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未来记》中的日本明治政治小说因素
《新中国未来记》中的日本明治政治小说因素
寇振锋
内容提要 梁启超在日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与日本明
治政治小说之间有着不解之缘。本文主要考察《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实”和“虚”
对梁启超亲手翻译的《佳人奇遇》以及与其相关密切的《经国美谈》、《雪中梅》
等日本著名政治小说中的“实”和“虚”的借鉴。
关键词 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 明治政治小说
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始载于1902年11月由他创办的《新小
说》创刊号。《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创作于日本的中国首篇政治小说，它在中
国近代小说开创期所起到的作用已为诸多学者所首肯1，在此无须赘言。梁启超既
然要写小说，就必然应该考虑到“实”与“虚”的问题。虽然梁启超并不是地道的小说
家，但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并未简单地摹写社会上真实的人和事，而是运用了
丰富的想像，补充了人物事件中的不足的环节，而且他已经认识到构筑在现实基
础上的虚构才具有真实感，因此，他在《新中国未来记》这一小说的创作过程中
充分注意到了“实”与“虚”的艺术结合。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的概要中就预先对该小说所运用的创作手法有过
明确的表述：“全用梦幻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
然，令读者置身其间，不复觉其为寓言也。”2很显然，他对小说中“实”与“虚”的结
合煞费苦心。梁启超在创作《新中国未来记》之前，曾多次极力盛赞明治政治小
说3。那么，梁启超的“实”与“虚”结合的手法又与他所接触的并大加赞赏的日本政
治小说有何关联呢？
本文就《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实”和“虚”的描写与明治日本政治小说之间的关
1系加以探讨，从中阐述梁启超是如何借鉴日本明治政治小说中的“实”与“虚”，并使
其融入自己的政治小说之中的。
一 《新中国未来记》与《佳人奇遇》主人公塑造上的“实”
1898年的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逃往日本的船上倍感无聊之际，有幸从船长
那里借得一本日本著名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借此消遣解闷。就是这个偶然的机
会，使梁启超对小说中的流亡志士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并促使一心救国的他决心
将该小说介绍给国人，于是在船上便开始边阅边译。
梁启超到达日本之后，更加认识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
认识到正是由于有一批寄托政治思想、以政治宣传为目的政治小说日本的政界才
得以进步4。这种触发无疑再次点燃了流亡在外的梁启超一心救国的渴望之情。同
年12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从第1册便开始连载他亲手翻译的《佳
人奇遇》，并在《清议报》第1册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政治小说理论文章《译印政
治小说序》。
《佳人奇遇》的作者东海散士，原名柴四朗，东海散士为其笔名。柴四朗出
身于会津的藩士家庭，早年在藩校学习汉学，在他十六岁时的1867年，政府军攻
击会津城时，除了十岁的弟弟五郎以外，全家男子都参加了这场战斗。次兄在战
斗中死去，其余人被俘押往京城，并且全家女子中除了远嫁的姐姐外，祖母、母
亲、其他姐妹也均在官军进城时自尽身亡。柴四朗在饱含屈辱的俘虏生活后，在
知己的推荐下于1879年赴美国留学。
其实，《佳人奇遇》就是柴四朗亡国身世的写照，作者首先将自己塑造为小说
的主人公，因此小说的真实性自不待言。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一样，该小说“几
乎都是以作者自身的经历、行动为轴，在细微处穿插虚构，用这一形式来展开故
2事。主人公东海散士的立场，与作者东海散士的会津藩士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5
因此，作者幼时的经历，以及对日本现状的忧虑等都体现在小说之中。主人公东
海散士从小说第1卷的1882年在美国费城与幽兰、红莲相遇，到第9卷结尾处的
1884年12月经墨西哥，从旧金山乘船回国，这些时间与作者柴四朗去美国留学以
及归国的时期基本是一致的。在第10卷以后，主要为回国后的亲身经历。从第11
卷至第14卷以及第15卷前半部分，全部是作者作为谷干城将军的秘书官考察欧
美时所记载的旅行见闻。小说一共为十六卷，以考察欧美为舞台的部分就有五卷，
