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汉赋的联系
汉赋的发展阶段
汉赋的发展阶段汉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为了探讨汉赋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从其起源、兴盛以及衰落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汉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楚辞和诗经等文学作品。
楚辞以其独特的语言表达和情感表达，为汉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诗经中也有一些类似于赋的作品，其中的“风”、“雅”、“颂”等篇章，可视为赋的雏形。
这些文学作品融合了民间歌谣和贵族宫廷文学的特点，为汉赋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汉赋在汉代达到了鼎盛的时期。
这一时期，汉赋以文风华丽、辞章壮丽为特点，成为儒家文化的瑰宝。
唐代文学家杜甫曾赞美汉赋：“其华美盛者，如飞镞千百转，作景阳冈夜行之星”。
汉代赋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以描绘自然景色为主的山水田园赋，也有以叙述历史人物事迹为主的史传赋，还有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的辞章赋。
这些作品不仅诗意盎然，更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张力，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听觉美感。
汉赋在魏晋时期逐渐衰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这一时期，文人开始追求个人内心的感悟与表达，赋的形式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与此同时，五言古文的盛行也使得汉赋的地位逐渐被取代。
唐代文学家韩愈更是公开批评汉赋：“治之以道，著之以文，申之以赋，史之司马。
文赋何以异？”这一时期，汉赋的题材趋向狭窄，内容沉闷，不再具有前期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总结起来，汉赋经历了起源、兴盛和衰落三个阶段。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楚辞和诗经等文学作品，兴盛期在汉代达到鼎盛，汉赋以其华丽的文风和丰富的内容成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但到了魏晋时期，汉赋开始衰落，受到个人感悟和五言古文的冲击。
尽管如此，汉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形式，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我们对汉赋的研究中，可以从中汲取灵感，不断创新，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浅析“楚辞”与“汉赋”名称方面的区分
浅析“楚辞”与“汉赋”名称方面的区分【摘要】楚辞,自他产生之日起,便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赋,正是在楚辞艺术之汁灌浇下诞生和发展的。
但二者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本论文试图从名称方面将二者加以区分。
【关键词】楚辞汉赋;名称;区分历史上以至于现今,习惯上把屈原的作品以及效仿屈原作品的体制而创作的作品称为“楚辞”。
但从现存文献来看,“楚辞”之名,或作为文体的“辞”这一名称,并不见于先秦。
先秦时代的韵文有诗、歌、赋(如荀况的《赋篇》)等,而“辞”和“楚辞”之称,最早见于汉代。
但汉代对于屈原作品的称谓至少有楚辞(或单称辞)、赋、骚三个称名。
下面就分别论述一下这三个名称的渊源所自和它们之间关系和含意。
最早称屈原作品为“辞”的,见于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这里的所谓“辞”,显然是指屈原的作品而言;又与“赋”并列,而有文体的含义。
《史记》同时也有“楚辞”的名称。
如《酷吏列传·张汤传》云:“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
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于助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
”这里将屈原(当也包括宋玉等人)的作品称“楚辞”。
辞,指文体,冠以“楚”,无非是说明它的地域性。
至于“辞”这一文体名称,是先秦时代就已出现而由汉代人沿用的呢?还是由汉代人定名的,已很难确知。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称屈原所创制的新诗体为“辞”,是与屈原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词语——“辞”字有关,这是不成问题的。
先秦时代的诗歌,或称“诗”,或称“歌”,但没有“辞”的称谓。
在屈原作品中,也是这样。
如《九歌·东君》云:“展诗兮会舞”,《招魂》又云:“造新歌些”,《九歌·抽丝》也云:“道思做颂”,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屈原在作品中,又每每称自己言志抒情为“辞”。
