷物价格。他肯定地告诉我们，从新墨西哥州和科罗拉多州到西伯利亚的猛烈的野火“正是”全球变暖早期看上去的样子。

事实上，全球野火发生率的最新概况表明，火灾强度在过去的70 年里已经下降，现在接近工业化前的水平。

当好心的运动发起者们想让我们重视全球变暖时，他们经常因脱离事实而以失败告终。尽管这可能因为一个高尚的目标而看上去合乎情理，这种“恐慌政策”的策略却很少起作用，并且经常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

还记得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之后Al Gore 是如何断言更具破坏性的飓风在等着我们的吗？从那以后，飓风的发生率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夸大其词只会加剧公众的不信任和不参与。

那参与是不幸的，因为全球变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而且我们的确需要解决它。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报告就像预期的一样令人沮丧。一月份的失业率猛增到7.6%，创16 年新高，因为美国就业人数锐减59.8 万，这是1974 年12 月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由于过去三个月失掉了180 万个工作岗位，所以美国人民迫切希望尽快提振经济。但美国政府在对不容乐观的数据做出反应前最好还是深呼吸冷静一下。

总体上，我们基于失业数据和其他统计数据形成现实感。它们是我们用以评估经济状况好坏的大量数据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政府政策、公司预算以及个人开支决定的形成。问题是统计数据并不能客观地衡量现实；它们仅仅是最佳近似值。在方向上，它们充分体现了发展趋势，但我们准确知道有多少人失业的观点却是谬论。这也使得找到解决方案更加困难。

首先，数据收集是有方法的。官方失业率是对约6 万个家庭通过电话调查的产物。还有另一种调查——有时被称为“薪资调查”——是基于汇报的工资名单对40 万家企业进行估算。两种调查都有问题。薪资调查很容易重复计算某人：如果你身兼两职，你就会显示为两个人。薪资调查也没有体现个体经营者的数量，因而几乎不能说明有多少人在产生独立收入。

家庭调查的问题就更大了。当调查主题涉及性别、收入或就业情况时，直接询问的话，人们往往会撒谎或隐瞒真相。如果你接到的电话询问你是否就业，你会说是的，你处于就业状态。然而，如果你说没有，你惊讶地得知只有在过去四周内积极寻找工作，你才算失业；否则，你只是“与劳动力有些许关联”而并非真正失业。

量化的紧迫性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但认为统计学家们这样就可以获知客观现实的想法不仅不可能实现，还会导致严重的判断错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能够也将会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但更重要的担忧是双方的主要决策都基于大概的估计，而不是用批判的眼光和开放的态度看待大量的原始数据。

Passage Two

在2008 年的某个瞬间，很可能是在亚洲或者非洲，某个人决定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这个不知名的人推动人类越过了一个历史性的起点，因为就是在这一年，人类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城市人口居多的物种。

这种趋势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人口统计学家预计，到2050 年，四分之三的人类会成为城市居住人口，其中大多数的增长来自亚洲和非洲快速发展的城镇。城市移民被大量的就业机会、获得医疗服务和教育的机会以及可以逃离农民乏味的农耕生活所吸引。这些因素足以弥补这些移民在成为城市居住者之初通常必须忍受的肮脏、疾病和极度的贫困。

正是城市激发了彼得?史密斯的最新著作的创作灵感。他的主要论题是城市生活的喧闹以及它提供的合作和协作的机会吸引人们到城市里来，而这相应地又使城市成为艺术、商业、科学和进步的引擎。这称不上具有创新性，但它是以迷人的模式框架呈现出来的。史密斯先生写了一本轻松愉快的指南，里面一系列短小的章节专门描述了都市生活的具体方面——例如公园，或者多年来提出的建设最佳城市的各种方案。这本书最终成为一种高质量、极其严肃的咖啡桌图书。咖啡桌图书的目的是供人浏览而非从头读到尾。

例如，在讲摩天大楼的章节中，史密斯先生谈及施工方法、自动电梯的革命性发明、生活在空中的实际情况，以及随着城市变得更加拥挤公寓生活将会成为常态的可能性。但书中也有向极其怪诞的话题短暂偏离的时候，例如对摩天大楼指数的讨论（该讨论认为摩天大楼建设的激增是即将发生的经济衰退的可靠预兆）。

人们对这本书的主要批评是其广度是以深度为代价的；史密斯先生的许多文章引出的问题不比其所回答的问题少。尽管这确实让人沮丧，但这很可能是阐述如此巨大的一个话题的唯一方法。城市是社会文明和人们所做的几乎任何事情的基石；因此，一本关于城市的指南的确是一本一大批日益增长的人类选择如何生活的指南。史密斯先生的书是对一个庞大的主题的精彩介绍，还给人们推荐了许多进一步研究的方法。

