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赋与中国文学自觉关系的研究

对于汉赋与中国文学自觉关系的研究“赋”这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最早是在战国时期产生的，并逐步受到文人的喜爱与青睐，因而在中国文学发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说，汉赋的内容包括了对宫殿城市的渲染、对帝王游猎的描写、对旅游经历的叙述、对不遇之情的抒发以及对禽兽草木的杂谈。

其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是不可比拟的，它以赋这种特殊的文体表达了汉代人民对生活的体会，以及对生活的美好期待。

而文学自觉发源于汉赋，汉赋的发展形成了文学界百花争鸣的局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多彩。

因此，研究汉赋与中国文学自觉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汉赋的形成和发展根据相关研究和分析可知，汉赋既有古诗的特点又有散文的特点，但更多的是偏向散文的形式，在我国文学发展上，它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气息的文体。

1.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汉高祖初年到汉武帝初年，这一时期的汉赋受《楚辞》的影响较大，内容以抒发作者对政治的看法为主，也有抒发作者身世感慨的，写作形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以及枚乘的《七发》。

《吊屈原赋》抒发了对屈原的悼念之情以及对屈原冤死的愤慨之情，并借此以自喻。

这篇文章虽然继承了骚体，但文中表达的是作者的真实感受，又与《楚辞》的文学形式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而贾谊的《鹏鸟赋》中出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对话形式，写作方式上采用了铺叙陈述的形式，开始展现出了散文的气息。

虽然其与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都比较接近骚体，但其中的一些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并预示着一种新的赋体即将产生。

而枚乘的《七发》则用七大段文字描写了统治阶级奢华的生活，抒发了对统治阶级的批判之情。

虽然其内容没有明确地以赋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已经基本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

因此，《七发》在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一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2.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指西汉武帝初年到东汉中期，这一阶段是汉赋的重要发展时期。

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发达，政局安稳，这一时期的汉赋主要是以渲染宫殿城市和描写帝王游猎为主，以此来表达作者对国家繁荣昌盛的赞美之情，对经济、政治、文化的发达感到欣慰和骄傲之情，这在《天子游猎赋》中就有深刻的体现。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主要有司马相如的《上林》《天子游猎赋》，扬雄的《甘泉》《解嘲》、班固的《两都赋》等。

司马相如在汉赋中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他是汉大赋的奠基者。

他的《天子游猎赋》以夸张的手法描写了帝王贵族的游猎盛况，书写了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以此来表达对天子的赞扬之情。

文中体现了散韵结合的表现手法，采用华丽的辞藻展现了汉天子的豪华生活，赞扬了帝王在享乐后懂得反躬自省的优良品质，充分体现了汉赋劝百讽一的传统，与《诗经》中的《颂》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经》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而其中的《诗》、《雅》、《颂》的内容与汉赋是不可分离的。

汉赋中的抒情赋起源于《诗》、讲明礼仪赋起源于《雅》，而赞扬之赋则起源于《颂》。

汉赋中的四言句式也基本来源于《诗经》，如扬雄的《逐贫赋》中就有引自《诗经》的内容，“翰毛戾天”“泛彼柏法，如比喻、排比等，与《诗经》修辞手法有共通之处，因此，这一时期的汉赋可以说是以《诗经》为先导发展起来的。

3.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指东汉中期至东汉末年，由于国势衰败、经济衰落、政治黑暗，此阶段的汉赋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有比较大的转变。

这一阶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张衡的《二京赋》和《归田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蔡邕的《述行赋》以及祢衡的《鹦鹉赋》等。

其中《二京赋》通过对奢华宫殿和民俗风情的描写，表达了对统治阶级贪图享乐、不顾社稷的谴责之情。

而《归田赋》则通过对自然美景的描写，表达了作者不愿同流合污、淡泊明志的高尚情操。

这一时期的汉赋写作手法在之前汉赋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从大赋转变为小赋，使汉赋在历史上出现了转折。

而祢衡的《鹦鹉赋》通过咏物的方式体现了深刻的寓意，表达了作者处于乱世遭受迫害的感慨之情。

《鹦鹉赋》与旧的赋颂传统不同，它为南北朝时期的咏物赋奠定了基础。

从上述内容来看，在我国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赋家词人有曹植、张衡、班固、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他们的代表作有《洛神赋》《归田赋》《两都赋》《长门赋》《非有先生论》等，给后世文人的诗词创作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由此可见，中国文学与汉赋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定自觉关系，是社会、经济、环境等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体现。

所以，对汉赋与中国文学之间的自觉关系有一定了解，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文学产业进一步发展。

二、汉赋与中国文学自觉的关系1.文学观念的自觉文学观念发展到自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先秦时期，由于文学界没有严格界定文学与学术，使得文学观念处于一种比较模糊的状态。

直到两汉时期，文学观念才开始有所转变，并显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诗赋开始独立开来。

这是两汉文学观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变化，这在刘向父子对图书的分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刘向父子将《七略》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以及《房计略》，从此分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诗赋已经被独立开来。

将诗赋作品与学术著作独立来看，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

而后，班固在此基础上还将辞赋做了区分，分为屈原赋、荀卿赋、卢陆贾赋以及杂赋，说明辞赋和乐府已经被区分开来。

其次，文学与学术开始出现分离。

在两汉时期，主要是以“文”与“文章”、“学”与“文学”两组概念来对文学和学术进行区分的。

这在《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相关篇目中就有所体现，如“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中的“文章”指的就是文学作品; “延文学儒者以百数” 中的“文学”则是指文学作品中内在的文献知识。

