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三教鼎力的原因和表现分析

一、三教鼎力的原因原因
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新的出现是汉魏以来儒佛道三教关系历史演变的延续，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则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它与隋唐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军事、边疆开拓、民族交往等都密切相关，隋唐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局面，实现天下的统一，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唐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经济发展，国势强盛，社会安定，文化繁荣。

1、从政治上看，隋唐时期的政治在总体上较为稳定，特别是唐朝前期政治清明，君主明智，行政运作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决策往往能在众臣的讨论和权衡下作出，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文化上则表现出一种包容与开放的形态，从而为各种思想学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隋唐时期的帝王虽然出于个人的好恶而会表现出对儒佛道三教的不同态度，但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基本上都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正是顺应大一统社会政治的需要，同时在帝王三教并用的宗教文化政策的推动下，隋唐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三教共同发展的思想学术新局面。

2、经济繁荣与科技文化灿烂对隋唐思想学术的推动也不可忽视。

隋唐时期的科技与生产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

人们在城市规划、水利建设、种植、建筑、丝织、制茶、陶瓷、冶金、造船等各个领域，总结前人的经验，主动与世界各民族相互学习交流，不断开拓积累，发明创新，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并大大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的安定和思想学术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所表现出的民族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等与隋唐思想学术所表现出的精神特征也是非相吻合的。

隋唐时，思想学术的发达表现在许多方面经学上出现了王通的新的解经学和融合南北学风的孔颖达等人编撰的《五经正义》以及各种私家注疏史学上公私修史都非常盛行，出现了刘知几《史通》这样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宗教上，佛道二教当时都进人了新的发展时期，佛典翻译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前代，中国僧人的著述更是十分丰富，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印度的佛学思想，而道教理论体系的出现和道教学者的辈出则标示出中国道教走向兴盛，类书编纂此时也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出现了《艺文类聚》等一大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类书。

在文化制度建设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隋唐开始实行了科举制度，它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儒家思想在社会民众中的传播与普及，从而为形成儒学恢复正统地位而又与佛道鼎足而立的隋唐文化格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3、隋唐思想学术的充分发展和儒佛道三教的鼎立，与当时广泛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多元及社会对多元文化所具有的开放心态也密切相关。

隋唐时期，中国周边不断兴起强盛的部族，虽然常对内地造成侵扰，但隋唐王朝以其军事的强大和国力的强盛为基础，在总体上对周边部族采取了宽容、接纳和融合的政策立场。

伴随着大一统下的民族融合的进程，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也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其中尤以胡汉文化之间的融合最为显著。

除了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之外，隋唐王朝与海外的交流也十分密切。

隋唐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等在当时世界上享有盛誉。

随着海陆通道的建立与完善，隋唐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和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域外的使臣、僧侣和学者纷纷前来，既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也将当地的文化和技术带人了中国。

正是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使隋唐时的文化呈现出了鲜明的多元化的特色。

表现在宗教上，当时的长安等地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就还流行着伊斯兰教、袄教、景教、摩尼教等。

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既表现出了隋唐的盛世气象，也为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鼎足而立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氛围和适宜的文化环境。

4、儒佛道三教关系经过长期的演变而在隋唐时期出现三教鼎立的新局面，这与儒佛道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本特质也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是其最根本的特质。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与基础的
儒家思想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而道家与道教也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这种充满现实主义情怀的人生论。

外来的佛教正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的影响下充分拓展了其本身蕴涵却又被整个思想体系窒息的对人和人生的肯定，并以此为契机而与儒、道融合互补，以其独特的人生哲学与儒、道一起人世发挥着作用。

正是基于对人及人生问题的探讨，三教鼎足而立的新局面才于隋唐时期得以形成，而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其本身又对隋唐的儒学、佛学和道学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另外，隋唐时期的一些学者的观点也对三教鼎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隋代儒者王通提出三教归一的主张;，唐朝王绩提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的根本教法一致的观点。

