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与佛教
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
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一、中国化佛教历史发展脉络1. 汉末佛教传入阶段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
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庭。
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
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
魏晋时学术大变，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流行，佛经译家即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来比喻佛家经典中的名词，僧肇的般若理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也是对魏经玄学的深化总结，这时的佛教活动主要是译经。
2. 东晋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东晋以后，长期战乱，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
中国原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佛教某些理论如思辨超过了中国文化，两种文化发生冲突，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论理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北方灭佛事件。
一时门派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东晋未年，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论经兴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
3. 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
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4. 宋代禅宗教派与宋明理学佛教到了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是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程朱一派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心外无物。
5. 宋以后佛教的衰落期宋代以后，佛教总的情况是大势已去高潮已过，逐渐走向衰落。
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
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其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宋代和明代。
以下是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拓展。
1. 宋代开创：宋代是宋明理学发展的起点。
在宋代，程颐、程颢、朱熹等人提出了“理学”这一概念，强调以“理”为中心，认为万物皆由“理”所构成。
他们认为，通过研究“理”，可以理解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和人的道德行为。
2. 宋明之际的繁荣：到了宋明之际，理学已经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
此时，理学开始与佛教、道教等其他学派进行对话和辩论，形成了一种融合的思想体系。
同时，理学家还积极关注社会现象，提出了“人心即理”、“天人合一”等观点，试图通过理学来改善社会。
3. 明代的发展与变革：明代是宋明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的观点，强调个体内心的觉悟与直觉对于认识世界的重要性。
他的思想对后来的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明代理学家们还对理学的研究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理论。
4. 理学的传承与拓展：明代以后，理学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但仍有一些学者继续研究和发展理学的思想。
清代理学家黄宗羲提出了“性
即理”的观点，强调个体内在的“性”对于认识世界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他的思想被后来的学者广泛接受，并成为近代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从宋代的开创和初步发展，到宋明之际的繁荣和变革，再到明代的发展和传承，最终拓展到清代和近代。
宋明理学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哲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对后来的中国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明理学的特点
宋明理学的特点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是一种既贯通宇宙自然(道教)和人生命运(佛教)，又继承孔孟正宗(根本)，并能治理国家(目的)的新儒学。
下面是店铺收集整理的宋明理学的特点以供大家学习。
有关理学知识点推荐：宋代，儒学主要以理学的形式得到复兴，并逐步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宋代理学是中国古代在回应佛教和道教的挑战之后，以接续孔孟道统为己任，打着“辩异端、辟邪说”的旗号，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取佛道的思想资料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以适应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需要。
宋明理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久远的学说与思潮，其兴起、形成乃至确立、发展，自有多种因素的促进作用，而归根到底则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乃至文化形态密切相关，显然是一种时代的产物。
①理学的兴起与宋代政治特点密切相关。
