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钱庄的近代化演变

浅析钱庄的近代化演变内容摘要：中国传统的金融业是由钱庄、票号及典当行业组成的，在传统社会中，这些行业承担了整个国家的金融事业的往来，但是在近代开埠通商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金融行业也同样受到来自洋行，外资银行，本国银行的有力冲击，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钱庄和票号在外来影响下，渐渐产生了职能上的变化，有了近代化的趋向。

关键词：钱庄，近代化鲁迅先生曾评价中国的近代社会是畸形的，因为有太多的传统的东西和西方的先进的东西并存着，而这种共存，一方面带来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却也为中国的传统行业的经营模式转型，渐渐迈向现代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金融业方面，钱庄和票号正是在外资银行和本国银行的冲击下，一步一步发生着只能上的演变，并最终迈向近代化。

1、晚清钱庄的发展概况钱庄，亦称钱铺，钱店，在清代之前便已经存在，明代的文献和小说中就有相关的反映。

明清两代采取的货币制度，都是以银两制钱为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早期钱庄的业务主要是从事银两和制钱的兑换，所以清初的文献中，习惯的称钱庄为“金钱之经济铺”。

1钱庄在清代初年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里，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比较普遍的开设了钱庄。

据史料统计，在北京，自康熙年间到道光十年以前，开设的钱铺有389家，在上海，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嘉庆二年以前，有钱庄124家。

2这一时期的钱庄功能还是以银、钱兑换为主。

在乾隆后期，钱庄的业务发生了一次较为明显的变化。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钱庄为了适应其发展，从银钱兑换业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信贸活动机构，开始出现了钱票的使用和流通。

钱票是一种信用票据，由钱庄，银号等信用机构发行，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起着代替货币职能的作用。

3随着钱票的使用，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争论。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乾隆朝后的近100年时间的发展历程中，在商品经济逐步发展的前提下，作为货币经营业的钱庄，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越出了银钱兑换业的范围，发展到接受存款，发收贷款的信贷业务，使钱庄的职能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而后，随着开埠通商，外国资本主义金融势力进入中国的市场，钱庄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钱庄作为一个传统金融体，加入了与外资银行，本国银行的合作与竞争，慢慢走向现代化。

这之中，又以钱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发生的职能演变最为值得注意。

2、鸦片战争后钱庄职能演变两次鸦片战争后，进口贸易频年增长，必然地要求有一个与其适应的流通渠道，特别是要求口岸的金融信贷机构在调剂资金，促进商品流通，提供信用，便于贸易清算等等方面进行密切配合和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口岸一向具有调节市场流通和资金周转能力的中国钱庄，就引起了外国势力的注意和利用，发生了职能上的演变。

2.1钱庄买办化钱庄买办化是开埠通商之后，钱庄出现的极为重要的一个职能变化。

我们以上海一地为例，进行说明。

上海开埠之后，许多华商由于商业原因，开始与洋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成为洋行的买办，与此同时，兼营自家的商业。

其中一些人经营的正是钱庄。

如六十年代，许春荣一面为泰和洋行推销洋货，一面又先后开设了以阜丰为首的7家联号钱庄。

虽然这些钱庄后来在中法战争中陆续关闭。

可是到了90年代，许春荣还是兼任德华银行的买办，而同时与席立功合伙开设正大钱庄，一直延续到清末。

4许春荣家族的许只南和许杏泉均继承父业，分别担任花旗银行和德华银行的买办，同时也与人合伙开设钱庄。

5与许氏家族有类似经历的人还有很多，如严兰卿充任敦实洋行买办的同时，经营着八九家钱庄。

6郑观应担任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的同时，开设了恒泰钱庄。

7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都说明，19世纪60年代以后，经由买办牵引，钱庄日益频繁地与外国洋行搭上了关系。

因此在《北华捷报》上曾有这样的评述“在外国银行尚未进入上海以前，中外商人因贸易而发生的财务关系，通常都是经过经纪人或洋行买办和当地钱庄进行清算的。

”82.2钱庄的信贷手段与中外贸易的开展钱庄在中外贸易活动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它给与进出口商人以信用便利，协助推销洋货，搜罗土特产品。

钱庄进行这种活动的信用手段，在口岸本地是庄票，在口岸和内地之间的是汇票。

钱庄庄票和信用度能在一定期限内，给与商人以调度资金的便利。

对商品流通起着很大的作用。

故而，自从上海开埠后，随着中外贸易的加大，外国商人及其洋行很快就注意到庄票的这种作用并加以利用了。

在1858年的《北华捷报》中就有关于外国商人之间使用庄票的详细记载：设在上海城区和“租界”地区的钱庄大约有120家。

其中，资本力量雄厚的钱庄都以10天或20天的期票，对经营棉制品的批发商和鸦片掮客以通融资金的方便，而外国商人则接受大钱庄的期票，作为收取货价的凭证。

9随着外国银行日渐进入中国市场，钱庄与银行发生了联系，庄票也就有了新的用途。

在六七十年代，经过银行买办的媒介，外国银行开始接受钱庄庄票作为抵押，向钱庄进行信用贷款。

10而这种方式通常称之为“拆款”。

在钱庄与外国银行建立了拆款关系后，原先洋行与钱庄之间的清算关系就转移去外国银行了。

总之，钱庄只能的买办化又先前发展了一步，随着时间推移，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逐步深化的条件下，贸易的逐步深化正是与钱庄只能的买办化作用日益加深相一致的。

