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佛教孝亲观在汉地的本土化
佛教伦理与中国传统孝道的冲突与协调
佛教伦理与中国传统孝道的冲突与协调佛教伦理与中国传统孝道的冲突与协调摘要：本文从文化融合交流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佛教与传统儒教的融合与碰撞，重点比较了佛教伦理与中国传统孝道的差异。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儒家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相契合，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
关键词：佛教教义中国传统思想矛盾孝道观佛教教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思想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其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复杂曲折的阶段，大概上是由排斥到逐渐接受并达到鼎盛的高峰，之后便逐渐衰落，到今天佛教思想已为国人所接受，并渗透到传统的骨髓中。
从佛教传入以来，其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并不协调，佛教教义教规与传统儒家道家最直接的矛盾表现在孝道观方面。
本文试图探讨佛教与中国儒教孝道的冲突与融合，并由此展开对二者差异的思考。
中国佛教的源头——印度佛教有着强烈的出世主义色彩，出家人以远离尘世喧嚣、高尚行迹为标榜，视世俗的家庭和社会为修道的累赘。
尽管佛典中不乏劝孝的说教，但孝道毕竟不是其思想的主流，佛教的教义和戒律制度多不符合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传统，尤其是佛僧的削发毁形、离亲弃家等出世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与主张入世的儒家孝道伦理多有隔阂。
儒家强调“孝”、“忠”两大道德，而教出家有五大过失：“一有毁伤之疾，二有髡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绝种之罪，五有亡体从诫”，其后果是所谓的“三破”，即“入身而破身，入家而破家，入国佛教不遵循世俗礼义而辞亲出家、不敬王权，恰好成了代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儒、道两家联合攻击佛教“不忠不孝”的最好口实。
应该说，自佛教传入中土之初直到唐宋时期，佛教的“不忠不孝”就不断遭到一些固守传统的士大夫的讥讽和批评。
这在汉代于吉的《太平经》、晋孙绰的《喻道论》、唐代傅奕、韩愈的等有关上书中均有反映。
在相关言论中，最典型，言辞最严厉的当属南齐张融的《三破论》，其指出佛而破国”，所谓“五逆不孝”，罪大恶极。
浅谈佛教中的“孝”
浅谈佛法中的“孝”本月出版恰逢“重阳节”，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有关“敬老爱老尊老”的相关活动消息，让他们在“古稀”之年，仍能享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社会广泛呼吁“关爱空巢老人”。
多年前，陈红、蔡国庆的一首《常回家看看》唱红了整个中国，更是喊出了老年人的心声，也喊出我们年轻的人无奈与尴尬！古话“百行孝为先”，每年举办一次国际长寿文化节，将“孝”推到巅峰时刻！“九九”一早，只见景区火红一片，大红拱门的标语是对全国老年人衷心的祝福。
住在敬老院、老年公寓的老人们，一大早就穿着大红色的衣服齐聚华严广场，此时的华严广场正是礼炮齐鸣，欢歌笑语，“寿星”做在舞台前观看“老年风采表演”，满是沧桑的脸透着幸福的吉祥。
此时此景在释迦牟尼佛光辉的照耀下，显得异常圣神庄严。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尊老爱老”是我们中国当下提倡的美德。
提及“孝”的源头，却要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孔子。
孔子言孝尤祥，曾云：“夫孝，德志本也，孝之所由也。
”又云：“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而孝是实践伦理不可缺的道德渊源，古代有所谓“求忠臣必于孝悌门者”，能够忠于职守，忠于社会国家民族者，首先必求其孝于父母，父母之恩是昊天罔极，对父母尚不能行孝，更谈不上对工作家庭负责，因此孝道伦常，实佛儒同源。
在佛教中，不但以孝为宗，且以孝为戒。
《梵网经》中记载：“戒是万行，以孝为其肝心。
”昔日世尊亲自为净饭王抬棺送葬，做为报答父母劬劳养育之恩；更在涅槃之前，亲赴忉利天宫为母说法；并为目连尊者，设盂兰盆会，救拔其母脱离地狱之苦，而梦兰盆法会的缘起，是一则传唱千古的孝行典范。
目连尊者，在证得神通后，为报父母养育之恩，运用天眼，观其母于饿鬼道中饥寒交迫、惊恐不安，目连尊者于是托得一钵饭菜，供养其母，就在食物即将入口时，随即变成熊熊烈火，根本无法下咽，而其母受尽七转八倒之苦，目连尊者见此情景非常难过，在无奈之余禀告佛陀，佛陀安慰之，曰：“你的母亲罪根深结，不是你一个人的能力救拔得了的，就是联合诸天鬼神大将也莫可奈何，只有仰仗十方众僧威德之力，才有可能得到解脱。
对佛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及其本土化的思考
2005年第6期N o .6 2005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 nal of Sichuan Unive rsity (Socia l Science Editio n )总第141期Sum N o .141[收稿日期]2005-02-28[作者简介]罗映光(1954-),男,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宗教学研究§对佛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及其本土化的思考罗映光(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摘 要]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为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
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过程,可以从四个方面归纳特点,并由此阐发外来文化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中国化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传播;本土化[中图分类号]B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5)06-0078-04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最初以儒家文化为主体、道家和佛家文化为补充并广泛吸收诸子百家文化的早期形态,而且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包容了中国化的基督教和中国化的伊斯兰教的某些成分。
联系佛教的传入,研究作为外来文化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进程,对于现代形势下中外思想文化的对话交流与会通,特别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启迪意义。
