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德育方法之比较

中西方德育方法之比较
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中西方德育方法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灌输”和“因材施教”是中西方都共同采用的德育方法，然而却对德育活动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德育方法中“灌输”和“因材施教”的比较，来分析当代中国德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为中国德育改革提供思路。

标签：中西方；德育方法；灌输；因材施教
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调整人、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道德教育则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施以道德影响的活动。

由于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和价值观，这就使得中西方的德育方法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为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道德教育提供新的思路。

一、中西方德育方法中关于“灌输”的比较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采用了“灌输”这一道德教育的方法。

只是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中，“灌输”在德育中所占的地位有所不同。

1、西方道德教育中的“灌输”
早在古希腊，人们就认识到“灌输”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古希腊教育家安提西尼认为：“如果在青年人的灵魂中灌输高尚的教育，那么开出来的花朵也就能耐久，不为雨水和干早所摧毁。

”[1]进入中世纪以后，宗教教育成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内容，“灌输”教育法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向学生灌输宗教教义成了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深入人心，教育学家们开始对“灌输”的教育方法进行反思，认为“灌输”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提出要尊重儿童天性的发展；杜威倡导“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主张学生在“做中学”，反对“灌输”的教育方法。

之后，“灌输”在西方道德教育中的比重逐渐下降。

2、中国道德教育中的“灌输”
我国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将道德教育作为教化和灌输其政治要求的重要工具。

比如大家熟知的三纲五常就是被长期灌输的思想。

建国以后，我国的教育深受苏联影响，在德育方法上以列宁倡导的“灌输”为主。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了灌输的理论。

他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课堂成为道德“灌输”教育的主渠道。

学生通过不同阶段的学习，获得了程度不同的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但是道德教育的成效甚微。

不少学生很好地掌握了道德知识，却并没有获得相应的道德品质。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造成了重知识、轻能力；
重书本、轻实践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我们开始反思“灌输”的德育方法，并借鉴了当代西方的德育模式，提出了“活动德育”、“主体性德育”等理念。

但是，这种变化更多的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德育实践中，依然以“灌输”作为主要的德育方法。

二、中西方德育方法中关于“因材施教”的比较
因材施教是指根据受教育者的兴趣、能力等具体情况来进行不同的教育。

因材施教最早是由我国的大教育家孔子提出。

西方虽然没有“因材施教”的提法，但是在具体的德育实践中却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

1、西方道德教育中的“因材施教”
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就是“因材施教”的体现。

苏格拉底著名的“产婆术”，即从学生所熟知的事物开始，不断地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自己从问题中发现真理。

“产婆术”要从学生所熟知的事物出发，这就必须对学生的个体情况有充分的了解，才能达到“以此知彼”的目的。

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的教育思想也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

他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观察学生能力的差异，按照每一位学生的具体情况来安排课程。

对于智力较弱的学生，在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适当放低要求；对于有天赋的学生则要尽力培养。

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同样包含了“因材施教”的思想。

他认为道德发展水平与认知结构密切相关，因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结构的逐渐完善，道德水平也会随之提高。

据此，科尔伯格提出应当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实际情况来确定德育目标和内容。

2、中国道德教育中的“因材施教”
说到因材施教，不得不提孔子的教学方法。

首先，孔子认为对智力水平不同的学生应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

他根据学生的智力水平，将学生大致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类，在教学时，只能教与他们智力水平相符合的知识，否则，欲速则不达。

其次，他认为对个性特点不同的学生应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冉有为人懦弱，孔子激励他的勇气；子路好勇过人，孔子就让他谦退。

再次，他认为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兴趣爱好进行不同的教育。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北宋教育家胡瑗提出了分斋教学的思想，根据学生的爱好和专长分斋而教。

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以及明清时期的王守仁、颜元的教育思想也都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发现中西方都认识到“因材施教”在德育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将其运用于教学实践中。

然而，不论是从德育价值观还是从德育过程来看，我国对“因材施教”的运用都远不及西方。

首先，在德育价值观方面，西方国家推崇个人主义，强调个性的发展；而我国推崇集体主义，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从而抑制了个性的发展，不利于学生特殊才能的发挥。

其次，在德育过程中，西方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这有利于教学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而我国则强调教师的
主导地位，没有看到学生的主体性，这必然会影响教师对学生的了解。

三、我国道德教育的现状
我国在德育理论界早已认识到“灌输”的弊端，重新定位了受教育者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提出了“主体性德育”等理论。

然而在实际的道德教育中，德育方法仍旧以“灌输”为主。

这主要是因为“灌输”是一种便捷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灌输大量的德育内容给学生。

在目前的考试制度下，对道德教育的评价，主要是通过德育课的卷面成绩来评定。

因此，学生能记住、“理解”多少德育内容成为了教师最重要的任务。

而“灌输”则成为应付德育考试“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当然，德育效果是让人堪忧的。

学生可能会掌握很多道德知识，却难以培养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因材施教”在我国一直备受推崇，在具体的德育实践中却做得不够好。

有人说：“德育出现一种本末倒置现象，小学在抓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而大学生、高中生则在搞日常行为规范训练。

”德育要求过高不行，因为学生无法理解高于自己水平的德育要求。

德育要求过低同样不行，学生往往会对低于自己水平的德育要求不屑一顾。

比如对大学生，你经常向他们强调“捡到东西要归还”、“不打架、不旷课”，有多少学生会乐于接受教育呢？
四、西方德育的启示
“灌输”和“因材施教”同为中西方的德育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当代西方不再将“灌输”作为主要的德育方法，转而关注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注重活动在德育中的作用。

“因材施教”在具体实践中也没西方国家做得好。

要改变我国德育的现状，首先，要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其次，要改革教育评级体系，不能仅仅以卷面成绩作为评价标准。

要让德育回归最初的本质——培育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不是培养一个只会考试的机器。

【注释】
[1] 彼得斯著、邻冬星译.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