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审判——苏格拉底之死解读
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读《苏格拉底之死》
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读《苏格拉底之死》缘起我最近读完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之死》，感触很深。
这本书描述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过程，以及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
苏格拉底的思想在欧洲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提出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也对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此文档中，我将探讨《苏格拉底之死》中的一些思想，特别是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在这个问题上的对话和争论。
苏格拉底和雅典民主苏格拉底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在雅典城建立了很高的声誉。
雅典是古代希腊最著名的城市之一，也是民主的发源地。
在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控制煽动青年和亵渎雅典的神明。
在当时的雅典，民主是一种全民直接参与的政治制度，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
但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并不完美，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掀起“秦之辩”的提出质疑和批评就是雅典民主下的产物。
因此，苏格拉底的亵渎和煽动行为引起了雅典民众的公愤。
在此次审判过程中，苏格拉底被迫辩护自己，他表示自己是一个自由思考者，不能受到任何人的限制和干扰。
自由思考与民主制度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苏格拉底的思想贯穿整个故事，它提出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
苏格拉底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和表达方式，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保障的基本权利。
苏格拉底的观点为人们自由思考的权利和精神自由挑战了社会中的常态。
但正是这种挑战，促进了自由的思想和行动，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同样，民主制度下的民众应该拥有自己的思想和表达方式。
这种自由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是促进民主、维护民主和发展民主的强有力的武器。
而这种自由可以用来破除一些权力中心的想法和文化传统，并由此进一步重构社会。
讨论与反思在这本书中，有一些对话和争论涉及政治系统、道德伦理和知识权利等问题。
这些对话提供了很好的思考和反思机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
可以说，自由实践是民主制度下的核心观点。
自由实践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而不用受到任何人的限制。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司法与民主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司法与民主武若男12260414 新闻班公元前399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投判处死刑。
这位被称为“哲学之父”的伟大哲学家用自己的生命与雅典民主做最后的抗争。
苏格拉底之死是按雅典城民主法律，由雅典城多数自由民参加，最终以多数票获胜而判处的。
也就是说苏格拉底之死是多数人的意愿，而公民的意愿在当时的雅典法律之下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有人说苏格拉底死于民主的暴政，甚至有人认为，苏格拉底的死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
这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
但是关于苏格拉底之死也有另一种解读，值得深思：苏格拉底之死不是民主之过，至少不是民主一己之过，苏格拉底死于雅典的司法，死于披着民主外衣的雅典司法。
真正杀死苏格拉底的不是民主本身，虽然民主的确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杀死苏格拉底的真正凶手是民主的审判，是背离了司法自身灵魂的雅典司法。
几年来我们常常说司法民主或民主司法，这几乎成了大众喜欢、一些学者热衷的口号。
民主和司法都很重要，但混在一起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两者还是有差异的。
司法与民主的关系是透视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与司法制度本质特征的窗口，在西方三权分立权力结构体系中，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民主的不足而存在的，甚至是被视为民主的对立物，因为民主的弊端之一就是可能产生多数人的专断。
当然，即使在西方国家，从最终意义上讲，司法也是为广大社会民众所享有的，即“在一个法制化的民主国家，法官么没想on个某种意义上最重视对人民负责的”。
