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育率转变的经济分析

摘要:无论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伴随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有下降的趋势。本文简要说明了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并对稳定低生育率应采取的经济措施进行了分析。以判断中国生育率下降和控制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

关键词:生育率转变经济分析生活方式生育决策

前言

生育率转变,即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所有这些因素必须通过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才能发挥作用。以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为主要解释变量的西方微观人口转变理论可以用于分析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当然在借鉴有关理论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

1、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研究理论综述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如何在一个经济学的框架中解释生育率的差异?这些仍然是经济学者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理论难题。下面是主要的几种研究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研究理论。

1.1莱宾斯坦的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分析莱宾斯坦认为,无论抚养孩子的成本是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而增加或下降,还是保持不变,父母对孩子的需求都会减小,促使生育率降低。

1.2贝克尔的孩子需求理论与莱宾斯坦不同,贝克尔运用消费者需求理论对生育率进行了经济分析。他认为,孩子是家庭生产出来的产品。生产孩子需要投入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可以市场价格来衡量,而人力资源则只能用非市场活动的影子价格来估算。如果假定孩子的价格等于成本,则孩子的总成本就是父母用于抚养孩子的物质资源的市场价格与父母因抚养孩子而花费的非市场活动的影子价格的总和。

1.3伊斯特林的生育率供给与需求理论美国人口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了生育率的供给和需求理论。伊斯特林认为直接影响孩子需求的因素是家庭收入、价格和偏好。孩子需求直接受家庭收入、市场商品和孩子价格制约。在其他条件都相同时,孩子需求的数量可能随着家庭收入的变动而变动。

1.4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上述西方孩子成本效益理论,给予生育率变动以经济学解释,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科学地解析了家庭生育决策选择。然而它忽略了其他因素,特别是社会政策因素的影响。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所阐述的是,如何将政府的生育政策等社会因素纳入孩子成本效益视野,科学地说明社会因素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一、阶段时期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

宏观经济分析分析报告

宏观经济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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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商业大学学生实验报告开课实验室：图书馆219 开课时间 2011年 9 月 1日实验报告 2011年 12月 17日学院名称年级、专业、班学号姓名同组姓名课程名称实验项目名称宏观经济分析报告指导教师实验类型验证□综合□设计□创新□成绩教师评语教师签名：年月日实验报告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几个内容：1、目的要求 2、仪器用具及材料（仪器名称及主要规格、用具名称） 3、实验内容及原理（简单但要抓住要点，写出依据原理） 4、操作方法与实验步骤 5、数据图表格（照片） 6、实验过程原始记录 7数据处理及结果（按实验要求处理数据、结论） 8、作业题 9、讨论（对实验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的想法等进行讨论）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一）国际背景 1.欧债危机的开端、发展。蔓延和升级： 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希腊的债务危机随即愈演愈烈，但金融界认为希腊经济体系小，发生债务危机影响不会扩大。2009年12月8日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A-下调至BBB+，前景展望为负面。欧洲其它国家也开始陷入危机，包括比利时这些外界认为较稳健的国家，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都预报未来三年预算赤字居高不下，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盟都受到债务危机困扰。德国等欧元区的龙头国都开始感受到危机的影响，因为欧元大幅下跌，加上欧洲股市暴挫，整个欧元区正面对成立十一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有评论家更推测欧元区最终会解体收场。 2010年希腊财政部长称，希腊在5月19日之前需要约90亿欧元资金度过危机。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10日凌晨达成了一项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稳定机制，避免危机蔓延。2011年7月27日标普下调希腊评级至“CC”，展望为负面。标普认为欧盟的希腊债务重组计划是“廉价交换”，看似希腊债务交换和展期选项“对投资者不利”，希腊债务重组相当于“选择性违约”。欧债危机正在向欧元区核心国家扩散，这次轮到法国。著名评级机构穆迪已经发出警告：将在未来3个月内考虑是否将法国国债AAA评级置于“负面观察”。负面观察往往是降级的前奏。 2.欧债危机原因分析： a)金融危机中政府加杠杆化使债务负担加重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无法通过公共财政盈余来支撑过度的举债消费。全球金融危机推动私人企业去杠杆化、政府增加杠杆。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国际宏观经济的冲击，恶化了其国家集群产业的盈利能力，公共财政现金流呈现出趋于枯竭的恶性循环，债务负担成为不能承受之重。 b)评级机构煽风点火，助推危机蔓延评级机构不断调低主权债务评级，助推危机进一步蔓延。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不断下调上述四国的主权评级。2011年7 月末，标普已经将希腊主权评级09 年底的A-下调到了CC级（垃圾级），意大利的评级展望也在11年5月底被调整为负面，继而在9月份和10 月初标普和穆迪又一次下调了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遭遇了主权评级被频繁下调的风险。评级机构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

