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特点_平保兴

论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特点平保兴 内容提要　本文所讲的“五四时期”,指从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到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止。

这是本文所研究的一个时间范围。

本文着力于翻译研究,探讨我国译介俄国文学中的五个新特点。

关键词　五四时期　俄国文学　翻译特点 五四时期,我国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而俄国文学作品为当时翻译过来的各国文学作品之首。

据笔者统计,在近四年间,我国文学界共翻译了36位俄国作家的作品总共230种(这里重译的作品不计在内)。

这一数量远远超过了五四前约18年翻译的105种(即1900年至1917年11月)。

在这230种作品中,最多要数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计65种。

其次是契诃夫的作品,计43种。

不仅如此,它还大大多于阿英的统计数字。

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索引》(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第六部分《翻译编目》收录1917-1927年间的译作225种,其中理论25种,文学作品200种,文学作品中除总集13种外,俄罗斯文学作品65种,法国31种,德国24种,印度14种,日本12种。

由此看来,从1917-1927年间的俄国文学的译作远不止阿英所说的这个数字。

这是可以肯定的。

从以上的作品数量可知,本时期中国翻译界在俄国文学的翻译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今天看来,这恐怕连当时的译家们也难以料到的。

此外,据笔者统计,当时从事俄国文学翻译的译家有八十多人,其中有我们熟知的林纾、鲁迅、周作人、郑振铎、耿济之、胡适、瞿秋白、刘半农、胡愈之、茅盾、孙伏园、梁实秋等人;也有些是现代读者较陌生的,如沈性仁、陈家麟、沈颖、宋介、瞿世英、风亭、邓演存等等。

他们在自己翻译的田地里,默默地辛勤耕耘,为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综观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翻译,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在数量上大大地增加了,而且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点,因而赋予了这一时期文学翻译新的内容。

概而述之,有如下几个特点:1.文学翻译作品体裁的多样性。

五四前,翻译的105种俄国文学作品中,主要是小说,其次为散文和寓言。

从文学体裁来看,它们没有包含作品的所有形式。

而五四时期,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的体裁在五四前的基础上有所拓展,表现为小说、诗歌、文艺理论、研究性论文和戏剧。

瞿秋白译的莱蒙托夫的《烦闷》,耿济之译的普列谢耶夫的《往前》、苏里科夫的《我的道路黑暗,真黑暗》,宋介译的高尔基的《赞lenin》,是本期翻译的诗歌的代表作,虽说其数量不多,但填补了前一时期俄国文学翻译中的空白,因而弥作珍贵。

此外,托尔斯泰著名的理论之作《艺术论》,首次由耿济之译了过来,并于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俄国作家的文学理论著作。

与此同时,震赢译了史拉美克的《罗素与高尔基》,耿济之译的托尔斯泰的《我们要怎么办呢》,郑振铎译的高尔基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并不多见的论文。

另外,戏剧的翻译较为引人注目。

译家们都纷纷“抢译”俄国名家的名剧,比如,果戈理的独幕剧《仆御室》(瞿秋白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耿济之译);契诃夫的《樱桃园》(吴立译)、《海鸥》(郑振铎译)、《万尼亚舅舅》(耿式之译)、《伊万诺夫》(耿式之译);屠格涅夫的《村中一月》(耿济之译),等等,数量之多,当时在俄国文学翻译史上也是空前的。

在被翻译过来的众多的俄国作家中,托尔斯泰的65种作品译成了中文,其中大多为小说。

在这些小说中,较为代表性的作品有《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童年》、《少年》和《青年》等。

这些作品有一个或两个中译本。

林纾、陈家麟合译了9篇小说,为译托氏作品最多的译家,也是用文言文翻译文体的末代译家。

总之,翻译作品体裁的多样性,是五四前俄国文学翻译所望尘莫及的,又是五四时期俄国文学翻译的一大特点。

2.文学翻译活动明确的目的性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有了明确的目的性。

当时,无论是新青年社,还是文学研究会,都从“足救时弊”,改造社会、创造新文学的目的出发,来开展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的活动。

1921年1月10日的《小说月报》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宣言,如“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须介绍与国人之必要。

”“译西洋名家之著作,不限于一国,不限于一派,说部,剧本,诗,三者并包。

”“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预备”,等等,不一一而述。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翻译外国文学之目的和要求。

此外,当时各种文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译者,又是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目的性看得最清楚。

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西洋文学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

”他认为,建设新文学的办法“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

”1922年,茅盾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一文中也这样指出:“……我觉得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

”他又说:“我是十二分的憎恶`猪一般的相互吞噬,而又怯弱昏迷,把自己千千万万的聪明人赶入桌子底下去'的人类,所以我最喜欢诅咒那些人类的作品,所以我极力主张现代的写实主义作品。

