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
我的家乡安塞不仅是一座历史名城，还是一座世界闻名的文化名城. 尤其是以安塞腰鼓、剪纸、农民画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安塞腰鼓粗犷豪放，气势宏大，先后参加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香港回归庆典、建国五十周年大庆等国家和省、市重大活动的大型文艺广场表演，受到广泛赞誉，被誉为“东方第一鼓”和“中华鼓王”。

安塞剪纸、农民画以其古朴的艺术风格而倍受青睐，被誉为艺术的“活化石”。

民歌、唢呐、泥塑等独具风采，先后被国家文化部授予“民间绘
画之乡”、“剪纸之乡”和
“腰鼓之乡”，被陕西省文化厅命名为“民歌之乡”。

但是我今天给大家不是以上这些，而是另外一项和我们陕北
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是陕北劳动人民精神、思想、感情的结晶。

陕北是民歌荟萃之地，民歌种类很多，当地俗称“山曲”或“酸曲”。

主要有信天游、小调、酒歌、榆林小曲等二十多种，其中以劳动号子、信天游、小调最富有特色、最具代表性。

陕北民歌分为。

劳动号子包括打夯歌、打硪歌、采石歌、吆牛歌、打场歌。

信天游分为高腔和平腔。

这些自成体裁又各具特点的民歌，都从各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唱出了陕北人民的苦乐和爱憎，并且当社会制度根本改变的时候，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反映在内容上表现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人物形象，同时也使各种体裁具有了新的意义。

陕北民歌有她鲜明的地域特征：土气、大气、美气一土得掉渣、大得雄奇、美的撩人。

这种既通俗又亮丽的特色足以使其站在歌坛圣殿之上，用小调小曲宣泄黄钟大吕之势。

在陕北，人们的喜、怒、哀、乐哪一种情感，都可以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

无论是站在崇山峻岭之巅，还是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

这就是陕北民歌。

“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
唱曲子。

”实际上，陕北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民歌。

黄土高原上，既有婆姨们如泣如诉的低婉吟唱，又有后生们的“拦羊嗓子回牛声”的高歌回荡。

陕北，是民歌的世界，民歌的海洋。

陕北民歌流传于榆林的山坡、沟洼、田野、村落，是世世代代的陕北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用拦羊嗓子回牛声吟哼吼喊出的山野之声、里巷之曲。

陕北民歌的历史可追源到古代巫歌和祭祀秧歌调，并与古来有之的春节“闹红火”的习俗紧密关联，如绥德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乐舞百戏和秧歌的内容，可见当时陕北歌舞已经盛行，民歌必然随之滥觞。

民歌是最简便的艺术形式，它随着陕北人民的劳动生活和陕北的历史以及民俗活动而诞生，并留传至今。

如《脚夫调》的曲调只有三个音，是较为原始的反映陕北人民劳动生活的信天游山歌。

再如《调兵曲》反映了清代顺治五六年间，满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的史实。

20世纪30年代以前，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依照自己的生活与习俗，在耕地、赶脚、放牧、喝酒、过节、盖房、祝寿、婚丧嫁娶、庙会等生活场景里，触物生情，即兴编唱出来的，逐步形成了高亢、豪放、粗犷、悠扬的风格，寄口头传唱而流行，靠集体编创而繁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人民的生活、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

1935年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陕北成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

此时陕北民歌主要反映“闹红”，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内容，形成革命历史民歌。

1942年兴起的大生产运
动和新秧歌运动，对陕北民歌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在大生产运动中，佳县、绥德、米脂、清涧等革命老区人民，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地较多的延安地区，开梢林、垦荒地，其中许多人以后就定居延安各地。

移民们将许多民歌和民间艺术带到延安。

如《东方红》原名《移民歌》，歌中唱到“佳县移民走延安，一定要开老南山，不过几年再来看，尽是一片米粮川”。

再如横山说书艺人韩起祥到延安后，说新书、唱工农，受到毛主席赞扬。

陕北民歌经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采集和改编，出现了《东方红》、《翻身道情》、《绣金匾》、《拥军秧歌》等一批响誉全国的陕北民歌。

有人说陕北民歌“唱红了天”，这是指《东方红》唱出了时代的心声，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敬爱毛主席，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求解放，建设新中国的决心。