例如《离骚》写道: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兮,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2年第》期(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2””2 ”9 ”9作者简介:孟修祥(19《》))，男，荆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硕士;梁惠敏(19《8))，女，荆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讲师。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孟修祥1 梁惠敏2(1荆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荆州434”2”;2荆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湖北荆州434”2”)摘要: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
”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故有“楚艳汉侈”之说;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具有抒情述志，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
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
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关键词:楚辞;汉赋;影响;接受分类号:I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8”19 (2””2) ”》-””《3-”》《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它与中国文人的不解之缘。
因为它最先代表着文人，以最为强烈的印象，把当时许多复杂的社会状貌和诗人自己内心极其复杂的思想情感、心理气质、人格个性，以最为激动人心的方式表达出来。
《楚辞》以其所具有的独创的艺术形式，记录下了以屈、宋为代表的诗人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感受与体验，它们成为后世文学艺术模仿的原型，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任何人都难以估量的。
王逸《楚辞章句》指出:屈原之词，诚博远矣。
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汉赋、楚辞、骚体：三大先秦文学流派解析
汉赋、楚辞、骚体：三大先秦文学流派解析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汉赋、楚辞、骚体被誉为三大先秦文学流派，各有独特的风貌和表现形式。
它们不仅在形式结构上有所差异，而且在文学思想和情感表达上也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本文将分别对汉赋、楚辞和骚体进行解析，探讨它们的起源、特点和影响。
汉赋汉赋起源于西汉时期，是一种以比兴手法写成的文学体裁。
汉赋的特点是雄浑豪放、辞藻华丽、意象丰富。
汉赋的代表作品有《古诗十九首》、《子夜吴歌》等。
汉赋的创作思想主要是以赋为宾，以比兴为主，通过对自然、历史、人物等进行比兴描写，表现出作者的情感和思想。
汉赋的影响主要在于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雄浑豪放的气势，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辞楚辞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起源于战国时期楚国，代表作品有《离骚》、《天问》等。
楚辞的特点是情感真挚、格调悲壮、意境深远。
楚辞的主题主要是以离别、思念、怀才不遇等为主题，以表达作者内心的痛苦和不满。
楚辞的影响在于其情感真挚、深沉，激发了后世文人的创作热情，被誉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瑰宝。
骚体骚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流派，起源于战国时期，代表作品有《国风》、《卫风》等。
骚体的特点是直率率真、清新明丽、意境优美。
骚体的主题主要是以风景描写、人物抒发感情为主，以展现作者的情感和审美情趣。
骚体的影响在于其清新明丽的艺术表现形式，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汉赋、楚辞、骚体作为三大先秦文学流派，各具特色，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们不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且在表达情感和思想方面也各具特点，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传承。
