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
郑永年 美国在获得亚洲还是失去亚洲
郑永年：美国在获得亚洲还是失去亚洲？郑永年2014年06月03日郑永年专栏美国宣布“重返亚洲”，意在避免亚洲落入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美国的长期战略意图。
实现这一战略的方法和策略很重要。
如果方法和策略失误，就会走向反面。
如果从美国的自我认知、美国和亚洲盟国的互动方式、中国的崛起方式，以及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互动方式来看，尽管美国在亚洲有所获，但失去更多。
美国的自我认知是美国作为全球霸权的意识基础，也是“重返亚洲”的意识基础。
在国际关系上，美国是道地的现实主义者，但在这背后是浓厚的道德主义情绪。
所谓的道德主义就是美国把自己的霸权行为“道德化”。
美国历来把自己视为道德的象征，是一个仁慈的国际霸权。
所以，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在国际社会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并且也认为其他国家都会接受。
例如，美国在把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俄罗斯后院时，会对俄国说：“我是仁慈的，这样做是我的权利，而且对你不仅无害，反而有好处。
”同样的，美国在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中国后院时，也会对中国说同样的话。
当然，如果俄国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相信美国的话，世界会太平。
但如果这些国家不信，美国会把它们“妖魔化”，并想方设法来惩罚它们。
美国自我“道德化”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美国文化是宗教文化，具有高度使命感，要改造世界，把其他国家都改造成为“更像我们这”（more like us）的国家。
因此，和美国站在一起的便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
第二，美国是被邀请做世界大国领袖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美国已经崛起，但基本上还是个孤立的大国。
是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一战和二战）造就了美国的大国地位。
欧洲主权国家为了欧洲领导权发生战争，战争后谁也没有能力来领导西方，新崛起的美国就被邀请成为领袖。
第三，二战后，美国领导整个西方遏制苏联阵营的扩张，更是最终通过竞争促成苏联的解体。
第四，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确强大无比，其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军事力量都是其他国家仿效和学习的对象。
近代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与西化政策
近代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与西化政策近代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故事，其过程中西化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期，日本经历了一场深刻而迅速的现代化变革，将其从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接受了大量的来自西方国家的思想、技术和政策，影响了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
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它标志着日本从一个封闭的封建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的现代国家。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对外来文化和技术几乎一无所知。
然而，随着日本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特别是1853年美国海军上将马修·佩里的访问，日本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
为了与外国列强抗衡，日本开始实施西化政策。
西化政策的核心是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和制度，以促进国内的现代化进程。
这些政策包括改革教育体系、推行近代法律和制度、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和工业体系。
改革教育体系是实施西化政策的重要方面之一。
日本引进了西方的教育模式，并将之应用于自己的教育体系中。
学生们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思想，获得了现代化的教育。
这项改革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化思维和知识的人才，为其后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此外，日本还推行了近代法律和制度的改革。
政府借鉴了西方的法律和制度，建立了近代的法律体系和政府机构。
这些改革不仅促进了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也为日本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和工业体系也是在西化政策的推动下进行的。
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是日本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为了与西方列强保持一定的平衡，日本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军队的改革和现代化。
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日本迅速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提高了自身的军事实力。