民主的定义都是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利益决策机制，严格遵循多数人利益至上原则。
简言之，民主就是一种多数人的统治。
而对于司法，核心要求是公正永远是法官必须具备的基本要求。
美国甚至有学者曾说过“我不需要一个懂法律的人，我只需要一个公正的人”。
民主却是决然不这样的，它意味着“我是我自己利益的最好的法官”。
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选择最优的情况。
而司法最核心的问题是法官必须中立，必须对他的朋友与他的敌人采取同样的标准。
苏格拉底之死赏析
苏格拉底之死赏析引言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一位伟大哲学家，他以其独特的思考方式和对真理的追求而著名。
然而，他却因为他的行为和观点而被雅典城市国家所审判，并最终被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之死是人类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故事，它引发了对正义、思想自由和权力滥用的许多讨论。
本文将从多个层面来探讨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和影响。
苏格拉底的思想与行为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他认为哲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和理解生活的意义。
苏格拉底经常到市集和公共场所与人们交谈，发掘他们的潜在思想，并试图引导他们思考更高层次的问题。
他的对话方式以提问和反问为主，这使得人们不断思考和质疑自己的观点。
这种追求真理的行为是苏格拉底深受尊敬的原因之一。
雅典的审判与死刑判决然而，苏格拉底的行为引起了雅典城市国家的不满和恐惧。
在那个时代，雅典是一个权力集中的城邦，他们不希望人们对现状产生过多的质疑。
雅典城国指控苏格拉底导致年轻人对现有政权心生不满，并试图引导他们反对城国。
他被带上法庭，并最终被判处死刑。
死前的辩论和哲思在苏格拉底面临死刑之时，他并没有逃避或示弱，而是选择辩论和思考。
在这段时间里，苏格拉底继续与朋友和支持者进行了哲学探讨。
他认为死亡不应该被害怕，而是应该被看作是灵魂的解放。
苏格拉底坚信从事正义和追求真理是人生的目标，而死亡只是迎接下一阶段的开始。
这种坚定和豁达的态度使苏格拉底在他的追随者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格拉底的遗产苏格拉底的死对古希腊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延伸到今天。
他的思想和行为激励了无数的哲学家、思想家和学者。
苏格拉底的对话方式和探索真理的方法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哲学思想。
他的思想启发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伟大的哲学家，为后来的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结论苏格拉底之死是一段充满意义和影响力的故事。
他的思想和行为挑战了权威和传统观念，为思想自由和真理的追求立下了标杆。
他的死亡是对反思和发展的持续激励，对哲学和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苏格拉底之死原因的分析
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他最终却死于不公正的判决。
拥有如此伟大的成就的人，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呢？那么首先，我们先弄清苏格拉底为什么会被判处死刑吧。
首先，苏格拉底鄙视民主。
他强烈地认为这个世界应该由“那个知道的人”来领导，而雅典议会中的成员如贩夫走卒则应守好本份。
他甚至把民主的多数鄙夷地称为“数白菜”。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他的头牌大弟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或译哲学家国王）思想应是发轫于此。
这种对民主的鄙视直接反映在他在法庭上的表现，虽然他老人家没有咆哮公堂，但我们可以想象他在法庭上的那种不屑的神情是多么刺伤平民百姓组成的陪审团。
其次，苏格拉底是个煸动者。
雅典人引以为傲的民主政体分别于公元前411年和404年两次被推翻，分别成立了四百僭主和三十僭主的独裁政体。
虽然两次谋反被很快平息，但人们发现这两次反民主的暴乱的头目居然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苏格拉底虽然极少也不愿参与政治，也从未鼓动学生进行谋反，但这学生们犯的事让他在公诉人的穷追猛打下显得极其被动，使他成为一个“教坏青年”的教唆犯。
再次，苏格拉底可是个爱抬杠爱挖苦人的高手。
辩论时他重在“破”，而不在“立”，以驳倒恶心倒对手为快事。
这种臭脾气让他得罪了不少人。
最后，可能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苏格拉底想通过一死来讽刺和揭露民主虚伪的一面和实现真正自由的艰难历程。
你们不是民主吗，你们不是言论自由吗，你们居然对一个从未参与政治活动、只是整天找人辩论、讲学的“闲人”判死刑！！在那一天，雅典公民们心中理性的烛火被愤怒和恐慌的本能吹灭了；也是在那一天，民主第一次向人类露出了深藏许久的可以杀人的利爪。
那么，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说几句软话，他完全有可能能得到轻判甚至释放，反而在法庭上不顾弟子们的多次阻，公然嘲笑民主政体，竭尽戏弄民众情感之能事，引得陪审团不判他死都下不了台呢？苏格拉底临死前曾说过：“逃监是毁坏国家和法律的行为，如果法律的判决不生效力，可以被私人随意废弃，那么国家还存在吗?难道就祖国和法律判处我死刑，我就可以竭力毁坏和颠覆国家和法律吗？逃监是蔑视法律的行为，是践踏自己曾经立下的契约，是最下贱的奴才才干的勾当。
苏格拉底之死读后感