隋唐五代的长期分裂和混乱，使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遭到极大破坏，纲常松弛，道德式微，显然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和巩固，因此，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宋代的儒学复兴便由此而形成。
理学的产生，出于儒家学家革除时弊，拯救文化，整顿人心，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重建儒学道德形上学的主观努力。
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②理学的兴起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宋代一统政局后，农业、手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大规模发展，在此基础上，科学文化的进步尤其引人注目。
哲学本来就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理学对自然及社会规律的思考，正是宋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③理学的兴起与思想史自身进程密切相关。
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果实。
中国思想史在唐代中后期形成一个重要转折，韩愈倡儒学道统，辟佛、道，打破了三教并盛的局面。
宋代儒学为了与统治建设相适应，儒学道统自然成为其承续的对象。
理学也是北宋初期思想解放的产物。
北宋学者大胆抛弃汉唐学者师古泥古的学风，敢于疑经改经，相互辩论，相互启发，独立思考，大胆立论，讲注义理，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
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
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一、中国化佛教历史发展脉络1. 汉末佛教传入阶段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
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庭。
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
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
魏晋时学术大变，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流行，佛经译家即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来比喻佛家经典中的名词，僧肇的般若理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也是对魏经玄学的深化总结，这时的佛教活动主要是译经。
2. 东晋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东晋以后，长期战乱，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
中国原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佛教某些理论如思辨超过了中国文化，两种文化发生冲突，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论理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北方灭佛事件。
一时门派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东晋未年，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论经兴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
3. 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
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4. 宋代禅宗教派与宋明理学佛教到了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是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程朱一派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心外无物。
宋以后佛教的衰落期5.宋代以后，佛教总的情况是大势已去高潮已过，逐渐走向衰落。
中国佛教哲学和宋明理学
中国佛教哲学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从汉代到唐代六百余年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哲学。
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
中国佛教智慧采用否定、遮拨的方法（并不仅仅限于这一方法），破除人们对宇宙一切表层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之所“执“（着），以求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解脱，而直悟生命的本性（本真）。
中国佛学各宗派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运思模型。
（一）天台宗的运思是圆融的慧思，他们采取层层圆而无偏、遍而无漏的辩正综合方式，用“三谛圆融”说把一心同时观照的表象世界之空无、假有、非空非有等各个方向，互不妨碍、彼此圆融地统一起来；
（二）华严宗提倡开放的心灵运思，其“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主张，把本体与现象、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都看作是互为依恃、互为因果、相即相入的，把世界看作是无限丰富的，看作是融摄了不同层次的相对价值系统的绝对价值系统，在一无限和谐的实在中主体和客体互为依藉、互相关联；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认为自性是佛、平常即道，一旦见到自己的真性和本有心灵，就了解了终极的实在和得到了菩提（智慧）。
宋明理学中的哲学思想（亦称“道学”）。
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如下是有关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或称义理之学。
儒学为回应三教合一的冲击，以传统的儒学理论为基础，同时积极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思维而形成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的统治思想。
