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总是在一定规律的支配下进行的

历史的发展总是在一定规律的支配下进行的，它不以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

然而，不同的个人、阶级、党派又总是带着各自的意志、目的，参与历史的运动，并力图促使历史的发展与自己的愿望相一致。

这就使得历史发展呈现出一派波澜起伏、多姿多彩的景象。

这其中也就包含着历史发展的偶然性。

历史正是在众多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向前发展的。

个中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并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而偶然性最终是由必然性决定的。

二者关系是辩证的统一。

这就要求我们在探讨历史问题时，既要注意必然性因素，又要注意偶然性因素。

如此，我们反映出来的历史才能够有血有肉，才能够更加接近客观事实。

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正是由许许多多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认为，离开了对南京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属性，社会基础，政治行为模式，政党及军队状况等等内在的必然性因素的研究，无法说明为什么它必然走向来亡；而没有考虑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抗战胜利后中国特殊的政治局势的影响等外在的偶然性因素(相对于这一政权自身而言)的作用，则难以解释清楚为什么它会在抗战胜利后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如此迅速地走向崩溃。

学界关于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的历史必然性问题，目前已有了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张益民的《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的历史必然性》(《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一期)，忻平的《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探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二期)，易劳逸(美)的《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等等。

本文接受他们的一些观点，故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内容恕不作详细的阐析。

主要就中日战争及战后中国的政局这二个偶然性因素，探讨它们如何同国民党政权灭亡的必然性因素共同作用，促使这一政权迅速走向崩溃。

二南京国民党政权走向崩溃是必然的。

因为，从政权的阶级属性及社会基础看，它只是代表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自始至终与广大民众相对立。

就是少数的地主豪绅及资产阶级也并没有一直作为它的忠实的同盟者。

因而它极其缺乏社会基础，犹如一幢建构在沙滩上的大楼。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国民党政权统一的背后是一盘散沙，地方势力始终拥兵自重，各为已谋，不买中央的帐。

从政治行为模式上看，国民党政权其实完全承袭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套政治行为模式，由于本身的阶级属性及由此而造成的北伐过程中的“政治南伐”，致使封建遗老、旧政客、军阀等投机分子纷纷涌入，因而极具封建腐朽性。

以权谋私，拉帮结派，尔虞我诈，办事推诿拖拉等等封建毒素弥漫于政府的上上下下，因而这一政权在行为上极其低效无能，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从党自身的状况看，由于1927年的清党，把优秀分子清除出党，而腐朽投机分子乘虚而入。

又由于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背叛了中国革命，致使国民党从一个颇具战斗力的党逐渐变为腐败无能的党。

如此腐败的党，直接动摇了它所领导的政权。

从这个政权的一大支柱军队的状况看，国民党军队貌似强大，实为一盘大杂烩，除派系林立外，又都极其缺乏军事及政治素养，因而战斗力低下。

这样的一个政权，在现代社会里，自绝于人民，走向灭亡是必然的。

然而，从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形势看，当时人们无论如何预料不到国民党政权将在短短十几年之后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所推翻。

一方面，因为它打着孙中山及三民主义这块招牌，欺骗人民尚有效果，其自身的弱点在未经激烈的社会动荡前还不会立即充分表露出来；为巩固其统治，从30年代初起，国民党政权着手进行经济建设、政治改良、剪除地方恶性势力等工作，尽管因为政权自身的性质特点决定了这些工作无法起色，然而还是可以起到延缓灭亡的作用的；加之国民党政权外有帝国主义作靠山，内有江浙财团官僚买办资本作后盾。

另一方面，作为国民党政权最大的敌对势力，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尚且相当弱小，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军只有二万余人，至抗战前夕也不过几万人，同国民党相比实为天壤之别。

可见当时还没有迹象表明国民党政权将在短短十几年之后被推翻。

就是在抗战胜利后的那种形势下，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也估计说需要用20年的时间才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见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然而，历史的发展，常常会出现一些人们难以预料到的现象。

这其中，中日战争这一外在的、偶然性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中日战争起到什么作用?这里借用费正清的一句评论：“总之，是日本的侵略造成了这么一种局势：使国民党走向衰落，而使共产党得以生存、发展和走向胜利。

”(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章：“中国的统一”)不管费氏这句话的原本用意是什么，我想，它反映了历史事实。

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它。

个人以为，这场民族战争对于促使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崩溃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它使得国民党政权固有的弱点和共产党固有的优点迅速充分地显示出来。

质言之，就是促使国民党政权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因素，通过中日战争这一外在的、偶然性因素充分表现出来。

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使国民党政权在经济上遭受到致命的打击。

作为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同发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一场战争，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耗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个政权的本质决定了它无法把损失限制在最低限度，反而加剧了它。

由于惧怕人民，不敢实行人民战争，致使军事上节节溃败，大片国土落入敌手，遭受日本人的疯狂破坏和掠夺；政府的军政官员及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阶级本来已是极端腐败，而今更是借着抗战之名义大发国难财。