一、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及其本土化 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文化,它们在其传播过程中能否处理好本土化问题,既是其能否顺利传播的主要内因,更是其成败亡衰的关键所在。
1.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
早期的“诸夏”范围较小,周边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后来逐步扩大,仍有先秦时期的夷夏之辩。
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多元融合的结果。
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引言：河西走廊作为中国西北地区的重要通道与联系团结的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中亚、南亚乃至欧洲的贸易与文化交流。
在河西走廊的乡村社会，汉族是主要的居民群体，而藏传佛教作为一种特殊而重要的文化和宗教形式，在这里逐渐融入了汉族的生活与社会。
本文将就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的融入现象进行研究，以探讨其影响和变迁。
一、藏传佛教的发展与传播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一支，以密宗为主要传承流派，起源于7世纪，发展至今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
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藏传佛教以其宽容包容的态度吸引了众多信众，逐渐发展壮大。
同时，其以满足人们精神寻求的需求，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体系，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而传入河西走廊。
二、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与接受河西走廊是中国边疆地区，多民族、多宗教的共存与交融是其特点之一。
在这样的土地上，藏传佛教逐渐传播并受到汉族民众的接受。
一方面，河西走廊是横跨中国与中亚的贸易通道，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信仰藏传佛教是河西走廊汉族人民对历史文化的一种追寻和传承，也是对丝绸之路文化的一种延续与展示。
另一方面，藏传佛教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在河西走廊修建了许多寺庙、经院等宗教建筑，为藏传佛教在乡村社会的融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三、藏传佛教对汉族乡村社会的影响1. 信仰与生活融合：藏传佛教的信仰与生活融合是藏传佛教在乡村社会融入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汉族乡村社会，与藏传佛教相关的信仰习俗常常与农事生活紧密结合，如农事祭祀、水陆法会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2. 价值观影响：藏传佛教强调“利他”的价值观念，强调个人的修行和对众生的关爱。
这种价值观念在汉族乡村社会中得到传播和接受，也对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增强了互助合作和社区意识。
3. 精神寄托：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挑战与压力，藏传佛教为汉族乡村社会提供了一种精神安慰与寄托。
中国佛教与孝道
中國佛教與孝道──從唐代佛教論起陸永峰揚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一、前言佛教傳入中土以後，作為外來宗教，它與本土的思想文化有著天然的相異相別。
佛教在中土的發展過程，實際上也是它與中土固有的傳統文化不斷衝突、融和的過程，即其中國化、世俗化的過程。
在此過程中，佛教與中土傳統的忠孝觀念有著激烈的衝突。
歷代統治者和士大夫階層對佛教的排擠、打壓，乃至禁絕，其理由除了政治和經濟上的原因以外，主要的便是佛教對儒家視為立身、立國之本的忠孝觀念的衝擊和「否定」。
佛教徒毀形棄親，超然於王化之外的行徑，歷來是佛教受到攻擊與迫害的重要口實。
這對於佛教的流布、發展產生了不小的阻礙。
隨著歷史的推移，以及自身發展的需要，佛教針對以上情況，不斷地調整自己，使自己更能適合中土的社會文化土壤，以獲得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其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圍繞著對忠孝觀念的接納、融攝展開的。
這方面工作的重要展開階段則是在唐朝。
進入唐代以後，佛教界進行了積極的自我調適，從各方面彌合了佛教與傳統孝道間的矛盾，並建立、完善了自己的孝道理論體系。
不僅在實踐上，表現出對孝道的融攝。
在理論上，也確立了行孝與修佛的內在一致性，使孝道在信仰的層面與佛教融為一體。
這種改變，基本上消除了佛教與孝道間的隔閡，增加了佛教對中土世俗的吸引力。
是佛教自唐代開始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塑形了佛教中國化、人間化的突出特徵。
本文即試以唐代的佛教發展為中心，來探討佛教與孝道的關係。
二、佛教與孝道間的矛盾「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土傳統倫理道德的最為重要的基石。
儒家認為，「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註1]，「孝，禮之始也」[註2]，「夫孝，德之本也」[註3]。
孝為人倫之本，是為一切倫理道德的根本，所謂天經地義者。
孝的意義不僅在於維持家庭（家族）的和睦、穩固，確立個人的良好的道德修養，為持家立身之本。
同時，孝也延伸、體現於社會風化、國家政治之中。
「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註4]，為孝者也必然是忠君報國者。
论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全文)
论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周东平＊内容提要：佛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本文选择佛教礼仪影响中国古代法制的几个问题展开初步探讨。
首先，通过唐代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的论争，论析该问题实质上是佛教平等思想与儒家忠孝思想的冲突关系在法制上的反映，阐述了佛教礼仪影响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一个侧面。
其次，由佛教慈悲思想衍生出信徒应禁杀的“断屠月”与“十斋日”之礼，进而探讨其对中国古代行刑制度具体设计的影响及意义；再次，分析佛教戒律对中国古代犯罪预防的正反两面的作用。
最后，从法理角度就禁止盗毁佛像、禁止“私入道”、僧侣犯奸罪加重处罚问题，剖析佛教对中国古代法律具体规定的影响及其实质。
关键词：佛教；中国古代法制；关系；影响秦汉以来以律令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法律，经过魏晋南北朝尤其北朝胡族政权的发展，至隋唐时期已经成为完成度极高的法典。
