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与傅山

王铎与傅山——行草四题梅墨生一明代万历(1573--1620年)至崇祯(1628--1644年)的七八十年间，“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

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1]，真个是“举国如狂”，一片混乱。

明清之交不仅是一个社会政治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文学艺术剧烈变革、人才辈出的特殊历史时期。

社会动荡，朝代更叠，使得士林与山林人物莫不笼罩在一种忧患的氛围中。

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考验面前，历史选择了不同人物，不同人物也选择了各自的历史。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号痴庵，又号嵩樵，另署烟潭渔曳。

河南孟津人。

明天启(1622年)进士，累擢礼部尚书，福王时为东阁大学士。

入清，官至礼部尚书，溢文安。

傅山(1607--1684年)，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

别号极多。

山西阳曲人。

工书画印，精医。

明亡后，隐居侍母，行医济世，秘密从事反清活动。

康熙中征博学宏词科，被强异至京，以死拒。

授中书舍人，仍托老病辞归。

王、傅正是此际的两位遭际与襟抱殊为相异的人物。

但不管他们的生活经历如何，却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均能以翰墨传名于世。

作为17世纪民主主义的思想先驱，傅山在明亡以后，一直以遗民自居，高蹈遗世，富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因而倍受后人钦仰，书法为世所重，理之固然，他的著名书论宣言“四宁四毋”，无疑更增大了他的书法影响。

而曾任明朝东阁大学士，在南京陷落时却降清出仕的王铎，自然要被世人轻视甚或唾弃。

然而，虽然他身为贰臣，政治上“大节有亏”，书法声誉却未稍减，遗墨亦倍受后世珍赏。

不妨援引清代杨钧《草堂之灵》中《记觉斯》的一段话，或可作注:与郎园闲谈，邮园问日:“世间魔力何者最大?”余答日:“笔墨最大”。

故赵孟颊，王觉斯之流，亦能千古不泯。

自书石湖等五首诗卷(局部)王铎（插图）明季书坛，一派帖学天下。

晚明董其昌造“平淡”之极，随后因袭风盛，书法日渐萎靡。

逮及清初，康、乾二帝推重赵、董，朝野效法，概莫能外，造成了书法自身生命的低落。

一时间，有识之士纷纷崛起，各树大纛，举起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反叛董、赵“正统”的旗帜。

这一旗帜是由王铎揭其竿、傅山扯其旗的，在纷乱的书法时代，高扬了浪漫主义的个性与创造精神，对于此后的书法发展产生了不可轻忽的深远影响。

清代梁献认为:“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

显然梁氏把张瑞图算在此内，而未及傅氏，大概是因为他尚未看到傅山美学思想的冲击力与革命性。

二刘熙载是主张“书如其人”的，他认为:“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2]。

显然，王铎与傅山的草书都不容易划到“温醇”与“秀颖”两类中去。

王铎书法风格的主调应该属于“沉毅”一类，傅山书则近乎“历落”。

按照互为因果的道理，王铎就该是书中之“骏雄”，傅山自是“畸士”了。

启功先生就曾盛赞:“(王铎)可谓书才书学兼而有之，以阵喻笔，固一世之雄也。

”并有句云:“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3]持此论者，无独有偶，沙孟海先生也曾说:“(王铎)在于明季，可说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

”[4]林散之先生更认为他“自唐怀素后第一人”。

由于王铎以明朝阁臣而入清为仕，他的书法长期受到冷落。

随着时光之消磨，人们以政治取舍的观念渐淡，王铎书法的独到魅力因此日显，故而近年来得到了重新评价和关注。

其中韩玉涛先生从美学的高度对王铎书法进行了再认识，他把王铎书法的美学思想概括为“魔鬼美学”，“在艺术，尤其是在美学上，确乎有惊人的成就”，并指出了其隐含的矛盾性。

(5]这是极有见地之论。

王铎传世的行草书作品确确实实传达了一种深沉奇诡的思想情绪。

艺术语言的沈毅骏宕，仿佛在告诉人们，他是别有滋味在心头的。

“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的诗句，正表现了他的落寞与伤感;而“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