苏格拉底之死读后感
《苏格拉底之死》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著的一部著名哲学作品，它讲述了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的故事。
这部作品让我深受触动，也让我对死亡和正义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苏格拉底是一个勇敢而坚定的哲学家，他坚信自己的信念，并且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放弃他的理念。
他在法庭上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依然坚定地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不愿妥协。
这种坚韧和勇气让我深深地敬佩。
同时，苏格拉底的死亡也让我对正义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在这个故事中，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但他并没有逃避，而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判决。
这让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去追求和维护正义呢？
通过阅读《苏格拉底之死》，我对生命和正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苏格拉底的坚定和牺牲精神让我深受感动，也让我对自己的人生和信念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这部作品给了我很多启发，也让我对生命和正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教育家苏格拉底怎么死的
教育家苏格拉底怎么死的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教育家，那么教育家苏格拉底怎么死的?下面是为你收集整理的教育家苏格拉底怎么死的，希望对你有帮助!苏格拉底之死，向来是许多学者探讨的历史问题。
他被扣上“亵渎神灵”的帽子被状告上法庭，经过陪审团的一致投票，判处死刑。
在临终前的日子里，苏格拉底依旧与学生讨论哲学，与妻儿相聚，最终喝毒酒而死。
首先，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盛行民主法制，而当时所谓的“民主”，直接建立在了民众的主观想法上，通过陪审团投票的方法，来判定一个案子是否构成犯罪。
而当时苏格拉底狂妄的言论和怪诞的行为，招致众人的不满，理所当然被残忍处死。
从这一方面剖析，实质上揭示了苏格拉底之死是古希腊不健全法律下的悲剧。
除此之外，苏格拉底的众弟子当时积极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这一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威胁了一大部分人的利益，处死苏格拉底成了民众为保全自己利益的必要一环。
另外，苏格拉底之所以自觉饮下毒酒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法律不能被破坏。
他坚定践行自己对理想世界的主张，即城邦必须有权威法律约束。
在以后的很长历史中，苏格拉底都被认为是为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伟人。
苏格拉底之死，是为了维护当时的法律权威。
他用自己鲜活的生命，证明暴政的无意义，是政治和哲学的巨大损失，也是雅典的巨大悲剧。
苏格拉底的贡献在苏格拉底出现以前，人们探讨的更多的是关于“自然哲学”，但苏格拉底本人出于对人类以及社会发展的关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人的自我身上。
事实证明，苏格拉底的转向是非常明智的。
苏格拉底还打破了古希腊人对于人的本身疯狂的崇拜。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人在自然面前是十分卑微的，但是人类也不需要自卑，人类可以运用自己智慧去获得正确的世界观。
苏格拉底还寻求事物的普遍定义，苏格拉底反对相对主义，认为事物的真理只有一个。
但是对于事物的见解却不是唯一的，因为这会随着时间与地点的改变而改变。
苏格拉底还强调了善的重要性，认为善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这些观点为后来的唯心主义奠定了基础。
从苏格拉底之死看雅典民主制度
苏格拉底之死之雅典民主制一、苏格拉底之死的历史背景(一)苏格拉底的审判背景耶稣基督诞生前400多年，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在雅典的普通法院，七十高龄的被誉为西方孔子的哲学家，被指控“不敬国神”、“另立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行。
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人分别是：代表雅典政治家和手工艺的阿尼图斯、代表诗人的美勒托和代表公众的演说家素康。
在受审期间，苏格拉底从始至终都在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申辩，以平素一贯的淡定自如的高贵态度为自己辩护，并在一次阐述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对他的指控出于“多年的错误印象”(《申辩》19a)，他不仅陈述了这种错误印象的感知，而且要申辩对其指控。
其后雅典法庭以281票对220票判处他死刑。
在当时，雅典人民正准备祭祀阿波罗神，这是神圣而庄严的宗教祭祀活动。
城邦依照其惯例认真对待准备这次祭祀活动，为保证城市的整洁将死刑一律暂缓，苏格拉底则被囚于监狱，等待祭祀结束后处于判决。
期间本可以赎走或逃狱，但他认为逃亡只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他以激情澎湃、慷慨的陈词反驳法院对自己的指控后做出了饮鸠而死的选择。
