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的旷达词风

试论苏轼的旷达词风--------冯波摘要：本文从苏轼的生平遭遇和思想性格特征方面试论了苏轼旷达词风形成的原因。

苏轼在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更多的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他的心情变的旷达，而这种精神的形成与他旷达词风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

苏轼在对主客，物我，得失，顺逆等关系，惯于适应机遇，竭尽全力，以我役物，不以物役我，淡漠得失。

在逆境中，豁达开朗，坦然自若，彰显其文化性格。

关键词：苏轼乌台诗案旷达人生哲学绪论：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大多是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而踏入社会生活的。

然而，当我们具体去审视一个个思想文化巨人时，却发现他们最初的抱负和以后的遭遇几乎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对立状态。

就连“怀瑾握玉﹑独善其身”的退身之策也在强大的社会异己力量的冲击下而变地荆棘丛生。

从虽死犹荣的屈原到放荡不羁的阮籍，从超然物外的陶渊明到行藏在我的白居易，在他们身上都显示了不同人格特征，耿怀而又世故，狂放而由拘谨，进取而又淡泊，重生而又轻死，既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既为君报国又为己保全性格……而苏轼则可以说是这些封建文人的一个典型代表。

一、苏轼简介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

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散文家。

他是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的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

苏东坡是词史上一个词派的开创者，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揭幕人.苏词内容充实,风格多样,故为当世学人所崇尚;北宋之后,苏词对南北两方均有深远的影响:在北方,《东坡乐府》盛行于中州,著名词人蔡松年、吴激、元好问《中州集》所搜集的词作，几乎都以苏词为依归；在南宋，叶梦得、陈与义、张孝祥、辛弃疾等，他们的爱国词成为南宋词坛的主流，直至元与南宋灭亡，苏词一直滋养和影响着后世的词人，熏陶着之后的历代文人，也是我所崇敬的文人精神偶像。

二、何谓旷达旷达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

所谓旷达，指豁达通脱，疏狂不羁潇洒超俗，乐观开朗的创作个性。

苏轼对待人生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

他屡遭贬斥，从外部原因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原因，却是一场性格悲剧。

他的旷达使得他心中无所挂怀，胸怀坦荡，虽多遭不运，而乐观情怀不变。

有人说：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

《送任伋通到黄州兼寄兄子父》：“吾州之家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

到了“乌台诗案”他由少年盛壮增加了傲世，抗世的成份。

《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又说“我本不达世，而世与我殊”。

尽管他在仕途上迭经逆境，坎坷困顿，但他总能“矫首独傲世，委必还乐天”。

成就了一派豪放天然、飘逸豁达的词风，对人生的富泰穷通充满谅解了，表现出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同样有所作为”的胸怀，始终保持一种傲视磨难的旷达襟怀。

三、旷达词风形成的原因（一）、苏轼与“乌台诗案”苏轼一生的第一次大的灾难开始于“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6）正月，苏轼作《田围博见示石炭诗，有“铸剑斩佞臣”之句，次韵答之》一首，诗云：“楚山铁炭皆奇物，知君欲斫奸邪窟。

属镂无眼不识人，楚国何曾斩无极。

玉川狂直古遗民，救月裁诗语最真。

千里妖蟆一寸铁，地上空愁虮虱臣。

”这首诗成为政敌蓄谋已久的政治迫害阴谋的导火线。

于是在他移知湖州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元丰二年（1076）权鉴御史何正臣，舒亶，权御史中丞李定连续上表弹劾苏轼，其中罪状多为苏轼所写的诗文。

他们以苏轼所写的诗文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地大做文章，说他反叛皇帝和朝廷。

有些人更在苏轼的上书中断章取义，明言他反对新法；甚至连当时人们喜欢苏轼的作品也成为罪名之一，何正臣说：“轼所为文学，传于人者众”；李定说：“（苏轼）滥得时名”，舒亶说：“（苏轼）传布中外，自以为能”。

他们还选取苏轼的诗文集，举册以进神宗，神宗下旨送御史台根劾。

这一罗织罪名的文字狱便付诸实施了。

可见“乌台诗案”是以诗文为定罪的借口，实际上是由于苏轼在性格上的坦荡，政治上的光明磊落、不说假话，真实地反映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某些弊病，因而不为当时主持新法的人们所容，他们必然要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性质纯属政治迫害。

（二）、“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苏轼从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入狱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历时130天，他在狱中过着“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的日子。

而在这惊悸惶恐的牢狱生活中，苏轼的思想也进行了一次新的进化。

这场浩劫使他跨入了人生的另一个更高的境界。

他的人生观更加趋于完美和成熟。

牢狱生活使他更加理解了生活的真谛。

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他晚年出海南归的途中对自己的一生所做的总结。

所谓功业，则更多的是指他自己在文学上的思考和成就，并因此跨入的新境界，在文学上寄托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思量，把这种感情寓意于自己的作品之中。