汉赋简说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 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 《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 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 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 1卷，已散佚。明人张 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 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 司马相如赋才天纵，文思萧散，控引天地， 错综古今，旷世莫比。 他是汉赋的奠基人，扬雄欣赏他的赋作，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 其神化所至邪！”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 学者称为“赋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放在一起 作专节介绍，并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鲁 迅说：“不思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其为历代评骘家所倾 倒，可谓至矣”。 司马相如还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 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 看似只言片语，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 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 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无疑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骚体赋
汉赋
大赋
小赋
西汉前期
汉初之赋，据《汉书· 艺文志》著录有八家，即陆贾、朱建、赵幽王刘友、 贾谊、庄忌、枚乘、淮南王刘安以及未具名的淮南王门下群臣宾客，作品共一 百七十二篇。
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制形式方面，贾谊赋都明显对屈原楚辞有所继承。他 们同有不世之才和为国尽忠报效之心，又同有不为所用、遭谗被放的悲愤之情， 因而辞情风貌多有相类。在体制上，则表现为沿袭楚骚句式，多用兮字，通篇 用韵，形式整齐，富于抒情色彩。 枚乘《七发》：开创了汉代大赋体式 第一，《七发》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中以问答体展开的。 第二，《七发》脱离了楚辞的抒情特征，转化为以铺陈写物为中心的高度 散文化的文体。 第三，《七发》所铺陈的内容，从多方面开拓了文学的题材，这些题材在 后来的赋作中得到进一步发挥。 第四，《七发》已经出现道德主题与审美主题的矛盾，出现“劝百讽一” 的现象，这也成为后来汉赋的基本特征。 第五，以逐步盘升的手法表达讽喻意图。
汉赋的发展演变
汉赋的发展演变汉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起源于汉代，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本文将详细介绍汉赋的起源、特点和发展演变。
一、汉赋的起源汉赋起源于西汉时期，是以模仿楚辞为主要特点的一种文学形式。
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学遗产，以其豪放热情、抒发忧愤的风格而闻名。
西汉初年，文学家司马相如在楚辞的基础上创作了《子虚赋》，被誉为汉赋的奠基之作。
汉赋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诞生。
二、汉赋的特点1. 模仿楚辞：汉赋最初的特点是模仿楚辞的风格和形式。
它以豪放激昂的语言表达情感，抒发忧愤之情，寄托个人的志向和理想。
2. 五言句式：汉赋的句式以五言为主，这与楚辞的句式相似。
五言句式简洁明快，使得汉赋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
3. 多样的题材：汉赋的题材广泛多样，既有歌颂国家和君主的，也有抒发个人情感的。
汉赋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样化的题材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
三、1. 高峰时期：东汉时期是汉赋的高峰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赋作家。
其中最著名的是班固，他的《赋蒲松龄序》被誉为汉赋的巅峰之作。
班固的赋作风格独特，既有楚辞的豪放风格，又融入了魏晋时期的辞章之法，使得他的赋作更加丰富多样。
2. 衰落时期：随着东汉末年的动荡局势，汉赋逐渐走向衰落。
赋作家们的创作受到了政治和社会环境的限制，赋作的题材和风格变得单一和保守。
汉赋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低迷的阶段。
3. 后续影响：虽然汉赋的影响力在汉代后期有所下降，但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仍然深远。
唐代的赋作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汉赋的传统，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同时，汉赋也对宋代的词作和元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汉赋起源于西汉时期，以模仿楚辞为主要特点。