国家经济由此而遭受致命的打击，出现了严重危机。

到四十所代初，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恶性发展，一发不可收拾。

农业大幅度减产，城市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大量倒闭。

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据统计，到1944年，产业工人的购买力降到战前的43%，依靠工资收入的人员已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大学教授工资只相当于战前的12%，致使一些人不得不靠卖书度日。

因而出现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的局面(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P632)。

经济是一个政权能否稳固的关键，这场危机能否解决，成为战后国民党政权能否维持统治的关键问题。

然而，由于反人民的本性，战后国民党无暇顾及这个问题而挑起了内战，先是大失民心，继而使经济危机发展到经济全面崩溃，从而大大加速其灭亡。

其次，造成国民党政权权威地位的迅速下降和共产党地位、作用的迅速提高。

抗日战争客观上为国共两党提供了一个充分表现自己的场地，这也是一场竞争，一场严峻的考验。

谁优谁劣，人们拭目以待。

国民党在这场竞争中是失败者，导致它在中间党派、知识分子等社会中间阶层乃至它的盟友美国人面前，威信大降。

相反，共产党力量迅速壮大，影响大大提高。

原先各方对于国民党都寄予很高的希望，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却颇令人失望。

特别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从本阶级利益出发，为了保存实力以便在战后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国民党顽固地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阶级党派的利益之下，并且对于在抗战中兴起的抗日民主势力严加压制，始终拒绝给予人民抗战的民主和自由。

国民党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急转直下，一直到抗战结束。

抗战头两年的那种悲壮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更有甚者，躲在西南大后方的官员们大多借抗战之名行腐败之实，重庆一片“乌烟瘴气”。

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仅下层民众有深切的感受，而且，作为社会中层阶级的中间党派人士、知识分子也已颇感愤慨。

政府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大为下降。

故民族战争尚未结束，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实施民主的呼声已出现了高潮。

作为国民党的朋友美国人对于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中的表现，也日益感到不满，双方曾为此吵闹不休。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迅速提高。

因为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因而她敢于而且能够发动人民，依靠人民，同人民融为一体，通过人民战争之形式，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并迅速发展抗日武装，很快地就承担起抗日的主要任务。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民族战争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充分发动人民，迅速发展革命力量的好机会。

而从主观上看这恰恰又同中共所追求的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相一致的。

波多野善大(日)有这样一句评论：“中共为扩大党的力量而组织民众这一行动，对于追求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共同目标来说，这也是完全必要的……中共追求的利益，符合整个国家的利益”。

(《国共合作》中央公论社1973年)这句话尽管把主客观颠倒过来了，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共产党所以拥有这一有利的机遇，是由她代表人民利益的这一本质所决定的。

由于共产党作用的提高，由于延安的励精图治、勃勃生机，所以，不仅是国内人士，而且美国人都不得不认为：“共产党政权比较重庆政府优越多了”、并“公开仰慕共产党”。

(《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1978年)。

1944年美国官方组织(美军观察组)有史以来第一次访问延安，得出的结论是：今后必须为共产党提供军事上物质上的援助，以更好发挥中国战场的作用。

可见，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大为提高。

其三，抗战胜利初期的“劫收”局面，使得国民党政权固有的腐败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国民党政权因此在底层民众面前威信剧降，大失民心。

这是国民党在解决抗战遗留问题上的一大失败，它直接动摇了国民党政权。

而所以会有这一失败，是由这个政权自身的腐败决定的。

中日战争为之提供了充分表现的契机。

抗战胜利后举国欢呼，广大日占区民众带着喜悦的心情，热诚欢迎国民党军队前来“解放”他们。

没想到他们等到的却是接收大员们的疯狂“劫收”掠夺，美好的愿望迅即幻灭。

政府官员们本来已腐败，如今，抗战一胜利更是怀着“劫后补偿”的心理，借接收之便大肆搜刮掠夺，把国家、人民的财富据为己有。

“他们好象在被征服的国土上一样，进行掠夺和剥削”。

(兴登(美)《中国与日本的主要问题》)，“占领区人民惊奇地看到，作为受欢迎的解放者，竟大多数象在日本手下工作的行政机关人员一样贪污，一样自私自利和不负责任。

”(傅吾康(德)《一百年来的中国革命》)人民的喜悦心情立即烟销云散。

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政权最终自绝于民，走向灭亡的一个前兆。

与此相对应的是，日占区人民对共产党信任的日益提高。

傅吾康(德)有过如下描述：“在日人占领区内的人民……”看完“劫收”这幕丑剧之后，逐渐转向信任共产党了。

(同上书)尽管说得不很确切，却也反映了“劫收”丑剧确使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威信大大降低。

总之，中日战争为国共两党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竞争场地，谁胜谁负，关键看谁是代表人民的利益。

而南京国民党政权始终与人民利益相违背，因而失败了。

三抗日战争胜利后，政治民主化骗局的败露和内战的挑起，是国民党政权迅速走向灭亡的又一个重要的、外部的偶然性因素。

国民党政权走向灭亡是必然的，然而在抗战胜利后短短三年多时间便溃败了，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如前所述，就是共产党人也没有料到会如此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