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利政策文献综述1
股权激励动因与实施效果的文献综述
股权激励动因与实施效果的文献综述【摘要】本文对股权激励动因与实施效果进行了文献综述。
在研究背景解释了股权激励与企业管理的重要性，研究意义强调了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和员工动力的积极影响，研究目的是探讨股权激励的作用机制。
在正文中，分析了股权激励的动因、实施方式，以及对企业绩效和员工动力的影响。
最后进行了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评价。
结论部分总结了股权激励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实施建议，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通过本文的综述，可以更好地了解股权激励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并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指导。
【关键词】股权激励、动因、实施效果、企业绩效、员工动力、作用机制、实施建议、未来研究、文献综述1. 引言1.1 研究背景股权激励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股权激励计划，如何平衡股东、管理层和员工的利益，如何避免股权激励的滥用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深入研究股权激励的动因与实施效果，对于企业有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研究意义股权激励不仅仅是一种薪酬方式，更是一种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股权激励，可以实现公司与员工、公司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共享，激励员工和经理人为公司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工作。
这种共享机制不仅可以提高员工和经理人对公司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还可以激发其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
研究股权激励的动因和实施效果，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制定激励政策和管理措施，提高员工和经理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还可以推动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增长。
本文旨在探讨股权激励的动因和实施效果，为企业管理实践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
1.3 研究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股权激励动因和实施效果进行文献综述，深入探讨股权激励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和影响。
具体研究目的包括：分析股权激励的动因，了解企业选择实施股权激励的原因和背景，探讨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对股权激励决策的影响。
探讨股权激励的实施方式，包括各种股权激励计划的设计和实施方式，以及不同类型企业在实施股权激励时的策略选择。
《现金股利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3600字》
现金股利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1.1国外文献1、现金股利政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Jensen（198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企业存在过高的自由现金流会增加企业管理层的道德风险的产生。
而通过现金股利的方式将企业内过高的自由现金流转移到股东手里，这样就可以控制管理者手中的可支配的现金，从而减少其过渡投资的倾向，从而使得企业代理成本降低，公司价值得到提升[1]。
Chowdhry 和Nanda（1994）在对现金股利分配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通过采用构建股利分配模型的方法发现，公司股利政策的好坏会受到公司盈利能力强弱的影响，且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即：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极大多数都是盈利能力强的，反之[2]。
另外，Gugler 和Yurtoglu（2004）以欧洲中部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代理理论出发，通过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公司可以通过提升股利支付率的方式来减少公司内部的自由现金流，从而使得代理成本减少，公司绩效提高。
故此，他们推断：股利支付率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3]。
2、现金股利政策对代理成本的影响Khan等（2013）以亚洲南部国家的非财务领域企业为样本，研究股利政策与企业代理成本的关系。
研究后发现，企业管理者手中的自由现金流会因为现金股利的发放而变少，从而使得代理成本减少[4]。
Easterbrook（1984）也对现金股利政策和代理成本这二者做出了一项研究。
他的结论与上者一致，但研究过程却不同。
他认为企业所受市场监管的强弱会随着企业股利支付的提高而加强。
故此在企业股利支付水平变高、所受市场监管变强的时候，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也会随之减少[5]。
Brunarski等人（2005）的实证结论也证实了股利会减少代理成本的猜想[6]。
Rozeff（1982）在围绕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代代理冲突的研究中提出：企业在提高现金股利政策减少内部代理成本的同时也会使得企业的外部股权融资成本得到提高的模型。