（二）后世的影响2000多年来苏格拉底对西方哲学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苏格拉底一生不探索真理、寻求真理，死后他以这不死的灵魂在永不疲惫的捎带他神圣的真理不住的向来去匆匆的人们传达着理性的光环。
他的死被人们传为佳话，被人们深深铭记。
苏格拉底垂暮之年被称为民主派的是死而非的罪名处以死刑，不得不说这是一场悲剧，然而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是处于时代人们的悲剧。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
苏格拉底的死是仅次于耶稣的第二个最著名的死，苏格拉底之死已成为学者研究、争论、考证的热点问题。
二、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制(一)民主制简介雅典民主制始于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
梭伦改革的成功提高了平民的地位为雅典的民主奠定了基础，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实行了进一步改革铲除了日氏贵族的政治特权，扩大了城邦的民主力量，遂始雅典民主得以确立。
苏格拉底之死：对雅典民主制的再思考
苏格拉底之死：对雅典民主制的再思考在西方历史上，苏格拉底之死被认为是个体死亡继耶稣之后的第二大悲剧，数千年来引发了无数的关注。
一个以追求真理为毕生理想的哲学家，却被他为之奉献一生、标榜着所谓的“民主、自由”的雅典城邦判处死刑。
从苏格拉底之死折射出了雅典民主制无法掩饰的弊端，只有从新思考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古希腊文明。
标签：苏格拉底；雅典；民主制苏格拉底作为“古希腊七贤”之一，生平虽未留下任何书面著作，其思想卻深刻地影响了古代西方哲学的发展。
他将自己比喻为一只牛虻，认为自己是神赐给雅典的礼物——时刻刺激这个国家不断鞭策自己以散发新的生机活力。
这样一位雅典精神上的“助产士”却死于雅典人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之下，这究竟是哲学的悲剧还是雅典民主体制的悲剧？一、苏格拉底之死：忠于民主却死于民主公元前399年，被誉为“西方的孔子”“站着沉思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民法庭以“蛊惑青年”“引进新神”两项罪名起诉并判处死刑，随即饮下毒酒死于牢房内，这也为其一生增添了神秘色彩。
苏格拉底拒绝了一切有违雅典民主制而使自己免于受难的行为，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毕生对于雅典城邦民主的信仰。
悲剧的是，正是这“信仰”结束了他传奇的人生，因为这“信仰”还不完全具备作为信仰的特质。
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民主制最为盛极的伯利克里时代，此后雅典民主制开始走向衰败。
公元前431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惨败于斯巴达，标志着雅典民主制由盛转衰，直到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战役的失败，雅典城邦民主制彻底宣告结束。
毫无疑问，苏格拉底对于雅典民主制是极为热爱的，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不断完善雅典民主制。
作为雅典公民的一员，他至死都维护着雅典城邦的民主，甚至用死亡坚决捍卫这种民主制的神圣性、不可侵犯性。
苏格拉底拒绝了一切可能免于死亡的机会，宁肯自己忍受不公正，也不愿去做不公正的事，他用行动告诉雅典人民雅典的民主应该是人人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应该享有特权。
讽刺的是，苏格拉底忠于这种民主制，但也死于这种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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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审判——苏格拉底之死陈国刚【学科分类】外国法律思想史【写作年份】2002年【正文】公元前399年，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判死刑。
他死于其毕生热爱的雅典同胞之手，雅典公民民主投票的结果是：280：221。
生活于现代的我们，已经无法亲历苏格拉底作最后申辩的场景，但在柏拉图，这位苏格拉底天才的学生笔下，苏格拉底如此生动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读《申辩》，我们为苏格拉底的滔滔雄辩所倾倒，又为雅典人的冷酷无情而愤慨万分。
读《斐多》，我们为苏格拉底从容不惧的风采惊叹神往，又为这样一位伟大的先哲如此死去悲叹不已。
有人说，柏拉图首先是一个文学家。
的确，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就像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小说，现代的读者往往随着柏拉图的生花妙笔沉浸于苏格拉底的的智慧与命运之中。
然而，作为法学院的学生，我却不得不抛开单纯的文学视角，而试图戴上法律这副有色眼镜来审视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对这一事件的解读，远远超出我的学术能力，因为对西方哲学、政治学等知识传统的欠缺，使我不可能挖掘出其中可能蕴涵的深刻内涵；其次，对此一事件的解读，自柏拉图以降，无数先哲后贤已经写出了汗牛充栋的伟大著作。
限于知识积累的贫乏和条件的限制，我不可能将所有对这一事件进行解读的著作文章一一找出，甚至不能找出其中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