它以豪放激昂的语言表达情感，五言句式简洁明快，题材广泛多样。
汉赋在东汉时期达到了高峰，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逐渐走向衰落。
然而，汉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仍然深远，是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原文及解析
楚辞--原文及解析楚辞【导读】《楚辞》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诗歌作品集。
楚辞在汉代又被称作“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屈原“乃作《怀沙》之赋”。
实际上，楚辞作为一种产生于楚地的独立诗体，是不应与汉赋混淆的。
汉赋是适应汉代宫廷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半诗半文或称带韵散文的作品，赋一般用主客问答为叙事的形式，它不是抒情，而是铺陈辞藻，咏物说理。
楚辞则不同，它虽然也富于文采，描写细致，含有叙事成分，但它以抒发个人感情为主，是一种诗歌。
它得名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代在我国南方楚地形成的一种叫做“辞”的新诗体。
这种诗体经屈原发扬光大，其后的宋玉等汉代作家继续从事楚辞的创作。
《楚辞》之所以称为“楚”，是因为它的声韵、歌调、思想乃至精神风貌，都带有鲜明的楚地特点。
从形式上看，《楚辞》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而代之以五、六言乃至七、八言的长句句式，并保留了咏唱中的叹声词“兮”；从体制上看，它突破了《诗经》以短章、复叠为主的局限，发展成为“有节有章”的长篇巨幅，更适合表现繁复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抒写在较大时段跨度中经历的复杂情感。
另外，《楚辞》与音乐仍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
在楚辞之前的《诗经》，诗句以四字句为主，篇章比较短，风格朴素；楚辞则篇章宏阔，气势汪洋恣肆，诗的结构、篇幅都扩大了，句式参差错落，富于变化，而感情奔放、想象力丰富、文采华美、风格绚烂，都与《诗经》截然不同。
一般来说，《诗经》产生于北方，代表了当时的中原文化，而《楚辞》则是南方楚地的乡土文学，《楚辞》的作品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及后来其它作家吸收南方民间文学并加以创造性提高的结果。
《诗经》和《楚辞》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两大源头，两者分别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双璧”，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楚辞是战国后期产生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
楚国僻处南方，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与黄河流域诸国有很大差异，因而被视为“南蛮”。
从《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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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
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勰这一段话，很明显地点出在楚辞中，特别是离骚对汉赋的艺术特征具有重大影响。后
世的研究人员在探讨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时，以举《离骚》这一例子为多，而《天问》一篇则较少，但事实上,《天问》
以将屈原的作品分为三种类别：
以《离骚》、《九章》为代表的政治
抒情诗为
，此类别大
部分表现的是作者心中的政治情
怀；以《九歌》为代表性的表达爱
情主 的诗歌为第二种类别，诗
歌中 现的情 之
使
象深刻，令我们唏嘘感叹、辗转难
眠°以《天问》为代表的的作品为
第三
+中，抒情主人公的
宇宙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跃然纸
上，
+
的多方
铺叙、讲究铺张扬厉，但绝大多数
的时候+我只能
分作品当
中明晰这一特征°去国远游、重华
陈词是《离骚》的主题与特征+豪
门贵族、极尽奢侈的内容,我们则
可在《招魂》中略观一二，但《天
问》与之相比较，却有明显的差
异，整篇文章主要以“铺陈”为主，
诉说自己于混沌天地、历史和现
实的种种迷思+历史长河中，与屈
原类似之人，寥寥无几°同时,《天
酣畅淋漓，无太多拖沓的情感表
达,大多直抒胸臆＞ 因此我们常常
以
无
屈原
的
6
尽管屈原被发行吟，形容枯槁，但
在《天问》
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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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逸，壮志烟高的气格，被其深厚