关于股利政策理论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一、国外研究股利政策影响的文献综述西方国家对于上市公司股币政策的研究历史较长，最先是和证券估价分析联系在一起，还没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对股利政策的真正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
196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两位财务学家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发表了《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估价》一文，股利政策一时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
此后，很多财务学家对此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并形成了传统股利政策理论与现代股利政策理论。
前者主要侧重于研究股利政策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方面，形成了股利无关论与税差理论；而后者侧重于研究股利引起股票价格变动的原因，形成了追随者效应理论、股利信号传递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
(一)传统的股利政策理论传统股利政策理论认为，投资者更喜欢现金股利，而不大喜欢将利润留存给公司。
这是因为：对投资者来说，现金股利是“抓在手中的鸟”，是实在的，而公司留利则是“躲在林中的鸟”，随时都可能飞走。
既然现在的留利并不一定转化为未来的股利，那么在投资者看来，公司分配的股利越多，公司的市场价值也就越大。
1956年哈佛大学约翰·林纳(John．1inther)首次提出了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理论模型，拉开了股利政策研究的序幕。
1．“一鸟在手”理论。
“～鸟在手”理论主要的代表者是戈登。
1962年戈登(Grordon．M．J)和夏普(EliShapiro)在众多研究的基础上推导出了戈登模型。
该理论基于投资者偏爱即期收入和即期股利能消除不确定性的特点，认为股票价格变动较大，在投资者眼里股利收益要比留存收益再投资带来的资本利得更为可靠，由于投资者一般为风险厌恶型，宁可现在收到较少的股利，也不愿承担较大的风险等到将来收到更多的股利，故投资者一般偏好现金股利而非资本利得。
在这种思想下，该理论认为股利政策与股东财富息息相关，股利支付的提高将会增加股东财富。
2．股利无关论。
最著名的MM股利无关论是由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在1961年提出的，因为两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均为M而简称为MM理论。
《2024年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基于产权保护和公司治理视角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范文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基于产权保护和公司治理视角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篇一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基于产权保护与公司治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一、引言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成为投资者、企业经营者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股利政策不仅关乎公司的财务状况，更关乎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及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
本文将从产权保护和公司治理的视角，对我国的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一）股利政策的重要性股利政策是公司财务决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于维护投资者权益、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要作用。
它不仅是公司分配利润的重要手段，还是向市场传递公司运营状况的信号。
（二）产权保护与股利政策的关系产权保护是股利政策的重要基础。
只有当投资者相信其产权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时，才会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从而支持公司的股利政策。
（三）公司治理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对股利政策具有重要影响。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确保股利政策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从而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三、理论分析（一）产权保护视角下的股利政策在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的背景下，公司有动力通过实施积极的股利政策来维护投资者的信心。
这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还能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
