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
论白居易的独善心态及其审美意蕴
论白居易的独善心态及其审美意蕴李昌舒身处由盛而衰的中唐时期，在经历了大历时期的震惊、迷惘与惆怅之后，如何接受这样的现实并在其中安定身心，这是中唐士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白居易的经历颇具典型性：兼济理想受挫之后，转向独善其身的人生方式。
不仅如此，较之于同时代的其他士人，白居易对于这种人生方式有比较深入而系统的理论思考。
本文通过对白居易诗歌中的“忘”、“闲”、“慵”、“适”四个基本概念的解读，探讨白居易独善心态的特点及其审美意蕴。
安史之乱不仅意味着盛唐的结束，也意味着中国封建政治高峰期的结束，因此，中唐往往被称为“百代之中”①。
与此相应，士人心态在中唐时期也有一个转折，即从外在现实向内在心理、从外物向内心的转折。
白居易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其人生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元和十年之前，以兼济天下为主；被贬江州之后，独善其身成为诗人的主要人生方式。
从理论上讲，此即孟子提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②，这是古代很多士人奉行的“出处行藏”方式，但不同的是，白居易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中对此有比较深入而系统的理论思考③，揭示其中的审美趣味，对于我们深入探讨古代诗歌作品、解读古代文人心态大有裨益。
一、忘中唐时期，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以及朋党之争，士人朝宠暮辱之事屡见不鲜。
有鉴于此，白居易在被贬江州之后，逐渐疏离时事。
“昨日诏下去罪人，今日诏下得贤臣；进退者谁非我事，世间宠辱常纷纷。
我心与世两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
但喜今年饱饭吃，洛阳禾稼如秋云。
更倾一樽歌一曲，不独忘世兼忘身”（卷三〇《诏下》）④。
险恶的政治环境促使士人远离时世，“忘”成为士人对待现实的主要态度。
“忘”既是对兼济理想的遗忘，也是对与此相关的政治沉浮、权力斗争、世事变幻的疏远。
忘记外在现实必然导向亲近内在自我，换句话说，由对兼济之“身”的“忘”而有对独善之“身”的亲近。
“狂夫与我世相忘，故态些些亦不妨。
纵酒放歌聊自乐，接舆争解教人狂”（卷三四《又戏答绝句》）。
白居易：前期进取后期颓废
精心整理
白居易：前期进取后期颓废
白居易：前期进取后期颓废
关于这一点，老白就应该学学“神仙宰相”李泌，官场情商确实也很重要，不然的话也只能是诸葛亮式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而白居易的晚年，也就是他的后期政治生涯更加是乏善可陈，也可以说是与
汗马功劳。
尽管在政治上备受打击，他在外任时还是勤于政事，如他在杭州刺史任上曾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民众的饮水问题。
此外还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科普文章教当地人如何蓄水分洪，使人民不受旱灾之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堤”，倒也功德无量也。
他还在那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孤山
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
新乐府运动，是由唐代着名诗人白居易、元稹等共同倡导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这一概念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
而言的。
其含义就是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故称“新乐府运动”，也算是一种文学革新运动啦。
除了白居易、元稹作为扛鼎之人，李绅、张籍、王建也是这一运动的重要作家。
白居易前后期思想创作的不同
一、白居易前后期诗风对比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大诗人。
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两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这两类诗其实也是他前后期作品的代表。
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大异，也就是说白居易晚期诗风较之前期发生了巨大改变。
他的前期作品为劳动人民的痛苦而呼吁，同时对于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予以谴责。
其诗歌目的只有一个，即“补察时政”。
按照这种指导思想，他创作了大量反映民众疾苦的讽喻诗。
但晚期他把写作重点转移到身边琐事上，写下了大量吟咏个人闲适情怀，甚至表现自己沉缅酒色的诗作。
其时之诗多“称心而出，随笔抒写”，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浅之又浅、俗之又俗。
苏轼说“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所谓白之俗，主要就表现在这里。
白居易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他在青年时代刻苦读书，终于靠科举走上仕途。
元和三年与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
