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史学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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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史学——精选推荐

心态史学——精选推荐

⼼态史学 ⼼态史学既是史学研究的⼀个新领域⼜是史学研究的⼀种新理论、新⽅法.⾃年鉴学派笃⼒耕耘以来,⼼态史学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之评述有利于推动这⼀史学研究新视⾓的发展.现在,历史研究中,有⼀门新的学科叫“⼼态史学”。

什么是“⼼态史学”呢?“⼼态史学是历史学知识体系与⼼理学知识体系相融合的产物。

从理论和⽅法来源看,它的⼀极是历史学,另⼀极是⼼理学;从研究的⽬的性看,它的起点和归宿是⼈类的历史过程。

⼼态史学因此具有了双重含意。

第⼀,⽅法论的含义,即⼼态史学是运⽤⼼理分析⼿段考察历史上⼈们精神状态的⼀种研究⽅法;第⼆,理论思维的含意,即⼼态史学是理解和解释⼈类历史活动的⼀种认识⽅式,它重视历史上各种类型⼈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重视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的精神风貌,重视平静年代⼈们的精神活动和激荡岁⽉中⼈们的精神变化,重视上述这些因素对历史进程所产⽣垢⼴泛⽽深刻的影响。

(<<历史的⼼镜-⼼态史学>>彭卫著,河南⼈民出版社1992年12⽉)为什么会出现“⼼态史学”这⼀新的学科呢?因为⼈们发现,⼈的性格,⽓质这些东西对⼈们影响是巨⼤的。

西⽅有⼀句格⾔“性格就是命运”,也从另⼀个⾓度说明了这⼀点。

本⽂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是不同的。

⼈的不同⾸先是性格,⽓质的不同,⽽性格,⽓质的不同⼜导致了⼈的价值观、审美观、⽅法论有所不同,⽽这些进⽽⼜导致了⼈的⽂化思想的不同。

⼈的性格、⽓质为什么不同?现在有⼀种观点认为,⼈的性格、⽓质的不同源于⾎型的不同。

这是⼀些⽇本学者研究的结果。

这个观点在⽇本很有市场。

前⼏年,我国也翻译出版了很多这⽅⾯的书。

本⽂赞同这个观点。

试论心态史学系统研究方法

试论心态史学系统研究方法

试论心态史学系统研究方法作者:陈盈诺来源:《卷宗》2020年第14期摘要:心态史学作为新史学中重要研究方法,对于心态史学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应用是绝对且必要的。

心态史学通过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整合分析,可以更深入挖掘历史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進入到历史主体的深层结构中去,对研究对象心理动因也可以有更全面的把握。

同时可以还能通过对始终被忽略的普通大众心理特征的研究,从而在宏观层面更具体的了解不同历史时段的背景以及社会变迁的内在原因。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历史学研究方法、社会学方法以及心理学研究方法,简略的建立心态史学的研究体系,希望有利于心态史学的发展和研究,更加客观全面的考察历史行为和历史心理。

关键词:心态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心态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研究层次的加深,单一学科往往无法全面客观的解决问题。

为了多特质、多角度研究和解决问题,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在互相干涉和互相渗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交叉学科。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麦克盖尔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2*2”学科研究方法的分类,即所有学科都应包含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研究方法,不仅要从微观层面进行认识和分析,同时也要从宏观层面进行研究。

简而言之,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宏观与微观。

而历史和心理学的结合在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的时期应运而生。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实验、测试、观察等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更具有经验性和针对性,更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

然而,历史与心理学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人为本的学科,这为历史与心理学的结合提供了可能。

1 心态史学概述心态史学在史学研究中,是一个新的方法论,也是一个崭新的领域。

勒高夫在《新史学》中提出,心态史学作为西方史学流派是伴随着传统史学的危机和年鉴学派的诞生而逐步兴起的,它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形成的一个学术团体中,这一团体后被人称作为“年鉴学派”,除了年鉴学者之外,还有很多边缘的学者有一个统一认识,他们认为与传统历史学所理解的它是一种有意识指导政治等观念传播或者推动历史进程的行动不同,史学是存在另一个方面的。