（二）公司治理视角下的股利政策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确保股利政策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这需要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机构发挥其监督和决策职能，确保股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实证研究（一）研究设计本文选取我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相关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产权保护和公司治理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的数据来源于XXX数据库和XXX数据库。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我们剔除了缺失值和异常值，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1. 产权保护与股利政策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产权保护与股利支付率呈正相关关系。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实证研究文献综述(一)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实证研究文献综述(一)摘要)在公司财务政策中，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利益关系的焦点，且直接影响到公司股东的切身利益，为此，各国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本文从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现状及动因的综述入手，对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及股利公告的市场反应两个方面的实证研究进行总结与评述。
关键词]股利政策；文献综述；影响因素；市场反应在公司财务政策中，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利益关系的焦点，且直接影响到公司股东的切身利益。
定期进行的股利分配还是公司借助资本市场进行调整的重要手段，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事件之一。
同时，股利分配作为企业回报投资者的一种重要方式，也直接关系到公司股东的经济利益。
从这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出发，形成了股利政策研究的三个视角：一是从上市公司的角度，分析其股利政策的现状及其背后的经济动机，二是同样从上司公司的角度，分析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三是从投资者的角度，分析市场对于股利公告的反应。
本文将按照这一思路对我国近年来的股利政策实证文献进行归纳和评价。
一、股利政策现状及动因的相关文献综述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环境处于转轨时期，优胜劣汰的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健全，且上市公司多由原国有企业转制而成，占控股地位的国有股不能上市流通。
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李长青(1999)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现状归纳了四个方面：1．股利支付率不高，不分配的公司逐年增多；2．股利形式不断推陈出新；3．股利政策波动多变，缺乏连续性；4．股利分配行为极不规范。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魏刚(2000)从代理理论的角度指出，股利支付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减少代理成本的一种途径。
王信(2002)通过比较A股与H股上市公司在派现比例上的差异，认为我国A 股上市公司低派现，是由于上市公司内部的“一股独大”。
吕长江和王克敏(2002)以1997～1999年间231家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发现管理层股权比例越低、盈利能力越强、公司股本规模越大，则公司股利水平越高。
关于股利政策理论文献综述
关于股利政策理论文献综述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论文摘要：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A股上市公司达到上千家，证券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也应该看到，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不分配股利或分配股利以再融资为目的的现象，这被学术界称为“ 中国股利政策之谜”，股利政策已成为国内外公司财务、金融领域的一个研究重点。
论文关键词：现金股利股票股利股利政策公司税后利润究竟应该分配给股东还是留在公司内部?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把股利分配给股东?应该分配多少股利给股东?股利分配的金额和方式对公司价值和股东财富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一致的回答，因而，公司股利政策的问题也成为公司财务领域长期以来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一、国外研究西方国家对于上市公司股币政策的研究历史较长，最先是和证券估价分析联系在一起，还没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对股利政策的真正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
196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两位财务学家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发表了《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估价》一文，股利政策一时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
此后，很多财务学家对此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并形成了传统股利政策理论与现代股利政策理论。
前者主要侧重于研究股利政策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方面，形成了股利无关论与税差理论；而后者侧重于研究股利引起股票价格变动的原因，形成了追随者效应理论、股利信号传递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