这一时期是他政治热情最高时，“有翎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
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讽喻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
也正因为此，他招来权贵的仇恨、皇帝的疏远，几经贬谪。
元和六年，因母丧而回乡守制，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
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余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心中早就存在着的佛老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
元和十年，因为所谓的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贬为江州司马。
这次被贬让他痛彻心扉，并成为他诗风明显转变的契机。
他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
从元和十三年起，他开始平步青云，节节高升。
武宗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自号“香山居士”。
会昌六年卒，年七十五。
二、晚期诗风形成与时代的关系要谈白居易晚期诗风的形成，必须要联系当时的整个时代。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日见削弱，藩镇拥兵割据，各霸一方。
诗人白居易的人生态度与文学追求
诗人白居易的人生态度与文学追求简介白居易（772年-846年），唐代文学家、政治家，被誉为"诗仙"。
他以其丰富的创作才华和独特的人生态度而闻名于世。
本文将探讨白居易的人生态度与他在文学上的追求。
人生态度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可以总结为开放、豁达、乐观和有情趣。
首先，白居易展示了一种开放和豁达的心态。
他对待失败或困境都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心境，从容面对各种挑战和压力。
这种乐观积极的心态使得他在不同阶段都能够快速适应并取得成功。
其次，白居易注重内心世界的培养和发展，他热衷于修身养性，通过修行来提升自己的素质。
这种内外兼修的追求帮助他在创作上更具深度和广度。
最后，白居易对美感和音乐有着浓厚兴趣，并将之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他注重身心的平衡，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这种对情趣的追求不仅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也为他带来了独特的创作灵感。
文学追求白居易在文学上展现了多样化的追求和创作风格，涵盖诗歌、散文和曲调三个方面。
首先，他的诗歌以豪放洒脱、自由奔放为主要特点。
他善于用简练而形象的语言表达深入人心的情感，揭示生命中琐碎却真实而动人的一面。
作品充满着亲近大众的力量，广泛流传，并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白居易还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
他通过纪实与抒怀相结合，写出了许多意境优美、触动人心的散文。
他以淡然超脱、游历亲近之态度展示着对自然与社会景观独特而敏锐的洞察力。
最后，在音乐领域中，白居易致力于曲调和音乐创作。
他探索古代音乐的美感并进行创新，使得他的作品既有传统的优雅，又带有一种奔放和革新的气质。
结论白居易以其开放、豁达、乐观和有情趣的人生态度以及丰富多样的文学追求而成为唐代文学界的瑰宝。
他通过对艺术与人生的独特思考和体验，创作出了众多经典之作，并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告诉我们要保持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心态，并不断探索并追求自己对于美与真理的领悟。
白居易的创作思想
白居易的创作思想湛江师范基础教育学院中文系１２３６班张秋珠摘要：通过对白居易不同时期诗歌内容的分析，来审视其一生创作的影响。
白居易一生分前后两个时期，晚年时，甚至寄情山水、礼僧拜佛，道佛儒三家思想三位一体地影响着诗人，其诗歌创作少了原有的战斗意味，多了几许感伤、几许惆怅。
尽管这样，后人也可以通过诗歌的不平、苦寂，来品味其人生，反观其社会，也会给人以一种独特的审美力量。
关键词：白居易；前期后期；诗歌创作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下邽人（今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
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公元846年白居易于洛阳去世，葬于洛阳香山。
一、白居易前期创作思想和社会价值遭贬之前的白居易，由于多年饱受离乱，加以当时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悉心洞察社会，深入剖析人生。
作为士人的他，深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影响，以济沧生为己任，把文学当作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力求其诗文创作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实践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这种自觉的理论意识，冲破了以后部分诗人专写风花雪月逃避现实的不良倾向，开创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新局面。
