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摘要: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

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

“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关键词:多余人;发展与演化;现实意义一、“多余人”及其典型特征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已经萌生,同时,农民起义、暴动风起云涌,专制政体的危机已渐露端倪,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避免。

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取得胜利,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开始放眼世界反省自身;同时,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俄国解放运动的贵族革命形势出现了,由此引发了贵族青年深刻的阶级分化: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隐约感觉到时代的潮涌、社会的变动,既不满现实,厌恶当局,又脱离群众,远离革命;既不甘心沉沦到底,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因而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沉闷压抑,精神上焦躁不安又忧郁彷徨,这也决定了他们一生当中必然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空虚而又无聊。

这类人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被称为“多余人”。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赫尔岑(А.И.Герцен)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ЕвгенийОнегин”)时,明确的提出了“多余人”这一概念,并指出:“‘多余人’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面,还在于他永远也不会站在普通老百姓这一面…” [1]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在谈到“多余人”这一形象时,认为:“…这些人常常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本可大展才华,但却很少作为,或者根本无所事事,……”,[2]“多余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具有一些相似或相近的特征:他们大多出身贵族阶级,有着良好的教养和聪明的头脑,大多数人接受过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最初活跃在上流社会,很快便厌倦了那里空虚乏味的生活,想寻求有意义的新生活,然而,他们53脱离人民大众,又不了解俄国的社会实际情况,陈腐的贵族教育既没有使他们获得有用的知识,更没有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几经挣扎,最终还是一事无成,成为毫无用处的“多余人”;同时,激烈的内心矛盾与冲突、沉重的精神痛苦与郁闷也是这类人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历程“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到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作品中的主人公奥勃洛摩夫,“多余人”的形象逐渐变得鲜明和丰满。

1、充满激情、骚动不安的奥涅金(ЕвгенийОнегин)奥涅金是“多余人”形象系列中的第一人,是普希金长篇同名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主人公。

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他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厌恶旧有的社会体制,表现出了强烈的叛逆精神。

但他却又没有能力摆脱固有的贵族习气和偏见,贵族空洞的教育使他没有任何实际工作能力,最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事事不能坚持到底,内心非常痛苦,性格也变得更加阴郁、孤僻。

在这样的环境中,奥涅金只能成为一位既被排斥于贵族社会之外,又不被劳动人民所接受,不被理解的“聪明的废物”。

正如赫尔岑所说:“奥涅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事要去做,这是一个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里的多余人……他什么事都做过,可是什么事都没做到底。

”[3]尽管如此,奥涅金仍不愧为十九世纪20年代的贵族阶级的优秀代表,他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先进贵族的特点,他聪明,博学,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又无法与下层人民结合;他痛恨贵族的生活,但又无法摆脱贵族的偏见;想寻找有意义的生活,却又找不到生活目标;到头来他碌碌无为地了却一生,成了社会的“多余人”。

赫尔岑概括他们的特点是:“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边”,“也永远不会站在人民一边”的“多余人”。

[4]2、忧郁、悲观、矛盾、孤愤的毕巧林(Печорин)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塑造的毕巧林是第二代“多余人”的形象。

与奥涅金相比,他属于更晚的30年代。

这个时期是俄国农奴制最黑暗最反动的年代。

前期“十二月党人式”的热情和乐观情绪,已被专制统治荡涤干净。

在普遍的黑暗中,前途更加渺茫。

因此,毕巧林比奥涅金更狂热,更玩世不恭,更损人利已,更具有破坏性,表现得更加孤独、更加忧郁。

毕巧林是个叛逆的典型,他的叛逆性表现在:鄙视功名富贵,不趋炎附势,努力探索着新的人生道路,正因为如此,他常常被流放。

他还是个矛盾和冲突的综合体,这个被称为“怪人”的人,他的怪诞性格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冷与热的对立矛盾,是冷与热的对立矛盾的统一体。

一方面他渴望生活,具有丰富的感情与奔放的激情,另一方面他对生活和人类又丧失了信心,往往在激情迸发的极点上会突然变得冷漠无情,显得变化异常。

在毕巧林身上,青春激情的驱动,新的自由民主思想,对美与异性爱的本能追求,这些都使毕巧林充满热情、力量与幻想;而对现实深刻的洞察,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透彻了解,则使他感到既孤独又失望,他试图在交际场中,在战场上,在书本里寻找解脱,其结果都是更大的痛苦与更深的幻灭。

可是他又不甘心幻灭,仍然充满着希望和幻想,要去追求,然而追求的结果还是失望、还是幻灭。

对现实的失望最终导致了毕巧林的生活空虚, 因此他耽于幻想、碌碌无为、玩世不恭及至寻求精神刺激。

和奥涅金一样,毕巧林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资与才华都高于周围的青年,而且有着过人的精力。

