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的风险共生及其价值范导

2011年第8期山东社会科学No．8总第192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192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的风险共生及其价值范导何小勇（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3）［摘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高度复杂性是风险共生现象衍生的现实基础。

风险的识别、归因和治理都是与价值密切相关的问题，因而对风险问题的探讨需要引入价值哲学的研究视角。

从社会制度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各种风险累积共生的深层根源主要是快速转型期社会公正规范价值的模糊、混乱乃至迷失。

在实践中不断拷问并澄清指引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价值理念，不断凝聚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共识，以更具历史合理性的价值标准不断校正波澜壮阔的制度变革，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积极创建能增加和谐因素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机制，才能把各种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转型发展；风险共生；价值范导［中图分类号］B0－0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1］08－0018－05一、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的风险共生人类历史进步中的现代化变迁本身是一种具有高度复杂性的过程，它既有一定的必然性、规律性和连续性，又有大量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是偶然与必然、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有序与无序的辩证统一。

全球化日益深入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尤为复杂，这种高度复杂性来自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和影响，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风险得以衍生的现实基础。

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高度复杂性使风险问题存在于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由现代性的激进化造成的各种风险和由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殊性造成的风险交织在一起，出现了快速转型发展期的风险共生现象。

只有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价值诉求，深入分析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运行状态，深刻反思由风险转化而来的重大危机事件，才能认识和确定风险，全面把握风险共生的具体表现。

从经济领域来看，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型的经济运行方式。

当代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使城乡矛盾、贫富差距、供求矛盾、劳资矛盾、国内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矛盾等日趋凸显，经济风险已成为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各种风险衍生的核心领域。

主要表现在：其一，城乡二元经济格局逐渐固化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都得到了较快发展，但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打破、政府政策的城市偏向导致的各种优质资源向城市集中等原因，中国二元经济格局呈现出刚性特征和不断强化的态势，从而使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依赖程度降低、断裂程度加深，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和风险源。

其二，贫富差距日趋扩大和过分悬殊的风险。

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但过分的贫富悬殊则会激化社会矛盾进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快速攀升，目前已达到甚或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

其三，就业压力快速增大的风险。

就业事关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是劳动者谋取收入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基本手段，是劳动者融入社会、增强社会认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主要途径。

失业率的不断攀升必然加剧贫富分化造成的经济风险，还有可能滋生愤懑情绪和反社会行为引发其它社会风险。

其四，劳资矛盾和生产事故风险。

近年来，我国劳资关系中出现的诸如劳动时间过长、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报酬过低、恶意拖欠工资等问收稿日期：2011－06－25作者简介：何小勇，男，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风险控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批准号：08BZX010）的成果之一。

题时有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频发，都危及着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全。

此外，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本身也带来了经济和金融风险。

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观念结构。

当前，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期的经济风险必然在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以改变了的形式体现出来。

在政治领域，快速的经济体制转型与严重迟缓的政治体制改革造成了社会弱势群体与精英群体之间的矛盾、区域发展严重失衡、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等突出问题，加之国际政治冲突和军事威胁，使当代中国转型发展期的国家统一、主权完整以及政治的合法性基础都面临着风险。

主要表现有：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和精英群体结盟化的风险，腐败蔓延与政府公信力下降的风险，国际政治冲突与军事冲突带来的风险等。

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既受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决定和制约，又有自身独特的能动性和发展规律。

改革开放前，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政治服务的取向十分明显与强烈，文化领域的严密控制使其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具有与意识形态相同的特征。

近代以来长期存在的中西文化与体用之争在转型发展期又以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间轮番论战的新形式粉墨登场，大众商业文化的兴起正日益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理想，各种亚文化的流行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之间造成了新的裂痕和冲突。

文化领域的快速市场化与意识形态化的惯性相互纠缠，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切与追问和对文化商品符号的炫耀与消费并行不悖，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冲突。

这些矛盾和冲突既为当代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各种可资借鉴的资源和不断解放思想的契机，又使中国文化现代化面临着诸如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淡化的风险、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入侵的风险、大众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的风险，这些风险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安全面临挑战。