几乎占整个小说的三分之一。第15卷描写的是考察结束归国后发生的反对修改条
约运动。第16卷是以清国问题及朝鲜问题等为小说背景，记述的是东学党事件以
及三国干涉归还辽东等现实问题。这些小说内容与作者本身的行动及其政治主张
几乎都是吻合的。关于这一点，通过当时报纸的记载也可窥见一斑。1892年1月，
柴四朗成为福岛县第四选区的候选人，2月正式当选为议员。当时的报纸上载有柴
四朗的逸闻：“东海散士，内地会津之候选人。某日在讲述政治上之意见时说：‘我
之意见，与《佳人奇遇》第八卷相同’。用自著之小说代为宣传，亦奇也。”6可见，
考察归国后所著的《佳人奇遇》完全是柴四朗身边所发生事件的实录，小说正是
他本人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佳人奇遇》完全是自传式小说，其小说中的
“实”的成分已是不言而喻了。
《佳人奇遇》这种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一致所带来的真实感，必将影响到亲
手翻译该小说的译者梁启超，致使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运用了同样的手
法。关于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黄克强、李去病二人的实像问题，陈平原即据以认
为，黄李二人实际上代表了梁启超的两个方面7。
梁启超以倒叙的形式，在小说第3回才回顾主人公的身世，其大意如下：黄
克强原为广东琼州府琼山县人，父亲黄群本系绩学老儒，从小受南海朱九江先生
之门。后来回到乡里，开塾讲学，而黄群又是黄克强的老师。黄群打发儿子和得
3意门生李去病二人去英国留学，临行前送给黄克强一部《长兴学记》，以勉励其立
身治事。黄李二人在上海时务报馆又遇到了浏阳谭先生嗣同，正著成《仁学》一
书，于是抄了一部与李去病一路细读，此时的黄克强显然有梁启超自身的影子。
在小说第3回黄李二人的大辩论中，李去病又成了梁启超的辩护人。因此，黄克
强、李去病二人应该就是梁启超的分身。换而言之，梁启超与柴四朗一样，让自
身走进小说之中，主人公自然就成了自己名副其实的代言人。
关于《新中国未来记》这篇小说，其实梁启超酝酿此书的写作已久，“余著此
书，五年于兹矣”8。从时间上来推算，似可表明梁启超在流亡日本途中的军舰上边
看边译《佳人奇遇》的同时，即已经立志创作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小说了。
也就是说《佳人奇遇》对梁启超的影响和刺激始自其来日途中。
《新中国未来记》的自传性倾向，其实就是要强调小说中“实”的成分，使小说
达到“不复觉其为寓言”的效果。这与柴四朗亲自走进《佳人奇遇》之中的手法毫无
二致，进而言之，显然具有一定的模仿痕迹。
二 《新中国未来记》的“史笔”与《经国美谈》《佳人奇遇》
下面我们看一下与梁启超密切相关的另一篇政治小说《经国美谈》。《经国美
谈》的作者矢野龙溪同样在小说中强调“实”的成分。虽然梁启超并未亲手操刀翻译
该小说，但梁启超与矢野龙溪却有过密切交往9，译者周逵又是追随乃师梁启超而
东渡日本的，而且《经国美谈》又是登载在梁启超自己所创办的《清议报》上，
因此，在小说的翻译过程中，梁启超都极有可能是参与其事的。也就是说，《经国
美谈》对梁启超的影响的大前提应该是存在的。
位于小说篇首的《经国美谈凡例》10中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此书依据希腊
正史中著名实事，从诸书中纂译辑成。其大体骨子全为正史。故将本篇正史大要
4同时，矢野龙溪还在小说中频繁标明引文出处。例如第1回结尾处夹注为“以
上诸名士之功绩、极其姓名等依据慈氏、俱氏希腊史”；第2回有“‘イ’一节为俱氏
希腊史”；11第3回有“‘ニ’一节为须氏希腊史”，“巴比陀走阿善一节为俱氏、志氏、
慈氏希腊史”等等，类似标明出处的地方随处可见，尤其前编较多。当然，未标明
之处意味着为作者的虚构。虽然在汉译本中这些“凡例”、“引用书目”以及文中所标
明的出处等等均被省略，但这种重视事实的形式，对梁启超来说不能不感到新奇，
甚至受其影响。并且，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中所载的第一篇小说《洪水祸》
中标明史实出处的手法就是模仿了《经国美谈》12。
关于《经国美谈》标明出处的作法，日本学者认为，“龙溪尊重正史和史实的
主张在序文和凡例中已经表达出来，这无疑是出于对明治初年尊重实学之风气的
考虑。”13《经国美谈》中“实”的成分也就可想而知了。
《经国美谈》本身就是一部通篇运用“史笔”的手法来描写的。小说第1回实际
上就是“楔子”，此处作者通过一位六十余岁的白发老教师在学堂上为一群少年讲史
来展开故事情节。这些孩童就是少年立志时期的小说主人公们，老教师通过学堂
一角的两座英雄雕像给他们讲述了两个英雄的事迹，一个是舍身救国的格德王，
一个是铲除奸党恢复民政的士武良。老教师的谆谆教诲的史谈，为小说埋下了伏
笔。很显然，作者矢野龙溪是想用史谈的方式来感动青年读者。
5虽然《佳人奇遇》并没有采取注明出处的作法，但是正如日本学者平冈敏夫
所指出的一样，《佳人奇遇》的私小说性质和《经国美谈》标明出处之功具有“等
价效果”。也就是说，《佳人奇遇》“由作者自身来保证，与正史事实产生了等价效
果。”14并且《佳人奇遇》中讲述了波兰、埃及、印度等诸多弱小国家的衰亡史，
