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路向、特质及影响

第２４卷第５期２００８年５月自然辩证法研究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１＂１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Ｖ０１．２４，Ｎｏ．５Ｍａｙ。

２００８文章编号：１０００一８９３４（２００８Ｊ０５一００８８一０６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路向、特质及影响吴海江（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上海２００４３３）摘要：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不仅有着丰富的表现。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异，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科学主义的特质。

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是同崇尚科学、倡导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新文化运动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在科学主义与追求和崇尚科学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

科学主义思潮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影响，既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出现，盖源于实用主义地理解科学。

因此，在中国消解科学主义之路，不在于反对把科学作为“新权威”、。

新信仰”，而在于培养我们民族真正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科学，科学主义中图分类号：Ｎ０３１文献标志码：Ａ中国人追求科学虽不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中国人将科学作为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加以追求和崇尚却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

五四”以后，追求、崇尚科学的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开始贯穿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经久不衰的科学主义思潮。

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演变和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传统与现代交锋的历程，反映了百余年来西学东渐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双重运动，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之大之远之深，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

近年来，关于中国科学主义的讨论又一次在国内学界兴起，但对于它形成和流行的原因，有何不同于西方科学主义的特质，以及它对于中国思想界的影响等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

进入２０世纪以后，中国思想界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转变，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转变是科学主义的产生。

科学主义是一种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包括人生观、价值观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主张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权威、最严密和最有益的知识的倾向。

作为发端于近代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科学主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纲领，因而有所谓强弱之分：强科学主义是指“一种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信念，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弱科学主义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一种主张”。

前者可以概括为“科学价值至上”的信念，后者可概括为“科学方法万能”的信念。

这两个层面的科学主义在中国近代思想界不仅有着丰富的表现，而且在二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异，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科学主义的特质。

１９１５年，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科学》和《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正式打出科学的旗帜，并将其作为价值信仰的对象。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科学主义思潮得到空前的发展，席卷了整个中国思想界。

新文化的倡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曾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们对科学的推崇与提倡，比清末先贤严复、康有为要走得更远。

在他们看来，科学不仅是指导人们认识宇宙人生，进行健全思维的框架，而且成了反对封建旧文化旧思想最重要的旗帜和武器。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他们分别沿着“科学决定人类社会乃至人生”和“科学方法至上”的思想路向演进，由此形成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想发展的两条理路。

陈独秀对科学的提倡一开始即将其与社会、人生问题的解决紧密联系在一起。

１９１６年，陈独秀发表《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一文，他对梅奇尼可夫和奥斯特瓦尔德在科学上的创见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却极力阐发其关于人生、道德问题的见解。

他和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２６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现代化语境下科学价值的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号：０５ＪＡ７２０００３）作者简介：吴海江（１９６１－－），河北大城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学的文化研究。

８８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路向、特质及影响马君武分别摘译自海克尔《宇宙之谜》上的《科学与基督教》和《赫克尔之一元哲学》，在宣传进化论的同时，也宣扬了科学的发展将解决人类社会基本问题的观念。

在陈独秀那里，科学完全是一面救治社会、人生问题的旗帜，是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通途。

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那德、赛两先生，闹了不少事，流了不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若因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谩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ｏ＇Ｃ１３陈独秀以·种勇猛激进的革命精神，揭示着科学与社会人生发展之间的联系。

他全面接受了孔德的人类精神进化经历“神学、形而上学、科学三个阶段”的观点，且认定欧美社会已进入科学实证时代，而中国则是宗教迷信和玄学幻想时代的混合体。

为推动中国社会之进化，必须批判宗教迷信和玄学，而科学及依托于其中的理性精神就是最有力的武器。

他甚至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巩玎。

显然，陈独秀是一位“科学价值至上论”的拥护者和推动者。

“五四”时期，与陈独秀将科学引进社会人生各领域的同时，胡适则竭力倡导和推进“科学方法万能论”。

胡适在治学上主要是吸取了２０世纪初美国所盛行的科学实验精神，他曾经批评当时的中国学界是“目的热方法盲”。

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思想家，胡适极为推崇科学方法，认为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发展，全在于新方法论的出现。

他说：“科学的方法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

在应用上，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０３。

应该指出，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热衷，原本是他谋求以理性再塑思想的内在需求。

但他这一思想的发展却走入另一极端，即认为科学方法万能，一切都必须在科学方法指导下进行“一点一滴的研究”，认为“十部《纯粹理性的批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似们。