1.产生背景在政治上，宋代理学之前的政治背景是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大乱。
为适应赵宋王朝大一统的稳定和巩固，重整封建纲常，宋代统治者通过倡导尊儒读经的方式，以建立和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需要。
赵宋王朝有鉴于唐末的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引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三纲五常之道绝”，这种历史教训，进一步从思想上控制、杜绝所谓的“以下犯上”和“臣弑其君”等活动，由此而产生了封建专制在哲学上的化身宋明理学，建立起以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思想为核心，并上升为本体，否定魏晋玄学那种“崇尚虚无”“以无为本”的旧唯心主义，保障政治统治。
在经济上，宋代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出现了被称为“交子”的纸币，经济发展活跃，形成了颇为发达的民间文化。
这一时期，印刷术已经成熟，图书出版也繁荣起来，在官学之外，民间也出现了书院，罗盘针和火药也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
在这种文化发达的条件下、人们不仅追求向外的发展，也开始追寻内心深处的探索。
在文化上，儒学早在西汉便取得一家独尊的社会地位，其后，五胡乱华，佛道兴起，三教合一，极大的削弱了儒学的社会地位，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心骨的儒学需要复兴及重塑其影响。
安史之乱后，儒学的复兴就已经开始，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并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到了北宋初年开始初具规模，产生了著名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其后是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之后是理学的成熟，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
其次，理学的实质其实还是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例如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名分等级（尊卑有序，内外有别，华夷之辨等），内圣外王（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类的具体内容，用更为抽象的哲学概念表述出来，以规范世人思想和行为。
宋明理学
一、宋明理学兴起的背景： 笔记
1.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迅速传播， 儒学出现危机，其正统地位受到挑战；
三教合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
佛、道的迅速传播，儒学出 现危机。但三教彼此在反复 辩驳中也相互吸纳、渗透。 到了唐宋时期，调和之风尤 盛，许多知识分子兼修儒、 佛或三教并修，出现了“三 教合一”的趋势，为宋明理 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 的土壤。最终儒学的发展进 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心外无物 心外无理
材料五：良知即天理。 材料六：
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 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 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 材料七： “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 “人胸中各有个圣人。” “回复良知即可成圣贤”
二、宋明理学
（二）陆王心学： 笔记
1.代表人物： 陆九渊（南宋） 王守仁（明）
二、汉代——确立统治地位，成为主流思想 魏晋至唐宋——受到挑战，三教合一
三、宋明——继续发展：理学出现
思考：从政治、文化和经济角度探讨与宋代 理学的产生相关的因素是什么？ 笔记
1.政治：宋代加强中央集权要求统一思想; 重文轻武，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2.文化：儒学的危机 ①魏晋南北朝以来，传统儒学不适应时代要 求；佛、道盛行，挑战儒学； ②唐宋时期，儒学在三教合一的思潮中吸收 佛、道思想，逐步哲学化、系统化； 3.经济：经济迅速发展，科学进步，引发理 学家对自然界及社会的思考。
儒（根本）
（目的）
（4）实质：以儒家纲常伦理维护专制统治的新儒学
鲁迅：翻开历史一 查…满本都写着两 个字“吃人”。
理学受佛、道的影响
理学受佛、道的影响作者：刘肖来源：《魅力中国》2018年第20期一、理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及主要派别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学者以“理”或“道”为哲学基本范畴，探讨性命义理，故称“理学”。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动荡不安，政治上分封制遭到破坏，经济上原有的井田制遭到破坏，土地私有制出现，文化上三教并立，儒学信仰出现危机感，并且道教的天道，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思想迅速发展壮大，大有超越儒学之势。
随着社会稳定和发展，三教相互渗透相互发展，彼此调和相互影响，趋于融合。
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宋理宗赵昀时，曾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后经金、元、至明末清初逐渐衰落。
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称为“程朱理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即“心学”。
谈宋代理学的从来都把周敦颐列为首位，另外张载也备受理学家的赞赏。
理学的奠基者则是：程颢、程颐，世称“二程”，两人观点基本一致，其著作后人辑为《二程全书》。
他们提出“理”（又称“天理”）或“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常自称其学为“道学”，通常称为“理学”。
他们认为“理”是永恒存在、无所不包的，先有“理”，然后产生万物，而又统辖万物。
这显然是受佛教“真如”、“佛性”（意为最后的真理）说的影响。