”[6]又透露了他的埋首翰墨与艺术心志。

王铎没世已340年，可以令这位在隐痛中度过八年宠辱余生的书之骏雄欣慰的是，他终于在中国书法的历史上留下了“好书数行”。

如:《行书诗翰四首卷》(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草书杜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行书赠公微词丈五律诗轴》(开封市博物馆藏)、《行书杜子美赠陈补阙诗轴》(开封市博物馆藏)、《孟津残稿》(洛阳市博物馆藏)《忆过中条语》(刊《中国书法》)、《临柳公权帖》(启功藏)、《题柏林寺水诗轴》(刊《中国书法》)、《临豹奴帖轴》(刊《中国书法》)、《草书野鹤陆舫斋诗卷》(湖北省博物馆藏)、《行书奉孝翁社长诗卷》(刊《书法丛刊》)、《诗卷》(日本高鸟槐安氏藏)、《草书投野鹤诗卷》(美无名氏藏)、《行草锥州香山作诗轴》(刊《书法丛刊》)等等作品，集中代表了王铎的“好书”，当然也代表了他的书法风格。

不妨对他传世的代表作进行一番风格分析。

前人认为:文安学问才艺，皆不减赵承旨，特所少者蕴藉耳。

—清·王宏《砒斋题跋》余于睢州蒋郎中泰家，见所藏觉斯为袁石愚写大楷一卷，法兼篆隶，笔笔可喜。

明季工书者推董文敏。

文敏之丰神潇洒，一时固无有及者。

若据此卷之险劲沉著，有锥沙印泥之妙，文敏当逊一筹。

—清·张庚《国朝画微录》京居数载，频见孟津相国书，其合作者，苍郁雄畅，兼有双井、天中之胜。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王铎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只为名家。

—清·梁献《评书贴》王觉斯铎，魄力沉雄，邱壑峻伟。

笔墨外别有一种英姿卓荤之概。

殆力胜于韵者。

观其所为书，用峰险劲沉著，有锥沙印泥之妙。

—清·秦祖永《桐荫论画》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

岂得以其人而废之?—清·昊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明人草书，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非力有余者，未易语此。

—马宗霍《霎岳楼笔谈》文安健笔蟠蛟螭，有明书法推第一。

—吴昌硕诗句前人评价王书，其审美感受的抽象概括是:险劲沉著—锥沙印泥之妙—苍郁雄畅—苍老劲健—全以力胜—纵而能敛—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魄力沉雄—力胜于韵—健笔蟠蛟螭。

同时，提出批评:所少者蕴藉——体格近怪。

显然，王书的风格特征在前人眼里突出体现为“险”、“苍，，、“雄”、“劲”、“力胜”。

这说明，王铎行草书没有完全皈依二王的正统书法的痕迹，无论是向古代书圣的标准看齐，抑或是拿早于他几十年的颇饮时誉的董其昌书法作参照，人们终归无法把王铎的风格纳人纯粹的王羲之流派。

王宏撰认为其书:“所少者蕴藉”，以及梁献指出的“体格近怪”已经明确表示了王铎书法的变异风格是别具体格的“新理异态”。

尽管他曾自白:“予独宗羲献”、“学书不参古法终不古，为俗笔也，”;清代吴修也认为“铎书宗魏晋”，且在创作方法上格守“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清·倪灿《倪氏杂记笔法》)，但这些似都不足以说明他真正的艺术理想与审美所在。

他是要把潜藏内心深处的积郁、愤感、愧作、哀惋、悲凉、苦寂等等心理意绪“泻注”毫端的，想在一个相对较为自由和抽象的世界里寄托他的情怀:“自异平生轻洒泪，可堪今日泪如丝”。