中国士人的生态与心态史

中国士人的生态与心态史

中国士人的生态与心态史2004年7月从北京大学访学归来,陆续担任《文化学概论》、《比较文化概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得以集中考量中国文化的生态和心态。

尽管我已经不满对中国文化的过渡政治化解读,但是,1949年以来的史学研究,却是充满对政治的膜拜,教条的阶级分析,一部丰富的中国文化史,成为被人任意涂抹的小姑娘,到处都是意识形态的叫嚣。

直到现在,我们很难说这种新学统离开历史舞台。

难怪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就发生了“文化热”,奇怪的是,文化热中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却充满了诅咒和攻击,我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也被这种无所畏惧的批判传统的热潮所裹挟,狂热地学习西方的哲学思潮,对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倒是没有一点热情和兴趣。

当时的许纪霖先生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析和梳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从心态的视角,抱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的理念,别出心裁,独树一帜。

九十年代到来后,随着政治情势的变迁和学者心性的转移,这种心态史学的视角,更多的被用于对中国传统的理解。

文人心灵研究的热潮,我们如果把意识形态化、脸谱化的东西当作参照系,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视角转换;如果,我们的眼光穿过时光隧道,回到民国时代,我们可以说,这些仅仅是现代学术传统的一种回归,前辈学者陈寅恪、周树人对于中国文人生态和心态的研究,已经有着极高的品位。

陈寅恪先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指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陈寅恪那辈学人对于古代的历史,所持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对于古人具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这样,他们就具有了与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前提。

浅析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中的士人心态研究

浅析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中的士人心态研究

浅析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中的士人心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中的士人心态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它涉及到对古代士人群体的心理特点、情感体验以及价值观念的深入研究。

士人是古代社会中的一种特殊身份群体,他们不仅具有高尚的品德和宽广的学识,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对士人的心态研究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代社会的精神面貌,也有助于我们借鉴古代士人的优秀品格,构建和谐的现代社会。

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中的士人心态研究中,有几个重要的方向值得关注。

首先是对士人的情感体验进行深入分析。

士人常常生活在各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们面对政治斗争、官员贪污、家族纷争等问题时,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

有些士人会感到挫折、无奈和绝望,他们对社会现实充满了不满和愤慨;而有些士人则会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他们对社会问题抱有改良和解决的信心。

通过对士人情感体验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代社会的动态和士人的内心世界。

其次是对士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深入探讨。

古代的士人常常追求道德修养和个人修身养性,他们主张君子之道、圣贤之学,追求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

在他们的眼中,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能否做到道德完善、充实个人内在的修养。

通过对士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士人的高尚品格和崇高追求,从而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产生启示和借鉴。

最后是对士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进行深入研究。

古代士人往往在政治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参与到各种政治活动中,对国家和社会有着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通过对士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格局和士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也可以从士人的政治观念中,找到一些对现代政治发展和治理有启示作用的思想和理念。

2019届云南省保山市高三高考统一检测语文试卷(解析版)

2019届云南省保山市高三高考统一检测语文试卷(解析版)

2019届云南省保山市高三高考统一检测语文试卷(解析版)现代文阅读论述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宇,完成下面小题20世纪以来,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城,心态史学将人的精神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角。

但在受访学者看来,不可忽视的是,在肯定心态史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心态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误区。

心态史在研究对象上突破传统史学的局限,从以往对经济、政治等的研究扩展到历史上人的精神生活,拓展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

“毫无疑问,心态史研究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彭卫告诉记者,心态史研究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相融合的产物,心态史聚焦历史上各类人物、群体的欲望、价值现念、精神活动,关注这些因素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增强了历史研究的整体性。

在受访学者看来。

在肯定心态史学价值的同时,也应看到心态史学所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误区。

在彭卫看来,心态史研究存在先天性困难,心态史研究中对古人的心理分析实际上是回溯法,即以寻因法。

在历史进程中,人的心理因素与非心理因素往往交织在—起,心理分析方法实际上有一定的风险,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

