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_制度与农村金融发展_来自经济史的思考

分工、制度与农村金融发展:来自经济史的思考D i vision of Labor,Instituti ons and Rural F i nancial D evelop m en:tA Perspecti ve o f Ch i na Econo m y H istory官 兵GUAN B i ng(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00140)[摘 要]农村金融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

农村金融内生性分工的拓展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作用机制,而农村金融分工对农村金融制度却具有极强的敏感性,也就是说,一个合意的、适用的农村金融制度对于农村金融分工的拓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本文首先提出了分工!制度∀的分析框架,然后,从中国经济史中为什么没有实现农村金融发展的现象出发,按照我们的分析框架给出了解释。

我们强调了政府和市场在供给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中脆弱的平衡,一个具备超强权利的政府可能会凌驾于市场之上,难以供给推动农场金融分工深化所需要的更为高级的金融制度安排。

[关键词]分工 交易 制度 金融发展 经济史[中图分类号]F832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9)08-0024-05一、金融发展的微观机制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分工!制度∀分析框架市场与分工的互动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同样,金融市场与金融分工的互动也构成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原动力。

在既定时点上,农村金融分工的扩大决定于农村金融市场的规模,也就是说农村金融分工需要相应的金融交易合约来加以协调。

金融活动表现为相分离的借者和贷者之间订立和实施金融合约的问题 ,因此,农村金融发展首先就体现在金融交易数量(单笔交易额、合同数量)的不断累积。

不过,金融合约不仅包括交易数量等量性指标,还包括合约的规制机制(即合约的定价、执行和保障机制)。

现实世界里,金融交易合约通常都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中的交易都存在正的交易费用。

这时,如果没有农村金融制度的规制,交易当事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将导致过高的交易费用,使得金融交易数量低于市场出清水平。

由于金融交易在期限、交易风险程度、交易频率、信息对称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在金融企业家寻利动机的作用下,市场将会自发地发展出不同类型的金融制度(组织形式)来对各种性质的金融合约予以治理,从而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

可以看出,要想保证金融交易顺利进行,关键在于充分保证投资者以及他们的代理人!!!金融企业家的产权,使得他们对交易收益有稳定预期从而有激励参与交易,并在合约无法有效执行时能够中止交易以保护自身利益。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给出一个金融分工!金融制度∀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可以用图1进行描述:分工!制度∀分析框架可以较好地回答农村金融发展中的四个核心问题:1 农村金融分工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农村金融分工的发展一方面创造了农村金融市场收稿日期:2009-4-26作者简介:官兵,男,博士(后),副教授,供职于中国再保险(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农村金融(保险)等方面的研究。

比如,间接融资是金融中介通过发行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的方式既与借者、又与贷者间接的二次签约过程;而直接融资则是借者向贷者直接发行次级证券的一次签约过程。

图1 农村金融发展的分工!制度∀分析框架需求,另一方面又创造了农村金融市场供给,需求和供给共同形成的正反馈机制推动了农村金融分工向更高水平的不连续跳跃,而农村金融分工水平提升的直接表现就是农村金融工具多样化、机构复杂化和市场层次化,这就是农村金融发展。

2 农村金融分工演进的制约机制是农村金融制度。

分工的演进对更为复杂的制度产生了需求,即对降低交易费用方面效率更高的制度产生了需求。

低效的农村金融制度阻碍了农村金融分工的演进,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制度是降低交易费用、实现农村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农村金融分工是农村整体经济分工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分工与实体经济分工是整体经济分工的两个不同侧面,但这两个侧面是连通的,前者是以货币金融形式来表现整体经济分工的结构和水平,而后者则是通过各种实物形式对整体经济分工加以刻画。

二者的关系既可能是相互推动所形成的正反馈环,又可能是相互制约的负反馈环。

也就是说,存在两个反馈环,一个是农村金融分工自身的反馈环,另一个是农村金融分工与农村实体经济分工的反馈环,后者套着前者,并基于前者的微观机制发挥作用。

因此,农村金融分工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谁决定谁问题,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二者都是相互决定的关系。

4 自有国家以来,正式农村金融制度的建立从来都是政府强制性供给的结果。

政府背后所代表的统治利益集团与代表经济增长的利益集团之间就制度产生的预期收益的分割问题所形成的均衡决定了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效率高低。

二、农村金融制度决定:国家权利与国家能力之间的悖论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一个就是农村金融组织本身的演化在制度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另一个就是农村经济分工为什么无法拓展。

农村金融问题的产生,是源于农村和城市之间出现的分割或对立(官兵,2006a)。

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

因此,在古代,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所以国家的金融问题就表现为农村金融问题,农村金融也即整体金融,农村金融和城市金融之间没有区分的必要。