同样地，为了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日本也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日本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模式，建立了一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
这些企业逐渐成为日本经济的支柱，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
陈乔之邵镔：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作者：陈乔之邵镔摘要：考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论述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
结合美国学术界现有的理论观点和美国政治的实践，提出了一种新的决策模式——多元社会模式。
尼克松政府的对华决策符合理性行为体模式，福特政府的决策模式是多元社会模式，而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更符合官僚政治模式。
关键词：决策模式；政策；关系正常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了 3 次辩论。
第一次辩论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第二次辩论贯穿整个 70 年代，核心是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第三次是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本文回顾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第二次辩论，试图从中找出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些规律性的因素。
一、尼克松：大步流星从 1949 年到 1969 年尼克松上台时，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孤立、遏制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局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善成为可能。
在美国，素以“反共斗士”著称的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 37 任总统。
美国人信赖他与共产党中国打交道，相信他不会重蹈民主党在 40 年代末的覆辙。
在中国，意识形态的狂热让位于对国家利益的理智计算，珍宝岛的枪声使中共最高层的决策者意识到必须认真考虑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
当时中国高层的基本判断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的威胁[1](P225)。
从国际形势看，美攻苏守让位于苏攻美守，中美联合抗苏成为可能。
尽管苏联咄咄逼人，但在中美苏三角战略态势的转换中，中国和美国处于主动，其中美国的主动性尤为明显，而苏联基本上处于被动应付局面。
打开中国大门的功劳首先要归功于尼克松本人。
1967 年，尼克松就在颇有影响的《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越南之后的亚洲”的文章。
他认为将有近十亿人口的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是不明智的。
对待日本 中国不能仅仅“以牙还牙”
对待日本中国不能仅仅“以牙还牙”尽管中国周边有诸多可能导致中国国际环境恶化的因素，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中日东海之争、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的南海主权之争和中国印度领土主权之争，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真正能够对中国的国际环境构成具有实质性威胁的就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之争。
除了中日民族主义之争之外，日本在亚洲实力强大。
在经济上，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从人均国民所得来看，远较中国强大。
在社会层面，日本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不需要政府就可以进行有效自我管理的程度。
并且深深植根于日本民众的“国家忠诚”观念使得日本政府具有了强大的动员能力。
在军事上，日本自卫队已经发展到和一般军队相差无几，各方面的军事力量领先中国。
尽管从理论上说，日本是无核国家，但日本所拥有的核技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能够将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型成为一个强大的核武器国家。
如果考虑到美日同盟因素，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远较中国强大。
毫无疑问，中日间的民族主义冲突一定会影响到中日关系，会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和平国际环境。
首先看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从经济层面来看，中日间的民族主义冲突已经对中日间的经贸往来以及旅游业等产生负面影响。
近来日本企业从中国转向缅甸、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动向，一方面与中国国内劳动力以及资源的费用上升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受民间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