中国的生育率_到底下降了多少_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R obert D.Retherford Minja K im Choe Chen Jiajian 李希如　崔红艳【内容摘要】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22,明显存在漏报。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本文利用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和胎次递进比方法分析了1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过程,认为2000年总和生育率最准确的估计应为1158。通过分解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认为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下降,2/5归因于结婚年龄的推迟,3/5归因于婚内生育率的下降。关键词:总和生育率;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胎次递进比【作者简介】　R obert D.Retherford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负责人,高级研究员;Minja K im Choe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Chen Jiajian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李希如,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地理环境处处长;崔红艳,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人口普查处副处长。1　引言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登记的出生人数计算,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 asfr )为每名妇女平均生育1122个孩子(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但是,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还存在相当多的争论,有的估计数字为每名妇女平均118个孩子。为了更好地评价生育率状况,我们分别采用了“亲生子女法”(own -children )和“生育史重构法” (birth history reconstruction )来研究1990年和2000年的普查数据。每种方法都为普查之前的年份提供了两种生育率趋势的估计(每次普查一种)。这两种趋势在1986～1990年彼此交叉。如果数据完全准确,这两种趋势应该在交叉期间刚好重合。然而,事实上并未重合。对这种未重合现象的分析为评估1999年和2000年的TFR 提供了基础。本文讨论的生育率不仅包括年龄别生育率(ASFR )和由ASFR 计算的总和生育率(TFR ),而且包括时期胎次递进比(PPPR )和由PPPR 计算的总和生育率(TFRpppr )。利用这些不同的估计方法,我们还试图评价1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多大程度是由目前结婚年龄的推迟造成的,多大程度是由婚内生育率的下降造成的。我们还分析了分城乡、分教育程度、分民族和分迁移状况的生育率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变化情况。2　背景 10年前就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TFR 在1990年代初就降到每名妇女生育211个孩子的更替水平以下。当年,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变化似乎极不寻常,因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例如,Feeney 和Y uan 1994,Z eng 1996;Y u 和Y una 1996)。后来的一些调查以及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TFR 持续下降,从1991年的118降到2000年的11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2年,G uo 2003,Zhang 2003)。但是,还有种种迹象表明,在各种调查和人口普查中都低报了出生人数,有人认为,2000的TFR 约为每名妇女生育118个孩子(Z ai 2003,Zhang 和Cui 2003,Y u 2002)。一些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基于对现有生育率调查和1990、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提出,即使把历次调查和人口普查中低报的出生人口计算在内,生育率也确实非常低(G uo 2003,Zhang 2003)。G uo (2003)认为,就算这些原始数据经过调整、加上20%漏报的出生人数,TFR 仍然到不了第28卷第4期2004年7月人口研究 V ol 128, N o 14 July 2004 3 　Population R esearch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经济学思考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经济学思考目前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这意味着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布结束，再也不受“双独二孩” 或“单独二孩”政策的限制。文章从经济学的视点出发，分析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原理和意义，探讨全面放开“二孩”应注意的问题，并对“二孩”政策给予相应建议。从1979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算起，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37年。与当时担忧“人口爆炸”相比，目前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生育率低下、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红利消失、性别比失调等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这种形势下，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我国“二孩”政策的历史回顾对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学者们结合自己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人口政策。1888年，英国经济学家 E.坎南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提出达到产业最大效益时的人口为适度人口。他从产业收益出发，指出人口过多过少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只有人口适度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适度的人口控

