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现代性_任淑坤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年第4期 （总第228期）50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现代性任淑坤（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2）摘　要：本文区分了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翻译现代性，并缕析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体现。这有助于理解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不同流派、思潮的选择、认同、接受和转化，对理解翻译领域的论争、

趋向转变、文本选择变化以及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分类；宏观；微观；体现［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14）04-0050-06

The Modernit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May Fourth EraRen Shukun（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Abstract：This paper classifies modernity into enlightenment modernity，aesthetic modernity & translation modernity, and makes

clear the macro and micro ref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 the May Fourth Era, which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translators’ identification， choice and acceptance of various foreign literature genres, in addition to that, which will significantly help us understand the disputes between different societies, the shift of translation trends，and the infl uence of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Key words：modernity；classifi cation；macro refl ection；micro refl ection

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异常丰富，翻译思想异常活跃，与晚清的翻译一起构成继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之后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无论在翻译的规模、组织、范围，还是在翻译理论的建树与贡献、翻译实践的摸索与探讨上，五四时期都可以看作我国翻译史上的盛世。这一时期的翻译不但前承了佛经翻译的严肃庄重、科技翻译的丰富多样，而且后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四次西学引进的高潮，为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举足轻重，关注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不能不谈到现代性的问题。

一、区分3种现代性现代性是指“与分散世界史中的传统文化相对的导向统一世界史的现代文化的特点”，就起源而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经济层面的范例，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政治层面的范例，从德国开始的宗教改革和法国为核心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意识层面的基础，以伽利略、哥白尼、牛顿、达尔文为代表的学院性科技提供了理性思维和工具动力”（张法，2002：4~5）。我们将此称为启蒙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以“理性”为核心。审美现代性则恰恰相反，它以非理性为核心。工业革命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科技进

［基金项目］ 本文受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现代性”资助（项目编号：HB12WX006）。［收稿日期］ 2013-10-24［作者简介］ 任淑坤（1973~　），女，辽宁省康平县人，博士，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翻译史、西方翻译理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年第4期 （总第228期） 51步、商业的发展使得现代社会呈现出都市化特征，人类物质生活的舒适、富足与精神生活的匮乏、危机形成了鲜明对照。科学主义的长足发展，使得人也成为技术和工业支配的对象。物极必反，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对人的过度钳制导致了非理性倾向的出现。这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根源。可以说，审美现代性是基于对启蒙现代性的消极反抗、批判和否定，审美现代性中浸透着焦虑、感伤、无奈等情绪。卡列尼斯库从文学艺术现象总结出现代性的５个方面，即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派、媚俗风、后现代主义（张法，2002：6）。翻译现代性是在翻译中表现出的现代性，包括翻译职业自身以及翻译对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表现、传达，涉及对现代性的理解、介绍、传播以及对中国思想文化、文学现代化的影响。王德威在论述晚清小说翻译时，对晚清翻译的现代性从叙事模式、文体特质、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文明小史》、《新中国未来记》和《新石头记》为典型例证，认为人们滥用、挪用翻译使其在晚清成为一种“文明”的现代职业；译介了一种“未来完成式”的叙事方法；套用西方科幻小说的模式进行中国历险奇想，并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进行新知识改造（王德威，1998：103）。到了五四时期，科幻小说等被当作娱乐闲书遭到漠视，翻译成为一种严肃的工作，直译成为主要的翻译方法，滥用、滥译的现象减少了，但是在翻译中对西方思想文化的选择、接受、挪用、转化却是不可避免的。

二、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的宏观体现

从宏观上讲，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启蒙理性思想的传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以及人为的翻译现代化趋向上。首先，对西方启蒙理性思想的传播肇始于晚清但盛行于五四。维新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就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学习西方的技术，不启发民众促其觉醒，很难真正实现自由、平等、独立、进取的新道德。因而，具有良好群众基础但