也就是说，尽管中日经济已经高度依赖，并且日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不足以促使日本因为经济利益而和中国妥协。
日资流向东南亚国家表明，日本已经开始开拓这个区域（尤其是缅甸），成为日本经济的新空间。
从政治层面来看，民族主义已经给两国正常的交流和往来带来负面影响，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民间，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可能妨碍两国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理性思维。
从历史经验来看，当民族主义强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被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争相利用以达成其政治目的。
而当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整个国家命运都会被其所“挟持”，从而使民族主义走上导致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不归路。
日本正常国家进程中的美国因素分析
法 化 。对 自卫 队 的战 略 和组 织 进 行 改造 ， 在组 织 上
１ 服务亚太 战 略 。美 国的对 日政 策是 以本 国利 ．
益 为 出发点 的 ， 当利 益 发生 变 化 时 就要 调 整 。事 实
常 国家 ” 题 上 的 战 略 期 待 ， 是 提 高 日本 的 利 用 问 就
价值 ， 化其 与美 国的安 全合作 ， 强 使之 从美 国 的地 区
伙伴 转 变为全 球伙伴 。
（ ）美国 的支持动 因 一
为实现 “ 常 国 家 ” 小 泽 一 郎 提 出 了几 项 基 本 措 正 ， 施： 一， 第 以联 合 国为 中心 ， 开 为 “ 际安 全 做 贡 展 国 献” 。第 二 ， 日美 关 系 为基 础 ， 美 国辅佐 下 “ 以 在 借
第２ ２卷 第 ８期 （ ０ ０年 ８月） ２１
山西 高等学校社 会科 学 学报
Ｓ Ｉ Ｃ Ｅ ＥＳＪ ＵＲＮ Ｆ Ｕ ＶＥ Ｉ Ｉ Ｓ Ｉ ＨＡＮ ＯＣ ＡＬ Ｓ Ｉ ＮＣ Ｏ ＡＬ Ｏ ＮＩ ＲＳＴ Ｅ Ｎ Ｓ ＸＩ
Ｖ０１２ ． ． ２ Ｎｏ ８
（ ｇ ２１） Ａｕ ． ０ ０
受 日本 社会 关 注 ， 为 多 次 再 版 的 畅销 书 ， 泽 的 成 小 “ 正常 国家 ” 也 随之 流行 于世 。小泽 一 郎认 为 ， 论 战 后 Ｅ本 同意 不拥有 军 队 、 弃 主 权 国家 所 拥 有 的交 ｔ 放
二 、 国 因素对 日本 正 常 国家 的推 进 美
美 国 国内对 于 日本 “ 常 国家 ” 正 内涵 的关 注 不
美国占领与日本战后不彻底的民主改革
美国占领与日本战后不彻底的“民主改革”日本战败之后, 美国随即以联合国的名义占领日本。
其于日本以“根绝日本的战争能力与军国主义”、“通过民主化使日本成为世界国家中的一员”为标的, 采取一系列措施, 推行所谓“战后日本民主改革”, 诸如抢占占领者主导地位, 进行“间接统治”、推动“民主化”, 颁布新宪等等。
美国的占领政策固然在某种层面上具有时代意义, 然而其对日本固有的深具封建色彩的社会基盘没有, 也无法作根本的触动, 紧接“冷战”的需要, 又对日本旧政治、文化形态采取容留与温存的态度。
这就使占领的最后结果并未达至“根绝军国主义”的目的, 而留下无尽的历史隐患。
一、抢占主导与“间接统治”美国进入日本, 首着先鞭的是设置占领机构。
日本战败后即建立了由美、英、苏、中、法、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荷兰、菲律宾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F Eeastern Commission）。
另外还在日本设立“对日理事会”作为总司令部的咨询机构。
然而这些组织仅具原则上的象征意义, 美国凭藉占领日本时的“特殊作为”, 没有在独占日本的问题上作丝毫的让步。
此后的日子里, 由美国独家支配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操作了日本的一切战后重建事务。
对日管理的目的纵有无数, 而为其要者则为: 其一、根绝日本的战争能力与军国主义。
其二、通过民主化使日本成为世界国家中的一员。
如坂本太郎所说, 上述目的, 日本“在短时间里就取得了出色的成效”。
为了实现“改造”日本的目标, “公职驱逐”与旧政体解散的工作随即在日本展开。
1945年9月, 日本军队与其所属机关被“一卒不留”地遣散, 同月将东条英机作为一级战犯逮捕, 并处以绞刑。
1946年1月4日, GHQ发出解散右翼团体及裁撤军国主义头目公职的指令, 规定所有战争的“协助者”, 一概从政界、经济界、言论界的岗位上离开, 结果约12万名旧政府公务员遭到“放逐”（解职）的命运。
郑永年 亚洲民主(化)的吊诡
郑永年亚洲民主（化）的吊诡传统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亚洲的近代民主体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从西方输入的。
历史地看，亚洲民主政体的产生主要有几种途径。
第一、殖民地的遗产。
很多亚洲国家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
在殖民地期间，亚洲没有一个地方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殖民地关心的仅仅是殖民者的利益。
（香港的民主也只有在香港要回归中国之前，英国人才引入了英国人所界定的“民主”。
）在殖民地结束后，殖民者留下了一些日后导致民主发生的政治因素，例如多党制、选举等有利于民主产生的因素。
对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些不是本土的制度因素。
第二、西方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占领”。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占领期间，美国帮助日本发展出了日本形式的民主体制。
当然，这里也不能忽视日本本土的一些有利因素。
日本明治维新后，经过很多内部改革，已经开始发展出一些民主要素。
但美国的“占领”的确使得日本在短时期内确立了民主。
不过，这种通过他国“占领”而快速催生的民主，也给日本留下了无穷的问题。
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无疑是要修正美国“占领”之下所确立的宪政政治体制。
第三，在外压下的内部民主化。