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周立红看来,心态史研究获得发展后也暗藏着使历史研究走向碎片化和片面化的危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史的复兴也恰恰证明,心态史的研究离不开对社会结构的分析。

在河南师范大学教授苏全有看来,心态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其一是理论根据匮乏与研究方法单一。

很多研究成果只是史料的堆积与平铺直叙,缺乏比较与综合,学科理论的运用问题上更是捉襟见肘。

其二是研究状况不平衡。

以近代中国心态史为例,存在着研究区域、内容、时段不平衡现象,甚至存在“研究空档”。

心态史研究应该如何拓展与深化?“研究历史上人们的心态要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必须严谨。

”在彭卫看来,心态史研究,首先,必须遵循严谨和揭示历史真相的一般要求;其次,要借鉴心理学研究的理念、方法去探索研究以往传统史学中不太重视的心态问题,从一个方面探索一定时代的基本精神面貌。

吴励生:问题史、心态史穿透与学术结构性洞察.

吴励生:问题史、心态史穿透与学术结构性洞察.

吴励生:问题史、心态史穿透与学术结构性洞察)<TDclass=text15 valign="top" id="contenttd" style="padding:15px;">当我仔细研读着陈平原先生的一本本堪称重要的著述时,我显然时时关注的也是平原自己所一再强调的“压在纸背的心情”——实际上,任何一个具备有良知的中国学人或知识分子,当他(或她)在经历了西方现代性与我们自己百年来“被压缩了的现代性”的双重现代性的“冲击”与洗礼,重新面对我们这块土地,尤其是重新面对我们这个亘古不变的生存结构的时候,诸般复杂的心境、心绪与心态不言而喻。

诸如“借别人酒杯,浇心头块垒”、“压在纸背的心情”等等,在我看来,还仅仅是一种比较曲折的心迹或心情表达,而真正深层的东西则应该是对我们的问题史、心态史的穿透和把握——其所以是“深层”,是因为不仅直指我们的生存结构性,同时也直指我们的文化本真性。

尤其是经过了晚清、五四后的我们,生存结构性的众多问题几无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文化本真性的问题却遭遇了空前的挑战——我们甚至不知该当如何重新确立文化本真性认同并有效建构自身?也许,这里我们首先应该从平原的问题切入:“读书当有慧眼独识,并借论说古今影响世道人心或革新思想文化,这与主张直接介入现实政治斗争的‘经世致用’之学有很大区别。

前者立足于‘道问学’,只不过保持学者的人间情怀;并非为政治而学术,也不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的。

”[1](p169)因为平原的问题涉及的是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一个经典范畴,平原重新提出讨论当然有着他的深刻用意,比如,“百年中国知识者始终对‘为学术而学术’或‘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提法不感兴趣,主要不在于这些口号本身学理上的缺陷,而在于其避开‘致用’因而无法满足众人‘经世’的政治热情。

王国维曾批评将学术分为‘有用’、‘无用’者为‘不学之徒’,可‘学以致用’乃本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潮。

安可史密斯论心态史研究

安可史密斯论心态史研究

安可史密斯论心态史研究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黄明田本文意图处理当代「心态史」历史实践在历史理论层次上的研究意义,这里将以安可史密斯(F. R. Ankersmit )叙述主义(narrativist )观点探讨。

一般说来,「心态史」是近来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第三代史家诸如勒高夫(Jacques Le Golf )、杜比(George Duby )、拉杜瓦(Emmanuel Le Roy Ladurie )等主张的新历史研究趋向,他们主张历史的研究对象,是生活在过去男人和女人的思考、感觉和经验,探讨他们的行为倾向、集体历史中的无意识层面,这包括了孩童、母亲、家庭、爱、性和死亡的历史主题。

然而,此处所提出欲探讨的「心态史」范围并不限于法国年鉴学派,还包括一些新文化史的写作,诸如卡罗.金兹伯( C. Ginzburg )的《起司和小虫:十六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大卫斯(Natalie Z. Davis )的《马丁?盖尔的归来》(The Return Martin Guerre )1 等等。