被文学界视为“小道”的小说便进入了改革家的视线。梁启超继“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后，又提倡“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可以开导民智，变革社会。梁启超的论述为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革新传统的小说观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新小说的倡导为文学翻译在晚清的盛行提供了理论根据，对中国文人和民众自觉自愿地认识和接受西方小说起到了良好作用。新文化倡导者们虽然和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但他们和近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将思想启蒙和政治救亡的希望寄托在文学上，“以思想家去做文学家”（刘纳，1987：29）。文学和文学翻译在晚清表现出的工具理性并没有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有所改变，新文化倡导者们反对“文以载道”，并不是要戒除文学及文学翻译的社会功用，而是反对“道”的具体内容，即儒家所言之道。因而他们倡导的新文学同样是“载道”的文学，只不过“道”的内容发生了改变。新文学所载之道就是民主和科学的观念、自由和平等的思想。鲁迅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的动因时讲：“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10多年前的‘启蒙主义’”（鲁迅，1982：512）。陈独秀则援引西洋文学家的例子，认为西洋的大文豪和大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陈独秀，1993：159）。因而，从新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这一点而言，新文化人、新文学家及文学翻译家与晚清维新改良派知识分子并无不同，文学翻译仍然是思想启蒙的工具。新文学家们提出“人的文学”、“大众文学”，使新文学更行之有效地向大众宣传启蒙思想，同时也真正实现了对文学自身的“启蒙”。五四时期正因为“启蒙的文学”和“文学的启蒙”的互动，才建构起具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王嘉良，2004：96）。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科学知识的宣传，对旧伦理道德的反对，对“人”的发现无不是通过“翻译”西方启蒙思想实现的。其次，通过对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译介，对中国的现代文学进行启蒙，使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化。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诞生、成长和发展的。五四时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译者多兼为作家，这使得文学翻译对文学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年第4期 （总第228期）52作的影响方式变得错综复杂。由于引进外来文学的急迫性，五四时期译者所熟悉语种的集中性以及受整体翻译倾向的影响，五四时期对外来文学的输入方式除了直接翻译之外，还大量存在转译（当时称作重译）现象。通过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引进新的文学类别，改造中国原有的文学类别，丰富了中国的现代文学。总体看来，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新诗运动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表现出的气魄，是对中国传统诗歌全方位的变革，以至于梁实秋称：“新诗，实际上就是用中文写的外国诗”。胡适的《尝试集》“表示了一个新的诗的观念。胡先生对于新诗的功绩，我以为不仅是提倡以白话为工具，他还大胆地提示出一个新的做诗的方向。新诗与中国传统旧诗之不同处，不仅在文字方面，诗的艺术整个变了”（梁实秋，1985：141）。梁实秋对新诗的描述，充分说明了新诗运动所受外来文学的影响之大。中国近体诗具有严格的格律、韵律、字数、行数等要求，新诗运动对近体诗的形式结构进行了“暴徒式的破坏”。格律诗向自由诗转变，诗的叙事成分增强了，诗中出现了人称代词等，诗与非诗的界限逐渐模糊，相对于严格限制格律与字数的近体诗而言，白话新诗出现了“非诗化”倾向。白话化、散文化是新诗翻译与创作的主要特征。同时，起源于中国古诗的意象经由庞德的翻译名噪美国，又戏剧化地通过胡适等知识分子的翻译引进来影响了中国的新诗。（2）戏剧改革中国在20世纪初成立了多个戏剧社团。这些戏剧社团的成立促进了西洋戏剧在中国的发展，他们借鉴西洋戏剧，结合中国国情，开始了早期话剧的探索。他们把自己实践探索的新文学样式称之为“文明戏”，表明其与传统戏剧的不同。五四时期，文明戏与传统戏剧一起遭到新文学家们的批判。与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观点相一致，五四干将主张借助西洋戏剧来建立中国的新戏剧。胡适、傅斯年、钱玄同、欧阳予倩等对新剧理论的论证，始终是和对外国剧本的翻译、本国的实践活动相伴而行的。翻译剧本的数量逐渐

增加，1917年翻译剧本1册，1918年1册，1920年2册，1921年9册，1922年10册，1923年20册，1924年10册，1925年14册，1926年12册，1927年19册（田禽，1946）。西方戏剧经过文明戏阶段和文学革命主将的倡导与实践，最终在中国落户，形成了新的戏剧文学，有了从事话剧的队伍和团体。（3）题材借鉴五四时期的作家在创作中大量借鉴外国文学作品的题材和思想内容。五四时期，对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的呼声很高，易卜生及其力作之一《玩偶之家》便进入了中国现代作家的视野，成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易卜生创作现实主义戏剧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开创的“社会问题剧”成就和影响很大，并在中国引起了“问题文学”的创作高潮。在《玩偶之家》的影响下，胡适于1918年创作了独幕剧《终身大事》，这是中国现代最早创作的话剧剧本。郭沫若的《卓文君》取材于历史，但并不拘泥于史实和封建阶级对卓文君的诋毁，对具有叛逆精神的新女性重新给予定位。另有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都成功地塑造了娜拉般勇于为争取自由平等地位而斗争、不惜离家出走的女性形象，被称为娜拉剧。另外，田汉的《获虎之夜》，郭沫若的《王昭君》、《聂荌》等，也都是以追求婚姻自主和妇女解放为题材的剧目，反映了易卜生戏剧对中国早期话剧成长的影响。再次，这一时期出现了人为地推动和加速翻译现代化的趋向。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新文化人与林纾之间关于翻译的论战。林纾的翻译虽然删削改易现象不少，但将林纾作为旧派人物的代表进行批判却是言过其实的。林纾从事小说翻译本身就能标识一种开放的心态，林纾的翻译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也不能说没有贡献。但是新文化人为了加速翻译趋向的转变，为了表明新与旧的誓不两立，将林纾作为人为的靶子进行攻击。这是五四时期激进主义和惟“目的”是图的结果。五四人具有意图伦理，即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导致了有时在学术上不是实事求是地考虑真理是非问题（王元化，1998：74）。五四人对林纾的批判正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