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第五讲 不平等与经济增长5.1 经济不平等有两个原因使我们关心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第一，每个人都觉得，从哲学和道德角度说不平等是不好的。

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一个人在获取经济资源时得到歧视性的区别待遇。

第二，如果我们不关心不平等本身，仍然有别的理由使得我们必须关心不平等。

5.1.1 什么是不平等？一、背景经济不平等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它与寿命、个人能力以及政治自由等紧密相连（阿马蒂亚·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进行比较，因为个人收入和财富与自由及个人的行动能力是相关的。

因此，研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时应抱着这样的宗旨：不是因为它代表了所有这些差异，而是它代表了这些差异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经济不平等：初步观察须注意个方面：1.考虑具体的背景，我们可能会关注一下当期支出与收入的流动，财富（或资产存量）的分配，或一个人一生中收入的分配情况。

2.我们还想了解人们赚多少钱及怎样赚到那些钱。

这里，功能性收入分配和个人收入分配是有明显差别的。

功能性分配表示各种要素投入的收益，如劳动、土地和各种资本设备等。

个人收入分配即收入在个人或家庭之间的分配，而不是在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

为什么要区分？1.对收入来源的理解会影响我们判断产出的方式。

从慈善或福利机构领取的钱可能被认为与工作挣到的同样数目的钱不同。

“受到雇佣是获得自尊的因素之一，也的确能获得别人的尊敬……如果一个人由于失业而不得不选择一种并不适合于他或与他的教育程度不相称的工作，他可能仍然感到不满足，甚至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工作。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2.功能性收入分配也能告诉我们不平等和发展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如增长的关系。

要想了解经济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投入要素的价格和所有情况。

5.1.2 经济不平等的度量一、衡量度量不平等的指标的四项标准：1.匿名准则：收入的互换对不平等程度的判别没有影响。

2.人口准则：整个人口成倍增长（收入也成倍增长）不会改变不平等的程度。

即人口规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收入水平上人口的比例。

3.相对收入准则：收入水平不身在进行不平等程度度量是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即收入的相对值有意义，而绝对值对评价收入不平等意义不大。

从而我们就可以评价和比较不同国家收入不平等状况。

4.达尔顿准则（或达尔顿—庇古准则）：如果一个收入分配是由另一个分配经过一系列的累退性转移后得到的，那么前者一定比后者的不平等程度要高。

（Dalton,1920；Pigou,1972）二、洛伦茨曲线（Lorenz Curve）1.介绍2.洛伦茨准则：如果一个分配的洛伦茨线上的每一个点落在另一个分配的洛伦茨曲线的右侧，则可以判断前者比后者更加不平等。

3.这一准则与前面准则的关系：当且仅当一个不平等的度量同时满足前面四个准则时，它也满足洛伦茨准则。

这一点很关键：首先，它告诉我们这一准则与其他四个准则是等价的。

其次，也更加重要的是，它把其他四个准则概括到一个清楚的图形中。

两个问题：1.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通常更喜欢看到用数字表示不平等程度。

2.一旦洛伦茨曲线相交，这种方法对不平等程度的判别就没有用。

三、对不平等的完全度量1.值域：把最富的和最穷的个体的收入差除以收入均值就得到了值域。

()11m R y y μ=− 2.库兹涅茨比率：最穷的20%或40%的人口，或最富的10%的人口，所获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

3.平均绝对离差：把所有收入与平均收入的距离都计算出来，把它们加总，然后再除以总收入，从而把不平等表达作为总收入一部分的平均离差。

1mj j i jM n y n μμ==−∑ 4.变差系数：用标准差除以平均值，使得收入的绝对数量并不重要。

（标准差是把所有的距离平均值的离差都取平方。

）C =5.基尼系数：把所有的收入对取差，然后加总所有的（绝对）差距。

21112m m j k i k j k G n n n μ===−∑∑ y y 5.2 不平等和经济发展：相互的联系不平等会随着时间更加扩大，还是会逐步缩小呢？不平等怎样影响诸如收入、就业、财富、经济增长率等变量？反过来，这些变量又是如何影响不平等的演化过程？5.2.1 经济增长中不平等一、倒U 型假说二、倒U 型假说的检验1.截面数据截面分析的最早例子之一是由Paukert （1973）所进行的研究，他把56个国家按照其1965年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 划分为不同收入组，不平等程度是用基尼系数测度的，如下表。

这个表揭示了两方面的情况。

首先，看上去倒U 关系是存在的。

其次，在特定分组中的变化当然不可能被忽略。

使用更大的数据集，将会支持Paukert 的结论，如下图。

而Ahluwalia （1976）的截面回归研究堪称这个领域的早期经典之作，他分析了60个样本国家，其中40个为发展中国家，14个发达国家，6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GNP 数据按照1970年美元价格计算。