以安可史密斯的叙述主义观点,此心态史的研究趋向在历史理论的思考上适时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历史写作的向度。

这包括了心态史研究趋向,在于寻找过去历史写作未曾发觉「粗野的」(raw )的历史领域,即未曾被显现的历史,并且此历史往往异于已写的历史。

其次,视历史写作是对过去的实在再现(representation ),此再现展示出一种「实在效应」(effet de reel )的动力化(dynamization ),即每一个时代拥有自身的再现策略,表达他们对过去实在的看法。

再者,不在历史写作中铺陈宏观和历史连续的脉络、不承认历史写作是再现过去实在而是再现自身,再现自身产生于史家历史经验的「差异」(difference )逻辑,即历史再现反映的过去实在,永远不是真正的过去而是不断与过去实在(前人的历史实在)呈现差异。

历史高考史学范式:心态史学

历史高考史学范式:心态史学

高三历史二轮通史专题复习专题十一历史史观与素养培养【高考热点】:心态史学(观)心态史学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的西班牙,当时称为心理史学。

分析人物心理是我国史学传统,如《史记·项羽本纪》对“鸿门宴”中樊哙和项羽的心理的刻画,至今为人乐道。

但20世纪初史界革命中一度传入我国的心理史学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得到深入发展,受美国心理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产生了我国的心态史学。

心态史学具有方法论和理论思维的双重含义,它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相融合的产物,从方法论说,心态史学..........是运用心理分析手段考察历史上人们精神..................状态的研究方法,从理论思维来说,心态史学重视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阶层..................................以及个人的心理活动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近年来,心态史学研究在与社会学和文化学相结合后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在新课程改革中体现出来,心态史学向高考渗透,形成心态类历史试题,是心态史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种渗透的具体体现如下。

1、心态史学所使用的一些专业术语和概念等引入心态类历史试题。

心态史学经常使用的术语:情感与情绪、想象、观念与意识、愿望与动机、性格、气质、态度、信仰、压力、气氛、社会心态等及描述它们状态的傲慢、猜疑、恐惧、谨慎、平静、喜怒哀乐、虔诚等,成为高考试题的关键词或提示语。

2、心态史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成为心态类试题的内容选择依据。

目前我国心态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群体或个人的心态状况。

可以分为稳定时期、危机时期和变革时期。

我国学者更侧重于从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关系角度来分析他们的心态,和北美心态史学从个体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层次的心理状况分析有明显差异的。

这样的内容选择同样也成为了心态类历史试题的内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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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史学探微——读《心态:一种模糊史学》有感06历史郭进萍摘要:心态史学伴随着传统史学的危机和年鉴学派的诞生而兴起,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雅克•勒戈夫在《心态:一种模糊史学》一文中就心态史学的特征﹑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危险和挑战等作了详尽的阐述。

作为一门十分流行的学科,心态史学正处在史学的十字路口。

它既拓展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又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史学的科学性,使史学出现“非科学化”的倾向。

本文试图从心态史学产生的背景﹑理论探讨,实践中的因应和困扰以及前景等方面入手,力求对心态史做一个较客观的认知和定位。

关键词:心态史学;年鉴学派;模糊性;跨学科心态史是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但因其自身的特性使人们对它的科学性提出了怀疑。

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戈夫在《心态:一种模糊史学》一文中开篇就指出:“心态史最吸引人的地方为其模糊性:可用之于研究别人置之不顾的资料,即史学研究分析中由于难以阐明其含义而置之不顾的资料。

”应该说,这样做比常规历史研究要困难的多,它需要历史学家具备更多的睿智和机敏,需要他们从大量日常重复出现的现象中捕捉其隐含的象征意义。

16世纪以后,西方诞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它也被认为是新的劳动观念和新的货币观念的产物,即一种心态的产物: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心态与新教的伦理道德有关。