人性说等则有道家的影响。
另外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二程创立的理学，经过朱熹的发展和阐述，成为更精致、更系统、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学派，世称程朱理学或程朱学派。
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
二、理学受佛教的影响佛学的发展为宋明理学的兴起起了推进作用。
佛学在隋唐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此时的儒学，则是侧重于古章古训，而疏漏于对心性问题的研究，故时人有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之叹。
这种局面，一方面唤醒了宋明儒者“吾道自足”的民族文化的觉醒意识，一方面加剧了宋明儒者深沉的忧患意识，他们一面追本溯源，于先秦典籍《周易》、《中庸》、《论语》、《孟子》等寻找和挖掘资源，一面“出入佛老”，吸收佛学的丰富资粮，从而不仅加深了其思辨的程度，而且也加重了其理论的厚度；从这种意义上讲，可以说宋儒是接着佛教的一些重要问题，尤其是心性问题，继续讲下去并发展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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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与佛教关系略讲潘敢（MG1001013）［摘要］佛教自隋唐盛极一时以来，经“会昌法难”、五代战乱，佛教急转直下，它的传播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宋初，统治者采取了保护佛教的措施，佛教开始逐渐复兴，但是随着儒学家“道统”意识的重新确立，在思想上对佛教教义予以批判，在政治上进行打击，至南宋初，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
但是，宋代理学的兴盛在很大一部分上也是受到了佛道两家的影响，明道「出入于佛老者十数年，返诸六经而后得之」，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宋理学家受佛老的影响深刻。
关键词：佛教理学禅宗一、简述佛教在隋唐后的发展状况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思想得到了正统的意识形态的地位，并且形成了对其他思想派别的排斥以吸收过程。
东汉以来对于佛教，各代儒学者们对于他的态度是纷繁复杂的。
六朝佛教学派成立与发展，隋唐佛教宗派更是如日中天，事实上，面对世俗政权的压力下，佛教始终处于从属和依附的地位，为了与中土的传统保持文化一致性，佛教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教义乃至思维模式。
《大乘起信论》撰著以后，佛教涅槃佛性学说成为了儒道共同接受的思维理论，借助于《大乘起信论》的体用相即和本觉心性原理对传统文化的吸收，禅宗思想风靡天下，成为思想史上的一大奇迹。
①唐代儒家学者刘禹锡目睹禅宗的兴盛，不禁慨叹曰：“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寝息。
”（《刘禹锡集》卷四）然而，面对佛家的强势，儒家站在其本位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无情打击。
韩愈在其《原道》中甚至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强制手段彻底废除佛教，可见，当时佛教对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威胁程度。
宋以降，欧阳修、李觏提出“修其本而胜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缺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王道不明而仁义废，则夷狄之患至矣”（《本论》）。
继而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进一步主张，通过“修”儒家学术之本，即从传统儒学中发展出儒家哲学体系，以彻底解决佛、道两家对儒学的威胁。
宋明儒学者也并不是要求彻底地将佛学消灭之，以挺立儒家的思想学说。
而是，第一、允许佛教存活但在空间上必须给予限制；第二、接续佛教基本精神、基本内容，但是有所删改、有所发挥、有所充实；第三、继续推动佛教的中国式、儒学式、人间化转变；第四、开掘出佛教中的入世、治世观念，以丰富佛教思想内涵和回应社会对佛教只注重出世的质疑；②在宋儒眼中确实佛教义理难以合乎众儒士之担当精神要旨“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同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近思录》）二、宋明理学家对佛教的批评与实质宋明理学家普遍以传承儒家正统自诩，以反佛或排佛、批判佛老相标榜，但又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或者直接与寺院僧侣交友往来。
首先、理学家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上，认为佛教有悖于伦理道德、纲常名教。
比如二程认为，“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
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意思是说，佛教空谈心性而不不论治国平天下，这是①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2页②李承贵：《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第586页严重的缺陷。
朱子也说“释氏只要空，圣人只要实。
释氏所谓‘敬以直内’，只是空豁豁地，更无一物，却不会‘方外’。
圣人所谓‘敬以直内’，则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方能‘义以方外’。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然，宋儒大家表达的那种坚定的入世精神，并以此入世精神来作为标准，去衡量和要求佛道思想，可以说这是片面的。
出世入世只是儒家根据自己的学问道德划分的，而作为佛教完备的义理，用儒家思想去异化改造，特别是加上政治目的和手段的扭曲，可以说是一种对文化本身的摧残，这是不符合儒家“极高明而到中庸”的。
自佛教东入以来，就有夷夏之争，排斥佛教，当佛教在中国发展态势壮大，中华文化难以割舍时，就又掀起了儒佛道主次之纷争，尽管有这么些认为文化争端，但是佛学在整个文化的流程中不容忽视。
其次，对佛家所说“一切皆空”难以理解，特别是对于佛家的般若智慧超越于天理更是持批判的态度。
在理学家看来，“理”或“道”、“太极”不仅是永恒存在的、绝对的真实，而且有最高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是一切“空”，当然不被理学家所认同。
