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影响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

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

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礼法融合春秋决狱中国法律儒家化中国几千年的法制，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素有中华法系之称。

中华法系从表及里贯注着儒学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包涵着丰富的伦理观和法律观。

礼作为中国法文化的核心，为整个社会规范和行为确立了明确的标准。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学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逐渐法律化。

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了维护礼的工具，礼成为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指导。

“春秋决狱”是礼法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从此，中国法律被儒家思想改造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为形式的伦理法，使中国封建法律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其统治效能，[1]对中国法制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之起源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

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

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

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

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

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

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

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儒家的基本法律观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

“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2]。

（一）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

儒家思想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重伦理，正名分。

伦理是宗法家族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准绳，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

儒家赋予伦理观以法律的意义，伦理原则与法律融合，既强调法律的根本使命就是维护伦理准则，又直接视违背伦理的行为为违法行为，“出礼则入刑”。

礼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其本质是等级制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3]孔子的“正名”，就是要通过立法恢复这种等级名分制的权威，使之“名正言顺”，从而保证伦理原则的约束力。

孟子也宣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

”[4]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5]这是人伦的准则。

荀子则明确强调“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6]这种等级制度就是把“农农，士士，工工，商商”等标志封建主要阶级成分内容纳进礼的内容中来，使得“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礼）为隆正”，[7]并将贯穿着伦理精神的“礼”奉为法律的指导原则，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 [8]这种理论经汉代儒家大师董钟舒的加工改造，最终演变为指导古代立法的“三纲五常”。

第二，重家国、倡忠孝。

儒家发扬了西周礼治秩序中的家庭为本位的传统，重视调整家庭内部关系。

孔子一再强调“笃于亲”，认为孝亲是“为仁之本”，百善之先。

孟子进一步阐发道：“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

[9]儒家不仅视“孝”为伦理的范畴，而且将“孝”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不孝即为严重犯罪，自夏朝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不孝罪”入律，隋唐将“不孝罪”列入“十恶”大罪。

《孝经》宣告：“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

儒家倡孝的目的在于移孝忠君，“国之本在家”，[10]父与君是相通的，忠以孝为基础，孝以忠为归宿，通过维护家长制的宗法原则来实现忠君守法，以此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第三，重差等，别贵贱。

等级差别是礼的本质特征，主要作用是“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11]而“天道”体现的是等级划分，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人不上大夫”，[12]强调平民百姓与贵族官吏之间的不平等，强调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

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13]孟子认为：“天下有道，大德役小德，大贤役小贤”。

[14]荀子以为：“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15]由此看来，儒家主张国家法制要以明上下贵贱之分为宗旨，实际上是用法律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二）由“德治”延伸出的法律观“德”的观念起源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夏商时期的天命天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其基本含义是，统治者要提倡道德，重视道德，适用刑罚要宽严适中，不要滥罚无辜。

儒家在继承西周“德”的基础上，又对之进行了改造和补充，将之视为治理国家，取得民众支持的根本途径，这包括宽惠待民和实行仁政两个方面。

此外，儒家还抬高了德的地位，置之于国家法律甚至君主个人权力之上，作为区分“仁君”与“暴君”的准绳。

当然，儒家的“德治”并不完全否认刑法的功用，其实，儒家和法家一样，都认为刑法是必不可少的统治工具。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首先依靠德礼，其次才是政刑。

他主张以德礼来指导刑罚的适用，以便使刑罚在适用中做到宽严适当。

他反对不重视德礼而强调刑罚的治国主张，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儒家深知德刑并用、以德化民的必要性，但也重视两者的不同后果，即德治对人心的影响是积极的，刑罚的后果是消极的，因此，儒家更青睐于德治。

三、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演进及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成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和特征。

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到合一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内在规律。

中国古代行为规则体系的核心是礼，其内容主要是规定了在等级秩序中人们的义务性规范，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

违礼的行为要受到制裁，“出礼则入刑”，这样的制裁既包括道德上的谴责，也包括国家强制力的惩罚，后者则主要是刑、法、律的调整范畴。

对于古代法律的把握，只有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考察，才有完整的意义。

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实践的总结，“治之经，礼与刑”，[16]礼与刑，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最初形式和内容。

中国古代法律就是从礼、刑（法）关系的演进中发展而来。

中国古代的礼、法关系经历了由分立、对立到合一的过程。

夏商周时期礼、法处于分立状态。

礼从氏族时期“事神致福”的祭祀仪式，到阶级社会注入尊君的内容，“尊先祖而隆君”，至周更加系统化，成为“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17]的标准，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18]的根本。

“违礼”行为要受到制裁，甚至要处以“刑”的惩罚。

春秋战国时期，礼与法是对立的。

春秋时期，出现了“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19]的诸侯争霸局面。

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反映在法律意识和法制建设上，突出的表现就是“以法治国”、“缘法而治”的法家的兴起。

管仲率先将国君所立的“法”作为一种新的行为规范从礼中分离出来，树立了“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20]的法治模式。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把法律铸在鼎上，率先公布了成文法，打破了“议事以制”、“刑不可知”的秘密法状态。

时至公元前445年，魏相李悝总结各诸侯国的立法经验，编篡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

成文法运动实现了各种社会行为“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

法的核心是“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旨在打击宗法贵族势力。

维护宗法血缘等级秩序的礼自然被排斥在法之外了。

儒法两家礼、法之争日益激烈，礼、法关系尖锐对立起来。

汉魏以后，礼、法关系又趋于合一。

礼、法作为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尽管存在着对立，但也存在互补的社会调整功能，并非不可调和。

儒家坚持礼，主张德治、人治，但并不反对以刑的力量来维护礼。

荀子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同时，更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法家在理论上也并不完全排斥伦理化的礼。

商鞅认为“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是“法之常”。

[21]所以，“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22]礼、法关系由对立走向结合成为必然。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是在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走向合一，儒、法两家由分离到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秦王朝二世而亡，标志着法家治国理论在实践中的失败。

两汉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求助于黄老之术，推行“休养生息”，从原初的以道补法，发展到以儒、法、道三者结合的治世之术，造就“文景之治”。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过于消极的黄老之术越来越不适应传统的专制政治的需要。

统治者急需树立一种更能有效维护专制政治的权威思想，来实现意识形态的统治，新儒学于是应运而生。

所谓“新儒学”是指西汉硕儒董仲舒在继承先秦儒学思想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新的补充和发展。

他对先秦儒学的内容作了神圣化、神秘化的改造，提出了“天人感应”，将儒家思想推崇为社会、政治乃至家庭生活的最高准则。

同时又吸收法、道、阳阳五行各家及商周以来的天命神权观。

还主张“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又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3]确立了“三纲五常”的绝对准则。

从而使儒学发展为一种有利于建立和维护集权专制统治的精神武器。

新儒学的政治法律理想迎合了大一统思想统治的要求，所以，汉武帝欣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学上升为官学，儒家思想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儒家经义也逐渐被法律化，中国古代法律以新儒学的出现为标志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