值得关注的是白居易的讽喻诗，它们能够反映国事民生，发挥政治上的美刺作用。
首先．诗人在盩庢县做县尉之时，有更多机会接触农民，亲眼目睹了黑暗社会给农民带来的深重苦难。
清醒地意识到豪门权贵挥金如土，广大农民啼饥号寒。
这便引起了诗人的沉思和激愤。
他把斗争的笔锋伸展到时代的洪流。
诗人本着“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目的。
结合切身感受写下两首著名的诗歌：其一《宿紫阁北村》、其二《观刈表》。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人生态度与乐观主义思想分析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人生态度与乐观主义思想分析1. 引言1.1 概述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醉吟先生，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及散文家。
他以诗词创作享誉盛唐，被尊奉为“诗仙”。
白居易的人生态度与乐观主义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
本文将对白居易的人生态度与乐观主义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并探讨其对后世的影响与意义。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按照如下结构进行论述：首先，介绍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包括他对待生活、困境和人际关系的态度；接着，深入探讨白居易的乐观主义思想，包括其对乐观主义概念的理解和追求，以及他作品中体现乐观主义思想的篇章分析；然后，探究白居易对后世的影响与意义，在文学界以及社会人生态度方面带来了怎样的启示与指导意义；最后，总结以上讨论并做出结论。
1.3 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白居易的人生态度与乐观主义思想的分析，深入探讨和解读这位唐代诗人的思想成果，揭示其作品背后的深刻含义，并对后世产生的积极影响进行评估。
同时，希望通过对白居易思想的阐述，为当代社会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使人们能够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困境与挑战。
2. 白居易的人生态度:2.1 生活态度:白居易以乐观和积极的生活态度著称。
他在其作品中反复强调了对生活的热爱和珍惜。
白居易不仅欣赏和享受美好的事物，还能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体验到快乐和幸福。
他相信人生应该以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心态去面对。
2.2 对待困境的态度:在面对困境时，白居易展现出一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态度。
即使遭遇艰难困苦或失意挫折，他也能保持乐观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白居易通过诗歌表达自己对逆境的理解，并试图通过调整自己的情绪和思考方式来克服困难。
2.3 对待人际关系的态度:在与人交往方面，白居易展现出一种开放包容、善于交流的态度。
他能够接纳各种不同背景和立场的人，并亲近他们。
白居易注重友谊和家庭，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友情、亲情的赞美和珍视。
他相信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系对于幸福生活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其中。
《古代文学》论白居易诗歌的理论主张和得失
论白居易诗歌的理论主张和得失:
答：主张：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
他强调诗歌要讽谕现实。
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徒事形式。
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
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诗歌的理论得：写实、质朴、沉郁顿挫：忧愤深广、气蕴内转，波澜老成，起伏顿挫、回环往复。
以贬谪江州为界，分为前后两期：1.前期更多反映“兼济天下”的积极用世思想，讽谕诗较多，反映国事民生，敢于揭发现实黑暗，同情人民。
如《观刈麦》《卖炭翁》等。
2、后期奉行中庸主义的处事哲学。
以闲适诗、伤感诗、杂律诗创作为主。
白居易诗歌的理论得：完全从对于政治与教化的作用来看待诗歌的功能，把“风雅比兴”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影响了对前代作家的正确评价。
此外，在强调政治内容时，忽视了诗歌的抒情意义，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影响了诗歌的艺术价值。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人生态度与创作风格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人生态度与创作风格唐代诗人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之一。