从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领域来看，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科技进步的步伐加快，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和生态压力日益加剧。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生态风险的出现和不断加剧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水平极低，与发达国家经济状况的差距很大，因而快速发展经济的任务更加紧迫，而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又不断给我国施加限制和压力，甚至利用全球化转移污染密集产业和工业废弃物，这就使自然灾害型、资源枯竭型、环境破坏型、公共环境与公共卫生型等诸多类型的生态风险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

二、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风险共生的深层成因第一，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断裂和制度缺陷。

由于中国的改革总体上是一种渐进式改革，不仅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不同步，而且每一领域中各种具体的制度安排的调整都带有尝试和过渡性质，这就使各种新旧要素相互胶着，整个社会结构急剧分化而社会整合机制迟迟不能建立起来，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同时并存，一些基本的社会制度安排短时期内难以定型，难以给人们形成长期性的稳定预期和激励。

这就使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一种内生的脆弱性，集中地表现为整个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各种形式的制度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不仅造成了阶层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结构性断裂，而且使现代化进程的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建设层面和文化观念层面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与错位。

由社会断裂所造成的各个部分都力图使自身的利益制度化、合法化，这就极大地妨碍了社会共识的达成和社会信任的确立，从而使体制改革中的具体制度安排面临各种合理化诉求的压力，出现了诸如制度缺位、制度虚化、制度错位、制度之间相互冲突等极其复杂的制度缺陷。

制度缺陷本身又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成为新的风险源。

当前，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断裂和制度缺陷不仅弱化了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和机制，而且成为各种风险共生并发的深层根源。

第二，利益分化加剧和利益诉求强化过程中的利益失衡。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资源并实施再分配，各种利益主体的独立性不明显，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别也很小，整个社会形成了低水平的利益均衡格局。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这种低水平的利益均衡和在此基础上的心理平衡，现代化进程中的利益分化日益加剧，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快速增强。

利益主体的独立化、利益来源的多样化、利益实现方式的多元化与不均衡发展战略的消极后果纠结在一起，形成了社会各阶层之间、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部分得益而其它部分受损的局面和发展趋势，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在经济博弈中失去平衡。

精英群体的利益结盟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和碎片化以及阶层结构的固化，使当前中国社会呈现为一种“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中，①几乎使每一个利益主体的心理都难免失衡而产生强烈的社会剥夺感，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矛盾极易激化。

利益分配的公正问题和利益结构的均衡问题涉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当前我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利益结构失衡是各种风险共生并发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

第三，市场化转型中资本逻辑的强势和公共权力的经济化倾向。

虽然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资本关系的历史进程不容混淆和等同，但离开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和“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就难以达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要求的程度。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都将是有资本和市场的社会主义，这就使资本逻辑成为我们求解一切发展问题包括风险共生问题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自从中国在近代被动地卷入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以来，我们发展的成就也好、问题也罢，其秘密和出路都隐藏于资本的逻辑当中。

”③资本逻辑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加速中取得了矫枉过正般的强势力量，科技、政治、法律、文化各领域都为经济增长和资本逻辑的运行铺路、让路、搭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并不能改变资本的本性：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和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特别是公共权力领域的渗透。

中国转型发展期资本逻辑的强势运行使其固有的矛盾引发各种危机的趋势系统地表现出来：资本对个别的、短期的、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利益的贪婪攫取使生态环境遭受肆意掠夺和破坏，使中国经济长期来看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使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充斥于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使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和人际关系功利化。

市场化转型中资本逻辑的强势运行与公共权力的经济化倾向密不可分，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观使公共权力对资本逻辑过度纵容，从而使政府营造公正制度环境、提供社会公共产品以及发展社会事业的基本职能衰微，而设租寻租、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各种腐败现象增加。

近年来出现的有毒食品、非法用工等事件都充分反映了资本逻辑的强势和政府职能的缺位。

第四，社会转型期社会信任的下降和社会焦虑的上升。

社会信任是一个与社会交往的发展程度、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的完备程度和公正程度、社会文化的基本价值导向紧密关联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包含对他人人格的诚实性的确信和对制度规范的正确性的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