内部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治动力结合的产物。
这里的民主化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统治阶层之所以要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迫于外部地缘政治压力，通过民主化来继续求助西方和美国的支持。
但同时，统治者也面临内部的民主化压力。
一般的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部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产生参与政治的压力。
韩国和台湾是典型的例子。
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体制第四，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
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组织的民主追求，香港正在发生的就属于这种类型。
参与民主运动的群体很复杂，但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或者政治功利主义者（需要另文讨论）动员起来的对现状不满的各个社会群体。
无论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还是作为一种体现政治价值的制度安排，民主历来就是一种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体制安排。
中日若开战,美国会不会插手？
中日若开战，美国会不会插手？日本自民党安倍上台执政后，中日关系一路恶化，升级至今，令很多人开始担忧中日两国间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但中日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双边关系问题，而是牵涉到中、美、日三大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主导因素的主要原因，就是存在着美日同盟。
因此，无论是中国、日本这两个当事国都在积极考量美国因素，其他所有国家也在考量美国因素。
这是具有很大理性的，因为美国的立场和行为，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美国的“日本困境”对中国来说，尽管美日同盟并不是说美、日两国是一体的，但如果不能对美日同盟有正确的理解，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
实际上，现在人们对中日关系的很多方面都看不清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美日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在美日关系中，美国面临着一种困局，我们暂且把此称为美国的“日本困境”。
从“日本困境”中，人们至少可以了解美国在中日关系上的矛盾态度，及其各种可能的战略和限度。
美国的“日本困境”来自美日同盟。
美日同盟是冷战的产物，同时也使得东亚的冷战局面，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终结而结束。
在世界范围内的后冷战时代，东亚冷战局面仍然在延伸。
1.美国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和历史观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
但和美国（及其盟国）对德国的政策全然不同，美国并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清理日本的战争遗产。
当时的美国面临着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
从道德上说，美国应当清算日本的侵略战争，就像清算纳粹德国一样。
不过，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美国选择了后者，那就是要通过保护日本的方式，来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营的扩张。
等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美国更是把日美同盟视为遏制中国的有效手段。
（这种情况只有等到中国和苏联分裂之后、美国面临与苏联的竞争的时候，才得到改变。
）除了人们所看到的审判战犯以外，美国几乎没有动摇日本战前的权力和社会架构。
美国保留了日本最重要的天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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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在经过多年的舆论渲染和民意调动后，日本“国家正常化”进程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其成为“正常国家”的决心已难以更改。
日本期待的“国家正常化”包含多种影响广泛的国内国际目标，这必然会引起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利益的美国的关注。
对于在日本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来说，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既是美国不断施压的直接结果，也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十分复杂、深刻的能动作用。
探明美国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战略期待及对策内涵，对于分析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未来前景、评估美日同盟的走向以及判明中国发展所需周边地缘环境的演变模式，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概念与内涵日本在二战后被迫接受了国际社会对其国家权利的约束。