同时，自东汉时传入的佛教，经由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阶段迅速本土化而更加兴旺发达。
这一时期的佛教与法律呈现平行发展，都在隋唐时期形成一个高潮，并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法制）发生更为大的影响。
就中国古代法制而言，儒家思想的影响固然最为深刻，但也不排除佛教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立法、司法、犯罪预防等方面的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表现在传入中土的佛教与我国固有法律的关系，诸如慈悲与慎刑、“十恶”罪名的形式来源①、髡刑的废除与佛教兴盛的关系②、缘坐的例外③、剃度制度与“私入道”、税法上的优遇与规避课役、僧尼应否拜君亲、《道僧格》1及其实施与否、斋戒和断屠月日不行刑④，以及利用佛教预*周东平，男，福建周宁人，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1《道僧格》是在普通法《唐律》基础上增加佛、道教戒律而制定的，该法规定对因具有破戒行为而应用佛、道教戒律处罚的僧尼道士女冠，政府便会对其控告和实施如同对俗人适用俗法处罚一样的实刑处罚。
如：开元二十九年正月，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奏：“伏以至道冲虚，生人宗仰。
探析日本佛教本土化后的特点
探析日本佛教本土化后的特点作者：李想来源：《西江文艺·下半月》2015年第03期【摘要】：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佛教本土过程中依附政治权力并积极为政府政策服务，使其变成了“官学”佛教，甚至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佛教的本源教义也发生了嬗变，它不强调“善恶报应”和“轮回”思想，而是倾向于功利化。
并对武士生死观和意志力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在无形之中成为了日本侵华的帮凶。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更是加紧了对宗教的控制，一再利用宗教作为其侵略的辅助工具，把传教置于政府掌控之中，不择手段镇压佛教内反对其侵略行为的教派，使佛教最终沦为了侵华战争的工具。
可见宗教若与不诡之道结合，危害甚大，应当保持宗教的纯粹性和正义性。
【关键词】：日本佛教；本土化；武士；侵略战争引言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对于整个人类的作用不可低估。
有人说宗教的本质是教育，宗教创始人如乔达摩、耶稣，都是大慈大悲之人，以救众生于生死之中为己任。
英国宗教史学家弗雷泽认为人类信仰宗教就是“人对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讨好和信奉。
”。
无论宗教本身的神圣还是人类出于功利而对其追随，宗教都在人类存在的历史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佛教之于日本，不仅涉及到日本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而且与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
特别是在遭受异族入侵与内部压迫时，日本佛教俨然成了团结抗敌的神圣旗帜。
佛教于公元6世纪从中国传入日本，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与日本民族文化相融合，发展成为了日本民族的佛教。
日本民众十分强调爱国精神，珍惜自己的传统，把日本土生土长的没有教义的神道作为国民的精神支柱，其结果就是很难从内心接受外来宗教。
因此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为了立足只好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所需，就使它具有了政教合一，世俗性之特点导致最后成为了战争的侵略工具。
一、具有“镇护国家”的传统日本佛教的各个宗派都是在历代政权的扶植倡导下才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而政治权力对佛教的支持理所当然就得以佛教必须赞成、并且积极为政策服务为前提，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日本的佛教具有强烈的“官学“色彩，很快进入了为国家利益而存在、而弘法的国家佛教阶段。
由时代背景解读佛教本土化
由时代背景解读佛教本土化作者：闫木子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1年第12期摘要：自汉朝以来，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本土文化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文化，佛教从西域和印度传入中国来之后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以及不同的时代背景产生的溶合，而作为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佛教造像在这种溶合的过程中也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线索。
关键词：佛教造像；时代发展；本土化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6-0277-02佛教文化早在汉朝时期就已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永平四年（公元61年），“白马寺”的落成正式确立了佛教在中国的地位。
而印度佛像传入中国不久，国人即开始仿铸佛像供奉。
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群的开凿见证了佛教在魏晋至隋唐，甚至以后各朝代佛教造像的兴衰与风格变换。
佛教造像作为佛教文化的体现，其风格与发展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之外，多是处于纷乱的战争和朝代更迭中，逐渐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而在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中，作为经济政治中心的北方，战事更加频繁，相对而言，南方经济较落后，局势也较稳定。
战争的频繁与南北战争程度的不平衡引起了北方劳动人民的大量南迁。
其后果不仅使南北经济趋于平衡，而且促进了春秋战国后又一次的民族交流，民族融合得到加强，各民族间文化也得到充分的交流与融合。
北孝文帝改革更促进了这一文化融合的进程。
佛教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繁荣昌盛乃至泛滥的局面也是全方面的。
佛教教义中“自我牺牲，克制欲念，讲求来世因缘”及重修持重解脱的思想经过统治阶级的改造，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秩序的工具和劳动人民在乱世中求得的一种逃避现实的精神寄托。
在这个无休止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和痛苦的时代，佛教同时受到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推崇，深远影响着意识形态领域，也促进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