的情感所撼动，然而，《天问》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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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赋对楚辞的改造与超越班固在《离骚序》中如此评论《离骚》：“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那么象其从容。
”王逸的《楚辞章句序》那么说：“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
屈原之词，诚博远矣。
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那么其仪表，祖式其模范。
”他们都看到了楚辞对后世文学的阻碍，汉赋固然也不例外，因尔后来的刘勰、宋祁、章学诚、刘熙载无不以为汉赋来源于楚辞。
可是很多研究者常常把目光集中在汉代辞赋作者对楚辞艺术形式的同意上，而轻忽了楚辞的精神对汉赋的侵淫和滋润。
咱们以为，汉代辞赋对楚辞的同意主若是精神上的，其对楚辞形式方面的同意也是为了表达精神效劳的。
而且这种同意又常常与创新紧密地结合在一路。
汉赋对楚辞的同意，与楚辞在汉代的流传紧密相关。
汉起源于楚，刘邦对“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翼骚序》）的楚地文化十分重视。
《汉书·礼乐志》云：“高祖乐楚声。
”他的《大风歌》在句式、节拍、文辞上都有明显的楚辞特色。
汉初几个皇帝也爱楚辞，都曾“征天下能为楚辞者”讲解楚辞。
统治者的爱好促成了楚辞在整个汉代的流传。
汉代文人对屈原的不同态度和由此而产生的论争也加速了楚辞的传播和对文人的阻碍。
在众多参与讨论的文人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和王逸。
王逸以为《离骚》是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经序》和《九歌序》对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产生的愁思、愤懑之情予以突出的强调，正确指出了屈原创作的全然动因。
王逸将《离骚》中的词语与《诗》《易》《尚书》《禹贡》等一一比附，以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乃天地间之至文，是后世效法的表率。
这是对《离骚》创作手法的总结，也是对其艺术风格的归纳，更是对其在后世阻碍的确信。
班固《离骚序》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
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强调的是屈原爱恋君主怀不能己的纳忠之心。
《楚辞章句》的问世在东汉《楚辞》同意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极大地推动了楚辞尤其是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精神在汉代的传播，使屈原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情结，深深地置根于汉代文人的潜意识当中。
汉人对屈原和楚辞的同意，第一是精神上的。
司马迁那么加倍确信“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的合理性，显示了他与屈原具有一样的以儒家为主而又不为儒家思想所禁锢的招架、批判精神。
屈原发愤抒情，乃赋《离骚》，司马迁忍辱写《悲士不遇赋》以抒愤懑，在抒情问题上，司马迁确实做到了学《离骚》得其情。
汉代文人对现实的焦虑和对前途的困惑是屈原哀怨情结得以传承的政治环境。
这种凄惨哀怨的格调常常体此刻以骚体赋为代表的各类辞赋创作当中。
贾谊的《吊屈原赋》、严忌的《哀时命》、刘歆的《遂初赋》、刘向的《九叹》等都和屈原赋愤怨世俗、抽写哀怨、无所顾忌的精神一脉相承。
第二是艺术表现上的同意，而且这种艺术上的同意也是为了表现精神效劳的。
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指出：“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
”固然，这种继承并非仅仅局限于这两部作品，汉赋的许多作品在艺术形式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同意了楚辞的阻碍。
咱们明白，屈原《招魂》中的铺排手法源于楚地诸族为招魂引魂而历数四方之险、多陈家庭（祖地）之乐的古老的招魂形式。
楚地诸族民间招魂重叠的特点，转化为屈原《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地之美”的铺陈结构，再转化为汉赋”铺彩摛文，体物写志“的结构形式。
如《七发》即是如此。
尤其是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继续进展了枚乘《七发》那种以客主问答形式叙事写物的结构方式，展现汉大赋的夸饰、“巨丽”和“丽靡”之美，形成以华辞丽藻悦目赏心的语言艺术。
汉代辞赋还直接经受“《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也确实是说，屈原的政治失意、人一辈子的哀怨、高洁的志趣和完美的人格在《离骚》《九歌》等作品中多以神话、香草美人、婚恋等多种象征形式取譬言志表现出来，是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与愿望在幻境中的达到。