他的作品既反映了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也展现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
本文将以记叙文的形式，逐步介绍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和创作风格。
白居易生于唐代初年，出身于官僚世家。
尽管家世显赫，但白居易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对待人生保持着谦逊而乐观的态度。
他的一生多次经历转变和挫折，但他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用诗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
他的诗作中常常融入幽默和讽刺的元素，表达出他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和幽默的态度。
白居易的创作风格也与众不同。
他的诗作语言简练明快，行文流畅，很少使用复杂的修辞手法。
他倡导“平淡”诗风，追求真实和自然，注重描写生活中细微的情感和细节。
他的诗中经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为素材，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同时，他的诗作也积极反映了社会现实，关注庶民百姓的疾苦和不平等现象。
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和创作风格在他的许多著名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比如他的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中，通过描写大自然中的草原和百草，表达了他对人生短暂和无常的思考。
诗中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之句，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人生的无常和变化。
这首诗展示了白居易对于生命的短暂和变化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对生命的珍视和充分利用的态度。
另外，白居易的《琵琶行》也是他创作风格的典型之作。
这首诗以一个女乐师的命运为题材，通过描写她的悲惨遭遇和坚强乐观的精神，表达了对人生苦难和命运的思考。
诗中有“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之句，展示了白居易对于人生苦难和坎坷的理解与接受。
这首诗通过描绘一个个动人的画面，传达出白居易对于生活中的困境和挑战坚韧面对的态度。
总结起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和创作风格是积极乐观、平淡质朴的。
他对待人生充满了谦逊和热爱，用诗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希望。
他创作的诗歌语言简练明快，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注重描写生活中的细节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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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杨兵摘要：作为唐代诗坛巨擘，白居易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身处由盛而衰的中唐时期，白居易的经历颇具典型性。
江州之贬后，他由慷慨兼济之士一变为自足闲适的独善隐者，以一种闲适的心态过着他的“中隐”独善生活。
这种“中隐”生活保障着他的物质需求，也保持了他精神人格的独立，但“甘露之变”又使得他心生波澜，创作心态也随之变得复杂：既有对朋友的担忧，为自己及早脱身的暗自庆幸，也有对政治倾轧的心有余悸。
这种心态的变化，导致他后期的创作思想中交织着积极与消极的因素，且消极因素愈来愈占据上风。
但在消极的背后却又时时流露出他愧疚不安的心态和对国运黎民的担忧，以及对人生意义何在的迷惘。
关键词：白居易、后期、中隐、创作心态Abstract：Key words：自居易退居洛阳后，共创作诗歌1010首[1]382，数量可谓庞大。
关于他后期的作品，白居易在他大和八年所作的《序洛诗》中，就有这样的论述：“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
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其它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清代评论家赵翼，评说他这一时期的诗作多“称心而出，随笔抒写”[2]36。
一直以来，学界就不乏对白居易的研究和探讨，特别就其晚年的生活以及作品，很多专家学者都作了相关的论著，如王拾遗《白居易》、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万曼《白居易传》、陈友琴《白居易》等，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论述了白居易的晚年生活，但这些作品大多只是简略地介绍了白氏晚年的生活概况，而对其晚年的生存、创作心态很少作具体的研究，即使有涉猎，也多是截取片段的某一方面的论述，缺乏系统的分析探讨。