制论，当时我国政府为了控制人口规模，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到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已经尽人皆知，家喻户晓，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独生子女政策成为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生子女政策对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人口老龄化、未来劳动力不足、男女比例失调等一系列弊端。因应现实，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先后进行了一些调整。1982年，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农村群众确实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有计划地生育二胎。1984年，中央在“七号文件”中指出，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开大口子，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审批，可以生二胎。2002年，湖北、内蒙古、甘肃等省份开始实施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孩的“双独二孩”政策。 2013年，中央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宣布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然而，低生育率、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为了缓解这些问题，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二孩政策。时隔两年，“单独二孩”政策升级为全面放开“二孩”，这不仅是一次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也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说课讲解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 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 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关于养育孩子的经济学分析

关于养育孩子的经济学分析内容摘要：生产孩子这种商品的成本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构成，就是需要大量的物质和机会成本。现在由于养育孩子的费用差距大，城市和农村相比，价格效应影响大。孩子是家庭的耐用消费品，生育行为等同于对资本性耐用消费品的购买，父母是否生育孩子的决策，取决于生育孩子的成本收益对比。所以很多家庭对于是否养育孩子很慎重。关键字：机会成本耐用消费品价格效应成本收益高质量要求主要内容：一：机会成本和耐用消费品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在家庭生产过程中，其投入包括金钱、商品、时间以及各种环境条件，其产出包括货币收入、孩子、声望、健康以及精神享受等。西谚云：“无后之家非家也”，子孙满堂共享天伦之乐是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人所乐道与向往的家庭生活。因此，家庭的一个重要的生产功能是人本身的生产或人种的繁衍。生育行为等同于对资本性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孩子可以同时被当作资本品和消费品。作为资本品，父母对孩子的投资有远期收益，比如孩子工作后能为父母带来经济收益和养老保险效益；作为消费品，孩子能满足父母的某种精神消费需求，带来情感上的愉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家庭生活的很多方面可以社会化，家庭的某些服务和需要可以通过社会化生产来满足，比如生育。家庭劳动时间和市场工作之间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工资率的一种补偿性上升将会导致家庭增加市场劳动时间和对商品的需求，并减少了生育孩子的数量。这是现代社会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它决定于生育子女的净成本或净价格,即父母生育子女所花费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减去子女为父母带来的预期收入的余数. 直接成本指养育子女花费的一切开支,包括生活和教育等费用,机会成本指父母在养育照料子女时不得不放弃的挣钱机会所可能带来的一切收入.预期收入包括子女在成年之前为家庭劳动带来的收入和父母年老后子女所负担的赡养费用. 二、生育分析的假设条件家庭是由多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在资源稀缺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条件下，同样遵循一般生产组织必须遵循的市场规律，通过家庭时间在各成员之间的合理分配，追求最小投入和最大产出。孩子是家庭中生产的一种特殊商品。父母在决定是否养育孩子、何时养育以及养育孩子的数量时，遵循成本收益分析。总之，生产论和效用论也适合于家庭生产问题的分析。为了便于以上理论对生育决策的分析，也需要提出假设条件：第一，同一般商品一样，孩子能为父母带来满足；第二，父母能够选择是否要小孩、要多少小孩以及什么时候要小孩；

浅论中国人口的现状及解决办法

浅谈中国人口的现状及解决办法记得我上小学时，学校开了一门课《社会》，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国家的人口，民族，语言，省份等常识。当初对数字还没什么印象，当老师提及中国有数十亿人口时，我们在老师的惊呼中在脑海中留下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的浅浅的印象。至于这个“大”所折射的含义，当初根本没有概念，随着中国人口的发展，现在也只能对这个“大”做浅浅的分析和理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毋庸赘言，既然如此我们必须理性的认清中国到底存在哪些人口问题，也即中国人口的现状是怎样的。现就从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来一窥中国人口的现状。一、人口数量。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我国热口基数大和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净增数仍很大。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受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年-2020年期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在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二、人口素质。中国政府加大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力度，不断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得到很大提高，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明显下降。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大幅度减少。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得到有效的监测和控制，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从总体上讲，中国人口健康素质仍然不高。数以千万计的地方病患者和残疾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防治艾滋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中国政府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中国普及九年义务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粗文盲率等数据均显示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受高层次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受小学教育人口比重逐步下降。但是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粗文盲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以下的水平；二是大学粗入学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三是平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三、人口结构。从人口年龄结构看，第一，当前中国人口社会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未来一、二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期。但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也给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目前，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近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2亿多。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将保持增长态势。这对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根据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中国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第三，从人口性别结构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四、人口分布。从城乡分布来看，全国城镇人口低于下面缓存人口比重。近年来，由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实施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人口城镇化率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采取多种措施和合理规划，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努力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同时也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体系却严重滞后，亟待完善。庞大的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构成巨大压力。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受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严重制约着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困难。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田雪原《人民日报》（2009年12月4日07 版）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加速推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以降低生育率为主旨的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目前社会上对我国人口政策还有不同看法和一些猜测，需要澄清；同时，步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以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历史的足迹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出生率上升到37.0％。，死亡率下降到14.0％。，自然增长率创下23.0％。的新高。这表明，在短短的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就完成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随后迎来第一次生育高潮。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三次会议（扩大）的讲话中，提出抓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的设想，展露出新中国人口政策的雏形。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虽然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但没有真正贯彻下去。在10年“文革”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现状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现状一、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人口发展已经结束了高增长的历史，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这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一）人口总量的发展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把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3、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关于生育率变化的原因分析