……我以为在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最大的急务是改造人们使他们像个人。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作家应当借鉴和学习外国作家表现生活的作品。

1921年,茅盾在《社会背景与创作》中为此指明了方向,他说:“如在进一层观察,顽固守旧的老人和向新进取的青年,思想上冲突厉害,应该有易卜生的《少年社会》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样的作品来表现它;迟缓而惰性的国民性应该有冈察洛夫(A cont-charov)的《奥勃洛摩夫》一般的小说来表现它;教育界的蠹虫就应该有像梭罗古勃的《小鬼》里的披雷道诺夫来描写它;……这样的反映时代的创作现在还不能看见。

”周作人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之目的在于“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人的文学》)。

”“以前选译几篇小说,派别并非一流。

因为我的意思,是既愿供读者的随便阅览,又愿积小成多,略作研究外国现代文学的资料,所以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伊孛生不同的斯忒林培格(《点滴》)。

”其实,几乎所有的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外国文学译者,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目的性都有自己的阐述。

因此,和其它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一样,明确的目的性也是这一时期俄国文学翻译的一大特点。

3.以直译为主的翻译方式,是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又一特点。

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主要有两类:一是以林纾、陈家麟和陈大镫为代表的老一代翻译家。

二是以鲁迅、周作人、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茅盾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和翻译家,他们成为这一时期翻译的主力军。

这两类翻译家组成了俄国文学翻译的队伍。

他们有的懂外语,有的则不通。

懂外语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从俄文翻译,如瞿秋白、耿济之等人。

另一种是从其它语种转译,鲁迅、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等人都是如此,正如胡适在《短篇小说集》(亚东图书馆1933年)中所说的一样:“契诃夫的两篇是我想选译一部契诃夫小说集时翻译的;……我深感近年翻译外国文学的人,多是间接从译本里重译,很少是直接翻译原文的。

”文中,胡适所指的“近年”与五四时期相去甚远,但此话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此外,像林纾这样不通外语者,只能与人合作翻译。

他们采取的翻译方法大多是“意译”或“译述”,译文多采用文言,如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恨缕情丝》、《现身说法》、《高加索之囚》、《球房纪事》等。

其翻译中的问题,正如1919年王敬轩、刘半农在《文学革命之反响》中所说的那样:“……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

……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

”这就是意译或译述弊端之所在。

其实,五四时期这类译家为数不多,而且从整体上来看,翻译作品的数量也较少。

直译为这时期主要的翻译方法之一。

1980年,茅盾在自己编选出版的译文集序言中说:“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用白话文翻译。

翻译的人很多,有的好,有的差,但多数人开始认真注意`信、达、雅'了。

`直译'这名词,就是在那时兴起的,这是和`意译'相对而说的,就是强调要忠于原文,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达到`达'和`雅'。

鲁迅就是积极主张`直译'的,并且自己做出了榜样。

”其实,不光鲁迅一人,而且有周作人,他俩早在译《域外小说集》时,就将“直译”观贯穿于自己的翻译实践之中。

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有如下的文字:“译亦期勿失文情。

”甚至连“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

故宁拂戾时人(《域外小说集略例》)。

”至五四时期,他俩也不改这一方法。

严格的说,周作人是主张直译而见诸于文字的第一人。

1920年,周作人在《点滴》中这样说:“我以为此后译本,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逐字译,不得已也可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

但我毫无才力,所以成绩不良,至于方法,却是最为适当。

”这里不难看出,“逐字译”和“逐句译”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译。

只要我们看看他在《新青年》上的译作,如《晚间的来客》、《皇帝之公园》、《童子lin 之奇迹》、《铁圈》等小说,就可清楚地明白。

他的这一主张始终如一地贯彻于那时自己的翻译作品之中。

关于“直译”和“意译”的问题,郑振铎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1920年,他在《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一文中说:“译书自以能存真为第一要义。

然若字字比而译之,于中文为不可解,则亦不好。

而过于意译,随意解释原文,则略有误会,大错随之,更为不对。

最好一面极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

”而胡愈之和茅盾在这一问题上有着相似的看法。

胡愈之认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应当具有“忠实细致态度”和保存“原作长处”的条件。

1920年,他在《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中指出:“……以及俄国名家的作品,都应该拣要紧的翻译。

翻译的时候,须先懂得作者的身世派别,和他的特长;并且要用细心的态度,不至埋没原作的长处。

”这里,“原作的长处”,也就是指原作的“神韵和风格”,那时开始受到了重视。

在茅盾看来,直译应当忠实原文,反映原作的风貌。

他在1980年编选的译文序言中进一步说道:“当然,我以为所谓`直译'也者,倒并非一定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