因此,“心态”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已超出了史学范畴。

这一概念的作用在于满足史学家们“深入一步”的愿望,从而与其他人文学科发生了联系,如社会学﹑计量史学,人类文化学等。

在勒戈夫看来,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因为心态史所揭示的是他们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

心态史同思想史的关系,犹如物质文明史同经济史的关系。

因而心态史有助于思想史的研究。

他认为无意识的举动和随意而发的意见似乎没有来由,而实际上是深深扎根于长期交混的思想体系之中的。

在他看来,心态的变化比什么都慢:其历史表明了历史的缓慢发展过程。

史学完全是门手艺,首先得靠资料。

心态史的特征表现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资料上,所以什么资料都可以使用。

文学﹑艺术方面的资料对心态史同样重要,因为心态史感兴趣的不是“客观”现象,而是对这些现象的描述。

同时,对心态进行分析,无论如何不能不研究心态产生的地点及其意义。

伟大的心态史先驱吕西安•费弗尔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用词汇,语法,客套话,时空观念和逻辑体系编制成了一个目录,他称之为“心态设备”。

虽说心态史研究的是历史的惰性,但也要研究历史的变化。

他举了11-13世纪时期,城市的发展动摇了西方世界的例子,认为在这一变化中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心态对整个历史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此说明心态史十分有助于对历史变化的了解。

在文末,雅克•勒戈夫仍对心态史满怀期待,认为它尽管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在当代史学研究问题上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

新史学一直在注视着心态史的活动。

一、心态史学产生的背景心态史学是伴随着传统史学的危机和年鉴学派的诞生而逐步兴起的。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传统史学在西方史学中占主导地位,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到20世纪初,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已经暴露出来,伊格尔斯对这种局限性作了这样的描述:“狭隘地集中注意于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重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

”传统史学尤其是兰克史学过于强调史料和史学的绝对客观化,在把史学引导上巅峰后,又无可奈何地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实证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着全面危机,这一危机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

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言:“如果说一种学说在今天已趋僵化,那也只是任何思想运动在硕果累累之后迟早要付出的代价。

”在传统史学危机的驱动下,特纳另辟蹊径,开创了边疆史学,注重推理和分析。

继之,以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为代表开创了年鉴学派,成了新史学的一朵奇葩。

在历史学的集体心理和精神现象的吸引下,两人为新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心态史学。

两人在这一新领域的两个重要方面作了探索:心态素材和情感素材的概念。

针对传统史学重事件而轻其他的偏向,他认为在历史事件的背后,在心态﹑观念的变迁﹑社会经济结构的运动中隐藏着更深刻的因而也是更可靠的历史发展原因。

然而:“完整的心态,信仰,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变动是不能以太小时间尺度来加以度量的。

”这里不仅指出了心态﹑经济等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含有了目前年鉴派一个支柱性理论,即由布罗代尔明确提出来的“长时段”思想的轮廓。

沿着这条道路,米歇尔•伏维尔,皮埃尔•阿里埃斯和皮埃尔•肖努等都写出了重要著作。

到了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发现他们有必要加强对心态和精神世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着的事物的研究,他们还感到有必要指出,人们精神世界发生的事物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

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在上世纪50年代末提出研究心态史的建议。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

如培瑞•米勒不相信历史的变动会完全由外在的物质条件所控制,而人的主观作用微不足道。

从一定的意义上,米勒想做一种类似韦伯的工作,即反对马克思的物质决定论,而试图用观念,精神等方面的因素来诠释历史。

米勒的意图是离开这种重视经济的趋向,在历史研究中重新考虑人的理念和意图。

他认为人的行为都是由思想控制的,正是由于思想观念的作用,人才会想到如何征服自然,建立社会组织,追求宗教信仰等。

如果历史削减只是描述人的这些行为,那就是将自己的观察停留在历史的表层,而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就是要寻求时间背后的理念与动机。

最明显的例子是勒华•拉杜里。

其代表作是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这部著作最终标志了心态史的诞生。

而心态史方兴未艾也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

首先,人口史的发展恰恰是打开心态史的契机之一。

史学家们在研究了家庭和人口变迁之后,直接遇到了心态的问题:例如在l7、18世纪为何人们的生育观念会发生变化?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研究人们观念的变化,也就是心态的变化。