“耻心委顺负明时，垂老争执众岂知”。

“大力，如海中神鳌，戴八肱，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寸铁杀人!不肯缠绕”。

“为人不可狠鸷深刻，作文不可不狠鸷深刻”。

“文中有奇怪，浅人不知耳，望之咋指而退……自使人目怖心震，不能已已。

”(《文丹》)王铎的文论暴露了其心灵的另一面，这也许是更真实、更内在的一面。

一颗骚乱纷扰、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心灵掺和着一种对于“奇诡之美”的向往之情，喷发而出，凑合成为王铎的心理基调。

作为一位书法的天才，他令人信服地把这一切转换成一件件书法奇观一一我们今天看到的王铎作品。

因此，他的作品大多形成了一种迥异前人又有别时人的风貌。

这些作品本来就来自于一个不想再“蕴藉”的心灵。

扭曲的人格、变异的审美理想与“天崩地坼”的时代风云，共同导演了沉雄险怪的王铎书法风格。

也许只有在“笔落风雨”的书法渲泄中，这位“贰臣”的内心冲突才得以熨平，他的审美敏感和个性化的创作精神才得以实现。

故而其书法意蕴肯定不是温柔敦厚的“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体格也极容易“近怪”起来。

结合王铎的传世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行草书风格基本上可以划分成两种:一种是明快斩截的，所谓“寸铁杀人，不肯缠绕”者。

这类作品以《行书诗翰四首卷》、《孟津残稿》等为代表。

行笔骏爽、锋棱鲠介，笔力挺健，有一种“狠鸷深刻”“力胜于韵”之感。

一种是苍郁沉雄的，所谓“健笔蟠蛟螭”，“飞沙走石，天旋地转”者。

这类作品以《草书杜诗卷》、《临豹奴帖轴》《行书赠公微词丈五律诗轴》、《草书题野鹤陆舫斋诗卷》等为代表。

笔墨苍润跌宕，结体纵横缠绕，章法腾掷变化，有一种沉郁盘纤之妙。

两种面貌之间当然有必然的联系。

如《题柏林寺水诗轴》、《临柳公权帖轴》、《忆过中条语轴》、《行书杜子美赠陈补阙诗轴》等作品，便是其间的过渡性表现。

王铎精工各体，但以行草为胜擅，其中又可分为行书和草体。

应该说，我们无法在他的行体与草体间强分水平的高低，笔者不能同意“王铎的行书一无足观”[7]的说法。

也不能同意“他创造的‘连绵草’，就是一个新种”——把“连绵草”的开山之功记在王铎帐上的说法。

[8]“‘觉斯书后更无书’，是有道理的”[9]的结论也欠客观。

拙见以为，王铎书法正是以他的深解古人——晋唐风范为根底的，而根底的具体所指落实到他的书法，便是他继承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李北海和米南宫诸古代大师的行楷传统而赋予个性表现的行书。

没有这个“本钱”，就没有王铎草书。

王铎草书应该是王铎行书的一种变化与纵逸，一种“魄力”、“英雄卓荤之概”的烂漫式的合作表现。

如果我们因为感动于王铎的“连绵草”便无视于《诗翰四首卷》、《题柏林寺水诗轴》那样的行书之作的精彩，显然犯了某种失误。

至于“连绵草”鼻祖应该是谁，恐怕无论如何也落不到王铎头上的罢。

不过，在王铎两种形式表现中，确实有一种一致的东西，弥漫团聚，令人激赏。

那是一种“奇奇怪怪，骇人耳目”的新精神、新风格!韩玉涛先生认为王铎的书法美学是“魔鬼美学”，“是封建美学的辉煌的殿军。

其反叛精神、创造精神的勇猛与锐利，是后世莫及的”。

[10]允为中的之论。

王铎的的确确曾经非常认真地向王羲之、王献之学习过。

他也一再自白:“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

这也许是实话。

但王铎是一个充满内心冲突的人，精神世界的复杂化，必然影响到他的艺术观。

因此，他才在《文丹》中吼出了那一声声惊人胆魄的宣言来。

从心理学角度考虑，那或许是心灵骚动、苦闷，即压抑状态下的一个必然结果。

但王铎书法的逞力与矜奇毕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主客观的限制。

个性的张扬与精神的解放，在他而言是不可能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