之因此如此是因为先秦时期人们发觉了美物和“美人”之间的一起特点，表此刻文学上确实是用物之美去象征、衬托、彰明人格及人品之美。
这种象征模式，被汉代文人所认同并同意，从而形成一种创作上的心理定势。
赋家们自觉地运用这种方式咏物从而达到物以彰德的目的。
汉赋对楚辞的这种象征手法的同意还表此刻以女子求男而男子无信隐喻君臣关系的抒情模式中。
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和《长门赋》能够说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两篇赋都以女子的语气来叙说衷肠。
这种通篇均以女性语气来抒写美人自悼情怀的方式到东汉末年的王粲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不管是《闲邪赋》中的“恨年岁之方暮，哀独立而无依”，仍是《出妇赋》中的“君不笃兮始终，乐枯黄兮一时。
心摇荡兮变易，忘旧姻兮弃之”，和《寡妇赋》中的“坐幽室兮无为，登空床兮下帏”，所表现的均是一种被压抑的怨君心理和不遇伤感，结合王粲一生坎坷、怀瑾握玉却难展理想的历史事实，便不难发觉，他这种借女性语气表述的情感，本质上是其内部心理郁结的外现，这与屈原“伤灵修之数化”的精神是相通的。
汉赋对屈骚象征手法的同意还表此刻对神仙的查找和对游仙场面的刻画上。
游仙思想作为古代文学的主题之一，其母题源于上古神话和原始巫教。
然真正把游仙思想作为抒情达意的手腕，并付诸文学创作实践，那么始于庄子和屈原。
屈原在《远游》《九歌》《离骚》《招魂》等作品中对神仙、神人的渲染，并借助想象使自己御风乘龙、召唤群神、漫游太清，抒发了作者困于现实、想冲破现实而又依恋现实的苦闷。
正是庄子、屈原的这些创作实践，才奠定了中国文学借游仙抒怀阐理的传统。
汉代的游仙文学，直接经受屈骚的阻碍。
如桓谭的《仙赋》，据载是奉汉成帝之旨而作。
作品中所展现的神仙驰白鹿，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随天转旋，容容无为，寿极天地。
他们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轻松潇洒。
同时仙境的幽静华丽，弥漫着高洁雅致的高士气息。
汉赋在句式上对楚辞也有较多的同意，枚乘的《七发》就有明显的楚骚句式。
扬雄的《太玄赋》《逐贫赋》《酒赋》及《解嘲》《解难》等，多为自抒怀抱的四言体小赋，明显地带有骚体赋的痕迹。
而王褒的《洞箫赋》那么是骚散结合，除乱辞外共有１５０句，其中骚体句竟有７８句。
赋的开头结尾均为骚体，中间也穿插安排。
班固“致命遂志”的《幽通赋》也在句式上极力仿照屈原。
另外，李尤的《函谷关赋》《辟雍赋》、张衡的《南都赋》《温泉赋》《定情赋》《舞赋》、马融的《长笛赋》、朱穆的《郁金赋》、边让的《章华台赋》、蔡邕的《笔赋》《抚琴赋》、祢衡的《鹦鹉赋》等文体中，都有楚骚句。
楚辞的“兮”字也较多地运用于汉代辞赋当中。
若是仅仅是继承和同意，还不能使汉赋成为汉代的“一代之文学”。
汉人必需创新，才能使汉赋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这种创新，要紧体此刻三个方面：一是多种句式交织运用。
若是说四言、六言的赋体是继承了诗骚的形式，那么多种句式交织运用那么是汉代赋家的创构了。
这种创构的功绩首归于枚乘，其《七发》能够依照表达和描述的不同需要而采纳不同的句式，韵散结合，极富文采。
就其小赋《柳赋》而言，不仅用韵和谐，而且对偶工整，算得上是极为优美的四六文。
二是对楚辞对话体结构的改造。
楚辞常常利用对话，《离骚》中有大量的对话形式，作为现存的最先的对话体赋作，《卜居》《渔父》整篇采纳对话体。
可是，先秦的对答体有一个大体的模式，即表达者和他者各自具有自己的观点，两种观点彼此对立，一方的观点并无最后说服另一方的观点。
以《渔父》为例，在这部作品里，作者自以为正方，而将渔父作为反方。
尽管渔父试图说服屈原，可是他们各自具有既定的思维逻辑，并无达到一致。
而汉赋的虚拟性对话结构那么不是如此。
表达者和他者之间的说服和被说服的关系表现了汉代赋家的制造，即通过正反两方的比较使所有的反者都必需依照正者的用意和逻辑来思维，最后达到说服的成效。
这在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难蜀父老》、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答客难》、扬雄《长杨赋》《逐贫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作品中表现得超级明显。
三是对楚辞中自然描述的超越。
楚辞中的自然景物表现出了必然的不依附于人、不亲和于人的独立性，如《涉江》《山鬼》《招魂》等篇中对自然景观的描述都表现出了与人的对立，是自然力作为人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暗示人的被压抑和被压迫的一种异己的力量。
如《涉江》中的一段：“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招魂》等篇中的自然景观也一样表现出了人与自然的这种不和谐。
之因此如此，是因为“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屈原等人的落脚点在于表达主体意识的忠君爱国上，于是才产生了对外部深山景物的特定的对立的观照态度。
而汉赋作家那么只是将其置于客观地位，它的阴阳转变、消长荣衰都与平复旁观的观照者的喜怒哀乐无关。
《七发》中的龙门之桐的成长环境惨烈独特，咱们却丝毫感受不到自然对人的压抑，而只是把它作为自然物在造化变迁中的一番独特的经历罢了。
而在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赋中大量显现的却是人对自然的征服。
这是大汉作家昂扬向上、踊跃进取的心态和人格精神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