关于生育率变化的原因分析引言：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数据让人非常震撼。这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亿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2010年人口普查初次公报出来时，不少人疑问：“为什么不公布总和生育率数据，难道太低了不好意思公布？”要维持人口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维持在 2.3。但所有客观调查（包括2000年人口普查、2005年1％抽样调查）都显示，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一．中国人口发展现状 1971年，国务院恢复计划生育办公室，井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之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和领导小组。计划生育成为我国既定的人口政策，其核心是通过控制每个家庭的生育孩子数，来达到控制全国人口过快增长的目的。1981年3月6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正是成立。随后，省、地、县及乡级计划生育组织相继成立，逐步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网络。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全面实行及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人口的出生率迅速下降。1990年以后，各种数据都表明我国计划生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已经被有效控制。新世纪后，政府不断调整和改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控制生育率的力度一直没有松动，我国的生育水平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建国以来我国的生育水平变动轨迹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后到1970年代前，生育水平非常高;第二个阶段是1970年代，生育水平急剧下降;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代，生育水平在离更替水平不远处徘徊;第四个阶段是1990年代至今，生育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仍逐渐下降。（表一）表一 1991-2010年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年份TFR年份TFR年份TFR 1991 1.651997 1.492003 1.40 1992 1.521998 1.492004 1.44 1993 1.541999 1.472005 1.33 1994 1.602000 1.222006 1.38 1995 1.462001 1.392010 1.44 1996 1.55 2002 1.38 数据来源:2001-2004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5年数据来源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杏资料》;2006年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数据来源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杳公告。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时很低的。而我国总和生育率过低，同时我国老年化问题也很严重，这对我国来说，在很多方面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造成我国生育率过低的因素较多。二．总和生育率过低的原因 1.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人口得到了很好的控制，1980年代，我国生育水平在离更替水平处左右徘徊;1990年至今，生育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仍逐渐下降。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策，它对我国近几十年人们的生育产生了很广泛深刻的影响，我国很多地域积极响应这一基本国

读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读《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学派”教授加里·S·贝克尔的代表作，这本书堪称后来被人们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宣言书。这本书集中体现了贝克尔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认为人类一切活动都可以归源为效用最大化，而经济分析是效用最大化、偏好稳定和均衡分析的三位一体，经济分析可以对人类行为作出统一的解释。根据这个观点，他分析了歧视现象、犯罪行为、人力资本和时间分配、非理性行为、婚姻家庭以及社会相互作用等传统上由法律学、政治学、人口学、社会学及社会生物学等学科考察的广泛的人类行为，并建立模型来进行经济学的解释。事实上，贝克尔的学说刚提出时，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应和极端歧视，传统学者认为这是根本无法接受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当时看似狂想的理论已经在某些方面成了经济学的范式，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贝克尔的主张。贝克尔于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看作是对贝克尔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的肯定”，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肯定。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是一部文集，内容是由贝克尔从他已发表的诸多论述中精心编篡而成，各个章节具有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又彼此关联。该书共由七篇构成，第一篇导言是方法论的阐述，其他六篇则是这种方法论的进一步发挥，这六篇分别是《价格与偏见》、《政治和法律》、《时间和家庭》、《非理性行为》、《婚姻、生育力和家庭》、《社会相互作用》。第1篇导言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第1章《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的“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的确，许多行为同时为几门学科所研究……但我认为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这是因为，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贝克尔的分析方法就是“更明确更全面地假定最大化行为，假定家庭、厂商、工会或管理当局的效用或福利函数能够最大化。假定存在着不同效率的市场以协调各方参与者。假定人们（的）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贝克尔认为追求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三位一体假设及其运用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解释经济行为，而且可以解释“语言的进化、出席礼拜频次、死刑、法律制度、动物绝种，以及自杀、离婚率，等等”。一言蔽之，“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 在方法论的部分，贝克尔阐述了对于经济学展阶段的看法，认为经济学经历了研究物质资料生产和消费的第一阶段，研究货币交换关系的第二阶段，现在到了研究人类全部行为的第三阶段。这样，把所有人类在资源稀缺下的选择行为都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这样，他研究了犯罪、自杀、婚姻、爱情、生育子女等等诸多以往经济学不会研究，经济学家也决不会涉足的领域。而通过他的研究方法，理论上我们可以将经济学的研究推广到所有这些人类的感性层面的领域，并建立完善一套研究分析的范式。在贝克尔看来，作为通用科学的经济学，完全有能力并胜地任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在其眼中，宗教、人群、社会、国家、基础是最复杂的文化与人的心理解释完全可以抽象化和量化为个体行为分析解决。