八十年代后的一些论文专著中，也对白居易归洛后的创作心态有所提及，如：蹇长春《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白居易的“中隐”观念及其影响》以及吴在庆著作《唐代文士的生活态度与文学》都认为白氏晚年持亦官亦隐、放旷安逸而又隐逸自足的“中隐”态度；张安祖《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析白居易晚年心态》认为白居易晚年洛阳生活中的“乐”和“知足”实际上是“用以自欺的姿态，在其表象下则隐藏着深深的痛苦”；池万兴《乐天的痛苦与逍遥—白居易心态特征论》则认为白氏中年以后，“从积极有为的激进心态逐渐退缩为‘远祸全身’的苟安心态，采取了所谓‘中隐’的人生态度。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认为白氏晚年安于追求享乐、适意的生活态度。
总之，这些研究资料从各个方面对白居易进行不同程度的论述和阐释，承前启后地把自居易研究推向了更加精深详尽的地步。
但白居易研究在成果丰富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论题比较集中，且多有重复，研究角度单一，不够新颖等等。
当然，我所选的这个论题也不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我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白氏归洛后的晚年创作心态作一个整体的调研和论述，希望该课题能对当前白居易研究有所裨益。
一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划分关于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界定，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总体来说，无外乎三种：1.以江州之贬为界。
以往的文学史教科书和一些研究专著都以元和十年(815)自居易遭江州之贬为界，将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期，认为他前期积极进取，“兼济”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而退隐、“独善”之类思想的萌生、发展是在遭受这次贬谪的打击以后的事[3]。
权威的文学史教材及专著都持这一观点。
2.以卸任左拾遗为界（元和五年）[4]。
3.以自请外任为界（长庆二年）[5]。
应当说，以上三说都有其合理性，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三说都将白居易前后期思想作品的转折归结为一个时间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引起争论的原因，因为无论哪一个时间点都无法将所谓的前后两期截然分开。
实际上，这一转折经历了一定的时间流程，是一个时期。
其实，几家之所以各执一词的原因是各家在其坚持的时期内，对白居易的政治态度和心态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虽然都有其合理方面，但都不能全面地概括白居易思想的变化。
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忽略了白居易思想的复杂和统一。
兼济和独善的思想其实是兼于其一身的，只是由于时势不同，而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并没有出现过完全分开的情况。
所以，试图将白氏思想截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便会遇到尴尬。
这种情况下，另一部分学者主张把白氏思想看成一个过程的观点更值得我们关注。
如张再林《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6]、尹富《白居易思想转变之再探讨》[7]、杜学霞《在三种言说立场之间—白居易思想转变的心理和文化阐释》[8]等都不主张将白氏思想做截然分期。
鉴于此，综合上述三种观点的合理因素，将白氏的思想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即将他思想的转变看成一个过程，似乎更有说服力。
早期思想可截止到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
在此之前，白居易思想主要以积极的“兼济”思想为主。
关于这一点已成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此处就不再着过多的论述。
中期思想以元和十年至大和三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为宜，这个时期，白氏思想经过了复杂的变化，开始在兼济和独善之间摇摆。
“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当街被杀，白居易上书言事，却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入世激情无疑受到了极大地冷落。
赴任江州司马后，消极思想迅速发展起来。
于是就放浪山水，寻僧访道”[9]，“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
”[10]但此时期仍不宜看做是他“独善”思想的成熟时期，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
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
”一旦有重新出世的机会，他便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这段时期是白居易人生中最不平静的岁月，几经易代，仕途起伏，兼济和独善思想进行着激烈地斗争。