他甚至更具体地用科学主义的所谓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要求研究学术的人：学者应尊重事实，若事实可以推翻学说，那么就应抛弃学说，另寻更满意的假设。

这是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也是一种“工具理性”的强化。

特别是在这种盲目的公式化的方法论下，胡适一味宣扬推翻旧权威，认为凡属推翻原来权威的就是“革命”。

这显然是科学主义的公式化的科学方法宣传所带来的认识结果㈣。

总之，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对科学的追求和崇尚，主要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一是将科学作为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进而上升为思想上的一面旗帜；二是把科学不仅仅理解为是科学思想，而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

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极端化发展，就演变为宣扬科学决定社会人生和宣扬科学方法万能。

２科学主义思潮何以在近代中国如此迅速发生和发展？这里有受外部文化思潮直接影响的诱因，也有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的决定作用。

从外部文化思潮上说，作为科学主义精神资源和文化支持的西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影响中国近代科学思想的重要因素。

１９世纪，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兴起，致使实验科学出现了全面的繁荣，许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实验、技术或操作过程。

这样，科学中的技术理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理论理性，科学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实用科学形态。

这一时期相继出现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就是对科学形态的这一转换在哲学上的反映。

实证主义自称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证、有用、精确知识的哲学。

实用主义推崇真理的效用性，强调思维的工具作用。

可以看出，它们本质上都是按照技术理性的理想建造起来的。

以实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对哲学进行改造，给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以致在２０世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科学主义运动。

所以从清末到“五四”时期，中国向往、引入和学习的西方科学从实质上说是以技术理性为主导的科学。

这便不难说明，为什么在２０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以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为哲学底蕴，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以“科学方法万能”为基本主张的科学主义思潮。

除了西方文化的直接冲击以外，中国社会自身的内在需求和社会期望是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的更重要的原因。

近代中国在西方枪炮及文化的冲击下，由民族危机进而走上价值失范。

为挽救民族危亡和树立新的价值规范，愤懑的抗争最初表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被动反应；继则表现为“中体西用”式的挣扎；到戊戌及“五四”时期更走上对传统政制及文化的全面批判。

批判的结果，传统的权威普遍失落，传统的价值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危机，由此更引起人们在心理上寻找新的权威、树立新的价值规范的普遍诉求。

正如亨廷顿所说：‘‘传统制度的崩溃，可能导致心理的解体和紊乱，因而产生对新认同和新效忠的需要州∞。

于是科学就在这种历史际遇下合乎逻辑地被树立为统一思想界的新权威，随着８９自然辩证法研究第２４卷第５期１９２３年“科玄论战”中科学派获得绝对胜利，最终使科学变成一种绝对的、终极的价值受到极力推崇。

新文化运动期望实现以往完整价值系统的整体更换，而科学（和民主一起）即成为新文化系统的价值核心，开始具有了一种最高的和本体的意义。

至此，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完成了它在中国的意义嬗变，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也在这种权威呼唤中形成了它的完整形态。

对中西方科学主义进行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其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一，路向不同。

纵观戊戌变法到“五四”时期科学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它表现出了与西方近代完全不同的路向。

在近代西方，科学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以致一度发展成为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决定力量，但它始终以具体科学本身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人文领域对科学的关注也“只有到了科学本身相当发展，并被广泛当做某种社会问题，或引起社会问题的一个富源时，对于系统地研究科学和社会的相互影响，社会学家们才会严肃地加以对待”。

’。

但在中国却是逆向行动的，也即当中国还远远谈不上具体科学有什么实际发展时，在中国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那里，科学却径直地获得了社会价值以至人生价值的概念意义。

众所周知，西方的科学主义运动和思潮兴起于１９世纪中叶，是在近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发生以及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之后才出现的。

而在中国，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则缺少必要的“科学准备”。

因为直到１９２４年“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大获全胜、科学主义达到高潮的时候，中国科学的发展水平是极为有限的，科学教育刚刚起步并且多是应用性的技术教育，科学的社会建制还没有成形，国家级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直到１９２８年才建立，科学研究活动也主要局限于少数的大学。

更重要的是，科学研究本身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在社会中的应用都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根本就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