中国育龄妇女与生育现状及人口走向研究报告

中国育龄妇女与生育现状及人口走向研究报告 194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并未如期出现，出生人口整体呈下滑趋势。1950-1958年为我国第一轮婴儿潮时期，期间年均出生率35‰最高但人口基数较小，出生人口年均2100万，主要是建国后生育政策鼓励、经济社会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等因素促成。1962-1975年为第二轮婴儿潮时期，期间年均出生率33‰小幅下调但人口基数有所扩张，出生人口年均2628万，该婴儿潮出现主要与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的补偿性生育和文革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有关。 1970-1977年间出生率从33‰降至19‰，1977年出生人口仅1798万，主要受1970年代的“晚稀少”政策影响。1981-1991年为第三轮婴儿潮时期，年均出生率为21‰，出生人口年均2260万，本质为第一次婴儿潮的回声。中为咨询发现1991年之后出生人口逐渐降至2003年的约1600万。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而并未如期，二胎政策开放后，2014-2016年出生人口短暂回升，2019年出生人口数继续下滑为1456万人。 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 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

1991年至今生育率在地位徘徊，养育成本提高约束生育行为，总和生育率走向低迷。总和生育率是指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的子女数，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同时左右着人口总量的变化。一般来说，总和生育率小于2.1时，新生人口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及其伴侣数量。 1949年以来，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经历了迅速上升（1950-1957）、大幅下降（1958-1961）、猛烈反弹（1962-1963）、高位整理（1964-1971）、逐渐下降（1972-1990）、低位徘徊（1991至今）六个阶段，2018年总和生育率为1.52，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1，生育水平保持低位。根据生育理论与中为智研分析，我国生育率下降受死亡率、生育需求和生育意愿等因素的影响。而在现代社会，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主要是受到生育成本约束。住房、教育、医疗等持续提高的直接成本，“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以及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下的高机会成本，均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总和生育率将维持走低态势。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育龄妇女规模逐年下滑，叠加低生育率下预计出生人口情况持续低迷。根据国家统计局与中为咨询整理的数据显示，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与20-34岁

社会经济因素对成功影响的统计分析

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生育率影响的统计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又包括间接影响，西方的生育率转变理论是从也主要是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效果。在对生育率进行宏观分析时，西方学者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城市化等角度分析了生育率的变化情况，并建立起了各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1]。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行，促使了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改变。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小孩给父母带来的效用也有所下降，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2]。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二、研究方法我们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为双变量相关分析法以及逐步回归分析法。在相关分析中，我们分析了总和生育率和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相关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各社会经济因素分别对生育率的影响程度。为了说明总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我们对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因素做了多元回归分析。由于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因而本文采用能够消除共线性的逐步回归分析法。三、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的数据，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指标之间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表1所示：从表1可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大学入学比例、每千人医疗床位数正相关，与农业占gdp 的比重、婴儿死亡率负相关，这都与上面论述的各社会经济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影响相符。这些社会经济因素中又以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三个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最大。在表1中，妇女劳动参与率与总和生育率成正比，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不符，这可能与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计算时所用的数据以及中国妇女的职业转变有关。为了分析社会经济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效果，对 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通过spss进行数据处理，排除具有较强共线性的几种情况（vif≥10），得到的有效结果如下表2所示：模型2的预测变量：（常量）、农业所占比重、大学的入学比例模型3的预测变量：（常量）、大学的入学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从表2给出的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这三个模型都通过f检验、t检验以及共线性检验，则这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都是有效的。同时，这些模型中又以第三个模型的r?都很高，因而我们选取第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在第三个模型中r?=0.958，说明大学入学比例