因此，我的这些文字就只能是对自己的一种交待，是对自己在阅读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之死时产生的一个疑惑的自我解答。
这个疑惑就是，为什么以民主著称的雅典会将苏格拉底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判处死刑？换句话说，苏格拉底为什么会死于民主的审判？一有人说，苏格拉底死于民主的暴政。
甚至有人说，“（苏格拉底的死）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
这乃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
”我从托克维尔的著作中虽然了解了民主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但在解读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时，我却宁愿断言，苏格拉底之死不是民主之过，至少不是民主一己之过，苏格拉底死于雅典的司法，死于披着民主外衣的雅典司法。
真正杀死苏格拉底的不是民主本身，虽然民主的确可能导致多少人的暴政；杀死苏格拉底的真正凶手是民主的审判，是背离了司法自身灵魂的雅典司法。
让我们先暂时放下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叹，而用一种法律人的视角，看看判决苏格拉底死刑的雅典的司法是如何运作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对雅典司法的描述是，雅典“有公众法庭制度，这些法庭由全体公民或由全体公民中选出的人们组成，有权审判一切案件，至少大多数案件，包括那些最重大的案件，例如审查政务和财务报告、法制事项以及公私契约。
” 雅典的法庭“审判官人数六千，由公民抓签选出，当时雅典人民共有十族，每族选六百人。
但审判时，审判官未必全体出席。
出席人数自四五百以至上千不等；出席若是偶数，就要另加一人使成奇数，以免投票不能表决。
审判苏格拉底案件的共五百零一人。
” 并且，所有的这些审判官任期只有一年，一年后将重新选出，而且，每个公民一生中只能担任两次审判官的职务。
无需再作过多的说明，我们已经能够看出雅典的司法与现代的司法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苏格拉底也正是死于这样的一种民主的司法制度之下。
也许，将雅典当时的司法制度与现代的司法制度相比较，可以看清苏格拉底之死有其必然性。
其一，雅典的司法是一种大众的司法。
现代的司法理念强调，法官应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应当是法律共同体中的精英人物。
而雅典的法官由抽签从所有的公民中产生，这样的司法不强调法官的知识的专业性，而强调人人的平等。
其二，现代司法理念强调法官任职的终身制，而雅典所要防范的正是这种终身制。
雅典的法官任职只有一年，而且终身只能担任两次。
这样的法官任职制度，实际上也就否认了法官的专业性。
其三，现代的司法强调法官独立，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不得干涉法官的审判。
而雅典的审判是通过民主的形式进行的，每个作为法官的公民都有投票的权利。
审判就是民主的投票，法官的判断在雅典即是大众的评判。
其实，当大审判团组成之时，苏格拉底就应该预见，他已经难逃此劫了。
因为，在这个审判团中，有多少他曾经将对方诘驳的哑口无言的人，有多少被他证明为一无所知却自认为无所不知的人。
这些人恨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而正是这些人，现在是以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官的身份坐在审判席上，他们将决定苏格拉底的生死。
也许，我们可以大胆想象，假如苏格拉底来到现代，接受现代司法的审判，也许他不会死。
首先，起诉苏格拉底的罪名有二：一是慢神，二是诱导青年。
这两项罪名在现代看来，都属于思想的范畴，是不能作为犯罪被处罚的。
其次，作为现代的法官，他们会首先判断苏格拉底是否违反了法律，是否应当受到处罚。
同时，这些法官还必须考虑苏格拉底的申辩，必须在判决书中对苏格拉底的申辩作出反应。
如此以来，专业的法官很有可能会作出苏格拉底无罪的判决。
既使对其作出有罪的判决，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苏格拉底也不会被判死刑。
虽然这样的想象看起来有些荒谬，但通过这样的比较，我更加坚定了我的观点，杀害苏格拉底的真正的凶手是民主的司法，用我们国人熟悉的语言，或可称为人民的审判。
二假如我上面的论断成立的话，那么，苏格拉底之死就不仅仅象有人说的那样是因为多数的暴政。
苏格拉底之死，实际上反映出民主与司法之间的一种张力，这样一种张力表明，民主与司法并非一回事，民主与司法之间也许存在着一下重要的界限，如果逾越这些界限，对民主与司法都将是一种损害。
而且，从苏格拉底被判决死刑这一事件中，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民主的司法造成了苏格拉底的死，那么，为什么司法不能是民主的？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或者一个以民主自居的社会中，民主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从国家政权的建构、政府权力的行使到司法审判，似乎只有与民主联姻才使其具有正当性。
然而，从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中，我们却发现民主并非适用于一切领域。
至少，司法领域民主是不能随意侵入的。
我无法穷尽所有的理由，只能阐述几条也许是费话的理由。
第一，民主与司法的本质与追求是不同的。
司法的本质是判断，是理性，因此，作为判断主体的法官，被要求具有专门的技艺，即法律的训练。
在此，我们不妨重温英国17世纪的著名大法官柯克与当时的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经典对话。
柯克说：“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
” 虽然柯克的话针对的是国王，但对于一般的民众也同样适用。