(一)传统的股利政策理论传统股利政策理论认为，投资者更喜欢现金股利，而不大喜欢将利润留存给公司。
这是因为：对投资者来说，现金股利是“抓在手中的鸟”，是实在的，而公司留利则是“躲在林中的鸟”，随时都可能飞走。
既然现在的留利并不一定转化为未来的股利，那么在投资者看来，公司分配的股利越多，公司的市场价值也就越大。
1956年哈佛大学约翰·林纳(John．1inther)首次提出了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理论模型，拉开了股利政策研究的序幕。
股利政策相关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_谢婉玲
Financial View金融视线 |MODERN BUSINESS 现代商业45股利政策相关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谢婉玲 东华大学 200051摘要:股利政策在上市公司财务经营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
国内外文献的对股利研究重点往往集中于现金股利分配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则有所创新,有关学者提出运用判别模型对不同股利政策的选择动因进行研究。
然而到目前为止,该类研究仅将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进行了对比,对双重股利的研究较少。
关键词:股利政策;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双重股利一、引言股利政策作为上市公司经营状况成果的分配它一直是证券市场和广大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在上市公司财务经营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
上市公司通过选择最优股利支付,向市场传递有关公司现在状态和未来前景的信息,来达到内部管理层和外部投资者的信息均衡。
因此投资者可以根据公司的股利政策和市场反应来判断公司的发展状况和质量。
二、国外股利政策研究综述国外关于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最早是由Lintner(1956)提出的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理论模型。
该理论认为当前股利收入比留存收益所带来的未来资本利得更为可靠,那么对于那些厌恶风险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可能宁愿获得较少的股利,也不愿意将留存收益给未来不确定的高额资本利得。
Miller和Modigliani(1961)的股利无关论则成为股利政策研究的基础。
该理论认为,在一个信息对称的完美资本市场里,在公司投资决策既定的条件下,公司的价值和公司的财务决策是无关的。
该理论的缺陷在于忽视了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等种种现实。
但Miller和Modigliani后来认为,未预期到的股利变化会向市场提供有关公司未来盈余的信息,因此会导致股票价格的变化,当公司提高股利时,就是向市场传递出“盈利能力佳”的良好信号;反之,就会向市场传递出“盈利能力差”的不良信号。
这就是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假说。
客户效应理论最先也是由Miller(1961)和Modigliani(1961)提出!的。
文献综述资料
股利政策是公司经理们所面临的重要的财务决策，同时它也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1956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翰。
林特纳（John Lintner）首次提出了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理论模型，而1961年米勒和莫迪利亚尼所提出的著名“股利无相关假说”，则成为股利政策理论的基石。
此后的近40年里。
股利政策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并逐渐成为企业金融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股利分配政策理论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践二、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实践如果从全球视角考察国外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践，那么可以发现，其一般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第一，公司通常将其盈利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支付股利，且派现一直是公司最主要的股利支付方式。
1971－1992年间，美国公司税后利润中约有50一70％被用于支付股利。
即使是在此之前的若干年里，这一比例也高达40－60％（Alien and Michaely，1995）。
另外，从历史上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派现一直是公司最主要的股利支付方式，而股票回购则处于次要地位。
1984年和1985年两年内，公司的股票回购（包括对普通股及优先股的回购）在数额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此之前，股票回购量通常仅占公司净收入的5％左右，而在此之后，股票回购量则约占公司净收入的25－47％。
但与此同时，现金股利占公司净收入的比率并未下降，因此，在这一时期，公司总的股利支付水平（包括派现和股票回购在内）是上升的。
不过，从全球来看，作为股利支付方式的股票回购并不具有普遍性。
第二，现金股利与资本利得之间的税收差别，对公司股利支付方式选择的影响程度因国而异。
从美国的情况看，在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出台前，现金股利是被当作普通收入课税的，且当时对现金股利征收的税赋，平均边际税率约为40%.而股东从公司回购股票中所取得的收入，则是被当作资本利得而加以课税的，其平均边际税率相对较低。