但生活在当时那个窒息的社会里,贵族阶级的传统势力及偏见,使他远离人民,远离解放斗争,不可能也不允许他们从事有意义的事业。

只好把过剩的精力和非凡的才华耗费在无畏的冒险上,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开玩笑,既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

毕巧林的悲剧,反映了贵族阶级精神的崩溃和道德的堕落。

在客观上预示出贵族阶级必将灭亡的历史命运。

3、充满时代热情,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过的罗亭(Рудин)19世纪4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力量逐渐兴起。

“多余人”在这个阶段也进入了更自觉的反抗时期。

擅长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新动向的天才作家屠格涅夫创作了许多反映这个时期“多余人”新特点的作品,勾勒出了一系列40年代的“多余人”形象。

其中,《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

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以及幻灭过程,在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生动的反映。

与奥涅金、毕巧林相比,罗亭的形象更光彩夺目。

罗亭为理想而生活。

他追求真理、相信科学,他54与玩弄权术、贪图安逸无缘,从大学时代起,罗亭就在思考和讨论社会、人生、哲学等种种问题,并常常为此热血沸腾。

人们有时指责他过分陶醉于自我表现,卖弄口才,但是当罗亭走完他一生的道路时,人们会看到,寻求真理、力图改革的愿望是支持罗亭生活的主要信念。

尽管他最终一事无成,但他孜孜不倦想为社会谋福利的献身精神和永不满足于现状的追求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同奥涅金、毕巧林一样,罗亭也具有相同的致命弱点:虽然会思考,会热烈地争论问题,在需要行动的时候,他却无能为力,不能持之以恒的付诸行动,甚至干脆不行动。

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与封建农奴制、贵族地主阶级有着血肉联系,阶级属性使他在改造俄国的问题上既缺乏清醒的头脑,又缺乏坚强的意志。

他脱离广大俄国人民、脱离俄国现实,不知道俄国之所以落后和腐朽的根源所在,找不到造俄国的正确道路,在生活中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结果,只会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终生一事无成。

与前两代“多余人”相比,罗亭显然突破了他们狭隘的个人主义的圈子,热情地投身社会生活,与贵族保守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客观上,罗亭可以说是个“先行者”。

然而,他毕竟是个从贵族革命时期向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过渡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个语言多于行动,已经担负不起改革现实任务的“多余人”的形象。

4、平卧不起的废物———奥勃洛摩夫(Обломов)19世纪50年代,俄国正处在农奴制崩溃的前夕,民主运动高涨,一场巨大的变革摆在了俄罗斯民众眼前。

面对需要行动的现实社会,三四十年代在宣传民主思想方面曾起过积极作用的“多余人”,这时也感到束手无策,无所适从。

他们已不能胜任继续担当俄国革命领导力量的重担了,贵族阶级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革命的重担必须由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来承担。

冈察洛夫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在小说《奥勃洛摩夫》中塑造了第四代“多余人”奥勃洛摩夫的形象。

如果说,作为先辈的“多余人”毕竟还带有一些诗意,甚至使我们感到是有力的人物,只是让生活毁坏了而已,那么,五十年代的冈察洛夫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多余人”奥勃洛摩夫已经成了一个完全丧失了实际活动能力,甚至丧失了生活能力的极端懒惰的贵族老爷形象,也是典型的寄生虫形象。

他没法把思想集中起来考虑任何实际问题,更不能克服微不足道的障碍,去处理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情。

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是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或软椅上,在睡梦中度过的。

如果说奥涅金,毕巧林,罗亭这些人在时代痛苦重压下,尽管充满了困顿和惶惑,他们毕竟还没有束手待毙,他们还作着绝望的挣扎。

而到了奥勃洛摩夫时期,早期“多余人”身上那种热情和信念,已被黑暗的社会所窒息,他们已丧失了一切活力和进步意义,除了同所属的贵族阶级一同退出历史舞台之外,再没有更好的出路了,奥勃洛摩夫宣告了俄国贵族革命时期的终结。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是,除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系列“多余人”形象,在其它国家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形象,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法国作家笔下的“局外人”,甚至有学者把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塑造的方鸿渐这个人物也算作“多余人”形象。

大家会发现,在任何历史的转折关头,旧社会即将逝去,新社会又尚未到来,一些不满现实,而又不能参与社会变革的“无用的好人”,都可能成为“多余的人”。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多余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可能出现,它是一种社会现象。

这究竟应该给我们带来些什么样的思考?“多余人”真的就多余吗?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商榷,它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多余人”存在的价值及社会意义问题。

关于“多余人”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个人的观点是:“多余人”其实并不多余。

三、“多余人”的社会现实意义俄国文学作品中“多余人”家族性格的形成、发展和走向毁灭的过程,完整而具体地展现了俄国解放运动中贵族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反映了居于革命领导地位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着重提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病源,提出了“谁之罪”的重大社会问题,谴责了那个使本来有为的青年终生碌碌无为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表现了贵族阶级自身及其教育方式的没落与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