理学家所谈的“理”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是宇宙的最高客观真理，形而上的最高依据，同而也是也必须化为形而下的道德实践。
所以禅宗提出的理障，相当于对社会伦理道德，也就是对当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否定，则统治者的统治根基动摇了，当然是不可以的了。
可是我们说佛家所说的“理障”，是否定我们所遵循的天理么？早在唐朝，宗密对《圆觉经》的注疏中就提出，“理障不是以理本身为障（理即障），而是妨碍理的东西（理之障）。
他认为，只有拂去这种遮盖本觉真心的尘埃，圆觉妙心放出光彩，才能正确的洞透不同事物的道理”（荒木见悟《佛教与儒教》）。
再有，理学家不认同佛教“以心法起灭天地”和“致知而不格物”的思想。
张载说：“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欤！”（《正蒙·大心篇》）然张载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很可能受到《楞严经》“本然性”与“和合性”的影响。
《楞严经》卷四云：“因缘自然，俱为戏论。
是故我言，三缘断故，即菩提心。
菩提心性，生灭心灭。
此但生灭，灭生俱尽，无功用道。
若有自然，如是则明，自然心生，生灭心灭，此亦生灭。
无生灭者，名为自然。
犹如此间，诸相杂和，成一体者，名和合性。
非和合性者，称本然性。
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离，离合俱非。
此句方名，无戏论法”。
（心与法的关系）朱子对佛教的批判也集中在三个方面，即“释氏之失，一是自利，厌死生而学，大本已非；二是灭绝人伦，三是迳求上达，不务下学，偏而不该。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实质：宋儒通过在思想文化上的打压以达到政治上以言立世的政治理想与目标。
赵宋皇室除了真、徽二宗外多数是佛教信徒，“盖昌黎所辟，檀施供养之佛也，为愚夫妇言之也；宋儒所辟，明心见性之佛也，为士大夫言之也。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宋皇帝崇信释氏，士大夫好禅，那么宋代儒士的地位何在？与其说辟佛以正儒学正统，不如说挺立儒学以恢复儒士士大夫的政治地位。
“吕申公（吕夷简）素喜释氏之学，及为相……于是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禅寺，随僧斋粥，讲说性理，觊以自售，时人谓之‘禅钻’。
”（《吕夷简》）可以看出，一些士大夫也是靠“禅钻”来获取政治资本，而宋儒士所辟的正是这些“禅钻”的政敌。
三、两宋时期禅宗的发展①①参见方天立：《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1、临济宗：至宋初汾阳善昭，临济宗有了新发展。
黄龙惠南“黄龙三关”黄龙派善昭→石霜楚圆晦堂祖心、宝峰克文、东林常总等杨岐派：杨岐方会“四一口诀”→白云守端→五祖法演→“三佛”（佛鉴慧勤、佛眼清远、佛果克勤‘影响最大’）→宗杲，反对文字禅，倡导“看话禅”，批曹洞宗正觉的“默照禅”“黄龙三关”即是“生缘”、“佛手”、“驴脚”三个问题。
这种三句话的格式是禅宗中普遍流行的一种说法形式，以固定的三句话去探问求法者，并不是要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也不存在这样一个标准答案。
在惠南看来，禅的体验、觉悟与否是内在的，真正个人性的东西。
如果没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即是回答了三关的设问，也不足以判断他是否悟道。
“四一口诀”：杨岐一要，千圣同妙，布施大众，果然失照！杨岐一言，随方就圆，若也拟议，十万八千！杨岐一语，呵佛叱祖，明眼人前，不得错举！杨岐一句，急著眼觑，长连床上，拈匙把著！此四字口诀，无非是强调“立处皆真”，佛法无处不在，不必拘泥于经典，要“随方就圆”，灵活运用。
2、曹洞宗（法嗣至太阳警玄几绝）太阳警玄→（委托法远）投子义青→芙蓉道楷→丹霞子淳→天童正觉“默照禅”3、云门宗（文偃→香林澄远、德山缘密、双泉师宽）宋代著名代表，雪窦重显《颂古百则》、大觉怀琏、明教契嵩（厘定禅宗的二十八祖世系说，《辅教编》主张禅教一致、儒佛一致。
）四、宋代禅宗发展所带来佛教发展的新动向云门宗僧人契嵩和天台宗僧人智圆的思想代表北宋佛教中的一个新动向，简单地说就是转而重视世间法，关怀人间秩序的重建，推动宋代三教合流。
契嵩调和儒佛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契嵩认为儒佛作为一种教化方式，虽然有“治世”和“治心”的区别，但其“治”之目标是一致的。
儒家是以有为的方式教化世人，佛教则以无为的手段调理人心。
此外，在此基础上进而推出以情为教与以性为教的不同，“情出乎性，性隐乎情。
性隐，则至实之道息矣，是故圣人以性为教而教人。
天下之动生于情，万物之惑正于性。
情性之善恶，天下可不审乎！”（《广原教》）他认为，儒释两家在情性论上是想通的，不仅能找到佛教的悠久传统，而且也可以得到儒家经典的支持。
第二、以佛教心性学说的心理为起点，契嵩会通《易传》、《中庸》的思想，建立起“穷理尽性”、“心即理”、“性即理”等哲学命题，与“北宋五子”的学术相呼应，共同构建理学的核心精神。
契嵩认为道和理都是本真的世界、超越的境界，心（“真实心”）虽然可以开出体用二门，但就它的绝对性和超越性意义上，与道和理相即不二。
第三、契嵩针对儒士大夫从儒家伦理的角度批判佛教，他不仅断然否认佛教不孝之说，而且宣称佛教最为重视孝道。
佛教之孝是关系到“神明之理”，“佛也极焉。
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
”（《孝论·广孝》）智圆，以佛教为中心，援儒入佛。
第一、主张两家之学各有自己特殊的价值，儒释“言异而理贯”，不能简单的做高下之分。
此外，他对儒家的治世之学十分肯定，“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
第二、智圆主张儒佛一致，“宗儒为本”，认同儒家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将忠孝、仁义、五常纳入佛教思想体系之中。
可见，当时儒家反对佛教泯灭忠君孝亲之道，甚至对佛教进行毁灭性的攻讦，使得今后世代高僧心有余悸。
第三、他继承了唐代哲学家李翱《复性书》的思想，主张性情之别，君子以复性为好，小人以悦情为务，重视儒家的心性理论，推崇《中庸》思想。
他认为心性之体处于寂静状态，“真性元寂，一法宁存”（《闲居编》卷一），从中道观上说，由于心性寂而“无状”，故万法虚幻不实，“亡之弥存，性本具也；存之弥亡，体非有也。
非亡非存，中义著也”（《中庸子传》上）。
“中”乃心性的本真状态，也是一切事物的真实形态。
智圆不仅熟练把握了相似本体论的涅槃佛性思想，而且还通过吸收儒家《中庸》、《易传》等著作思想，推进心性的形上学研究，为理学家“性即理”心性本体论提供了条件。
①佛教“夷狄之教”的身份以及“夷狄文化”的背景，决定了它很难真正成为王权政治的代言人，也很难被中国本土文化所接受，所以佛教思想在封闭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不得不有所依附，以换取儒家政治对佛教思想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