不久前曾有一段时期，人们期望美国的新理学博士生能走学术职业道路。但如今，大多数毕业生最终都从事了学术界之外的工作，不仅有工业界的工作，还有科学政策、通信以及专利法之类的职业。这部分是因为就业市场很不景气，但也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注重职业选择。博士科学家没有直接接受职业选择的训练——但他们有关于职业选择的有用知识、技能和经验。在我们目前培养科学家的方法和他们实际有的就业机会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差距，因而急需培训项目的极大改进以弥补这一差距。有助于促进改变的一个关键措施是要求博士生和博士后科学家遵循个人发展计划。

2002 年，美国实验生物学学会联合会建议，每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咨询顾问之后整理出一份个人发展计划。从那之后，数家学术机构就开始要求博士后做个人发展计划。而在7 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工作组建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让其支持的大约32 000 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做个人发展计划。其他公立和私立资助机构也在朝着类似的方向行动。

长期以来，个人发展计划被政府机构和私立部门用于实现员工或组织的具体目标。其目的是确保员工有一个明确的工具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志向，决定他们的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并确定（通常是短期的）目标。在科学领域，研究生和新博士科学家可以用个人发展计划来找到并确定有效的职业道路。

为达到这一目的的一款被称为myIDP 的免费网络应用已于本周面世。它的目的是指导青年科学家经历一个私密而严格的内省过程以制定出一份量身定制的职业规划。在一组科学职业顾问的专业知识的指导下，每一位受训者的自我评估都被用来排列一组职业轨迹。在用户找到了长期职业目标之后，myIDP 会逐步引导她或他走过确定短期目标的过程，而这些短期目标的目的是积累对其职业选择很重要的新技能和经验。

虽然调查显示个人发展计划过程很有用，但受训人说需要额外的资源来帮助他们找到长期职业道路来完成个人发展计划。因此，若将myIDP 应用于更广泛的职业发展工作中，它将是最有效的。例如，大学可以将个人发展计划纳入他们的研究生课程中，以帮助学生讨论、计划、准备并实现他们的长期职业目标。

Passage Two

进入21 世纪的短短十年来，在一系列的领域里都可以庆祝女性的进步。从泰国到巴西、从哥斯达黎加到澳大利亚，她们担任最高的政治要职。一位女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担任最高职位；另一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北京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硅谷的技术创新者、加纳的先驱法官——在这些领域和无数的其他领域，女性们正在留下她们的印迹。

但是先不要鼓掌。在沙特阿拉伯，不允许女性开车。在巴基斯坦，每年都有1 000 名女性死于荣誉谋杀。在发达国家，女性在工资和政治权力方面落后于男性。美国女性间的贫困率去年上升到14.5%。

为了估量女性进步的情况，《新闻周刊》对165 个国家进行了排名，着眼于影响女性生活的五个领域：在法律之下所受到的对待、就业情况、政治权力、受教育的机会和接受医疗服务的机会。别的不说，通过分析来自联合国和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以及咨询专家和学者，我们估量了影响我们得出排名的28 个因素。

得分最高的国家往往集中在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性别歧视是违法的且平等的权利被庄严地载入宪法。但也存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些虽然排名较高的国家因为政治代表而得到相对较低的分数。加拿大整体排名第三位，但在权力上的排名为第26 位，位于古巴和布隆迪等国家之后。这表明一位担任国家最高职位的女性会给全体女性带来更好的生活吗？不完全是这样。“试图量化或估量女性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是有困难的，因为只在很少的国家有足够的参与政治的女性产生影响，”联合国妇女的和平与安全顾问Anne-Marie Goetz 说。

当然，没有数据可以说明一切。宣称一个国家在其对待它的一半以上公民的方式上比另一个国家好意味着依赖宽泛的举措和泛泛之说。有些事情确实是无法衡量的。并且跨文化比较不能解释观点的不同。

不过，某些结论还是明确的。一方面，我们的数据支撑了希拉里?克林顿在最近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所作的简单但深刻的陈述。“当我们解放女性的经济潜能时，我们会提升社会、国家和世界的经济表现，”她说。“当女性拥有我们国家的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经济生活机会时，这将会带来一种刺激效应：更高的政治稳定性。更少的军事冲突。更多的食物。更多的孩子们受教育的机会。通过利用所有女性的经济潜能，我们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机会。”