同时登场人物的身世又是一部本国的衰亡史。佳人幽兰身上就是一部近世西班牙
的衰败史，佳人红莲身上也是爱尔兰独立运动史。另外，东海散士及中国人范卿
身上又都是一部流亡史。小说第3卷，通过骨数斗将军之口，讲述了波兰的灭亡
史。又如第6卷里，通过主人公东海散士和佳人红莲看到一本新杂志上载有埃及
亚刺飞侯的檄文，于是红莲给东海散士看了一本《埃及惨状史》，小说通过这本书
开始介绍英法对埃及的干涉，外债以及欧洲人做官的弊害等埃及的惨状历史都有
比较详细的描述。
《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中讲史的手法，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史笔”法。梁启
超同样是通过孔觉民之口讲述《中国近六十年史》的形式，来展开小说的全篇。
为了使读者得到一种具有讲史的真实感，梁启超便按照史书的体例，划分六大历
史阶段，作为全书的大纲总目。
对此，狄葆贤特意在眉批处提醒读者到：“此六时代，殆中国必要经过之阶段，
读者细玩之。”显然，这种“史笔”的手法足以证明小说中具有“史”的真实感。夏晓
虹注意到，梁启超的这种“史笔”法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演义不同，但她又认为梁启超
是借助了中国传统的“史笔”手法15。但笔者认为，这一手法的运用在中国近代政治
小说中尚属首次，综合来看，梁启超的这一手法借自中国古代小说的可能性并不
大，相反，在明治政治小说上所体现出来的日本这种尊重实学之风对梁启超影响
的可能性倒是难以否认的。
另外，梁启超在小说中，还采取了与《经国美谈》一样标明事件出处的手法。
在小说第4回里，所介绍的关东省内等地居民人数是“据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俄国所
6
日本崛起的原因范文
日本崛起的原因范文
首先，日本崛起的政治原因主要是源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明治时期维新者推翻幕府政权，恢复天皇制度的一系列措施，其目的是通过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和军事等制度，使日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系列的措施为日本政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使国家迅速崛起。
其次，经济因素也是日本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如推行市场经济、实行改税、建设铁路和修建现代化港口等，这些政策促进了农业、工业和贸易的发展。日本政府还通过鼓励外国投资、引进外国技术和知识等方式，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此外，日本还通过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开放市场和促进出口，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
社会因素也是日本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旧式的家族、等级和封建制度逐渐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这种现代化进程使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化，为个人成就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教育也成为了明治政府的重要任务，普及了教育，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日本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
最后，文化因素也对日本的崛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的文化和知识，通过翻译、学习和模仿，快速地吸收和消化这些外来文化。同时，日本也注重本土文化的振兴和传承，通过整合和发展传统文化元素，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这种既保有传统特色又吸收外来文化的文化融合，为日本的文化输出和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总而言之，日本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政治上的明治维新、经济上的工业化和开放政策、社会上的现代化和教育、文化上的吸收和创新等，都对日本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使得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化、富强的国家。
日本明治维新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及意义