这两组概念是有史料依据可查的，在史料中对其作了严格的区分。

第一组概念既包含了诗赋一类的纯文学，又囊括了史传、诏等杂文学。

而第二组概念主要是指儒家学术和其他学术。

2.汉赋作家的自觉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是由于汉代为其创造了各方面的成熟条件，如帝王贵族对辞赋的喜爱程度等，这些条件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奠定了基础。

在汉代，最流行的文体是赋，由此便决定了汉代的作家群是以汉赋作家群为主的。

第一，统治阶级对辞赋的喜爱，使得作家群体应运而生。

在汉武帝和汉宣帝时期，有许多文学家都热衷于解读楚辞，汉武帝和汉宣帝也比较重视能够解读楚辞的人才，对其进行提拔并重用。

比如，汉武帝重用朱买臣就是因为其“说春秋、言辞赋”，从而使汉武帝“甚说之”，这在《汉书•朱买臣传》里就有所记载。

而受帝王的影响，有的汉赋又与楚辞存在一定的关联度，只要两者具有一定的渊源，就能深受帝王的喜爱。

在汉宣帝时期，太子因用辞赋解闷而使其病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而在后宫中形成了诵读辞赋的风气。

而在东汉时期，天子更是大力提倡用辞赋的形式来写作，并鼓励文人们将辞赋敬献上去，以供帝王欣赏。

比如，在光武帝时，就有杜笃因其辞赋被光武帝所认可就获得了免刑，后又因其著有《论都赋》，深受光武帝的喜爱，从而出身为仕。

第二，帝王宗室参与到辞赋创作中，催生了作家群体。

在汉朝，帝王宗室不仅热衷于对辞赋的欣赏，还会亲自参与辞赋的创作。

而帝王参与创作的辞赋作品在历史上就有所记载，比如汉武帝就著有《李夫人赋》和《秋风辞》，赵幽王、宗正刘向等宗室也有相关的作品。

第三，辞赋作家群体主要包括藩国辞赋作家群体和皇帝言语侍从赋家群。

藩国辞赋作家群体是在汉初形成的，由于当时实行的是诸侯分封的制度，各诸侯招贤纳士，为辞赋作家提供了“游士”的身份，这些作家凭借此身份可以为各诸侯国出谋划策，并在此期间创作出了许多名篇辞赋。

比如，吴王濞游士辞人群体中就包含了邹阳、枚乘等辞赋作家，他们在吴地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路。

而后，这些辞赋作家又辗转到了梁孝王的门下，这在《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就有记载。

这些辞赋作家所创作的辞赋作品都收录在《汉志》中，其中，有枚乘赋9 篇，庄忌赋24 篇等。

此外，还有梁孝王梁苑辞人群体和淮南王并可辞赋群体，每个辞赋作家群体中的作家都有相关的作品收录在相应的史料中。

皇帝言语侍从赋家群中又以武、宣言语侍从赋家群体最为突出。

随着各诸侯势力被削弱，不少辞赋作家开始前往长安寻找出路，从而使长安的辞赋作家群体急剧扩大，这在班固的《两都赋》中就有所印证。

随后，汉武帝时期和汉宣帝时期的朝堂上开始出现了辞赋作家的身影，这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了大量的著名辞赋作品，并流传于世。

其次，便是鸿都门学，出现在汉灵帝时期。

汉灵帝无治理国家的才能，却在文学上有相当的造诣，其擅长乐器，并著有《皇羲篇》，鸿都门学便是光灵帝设置的。

其中，《读通鉴论对光灵帝》对设置鸿都门学做了记录: “灵帝好文学之士，能为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

”鸿都门学使得汉赋的文风开始出现了转变，摆脱了经学的桎梏，并为后来的建安文学奠定了“脱俗”的文风基础。

由此可见，鸿都门学在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展现了汉赋史上的新气象。

3.汉赋艺术的自觉随着汉赋的发展，作家们开始在表现手法上呈现出多样化，并且这些表现手法都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多假设之辞。

假设之辞是指文中体现出来的虚构性和作者“无中生有” 的写作手法。

虚构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它可以不受时间、地点、人物的限制，只要根据创作需要和逻辑需要进行构思即可。

这在《艺概•赋概》中的“如假言值何时、处何地、遇何人之类”一句里就有所体现。

汉赋在描写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能提升作品的气势，虚构性在汉赋中的运用表现出了汉赋的基本美学品格。

此方面的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子虚赋》。

第二，自铸新词。

在《文心雕龙札记》中，黄侃曾这样评价司马相如、扬雄的作品: “汉赋玮字俪辞，后人莫及”，“此盖扬、马之流，精通小学，故能挫字分之单词，缀为俪语，或本形色假借之法，自铸新词。

”汉赋作家以实际生活为基础，在作品中注入了新的事物和观点，从而创作出了新的文字，以表达其真切的感受。

第三，夸张手法的运用。

夸张的描写手法在汉赋中随处可见，比如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中在描写民俗风情时就运用了大量的夸张手法，《文心雕龙•夸饰》中就有记载，夸张手法起到了“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的艺术效果，其中的夸饰即为夸张手法。

在汉赋中，夸张手法不仅在表现客观事物时有所运用，在对抽象事物进行抽象描述时同样有所体现。

第四，追求华丽的辞藻，这是从屈原的作品中开始得到体现的，它对后续的辞赋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辞藻运用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的内容：“皆好辞而以辞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使整个句子更加华丽。

4.汉赋理论的自觉汉赋的文学理论具有明确的文学观念，与先秦的文学理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汉赋的文学理论是绚丽多彩的，在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