柳宗元亦主张儒佛一致, 对韩愈的排佛提出不同意见。

在佛教方面, 中唐神清著《百善论》，密宗作《华严原人论》，主张三教一致、三教并行。

此一时期出现了伪经, 如《芋兰盆经》《父母恩重难报经》, 显示了佛教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调和性和圆融性。

中国佛教宗派在佛教的基础上对儒道思想进行融合。

二、隋唐时期三教鼎力的表现
1、儒学
儒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之学, 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一度中衰, 但到了唐代, 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而又得以迅速恢复并进一步发展。

对于传统儒学, 唐代继承了隋代统一经学南学、北学的成果, 积极予以扶植。

从历史上看，隋代就出现了刘悼、刘炫二大儒，们学贯南北，博通古今，所撰《五经义疏》影响很大。

隋末又有大儒王通出现，王通志在提出一个成系统的区别于传统经学的新经学，在解经方法上也转向注重内在义理，其“三教可一”的提倡，显示出其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开始正面回应佛、道的挑战并融会佛、道以求自新的努力。

中唐以后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人正是由此而进一步推进了复兴儒学的进程。

2、佛教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文化的繁荣时期。

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表现在佛教发展的规模、佛教宗派的创立以及佛经、著述、思想学说、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它构成了整个隋唐时代思想学术繁荣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佛教在唐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组织译场, 大规模翻译佛典。

唐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435部, 2476卷。

由于唐代的译师基本上都兼通汉语和梵文, 能够比较准确地译出经文, 从而在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被称为“新译”。

第二, 创立佛教宗派。

随着佛教的兴盛, 隋代产生了天台、三论两个宗派, 到唐代创立了唯识宗、贤首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六个宗派。

佛教宗派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成熟。

如果说翻译佛经是移植,那么创立宗派则是创造。

唐代佛教就是在移植和创造的过程中发展的。

3、道教
道教在隋唐时期也进人了其发展的兴盛时期。

在这个时期，道教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人数增加，学者辈出，其教义更具理论色彩，斋酷仪式更趋完备，炼丹术的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道教理论的空前繁荣则是这个时期道教的最大特色。

这个时期道教的兴盛首先与其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从而成为“皇族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隋唐以儒佛道三教鼎立为基本格局的多元文化背景相关。

唐代是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 唐朝皇帝自认为是道教始祖李耳的后裔, 一再表示要优先尊崇道教( 但实际上是三教并重) 。

从武德八年( 625年) 唐高祖下诏宣布道教为儒、佛、道三教之首开始, 道教就青云直上。

尤其是从贞观十一年( 637年) 唐太宗再次宣布尊崇道教, 一直到唐玄宗时代, 除武则天时代外, 道教更是春风得意, 气势大涨。

相应, 在唐代, 著名的道教学者如王玄览、司马承祯、李筌、吴筠等相继出现, 他们致力于道教理论的研究并能自成体系。

另外, 唐代对道书的整理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唐玄宗开元年间, 专门收集道书, 编辑《一切道经》, 使道教典籍成为“藏”。

玄宗还亲自注释《道德经》, 并命士庶家藏一本《道德经》,
贡举人加试老子策。

这些不仅说明道教的盛行, 而且把道教的地位空前提高了。

总之，隋唐思想学术的发展，是在三教鼎立的三教关系新局面下展开的。

而隋唐三教鼎立的三教关系新局面，不仅推动了隋唐思想学术的发展，而且也对唐宋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产生重要影响。

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理论上的融合，虽然主要还是各家立足于本教而融摄其他两教以丰富发展自己，三教一致的提倡，主要也还只是强调三教在维系封建统治、协助社会教化方面的一致性,但它却为唐宋以后三教思想理论上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基础。

唐宋之际,三教鼎立的局面逐渐让位于三教合一,至宋代,随着新儒学的出现和被定于一尊,儒佛道三教终于形成了绵延千年之久的以儒家为本位的三教合一思潮。

宋代以后,以心性论为主要哲学基础的三教合一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

儒佛道三教经过长期的冲突与交融,在中国这块注重现实人生的土地上终于找到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找到了各自的归宿,至今仍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