（三）、苏轼旷达人生态度的形成在黄州、惠州、儋州，由于身受“乌台诗案”的牵连，苏轼不能签署公事，等同于软禁。

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对政治完全失去了希望，逐渐转向对坎坷的命运进行思考。

在思考的过程中，他的心情是“旷达”的。

他在给李端叔的信中说：“得罪以来，涂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自喜渐不为人识”。

《与王定国》中则说：“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感恩念旧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得人。

所云出入，盖往村屋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以自娱耳。

”他在黄州东破躬耕，让妻子养残织布，每天倾壶吟诗，游山玩水，与村夫野老交朋友，闲适自若，悠然自在。

流放的痛苦好象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贫寒的生活更加锻炼他的意志，过去的少年豪气，政治上的锋芒毕露，这时候好象在安国寺的焚香默坐之间脱胎换骨了。

他的人生态度更加趋于自然。

四、苏轼词中的旷达精神如其《东坡诗》所写：“雨洗东破月色清，士人行尽野人行。

莫闲荦确坡头路，自受铿然曳杖声。

”在黄州，苏轼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他的文学创作焕发出灿烂的光彩。

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指出：“（苏轼）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膛然不能及也。

”正如苏辙所言，苏轼在黄州时文章风格一变，由在密州的“狂放用世”之志变为“旷达超世”之态。

苏轼在《定风波》中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他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脱然态度，自我解脱的处世哲学，使他心静如水，在无官事之劳的闲暇生活中，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洞察人生。

这使他心灵深处产生了深刻的蜕变，表现在词上则是旷达的词风，不再以政治抱负为重点。

苏轼到惠州的时候，他的继室同安郡君王闰之已经逝世，苏轼携幼子苏过及侍妾朝云共赴惠州贬所。

这时候的苏轼已经是垂垂老矣，被贬南荒，九死一生，自知生还无望。

但在绝望中，他却在惠州优美的自然景色中得到了慰藉，甚至愿意“长作岭南人”。

他在《惠州一绝》中写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在这里，他为惠州的美丽的风物所吸引，产生了浓重的归隐田园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的产生和他在政治上的失意也是分不开的。

他在这里写下了大量的与田园生活有关的词，都是非常的精彩。

“乌台诗案”的打击使苏轼“致君尧舜”的抱负彻底完结。

在黄州、惠州的日子里，老庄哲学思想占了上风，苏轼看破了尘世上的功名利禄，把功名利禄视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这是人们在大灾难后自然产生的思想，苏轼也不例外。

这个时候，他向往浮游五湖四海的生活，以陶渊明的田园之志为榜样，“只渊明，是前生”，退隐的愿望成为他这一时期的精神支柱，他甚至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改为《哨遍》词，谱写了对田园生活的想象，希望过着一种“忘我兼忘世”的生活，在琴书之中去体味人生的真味，词中写道：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

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满庭芳》）这些词章都反映了苏轼思想在剧烈的斗争之后顺从老庄哲学的蜕变过程。

苏轼曾读《庄子》而后怅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

因此，词中所表现的是苏轼在接受牢狱生活的磨练之后，突破了儒家思想的规范，从中蜕变出来而显露了老庄思想的色彩，归隐田园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

归隐田园的情怀发展到后期更为深厚。

人世间的功名利禄，他已经渐渐地淡泊，“尘心消尽道心平”（《临江仙•我劝髯张归去好》）。

他的一首《行香子》表现地更为突出：清夜无尘，月色如银。

酒斟时，须满十分。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

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苏轼在月色下的醉意朦胧，对这“浮名浮利、虚苦劳神”的生活，产生了一种厌倦的情绪，他希望过上一种“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闲适幽雅的生活，他要“都将万事，付与千钟”（《行香子•昨夜霜风》），他决心“莫问世间何事”（《好事近•烟外倚危楼》），“自笑浮名情薄，似与世人疏略。

一片懒心双懒脚，好教闲处着”（《谒金门•秋池阁》），他以乐观旷达的情调，流露出心灵深处的呼声，自然和谐，感人情愫。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苏轼“归隐田园”仅仅是他内心深重的呼唤和迫切的想法的话，那么苏轼在儋州的生活则真正地和老百姓生活在了一起，他完全放弃了在政治上的抱负，将官场的尔虞我诈、浮名虚利彻底地抛在了脑后，真正地实现了归隐田园的理想，这也是时事使然，命运希奇古怪地又一次捉弄了他。

在惠州时，乐观旷达的苏轼以作词自娱，其中有一首《纵笔》诗写道：“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闻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苏轼在睡意朦胧中的喟叹给苏轼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时任宰相的章惇听说他在惠州的生活竟是如此的逍遥，因而进一步对他进行政治上的迫害，将苏轼流放到儋州。

苏轼在绍圣四年（1097）四月离开惠州，渡海来到海南儋州，这时候的苏轼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

他对于自己的苦难挫折采取超然旷达的态度处理，正如他自己所言：“进退得丧，齐齐久矣，皆不足道。

”而对于国家、人民的忠爱之心，则是始终执著，没有改变的。

所以只要回到朝廷去，他应该说什么正直的话，还照样说。

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波及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

经过多少危苦患难，仍然是那样忠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