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不再甘心于此，历届政府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为摆脱现状进行努力。
冷战结束时，世界格局的剧变促使日本政界人士更多地思考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民主党首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
小泽认为，日本应成为这样的国家，即“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责完成；同时，对为构成富裕安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的共同课题，也要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①。
他在1992年进一步指出：“世界对日本提出承担责任的要求”，而日本却“不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因此必须尽快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并能承担责任的新政治体制”。
②小泽提出的所谓“普通国家”在国际上更多地被表述为“正常国家”，日本相应的追求也被称为“国家正常化”。
小泽虽从未成为日本的最高领导人，但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在“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考虑基本都与其设想相符。
目前为止尚无任何一届日本政府在其政纲中明确提出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具体计划和目标，但从小泉内阁开始，日本政府在思想和舆论准备方面明显加快了步伐，安倍上台后则进入落实和扩展阶段。
日本追求的“国家正常化”涉及范围广泛，根据其执政党突出强调的施政目标、高层官员的相关表态、政府国内外议程的显著调整以及民意和舆论的变化来看，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修改宪法并获得集体自卫权。
这是日本争取“国家正常化”的最显著标志，也是安倍承诺在任内要完成的两项基本任务之一；二是促进联合国改革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这是小泉任内日本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安倍已表示将继续推进这一目标；三是扩展自卫队的职能。
这与修宪活动密切相关，是日本近年来多次出兵海外后，希望将其程式化并进一步扩展的新努力，其目的在于提高自卫队作为独立军事力量发挥影响的能力并促使国际社会接受这一现实；四是相应的政府机构改革。
安倍内阁已模仿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负责安全事务的首相辅佐官并组成数十人的班子。
日本防卫厅已升格为独立的内阁部级单位防卫省，并首次向海外派驻了情报机构，自卫队三军也面临着相应的机构调整。
不久前日本参议院批准了《海洋基本法》，罕见地决定由首相亲任新设立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部长。
安倍内阁还在论证设立首相直辖的国家情报部的可行性，以提高首相官邸的管理职能；五是国内教育法改革。
教育改革也是安倍政府宣称的两大要务之一。
继1999年日本国会决定实施《国旗国歌法》后，日本新的《教育基本法》也在2006年底开始生效。
这是日本首次对1947年的该法初始版本进行全面修改，试图以此来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教育，摆脱战后历史观的阴影，为日本“正常国家化”奠定思想基础；六是全球性外交拓展。
日本近年来明显扩展了其外交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与一些资源和区域大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宣称要建立横贯欧亚的“安全与繁荣之弧”，首次单方面调解巴以争端，2007年还计划在国外新设6所使馆并增加150名职员，创下二战以来其年新增使馆数量的最高纪录。
同时，日本外交还改变了以往的重商主义模式，小泉和安倍都将“民主”、人权因素视为日本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三个目标之一，不断试图建立所谓“民主联盟”。
此外，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还涉及核武器问题的讨论。
日本民间、前首相甚至现任政府高官都不断提出应拥有独立的核报复能力，其重视程度与强调力度都明显超过以往。
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有目标是在各种内外实践基础上不断调整、充实的结果，当前的这些改变也不会是最后的变化。
这些目标并非国家发展的必备条件，日本的强大本身并未依赖这些条件的存在；同时，日本的某些主张（如安倍声称自卫队可对朝鲜的导弹设施进行预防性打击）已经超越正常国家公认的自然权利和基本需求。
因此，日本追求的这些内外目标，其影响明显已超出国界。
较之于日本历史上的类似呼声，其当前的诉求更强调主动性、涵盖更全面、改变更彻底、运作更系统，显示出日本不仅要恢复正常国家普遍具有的基本权利，还期待得到其经济地位可支撑的、独立的对内自我掌控能力，以及全面的对外影响力、控制力和干涉力，以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并分享更多权利。
二、美国的认识与对策美国国内对于日本“国家正常化”内涵的关注不多且观点接近，如美国国会研究局2006年的报告中提到：“日本领导人要使日本更加正常，具有包括宣布军队合法化以便参加集体安全部署并采取行动、在日本海域向怀有敌意的外国船只开火这些其他国家当然具有的权利。
”③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认为：“正常国家所指无非是在安保领域消除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只针对日本的）禁忌和限制。
”④美国学者普雷布尔表示：“日本很想被当成一个正常国家——一个能保卫自己利益的国家。
”⑤艾伦•杜邦谈到，日本的外交和防务精英设想摆脱宪法约束，根据日本的价值观和利益建立并形成制度和规范，从而在地区事务和全球事务中扮演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角色。