这一现象成了近代中国贸易金融发展的一个特点。

11而钱庄的买办化，也就为后来钱庄与本国银行发生竞争提供了条件。

3、钱庄与本国银行的共存在前文我们提到外国银行与钱庄最初是通过拆款这种方式联系的，在本国银行出现这初，本国银行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与钱庄共存的。

但是，随着本国银行的不断发展壮大，本国银行就成为了钱庄发展的一个竞争对手。

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凸显出来，其表现主要有业务竞争和制度矛盾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引起钱庄产生变化的正是这种竞争与排斥，而其中，又以业务竞争直接涉及到经济上的利益，对钱庄影响极大。

3.1存款的竞争本国银行与钱庄最初的竞争就是存款的竞争。

与钱庄相比，新式的本国银行营运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的比重较低，主要依赖吸收社会存款和发行纸币。

因而中国的本国银行一直都很注重存款的吸收。

与此相反，钱庄固守与传统习惯的束缚，历来都不注重收受存款，但随着外国银行和本国银行拆款的减少，钱庄营运资金来源越来越窄，钱庄便也开始注重起吸收社会存款以补充营运资金。

这样，银行与钱庄在存款业务上就必然存在竞争。

这存款竞争中，钱庄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均不及银行，始终处于下风。

3.2放款的竞争20世纪初，银行以经营抵押放款为主，钱庄则以经营信用放款为主，并且各自拥有不同的业务对象，双方在这一方面的竞争并不激烈。

但是随着银行抵押贷款的推广和钱庄因大肆经营信用贷款业务而在频繁爆发的金融风潮中吃尽了苦头，转而开始经营抵押放款业务。

钱庄和银行的竞争也就日益激烈了起来。

但是由于钱庄自身经营规模所限，以及银行的抵押放款并不能完全满足于零售商业的需要，钱庄在商业放款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工业放款方面，基本上被银行接去了所有业务。

3.3国内汇兑的竞争钱庄本就是靠汇兑业务起家的，但是随着银行的发展，银行凭借其资金雄厚，机构遍布，信息灵通等优势条件，大力开拓国内汇兑业务，很快就将钱庄排挤了出去。

到20实际30年代中期，在本国银行的步步紧逼之夏，钱庄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国内汇兑市场。

当时《银行周报》发表评论认为“上海钱庄昔日虽无法掌握国外汇兑，尚具调节都市与内地通货之功，今日则即此已无法达成。

”12由此可见，银行业对钱庄业在业务上冲击之大。

而也正是因为银行对钱庄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钱庄感受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再次顺应时代潮流，发生了一次转变，这便是钱庄“银行化”趋势的出现。

4、钱庄“银行化”趋势所谓钱庄的“银行化”趋势，是指具有传统经济组织形式的钱庄在其运行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趋同与现代企业组织的银行。

13李一翔博士认为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是钱庄作为一个传统金融机构，让它改弦更张，变成现代化企业银行是不可能的，可是面对银行方面的压力，迫使钱庄自觉或不自觉地处处模仿银行的做法。

在制度建设方面，机构设置，业务品种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局部性的变革，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而这种“银行化”趋势在上海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钱业中进行了一些改革，使钱业业务得到了改善，日益银行化。

在张梦昭的《钱业今后发展业务之我见》中就提出了5点具体措施“（1）减低利率；（2）多放款项，注重货物、财产有出路之保证；（3）设立工商信用联合调查部；（4）尽量贷款农村，努力与乡村典当业联络，如在可能范围内，尽先设立钱庄办事处；（5）上海钱业联合扩大经济宣传，灌输经济常识于一般民众。

”14由此可见，钱业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做出了顺应时代发展大方向的改革，日趋迈向现代化，并最终成为与银行业鼎足而立的重要商业分子，故而当时有评论说“所以钱庄在我国金融界中，仍不失为一个重要分子，适于新式华商银行及外商银行分庭抗礼，而成为一个鼎足的局面。

15”5、结语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近代，中国的许多传统行业墨守成规，不愿有所改变，最终湮没于世界的潮流之中，无声无息。

在金融界中，同样面对外来资本主义和本国银行的冲击，票号不愿意有所改革，最终衰落，而钱庄则顺潮流而动，进行了有近代化性质的改革，得以幸存。

在今天，随着人民币和中国市场的日益开放与国际化，中国金融界受到的来自与外界的竞争压力并不比当年差，如何正确面对竞争，如何使本国的金融业与世界潮流相结合，使之兴旺发达，立于不败之地，也正是我们当今经济学家们所应该思考的问题之一。

1《皇朝文献通考》，第13卷，钱币1，考第4969页，转引自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

2《嘉庆二年钱业承办祭业各庄名单碑》，《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255页，转引自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

3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四页。

4《上海钱庄史料》，第752页，转引自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

5《上海钱庄史料》，第743-744页，转引自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

6《上海钱庄史料》，第745、752页，转引自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

7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第10卷，第118页，转引自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

8《北华捷报》，《上海贸易方法的变化》，1893年，第818页，转引自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

9《北华捷报》，1858年6月12日，第183页，转引自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

10《申报》在1884年的记述中称：1869年汇丰银行通过它的买办王槐山放款给钱庄，是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放款之始。

见《申报》，1884年1月12日，转引自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