从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刺史，白居易曾为这个机会感到欣喜，但忠州的险山恶水又令他非常失望。
他对仕途、功名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报国为君的热忱己然平静，建功立业的愿望也逐渐冷却，而随遇而安、明哲保身、优游诗酒逐渐成了其生活中的主要方面。
“独善”思想一度占据上峰。
元和十五年，唐穆宗爱其才，招之回京，历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浩、中书舍人，白居易的政治热情重新高涨，为了报答穆宗的知遇之恩，甚至“唯求杀身地，誓答恩光”，但此时白居易的棱角已多被消磨，“从此期的行事看来，白居易已完全没有了早年面折庭径的作风，对穆宗虽有所谏助，但言辞、语意却比以往平和得多。
”[11]可见，经过仕途坎坷，白居易已经心力交瘁，消极退让的思想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虽然没有取代积极有为的思想，但兼济和独善已经达到了矛盾的平衡，此时，任何一个砝码便能使这种平衡打破。
长庆二年，“时唐军十余万围王廷凑，久无功，居易上书论河北用兵事，皆不听。
复以朋党倾轧，两河再乱，国是日荒，民生益困，乃求外任。
”[12]129白居易的出世余烬再次被浇灭，不同以往由统治者摆布他的官职，此次他自请外放，主动离开政治中心，也说明了他对政治再也提不起兴趣。
兼济的思想强势逐渐让位于独善。
大和三年以后可以作为他思想和创作的晚期，独善的思想占据了思想的绝对强势。
此时政治环境迫使他的从政热情进一步低落，“太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
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阂，居易恶缘党人斥，乃移病还东都”[13]又兼他年事已高，亦无公务缠身，傣禄优厚，自此便优游诗酒，《病中诗十五首序》中“栖心释梵，浪迹老庄”。
“醉吟先生”、“香山居士”等都得名于此时期。
根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寓居洛阳时期他基本上结束了讽喻诗的创作，正如他的《序洛诗》中所说：“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
”“个别作品虽触及民生疾苦，但已不象早期作品意在揭露这些现象，引起当局的重视加以解决，而仅限于表达个人的同情以及无可奈何的愧疚之情。
”[14]至于他晚年开龙门河滩，以利舟行，基本上也属于佛教徒修桥补路的行善积德行为，与他早年的兼济天下不能等同，因为“白居易晚年崇信净土，唯作来生之计，实际已放弃了他一度用以自勉的现世精神”[15]338。
此时期，在兼济和独善矛盾的两个方面的较量中，他的独善思想彻底占据了上峰，白居易的主要精力转向了个体生命的关注。
故若要研究白氏的后期创作情况，在时间的截取上，以大和三年以后为宜。
故而本文将大和三年作为白居易后期人生的开始，对其创作心态进行研究探讨。
二白居易后期总体思想特征——中隐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白居易写过一首题为《中隐》的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当时正值朝政紊乱，仕途险恶，迫使官员不得不考虑归隐以明哲保身。
归隐也有不同的选择。
有道是“大隐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
白居易选择的是“中隐”，既不在朝廷做官，也不退隐于偏远的山林，而是去东都洛阳任一个虚设的官职。
这样，依旧可以保障自己的物质生活保障，又避开了政治的倾轧。
中唐时期宦官弄权，朝中波涛汹涌。
白居易屡经宦海风波，加之进入了暮年，意志走向消沉，做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他似乎有先见之明：他离开长安六年之后的太和九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遇害的宰相中有两个是白居易的好友。
白居易一贯反对宦官专权，此时如在长安，很有可能被卷进去，遭遇不测之祸。
相比之下，小隐倒可以既享受闲情逸致，又能洁身自好。
但白居易对彻底与世隔绝、宁可饿死也要守节的真隐士并不赞成。
他对生活中的物质方面一直都保持着务实的态度，儒家“君子固穷”的主张在白居易看来值得表扬却不值得提倡，那些真正的隐士虽然可以保持精神的自由，但物质生活却得不到保证，难免陷入寂寥和困顿。
白居易理想的生活是既要保持个体心性的逍遥自适，又要得到丰厚的奉禄。
即“终岁无公事，随月有奉钱”的中隐生活。
他分司东都只是把自己的形迹留在了官场，利用官职取得生活的物质保障，目的却是在追求个体生活的适意。
这样便把仕与隐统一了起来，使他既不离开政治，从而可以得到优厚的奉禄，又无需为公务烦恼，可以享受隐士般的悠闲生活。
表面上看，白居易的“中隐”处世态度是将古代的大隐和小隐的长短处做了一个聪明的折中，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当时历史环境下，士人在“卫道”与“忠君”的矛盾中对自我与朝政关系的调节。
白居易的“中隐”观折中了大隐与小隐的长处和短处，调控了从君与从道的对立冲突，将政治上的进退、物质上的盈亏融通其中，这其实是代表了当时士人的一种集体的心态。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士人要出处进退都裕然自如，不仅要学会儒家老祖先们教会的那一套存身活命、待时而起的方法，更得学会新形势下的生存之道，即在翻覆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处之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