在政府最有趣的报告中，有一篇报告估算了家长在孩子身上的花费。不足为奇，花费极高。对于一个中产阶级夫妻家庭（2009 年平均税前收入为76 250 美元）来说，每年在一个孩子身上的花费约为12 000 美元。加上通货膨胀，到孩子17 岁时，家庭在一个孩子身上的花费总额将达286 050 美元。

这些干巴巴的统计数据应该对正在进行的赤字辩论产生影响，因为一份预算不仅仅是一个项目和税收的目录。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优先事项和价值观。我们的社会不是很重视抚养孩子，虽然言论与此相反。目前的预算政策向家长征收重税来供养老年人。同时，对孩子的赋税优惠又不太大。如果削减赤字加剧这些倾向的话，更多的美国人可能会选择不要小孩或少生小孩。沿着这条路下去意味着经济衰退。

无法更新人口的社会会阻碍投资和创新。商品和服务市场在这样的社会是停滞的或不断萎缩的。随着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这样的社会抵制变化。不考虑移民，一个社会要稳定人口，妇女平均必需生育两个小孩，即生育率为 2.0。许多经济形势举步维艰的国家的生育率远低于这个数字。

虽然抚养小孩是一个非常私人的决定，但它深受文化、宗教、经济以及政府政策的影响。至于为什么各个国家的生育率不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家Andrew Cherlin 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好的答案”。欧洲逐渐淡化的宗教信仰可能部分地解释其下降的出生率。在日本，年轻的女性可能是在反抗她们母亲的那种抚养孩子的孤独生活。普遍的乐观和悲观情绪都很重要。希望激起了美国的婴儿潮。苏联解体后，Cherlin 说，“对未来的焦虑”使俄罗斯和东欧的出生率下降。

在贫穷的社会，父母抚养孩子是为了增加家庭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在年迈时让孩子为他们提供支持，以此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在富有的社会，这一逻辑往往相反。如今政府为老年人提供支持，降低了对孩子的需求。经济学家Robert Stein 在《国家事务》杂志中报道，一些研究发现，退休人员的安全网已经使美国的生育率降低了0.5，西欧的生育率降低将近1.0。同样，一些夫妻不要孩子是因为他们不想为了家庭的时间和花费而牺牲自己的生活方式。

年轻的美国人已经面临一个惨淡的就业市场，这不会使他们树立要孩子的信心。征收更高的税也不会使情况有所好转。“如果更高的税收让抚养孩子变得更昂贵，”美国企业研究所的Nicholas Eberstadt 说，“人们将在再要一个孩子上三思而行。”这似乎是常识，尽管有很多因素影响人们成为父母。

Passage Two

太空探索一直是梦想家们感兴趣的领域：人类的创造力奋力跟随到什么地方，人类的想象力就会在这一地方马上展翅高飞。经常被称为第一部科幻小说的《月球旅行》由Cyrano de Bergerac 写于1649 年。在第一批载人火箭开始升空之前，Cyrano 已经去世至少三百年了。

1961 年，当肯尼迪总统宣布美国将在那个十年结束之前将一个人送上月球时，那些话语也带有一点梦幻性。它们充满了乐观和雄心，这一点与马丁?路德?金在两年后发表的最著名的关于梦想的演讲大致相同。在那个十年结束之前，这两种想象都取得了具体的成果，改变了美国社会。然而在许多方面，这两个梦想最终相互矛盾。为种族和经济平等而进行的斗争，其影响是非常实用且直接的。探索太空的愿望却恰恰相反。其目标从象征意义和字面意义上看都是超脱世俗的。

当尘埃落定时，太空梦想家们遭受了失败。继阿波罗任务之后没有重大的后续行动。在技术上不达标的航天飞机计划就这样结束了，没有接替的计划。一贯的理由是资金紧张，在地球上我们有更加紧迫的问题。处于当前对联邦赤字的担忧中，探索星球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好像节省一年预算的千分之一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是人类的创造力在困难中坚持。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正在开发一系列机器人探测器，这些探测器将使每一美元都得到最大价值的利用。它们将担任现代麦哲伦的角色，为后来的任何探索者——无论是人还是机器——绘制出太阳系图。另一方面，像维珍银河这样的公司正在通过使太空梦成为一个面向公众的现实而对太空梦策划一次由点及面的突击。过不了几年，私人太空飞行可能会成为有钱的平民能够实现的事情。再过一二十年，这可能会成为主流。

太空梦想家们最终使我们所有人受益——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扩展人类知识的方式或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衍生技术，而是因为这两种梦想因彼此而壮大。马丁?路德?金和约翰?肯尼迪都被这样一种想法所启发，即人类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