有人说陕北民歌“唱出了一个新天地”，这是指《翻身道情》以鲜明的特色，将陕北民歌的影响力、感染力演绎到了极致，“大家团结闹翻身”成了引领当时时代的共识，陕北人民唱着《东方红》和《翻身道情》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这一时期除了革命民歌，又有了《三十里铺》、《赶牲灵》、《黄河船夫曲》、《跑旱船》、《五哥放羊》等许多精曲陕北民歌相继问世。

1952年中央歌舞团在绥德县数千名歌手中精选了三十多人，组建了陕北民歌合唱队，使陕北民歌有了国家级演唱团体，让陕北民歌不仅唱响了中国大江南北，而且享誉国际舞台，这在我国民歌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至文革前，榆林各地民歌演唱活动非常活跃，
以至许多村镇成了远近闻名的“民歌村”，以绥德为中心，各地出现了许多着名艺人，他们有的参加全国民间文艺汇演，有的被音乐院校聘请任教，有的以后成为专家、教授。

陕北民歌的曲目，有的被改编为民歌管弦乐曲，有的被改编为电影音乐，有的成为音乐院校的教材。

总之，1935年以后至1965年是陕北民歌的红盛期。

文革期间，陕北民歌被禁唱，只有《东方红》如同第二国歌被中央广播电台每天播放。

1975年以后，陕北民歌逐渐恢复演唱，1979年榆林民间艺术团赴省、赴京演出，受到广泛赞誉，并被摄入电影艺术片《泥土芳香》中，1982年文化部专调榆林民间艺术汇报演出团赴京进行示范表演，对遏制当时国内艺术界崇洋媚外思潮，起到重要作用，并推出了王向荣、郭云琴等一批民歌演唱家和优秀民歌手。

1985年地区正式成立民间艺术团，并连年出国演出，陕北民歌再度唱响国际舞台。

从80年代始至90年代初，完成了陕北民歌集成工作，共收集各类民歌八千多首。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陕北民歌演唱会和赛事，在榆林频频举行，不断涌现出陕北民歌演唱优秀人才，并在全省、全国大赛中频频获奖，特别是2006年陕西省陕北民歌大赛中评选出的“十佳歌手”均属我市籍选手，这在建国以来的民歌赛事中，尚属首例。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陕北民歌的源头、主流在我市，榆林民歌是陕北民歌的代表。

陕北民歌反映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

现在所流行的陕北民歌，大部分产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既有反映社会变革的内容，也有“长工歌”的内容，反映陕北人民对封建统洽阶级的压迫、剥削的反抗，特别是革命历史民歌，是一批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

像著名的《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在8000余首陕北民歌中，这类作品毕竟是少数。

多数作品反映的是平淡的人平淡的事。

例如：小媳妇想娘家，大姑娘盼出嫁，女娃算卦，吹鼓手迎亲，出门人思念家乡，年轻人谈情说爱，夫妻吵嘴逗趣等。

还有，石匠们用歌声来装饰那单调的石锤声；农民们用歌声驱逐寂寞和忧愁；赶牲灵的人将那悠扬的歌声洒满崎岖的羊肠小道；多愁善感的小媳妇用歌声倾吐心中哀怨。

这些基本上是抒发感情的。

此外，陕北人还用民歌形式来为日常生活服务：货郎用歌声来叫卖，农民用歌声来祈雨，逢年过节时用歌来庆祝、娱乐，男婚女嫁用歌来举行仪式，喝酒时用酒歌来猜拳，用歌来进述历史故事，用歌来搞社交，用歌来记叙重大历史事件，男女青年用歌谈情说爱，用歌来记叙新人新事，甚至上坟哭灵也以歌代哭。

乃至丑闻千里，以歌传之；奇人怪事，以歌颂之。

在8000首陕北民歌中，反映爱情生活、婚姻问题，或与这个内容有关的作品，占全部民歌的80%。

被誉为劳动人民代表作
的信天游，反映的几乎全是这个内容。

因此，信天游又被说成是“爱的海洋”。

陕北人平时最爱唱的民歌是情歌。

旧社会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不能自主，他们只好用歌声来表达对封建婚姻的不满和对爱情的追求。

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从前陕北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艰苦，男人成群结伙到外省给人揽工，即‘走西口”。

丈夫临走之前，妻子多方叮咛，娓娓动听，情意绵绵，抒情色彩极浓。

陕北民歌昂扬着黄土地上泥土的芳香，流淌着黄河儿女最通俗的词汇和最亮丽的激情。

她是我们黄土地的母语和家园，更是我们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粹。

我爱我的家乡我爱陕北民歌。

我为我的家乡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