佛教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契合
佛教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契合作者：孙兆延来源：《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2年第11期社会工作本土化概述社会工作本土化首次提出于1971年联合国第五次社会工作训练的国际性调查，当时提出此概念的目的主要是质疑欧美社会工作理论应用于其他国家的适切性。
以此为端倪，社会工作本土化开始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议题，各国学者也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对其意涵进行了阐释。
由于本文立足我国的社会工作，所以选用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的解释，即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这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政治体系），同其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和发挥功能的过程。
那么，应该如何引导和推动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呢？20多年来，社会工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探讨，但远未达成共识。
但一般认为价值理念是根本性的，它是社会工作的生命线，“没有价值理念作为支持，社会工作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
因此，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资源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种选择。
国内外研究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多从理论基础、工作方法、价值观念等方面探讨本土化，于分析佛教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系基本是一个空白，仅能从佛教慈善事业或公益实践方面的文献寻求借鉴，比如王佳的《海峡两岸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比较》、仲鑫的《当代佛教慈善公益组织及其活动的研究—以慈济基金会南京会所为例》等。
社会工作与宗教的关系慈善是体现人类本性的重要事业，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宗教几乎与慈善等同，承担了早期社会辅助贫弱、解救围困的责任。
西方国家早期的慈善事业也主要是由教会推动的，如保护儿童、照顾孤寡、帮助老弱病残等行为不仅是教士的义务，而且是教徒们灵魂得救的方法。
进而这些带有宗教背景的慈善活动为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的产生及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社会工作先驱者们多有宗教背景，如英美的慈善组织会社的发起人亨利·索里和睦邻组织运动的创始人巴涅特都是牧师，而运动中一位重要人物汤恩比，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
浅释汉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及意义
浅释汉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及意义作者：张荣和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8年第09期摘要：本文通过探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汉传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及特征及汉传佛教中国化的文化意义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阐释汉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及意义。
关键词：汉传佛教；中国化；表现；意义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为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
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8年至75年在位），佛教传入中国。
两千多年来，佛教及其文化逐渐融入中国社会，与儒家、道家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隋唐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佛家、道家为辅助的思想文化格局在中国基本形成。
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与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观念不乏冲突。
但佛教进入中国、融入中国是历史与时代的选择，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汉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和意义逐步展开论述。
一、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东汉时期，佛教初入中国。
此时，它往往被译经者用道家的哲学观念加以解释，多在中国上层社会信奉传布。
吸引帝王贵族浓厚兴趣的，是佛教中类似于道家和阴阳家的神秘法术。
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大力提倡佛教。
佛典大量翻译，佛寺大量兴建，民间信仰者剧增，这一切汇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隋唐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佛教开始立宗成派，和中国文化进行深度融合。
在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八个佛教宗派里，禅宗无疑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
这个宗派淡化佛经之于解脱的意义，既反对枯燥的诵经，也反对盲目的坐禅，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
它还依据印度戒律的精神大胆改革，使农禅结合，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农业社会的寺院管理体制。
汤用彤、冯友兰等多数研究者认为，隋唐以前的佛教只是“在中国”的佛教，而从隋唐时起，则已经是“中国化”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