从英国与德国的情况看，股利分配的税收效应似乎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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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 and Modigliani(1961)在其经典论文《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价值》中对“股利之谜”进行探讨时，提出著名的股利无关论，即认为公司价值仅由其资产运用的效率决定，而与负债或股利分配无关。
该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假设公司的投资政策保持不变且不受股利决策的影响；假设存在“完美的资本市场”，即无税——不存在税收；信息完备——各个投资者拥有的信息是相同的，其对未来投资机会和利润完全有把握，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充分了解；无交易成本——证券交易在瞬间完成，不存在交易费用；完全合约——管理层与股东之间没有利益冲突，无代理成本；无发行费用——公司可以自由进入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发行股票时没有发行费用；理性行为假设——每个投资者都是理性的，都是个人财富最大化的追求者。
半个世纪以来，尽管“股利无关论”受到了多方的责难，但其开创了股利政策研究的新领域。
可以说正是由于“股利无关论”的理论假设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不吻合才为后续研究留下了诸多空间% Lease等（2000）认为股利政策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现实市场与理想市场的差别。
即现实市场的不完美之处。
他们将其分为“三大不完美”，即税负、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以及“三小不完美”，即交易成本、发行成本和非理性的投资者行为。
后来的学者对Miller and Modigliani模型中的各种假设不断修正，形成了关于股利理论的众多假说与流派，这些理论模型都有大量的实证检验。
一、股利理论的“三大”假说1、税差假说许多西方国家对个人收入中的股利收入和资本利得同时征税而由于股利收入与资本利得的税率不同，一般资本利得税率更低，使得投资者可通过股利政策的选择来实现其税后收益最大化。
加之投资者可以通过继续持有股票来推迟资本利得的实现，从而享受递延纳税的好处。
因此，股利政策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顾客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者往往偏好资本利得而反对现金股利。
2、信号假说信号假说主要由Bhattacharya和John and Williams 及Miller and Rock等所提出，他们认为在不完美的市场中，当公司管理当局与外部投资者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管理者会利用股利政策来传递有关公司未来前景的信息。
3、代理成本假说其认为，股利支付能够有效地降低代理成。
首先，股利支付减少了管理当局所能支配的自由现金流量，使其失去可用于谋取自身利益的资金来源，改善企业的资金配置。
其次，大额的股利发放使得公司内部资本由留存收益供给的可能性变小，为了满足新投资的资金需求，有必要寻求外部负债或权益融资，而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意味着公司将接受更严格的监督和检查。
在这样的情形下，股利支付就成为一种间接约束经理人的监督机制，尽管外部融资代价不菲，现金股利也可能要征税，但其大大降低了股东的监督成本，增加了股东的利益。
二、股利政策的“三小”假说1、交易成本假说交易成本假说认为，投资者频繁买卖股票需要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和税收，那些喜欢现金回报的投资者会发现现金股利是一个实现其资产流动性的较理想方式。
对于投资者的投资组合而言，定期现金股利是一种低成本的现金回报方式。
按照该假说，在以高交易成本为特征的相对不成熟的市场上，股利支付应该是最多的。
但在现实中，美国、英国及加拿大3个高变现、低成本的股票市场中股利支付却最多。
2、发行成本假说( 股利无关论) 认为，公司可以自由进入资本市场无成本地筹集资金，股利支付导致的现金流出正好被新融资带来的现金流入所抵消。
然而发行成本假说认为，由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发行新股票的费用很高，那么公司应把所有的利润留存，在满足了资本投资后再决定股利发放的水平，而不是在支付股利的同时又通过发行新股为投资项目融资。
但在实务中，大多数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却仍然在支付股利的同时又通过发行新股为投资项目融资。
可见，发行成本理论也很难独立地解释现实经济中的股利政策。
3、行为假说Miller and Modigliani(1961)在“股利无关论”中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
然而大量的实验已经证明，投资者并不总是那么聪明、理性。
Miller and Shiller 认为，由于股利分配中存在的诸多偏差，引入行为因素重新解读股利决策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他们将这些偏差归纳为3类：一是对实践证据的误读；二是对基本股利模型的曲解；三是对模型作用的过高期望。
行为财务学正是试图通过对Miller and Modigliani模型中的资本市场理性有效假设进行修正，从而创建股利分配决策中的行为学派。
到目前为止，财务学术界（尤其是国内学术界）还没有真正重视人类的实际决策行为与经典财务理论前提假设之间的背离。
投资者的认知偏差与决策偏离、股票市场的羊群效应与系统性偏差、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集体行为的低效率等等诸如此类的非理性因素都引起西方学术界对传统财务理论的责难。
现实中的“人”并非传统经济理论中所认为的“完全理性”，而是实实在在的“有限理性”、“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
汪丁丁（2004）提出经济研究应当“直面现象”。
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公司财务也应该“直面”公司财务之现象，理论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先导。
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市场现金股利不受欢迎，而在美国市场却恰恰相反？现金股利偏少、投机行为严重、红利与资本利得之间的税收差异能解释这些问题吗？中国上市公司为什么发放股利？为什么发放现金股利？为什么发放股票股利？因此，利用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的理论知识与分析工具，重新诠释中国资本市场中的种种“财务现象”（包括股利分配）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领域。