他把每个国家人口分成五等份，从20%最低收入人口到20%最高收入人口，对于每个分组，他使用如下方程进行回归：2i s A by cy D =++++误差项回归结果如下表：应当注意的问题：（1）数据中表现出太大的内部差异，以使我们无法接受存在某种经济变迁的铁律。

（2）从某种程度上讲，倒U型关系是度量不平等统计方法应用的人为结果。

（3）按照上述方程所描述的方式进行回归并不是检验倒U型关系的唯一函数形式。

2.时间序列三、收入和不平等：不平衡的变化和补偿性的变化1.收入增长的类型2.首先不平衡，然后补偿？5.2.2 不平等对增长与发展的影响机制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奇迹”的同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攀升。

这一现实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共同富裕”相矛盾，因此，如何实现平等的增长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一环。

在此，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平等的增长是可能的吗？平等到底是增长的障碍，还是增长的催化剂？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增长与分配就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但是，有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文献的大量涌现却始自库兹涅茨1955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著名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这篇文章提出了后来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即伴随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状况首先恶化，在恶化到一个顶点之后，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收入分配状况好转。

库兹涅茨倒U规律提出之后，理论界的研究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方面，实证分析，利用更加丰富的数据从实证角度证实或证伪库兹涅茨倒U曲线规律。

这条研究路径的侧重点在于：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的演化过程和规律。

另一方面，理论分析，侧重研究库兹涅茨倒U规律背后的形成机理，即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而这方面文献的最大特征在于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分界线的文献转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的文献强调不平等通过促进资本积累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此之后的文献却发生了转向，强调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本研究在综述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揭示这种文献转向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实践和增长理论的新进展。

二、不平等：增长的催化剂收入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资本的基础性”，即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思想来自哈罗德-多马模型。

而资本积累取决于社会储蓄率，新剑桥经济学家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工资铁律思想，即工人的工资所得仅够维持生存，工人是没有储蓄的。

即使放宽这一假设，工人也有储蓄，但是如果富人的储蓄倾向比穷人的高，那么，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即国民收入中资本所占份额越大则社会储蓄率越高（Kaldor，1955）。

当然，这要求边际储蓄倾向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Pasinetti，1962）。

因此，如果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那么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率而促进经济增长。

哈里·约翰逊（Johnson，1958）对此做了经典地概括：“快速的增长和公平分配之间的矛盾很可能发生；告诉一个渴望发展的贫穷国家不要过于担心收入分配问题或许是个很好的建议。

”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又一理由是投资的不可分性或大规模的投资能够更好地适应高风险和高回报的项目，即新产业的新建需要非常庞大的沉没成本。

而在发展中国家，信贷市场不发达或不完全，因此，这些投资的形成需要财富的集中，特别是收入分配顶端的不平等（Bhattacharya，1998）。

收入不平等通过促进资本积累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思想与库兹涅茨的倒U规律的早期发展阶段相符，但是，如何调和这种思想与库兹涅茨倒U规律所揭示的经济发展中后期收入分配状况好转与经济增长同步现象？经济学家用涓滴效应来解释这种现象。

首先，富人俱乐部内部的不平等加速了资本积累，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而与增长伴随的是穷人就业机会的增加，特别是人力资本高的穷人，这提高了教育的平均回报率，从而把穷人也带入整个经济发展进程中（Galor and Tsiddon，1996，1997；Banerjee and Newman，1993；Maoz and Moav，1999；Fishman and Simhon，2002）。

其次，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资本供给增加将降低资本的回报率，从而降低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好转（Aghion and Bolton，1997；Matsuyama，2002）。

最后，与经济增长相伴的是劳动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劳动变得越来越稀缺，劳工在与资本家的谈判中地位更强，劳工组织性更高，这都将导致再分配政策的出现再分配政策（Perotti，1993；Galor，Moav and V ollrath，2006）。

因此，伴随着富人投资的全球经济环境的改善将解脱穷人的束缚并且有利于其最终实现赶超。

但是，当这种涓滴效应微弱的时候，一国将进入一种不平等和低增长长期恶性循环。

例如通过中间投票人机制的再分配政策将降低富人的投资动力，或者导致富人的资本外逃等等都将降低一国经济增长率（Perotti，1993）。

这一理论与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经典研究相符（1954）。

但是，有关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与储蓄率二者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模糊的。

最早对储蓄与社会上层的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是Kuznets and Jenks（1953），他们利用美国1913-1948年间不同来源的数据，研究得出储蓄率随着收入的上升而增加，但是其增加的速度是递减的。

利用最近美国的微观数据，Dynan, Skinner and Zeldes（2004）证实了这一观察结果。

他们指出，在储蓄率和终生收入之间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发现在边际储蓄倾向和终生收入之间存在一种较弱但是仍然是正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