文化史构成了通向心态研究的第二个途径:宗教问题、扫盲过程、文化的普及,出版物反映了人们的兴趣爱好、欣赏标准等的变化等,均直接与心态研究有关。

同时,由于社会心理学和符号学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由于心理分析学的风靡一时,对历史学有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正好为心态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之门。

正是由于心态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年鉴学派史学家对此作出了大量研究,人体、服饰、死亡、恐惧、婚变、家庭、民俗、想象等,无不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可谓事无巨细,包罗万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心态史应该义不容辞的弥补社会史过于注重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

心态就是认识人的精神演化及其与物质生活的关系的最佳手段。

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勒高夫说:“心态史实际上是一所特别好的学校,从中可以认识到线性史观的不足,惰性是十分重要的历史力量,更多的体现在通常发展缓慢的人们的心理方面,而不是物质方面。

”可以说心态研究是历史学家试图从历史最深的沉淀层中开掘对人的自身认识的尝试。

二是当代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是与“精神危机”孪生的,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或是一些国际化的大城市中。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厌倦了单调枯燥的现代生活并缺乏安全感,出现了所谓的“精神危机”。

在种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渴望返朴归真,重现工业化之前的那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心态史学较好的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这种怀疑现代文明,探寻人们观念的意识的历史与演变的“寻根热”的需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心态史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它是时代的需要和产物。

二、心态史学学理的探讨何谓心态史学? “心态”一词原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学。

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

然而,英语中的这个词只是哲学术语,但在20世纪初,由于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心态”一词的含义在法语中就表示“原始后期”人们的心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现象。

据勒戈夫称:(法语)“心态”这个词首先指的是邪恶的世界观,是一种最恶劣的心理直觉。

英语中这种贬义的含义保留在形容词中:“心态的”通常表达了“有缺陷”这一概念。

有两门学科发展了这一涵义并收到了影响,人类文化学和儿童心理学。

心态研究被广泛的运用到历史领域,是随着年鉴学派的产生发展而萌生勃兴的。

虽然心态史学在法国已经热闹了很多年,至今仍然没有人能对此作出明确而又被认为权威的界定。

史学界对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界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体上使用了年鉴学派的一些看法。

可见,由于心态史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致使对其概念的界定十分模糊。

目前,得到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一种概念可以总结为:心态史是一门研究历史上人们特别是其中的某一群体或集团的心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史学分支。

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这种心态结构的各种表现,即历史上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观念和意识,以及这种观念和意识与当时现实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

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

由于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比较独特,各种历史因素都可能在此找到汇合点,这也要求心态史学具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能力,必须与一些相关学科交叉与渗透,如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

心态史学家吸收了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均系群体性的事物。

任何一个历史个人(不管其地位多么重要)的心态是他本人及其同时代的其他人所共有的心态。

历史心理学也有同计量史学发生联系的极大可能性。

心态史所研究的是事物的细微差异及其不断的变化;心态史如果能做某些调整,也可以采用社会心理学所使用的计量方法。

因此,“心态”这一模糊述语也许可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如比内所说,“智力是由我的判断标准测定的。

”马克•布洛赫也认为历史事实在本质上也是心理上的事实。

同样,与人类文化学的联系使心态史得以利用当代人文科学的主要方法之一结构主义方法。

在勒戈夫看来心态本身就是一种结构,但心态史除发展了同其他人文学科的联系外,其吸引人的主要之点是为那些过分局限于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打开了新的局面,同时也适应了现代社会物质生活丰富的现实。

不难看出,心态史学研究的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突出心态在历史运动中的“中介”地位和反作用;(二)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三)心态史学借助于表象符号系统破译文化特质;(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特色可见,心态史的问世是年鉴派新历史观结出的丰硕成果。

三、心态史学在实践中的因应和困扰心态史是年鉴学派首先祭起的一面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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