这正是小泉在谈论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时所指的东西。
⑥在美国诸多智囊机构规划美国未来战略的《普林斯顿计划》中也提到：“日本对一个正常国家主体的成熟认知，以及对主权国家的传统权利和与之相应的自卫权利的追求——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的国家正常化’。
”⑦从这些表述来看，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概念的定位具体、清晰，认为日本期待获得更多权利并发挥更大作用，重点在于军事正常化。
这既是美国对日本战略规划的推测和判断，也反映出其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基本利益需求。
美国当前迫切需要提高日本的利用价值，强化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使之从美国的地区伙伴转变为全球伙伴。
美国各级官员在不同场合都表达出这种期待，日本出兵海外更是布什政府强烈、持续、公开的要求。
⑧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就要求日本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一直受阻于日本的国内民意。
随着朝核危机的加剧、中国的逐步崛起以及小泉的上台，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深刻运动，其核心目标就是扩大日本在世界上的作用，这与美国的对日需求不谋而合。
美国迅速抓住这一契机，初步确立了支持日本以修改和平宪法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正常化”运动的总体目标。
美国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期待日本继续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起领导作用，美国应支持日本逐渐“国家正常化”的努力，允许其参加集体防卫，将其安全关注扩展到领土以外，允许日本获得适当的能力来支持联盟行动。
⑨为此，美国确立了以当前利益为中心、以扩大合作为目标、以军事协同为重点、以加强控制为保障的相关对策。
首先，大力推进日本修宪运动使之获得集体自卫权。
获得集体自卫权是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最为关注的一个环节，也是将日本自卫队改造成美军合作伙伴的前提，美国高层官员多次就此发表评论，直截了当对日本提出要求甚至威胁，并将其作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先决条件。
2004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东京表示：“日本如果期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先要放弃其和平宪法。
”⑩美国驻日大使希弗在日本发表演讲称，敌方导弹飞向日美任何一方时，美国都会试着击落，而日本不会。
日本如果袖手旁观，那么日美同盟很可能面临危机性事态。
（11）其次，强化美日同盟，在敦促日本分担更多安全责任的同时，加强对日本的控制。
反恐战争开始后，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对日本驻美大使说出一句广受关注的名言：“你们应加入反恐联盟，在远离日本的地区‘展示旗帜’。
”（12） 2004年美国副总统切尼表示：“我们（美日）的盟友关系不仅是双边安全合作，而且应是全球伙伴关系，以便提升共同的关注，解决问题并面对来自任何地区的挑战。
”（13）为此，美国采取了多种举措，包括扩展美日同盟的职能和范围，多次敦促日本从美国的地区伙伴转变为全球伙伴；通过驻日美军基地调整、战区指挥中枢合并、美日军队信息共享、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手段加速推进美日军事一体化。
但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后果也不乏忧虑。
美国国会研究局2006年的《美日关系报告》在结尾部分提出，需要关注日本过于自信可能对美形成的挑战。
（14）为此美也采取了若干防范措施，如促进日本装备的美国化，加强其对美依赖，阻碍其自主步伐；美国空间司令部令人吃惊地公开了日本间谍卫星的方位以警告其独立倾向；明确重申对日核保护义务并反对日本拥有核武器等。
第三，适当管理日本在亚洲的“冲突外交”，确保美国的整体利益。
日本“国家正常化”意味着改变现状，尤其是其突破历史限制的军事扩张很容易造成周边国家的恐慌以至引发紧张局势。
美国学者约翰•埃肯伯里认为，如果限制日本军事力量的宪法束缚被放开，将在其邻居中播散恐惧。
（15）但美国鼓励日本扩军的目标之一正是为了促使中日相互牵制以便渔利，只是并不期望日本的某些过激举动干扰美全球战略或使其自我孤立。
适当控制日本在亚洲的态势，既可防止其因树敌太多而失去利用价值，也有助于提高美国作为仲裁者的影响力。
在备受瞩目的慰安妇问题上，除了相对独立的美国议员不断提交相关提案谴责日本政府外，美国行政官员也开始在这一违背普世道德观念的议题上表达关注。
美驻日大使希弗公开表示，低估这个问题在美国的影响是错误的。
2007年4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罕见地表态，希望日本正确、负责地承认所犯罪行的严重后果。
不过，美国政府并不期待广泛介入日本“国家正常化”过程中与邻国产生的争端，尤其是涉及到资源领土等实质问题时表态就更加慎重，控制而不是消除各种争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需求。
美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在访日期间的言论就颇微妙：“慰安妇问题可能是战争期间发生的最可悲的事情，但要由日本和当事国共同来处理。
”（16）美制定这些对策，既有主观原因——美对自身和美日同盟的自信以及对日本的担心，也有客观原因——美难以抵御的诱惑和无法改变的现实。
从主观方面看，美国对于控制日本未来的走向比较自信。
尽管一些美国官员和学者认为，日本大国目标的终极理想是完全独立的军事能力，这可能导致美日出现冲突，（17）但因日本长期以来弱势的角色意识、国际影响力和军事能力的显著欠缺，以及单一盟国现实导致的对美依赖，使得美国主流观点相信美至今仍有足够能力主导、至少是显著影响日本的政治进程，而地缘环境不佳的日本除了与美合作也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