那么,只要回答了近代金融制度落后的原因,我们也就找到了近代农村金融落后的原因。

在讨论近代中国为什么无法发展出高效的农村金融制度以前,我们先区分两个概念: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利的关系虽然密不可分,但二者并非正向关系,不是说有了国家权利,就一定具此处,本文的观点不同于Patrick(1966)。

备了相应的国家能力。

社会学角度的国家权利可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 potic Po w 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R ange);第二个层次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 l Po w er)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Capacity)。

(M ann,1988;引自李强, 1998a)根据这两种权力强弱的状况,M M ann对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国家作了分类,他把中华帝国归为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性权力型的组合。

该组合所描述的恰恰是传统中华帝国的两个基本特征,即国家管辖范围宽泛与国家实际渗透社会能力软弱。

J H all(1988)曾对这一普遍存在于传统帝国的现象作过如下描述:那些描述传统帝国的著作或者倾向于强调它们的强大,或者强调它们的软弱。

但是,这两者都是现实的存在。

帝国的悖论(而不是自相矛盾)是它们的强大!!!即它们的宏伟遗址、它们的专断、它们对人的生命的轻蔑!!!掩蔽了它们的社会软弱性。

这种强大恰恰建立在并反映了其社会软弱性。

这些帝国无力深入渗透、改变并动员社会秩序。

∀M ann与H all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M ax W eber的学术传统。

韦伯在分析传统中国政治时,十分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政治的两个基本现象:一方面,传统中国的政治支配是典型的家产制支配形式(Patri m on ialis m),皇帝作君作师,在理论上是帝国所有人与物的主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正式制度的安排而言,皇帝有权随意处置任何个人与团体;但另一方面,W eber注意到,传统中国从未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公共财政制度,因此,公共权力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统一而有效的官僚制度难以建立。

中央权力只能有效控制到县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直是传统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

(引自李强,1998b)悖论的出现需要我们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来寻找原因。

传统中华帝国被黄仁宇(2004)形象地比喻为潜水艇夹心加面包∀;他指出: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

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

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者施政方针或者科举制度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

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

∀自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以来,中国就不具有西欧封建主义的典型特征,王朝垄断了国家权力,并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系统和严格统一的法律制度,控制着整个社会。

先天性的政治结构缺陷使得新兴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发育不足,无法有效地对抗皇权和保护臣民,从而也就无法发展出一套有效保护财产权的产权制度和以习惯法和衡平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

在这种社会结构里,皇权将直接面对千百万均质的小农。

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缺乏组织联系,马克思将这种特点作了非常生动的比喻,说他们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引自金观涛、刘青峰,1992)。

因此,这样的经济社会结构使得中央政府的统治成本(包括征税成本、官僚体系费用)很高,而皇室的消费却是固定的和刚性的,并且随着统治的稳固往往会有高消费的倾向;而且,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面临着被竞争对手取代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并非会顾及长远利益,会因为偶发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姚洋,2002),那么,王朝往往会因财政压力而实施不利于经济效率但有利于行政效率的制度安排。

行政效率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国家能力,即中央政府征取赋税或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以及将这种能力转化为实际财富的行政运行效能。

此外,行政效率∀还被赋予极强的政治功能∀,即某种制度安排与相应的行政运行要保证国家安全,或者说保证帝国统治的延续性和稳固性(Nort h和W ei ngast,1989)#。

(引自邓宏图,2003)三、农村金融制度演化困局:行政效率对经济效率的替代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威权型政府∃,怎样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统治成本呢?重农抑商、官商合#∃古代的皇帝对臣民的财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皇帝却不能肆意没收财产或征税,因为如果这样,那么臣民将停止或隐匿他们的经济活动或收入,皇帝将根本无法没收到财产或收到税。

无独有偶,North等人在该文中也发现13世纪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没收犹太人的财产,菲律普斯四世没收圣殿骑士团成员的财富是出于满足宠大的财政缺口、维护王朝统治等原因。

有关威权型政府的讨论可参考官兵(2007)。

一∀就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各朝各代不约而同选用的基本国策。

由于对商业活动征税的信息搜寻和监督成本很高,主要囿于会计薄记方法、通讯手段等的落后,也源于各级官僚与商人勾结共同欺骗统治者的忧虑,因此由政府对关键商品如盐、铁等进行专营就能够保证王朝获取顽固的商业税收和垄断利益,而对农业征税的成本较低,因此,重农抑商则能降低商业资本的扩大对土地兼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加投入农业的资本量,从而保护了小农利益(邓宏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