司法是一门专门的技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成为法官。
既然不能设想一个不懂医术的人作为医生为病人诊病，又怎能设想一个不懂法律的人作为法官为社会诊病？司法的过程是一个依靠理性和知识作出公正判断的过程，是一个不能掺杂个人的利害关系在其中的推理过程，司法追求的目标就是公正。
而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对民主最简单的理解即是少数服从多数，因为在民主的视野中，人人应当是平等的。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指出的：“实际上，民主的正义观念指的是数量上的平等，而不是基于个人能力的平等；这种观念一旦占了上风，那么，多数必然成为主宰。
不管多数的决定最终如何，它都意味着正义。
因为他们会说，对每一个公民来说，那是平等的。
”民主的这种平等追求，如果应用于司法领域，结果必将是多数的决定代替法律和理性的判断，对公正的追求演变为对平等的追求，公正将不复存在，只要人人平等就实现了司法的价值。
这样的司法，将不再是社会公正的最后的屏障，而变为扼杀个少数人自由的刽子手。
其二，对司法而言，最重要的是理性的判断，而对民主而言，最重要的是基于自身或自己所代表的利益考虑而作出的选择。
当审判苏格拉底的501名雅典公民坐在审判席上时，他们考虑的不是法律的规定，而是苏格拉底在自己心目中的印象，苏格拉底与自己的关系，苏格拉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正如象柏拉图那样追随苏格拉底的青年决不会投票表决苏格拉底有罪一样，那些被苏格拉底嘲笑过的所谓智者也决不会投票表决苏格拉底无罪。
民主的司法已经不是理性的判断，更不是基于法律的决定，它只剩下多数人的声音存在。
其三，现代社会中的法官，往往被视为天然的保守派，因为，司法的判决不是凭一时的激情作出的，也不能仅仅考虑当前的情况。
司法往往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它往往要考虑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考虑这个社会中长期的利益。
而作为民主主体的人民，或者民众，却往往为激情所左右，而这种激情，又往往容易被所利用，最终演变为扼杀少数的工具。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苏格拉底接受审判的七年前，也即公元前406年，同样是雅典，同样是雅典的公民，对海军十大将的审判。
不同的是，那时，苏格拉底还作为审判官坐在审判席上。
根据色诺芬的记载，当时的雅典海军取得了一个著名的胜仗，但退兵时，海军十大将因狂风没有收回阵亡士兵的尸体，因此被控告。
虽然十大将（实际是其中的六位将军）进行了合理的申辩，但公民大会在阿基得墨斯得鼓动下，民众被偏狭的激情所左右，最后回到雅典的六位将军被判处死刑。
不久后，雅典人就对这一判决感到愧疚，并对那些欺骗民众的人提起控诉。
但这一切并没有结束，七年后，苏格拉底也同样尝到了这种民众的激情所造成的恶果。
在现代社会，法院恰恰是对付民主的这种随意性的最好的工具。
托克维尔先生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已经为我们雄辩的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原文引用如下：“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时，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
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地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尊崇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
法院是法学界对付民主的最醒目的工具。
”三司法不能是民主的，民主化的司法只能成为压制甚至扼杀个体自由的工具。
但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司法又无法避免与民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此，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民主应在多大的程度上介入司法？这个看似与上面的结论相矛盾的问题，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得到回答的。
司法遭遇民主后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官应当如何产生？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还是通过直接任命的方式？从上文论及的法官的专业性来看，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法官，而不考虑知识背景，显然是不可取的。
但是，如果法官的产生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任命，那么又必然使一个民主国家中的很大一块权力非民主化。
这似乎与“一切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民主理念相违背。
那么，是否可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选举产生法官呢？这样既可以避免法官的非专业性，又不违背民主的理念，岂不是一举两得。
表面看，此种主张似乎很有道理，但如果考虑到法官这一职业的特殊性，我们将得出不同的结论。
法官在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被认为是上帝派到人间实施上帝意志——法律的使者。
他们是远离世俗的，应该与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保证其作出的判决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