我国的人口现状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我国的人口现状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梁辉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一场移风易俗的革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的群众性工作。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从53年提出到现在，经历了一个曲折、悲壮、辉煌的历程。所谓曲折，就是在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上有过反复，在工作指导上发生过偏差和失误；所谓悲壮，就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通过国家意志推行计划生育，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增长，广大育龄群众作出了惨烈的奉献和巨大牺牲；所谓辉煌，就是通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计划生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少生4亿人，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我国的人口发展变化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截止2009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2亿人，约占世界的1/5，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数量的总和，目前我国仍以每年600万人口缓慢增长。从夏朝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口发展先慢后快，先后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夏至西汉末年，人口由1355万增长到6000万，是一个缓慢增长时期。第二个时期，从西汉末年到清朝初期，人口一直在6000-8000万之间绯徊，是一个上下波动，徘徊不前的时期。第三个时期，从“康乾盛世”到1949年，是人口迅速增长，直线上升的时期。1684年全国人口突破1亿大关，1762年达到2亿，1789年达到3亿，1835年达到4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达到5.4亿。建国后，中国人口数量扶摇直上，先后出现三次生育高峰：第一次生育高峰，1950年-1958年，总人口由5.5亿增加到6.5亿，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8。第二次生育高峰，1962年-1973年，总人口由6.7亿增加到8.9亿，妇女总和生育为6.18。第三次生育高峰，1985年-1993年，总人口由10.5亿增加到11.8亿，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8。二、当前中国人口态势的主要特征 1、人口基数大。全国总人口已达13.2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 2、人口素质总体不变。我国15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12.9%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15年，高科技人才仅占总人口的0.8%，万人中技术人员数量是发达国家的1/500，在校大学生占适龄人口的比重为1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9%，我国人力资源总体水平居世界106位。

我国生育率转变的经济分析

我国生育率转变的经济分析摘要:无论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伴随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有下降的趋势。本文简要说明了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并对稳定低生育率应采取的经济措施进行了分析。以判断中国生育率下降和控制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关键词:生育率转变经济分析生活方式生育决策前言生育率转变,即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所有这些因素必须通过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才能发挥作用。以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为主要解释变量的西方微观人口转变理论可以用于分析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当然在借鉴有关理论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 1、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研究理论综述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如何在一个经济学的框架中解释生育率的差异?这些仍然是经济学者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理论难题。下面是主要的几种研究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研究理论。 1.1莱宾斯坦的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分析莱宾斯坦认为,无论抚养孩子的成本是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而增加或下降,还是保持不变,父母对孩子的需求都会减小,促使生育率降低。 1.2贝克尔的孩子需求理论与莱宾斯坦不同,贝克尔运用消费者需求理论对生育率进行了经济分析。他认为,孩子是家庭生产出来的产品。生产孩子需要投入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可以市场价格来衡量,而人力资源则只能用非市场活动的影子价格来估算。如果假定孩子的价格等于成本,则孩子的总成本就是父母用于抚养孩子的物质资源的市场价格与父母因抚养孩子而花费的非市场活动的影子价格的总和。 1.3伊斯特林的生育率供给与需求理论美国人口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了生育率的供给和需求理论。伊斯特林认为直接影响孩子需求的因素是家庭收入、价格和偏好。孩子需求直接受家庭收入、市场商品和孩子价格制约。在其他条件都相同时,孩子需求的数量可能随着家庭收入的变动而变动。 1.4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上述西方孩子成本效益理论,给予生育率变动以经济学解释,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科学地解析了家庭生育决策选择。然而它忽略了其他因素,特别是社会政策因素的影响。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所阐述的是,如何将政府的生育政策等社会因素纳入孩子成本效益视野,科学地说明社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