在股利政策与股权结构关联度的实证研究方面,武晓春( 2003) 和阎大颖( 2004) 以及唐国琼和邹虹( 2005) 都观察到了现金股利发放率与非流通股比例的正向关系。
他们认为, 非流通控股股东存在掏空动机,倾向于通过派发现金股利转移公司资源。
陈洪涛和黄国良( 2005) 也发现了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利用现金股利政策转移现金的现象。
廖理和方芳( 2004) 发现, 管理层持股会激励经理通过股利政策的选择缓解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
廖理和方芳( 2005) 进一步发现, 对于股利增加的宣告事件, 过度投资公司的市场欢迎程度要显著地大于非过度投资的公司。
该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体现了自由现金流假设的预期。
所谓自由现金理论是指第一大股东能够迫使公司吐出多余的自由现金流,并能根据企业的成长性机会调整股利政策(在成长性高的公司增加投资,在成长性低的公司增加股利)。
掏空理论的假设认为,公司组织的代理问题更多地表现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从控股股东的掏空动机来看，控股股东具有通过股利政策实施公司资源转移的倾向。
掏空理论相信:控股股东会选择较高支付率的股利政策,并且罔顾公司的成长性和投资机会，甚至将公司的投资机会也转移出去。
掏空假设预期:随着股东控制权的增大,公司会选择更高支付率的股利政策;而且,股利政策与公司成长性无关。
上述研究分别为股利政策的自由现金流理论和掏空理论提供了相应的经验和理论证据。
但是, 支持掏空理论的研究忽略了企业成长性对股利政策的重大影响,从而导致了结论可信度的削弱。
而支持自由现金流理论的研究则主要关注股利宣告的市场反应以及管理层持股的股利效应,没有有讨论第一大股东对股利政策的潜在影响。
谢军在《股利政策、第一大股东和公司成长性:自由现金流理论还是掏空理论》中以763家上市公司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检查了股利政策和第一大股东持股以及企业成长性机会之间的统计关系,考察了股利政策的股权效应,并比较分析了企业成长性机会对股利政策股权效应的影响程度。
作者发现,第一大股东具有发放现金股利的显著动机,而且这种动机不受股东性质的显著影响。
文章进一步观察到, 企业成长性机会能够弱化第一大股东分配现金股利的激励, 并促使公司保留更多的现金用于有价值的投资机会。
本文的经验结果并不支持掏空理论而更支持自由现金流理论。
中国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中历经了15年的发展,公司的股利政策同样也是投资大众和金融研究者所备加关注的领域。
孙茂竹、王艳茄和张祥风在《从博弈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决定》中，从股利政策的内涵出发,运用博弃论的基本原理,分别从管理者与股东、管理者股东与债权人方面的利益冲突入手, 建立博弈模型,列出支付拒阵,进行均衡分析,得出博弃的均衡结果—低股利支付政策、继续持有股权或债权,指出低正常股利加顶外股利政策是最符合这一博弃结果的股利政策选择。
这种股利政策既吸收了稳定型股利的优点,同时又摒弃了其不足,使公司在股利发放上留有余地和具有较大的财务弹性,可以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股利政策,以实现公司财务目标最大化, 应该是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最佳选择。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公司都采取这种股利支付政策的。
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1、在我国的现实状况下, 大多数利益较量都是非合作博弈；2、作为模型讨论前提的一些假设条件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来说,显得过于苛刻。
3、虽然股利的发放会影响各方的利益, 而利益各方也都能通过各自的行为对股利政策的制定产生一定影响。
所以, 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博弈, 上市公司治理任重而道远。
是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最佳选择但其研究建立在以下假设之下：1、公司可实现持续经营, 且利润为正；2、公司的股利分配形式全部为现金股利，不考虑股票股利；3、公司留存收益全部用于追加投资；4、资本市场处于不完全信息状态；5、公司股权集中度较低；6、作为博弈一方的股东主要代表内部非控股股东和外部长期价值投资型股东。
党红在《关于股改前后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股改前后都存在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显著正相关而流通(非限售) 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
第一大股东仍然偏爱更高的现金股利, 与第一大股东股改前后对于现金股利的偏好没有改变相一致, 非限售(流通) 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本能地在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上与大股东背道而驰, 从而呈现出与国外全流通资本市场中大股东倾向支付较低现金股利不同的风景。
这也就是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尚未呈现出全流通资本市场上作为降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成本工具的现金股利政策应有的特征。
并提出采取措施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培植具有制衡力的其他大股东是可能的解决之道,同时也必须注重配套执行机制的建设。
国外实证研究也表明强势法律执行制度较之广泛的投资者保护法律在投资者利益保护方面更为重要。
但是, 配套执行机制不仅包括法律执行机制, 而且包括非法律执行机制如媒体压力(Dyck和Zingales, 2004) , 配套执行机制的建设绝非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