日本明治维新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及意义
在19世纪末，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开始迅速向现代化转型，并在短时间内成为亚洲最强国之一。这个历史事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政治影响
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现代国家体系，也使之成为周边国家政治制度的标杆。对于当时的中国，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制度滞后于西方，民族精神也呈现低落状态；另一方面，清廷皇权逐渐虚弱，在此时期，明治维新的成功为清朝政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和制度转型思路。由此，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试图实现以企业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光绪元年（1875年），光绪皇帝下令派遣知名人士吴敬修赴日留学，学习日本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制度。
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创办中西双法式大学由汪精卫等人发起的活动中，日本的政治体制成为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此，从政治体制方面来看，日本明治维新成为中国的学习榜样，为中国近代以后政治制度转型提供有益思考。
二、经济影响
日本明治维新同时是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事件。维新后期，日本政府通过改革并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积极吸引外资、推进重工业，建立全国范围内的铁路、电信和邮政等互联设施，进而促进工业的发展。这些改革措施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独立国家，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为重要和活跃的角色。
对此，中国古代虽然有所借鉴（如四大发明、海外贸易商等），但经济上的繁荣始于19世纪初，此时期中国经济同步于世界其他强国遭遇过大萧条。中国和日本在当时从相对静态的经济模式到大规模工业化的经济发送过程中感受不同，此方面的体现在双方的国民生活水平和经济体量上明显不同。 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日本对中国的启示，日本的现代化改革为中国奠定了为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并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三、文化影响
明治维新为日本文化的复兴和壮大奠定了基础和方向。日本文化成为亚洲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热门话题，日本以其发动能力和强烈的文化意识赢得了荣誉。现代教育制度和思想传承模式的制定使日本文化保持生气勃勃的状态。
历史趣谈：百年前梁启超小说中的惊人预言 上海会办世博会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生活常识分享 百年前梁启超小说中的惊人预言 上海会办世博会
导语：1902年，梁启超创作并发表了“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这部小说中，他惊人地预言清王朝将在1912年垮台，新的共和国将定都南京，
1902年，梁启超创作并发表了“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这部小说中，他惊人地预言清王朝将在1912年垮台，新的共和国将定都南京，新共和国的首功之臣将是一个叫“黄克强”的人，而且，他还预言世界将出现中文热，将在上海召开“世博会”…… 戊戌变法后，清廷一再下令通缉康有为、梁启超。被通缉之后，梁启超匆忙乘日舰逃往日本。舰长将一本日本小说《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供他在亡命途中消磨时光之用。没想到，这本小说竟深深吸引了梁启超。 这本《佳人奇遇》是日本政治家、作家柴四郎写的“政治幻想”小说。书中虚构了留学美国的日本青年东海散士邂逅了流亡异国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女志士红莲和助其从事复国活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的故事。书中有男情女爱，更充满了故国沦亡之悲、志士兴国之壮。如此内容，梁启超感同身受。
1898年12月23日，晚清立宪派所创办的第一份宣传立宪的刊物《清议报》创办于日本横滨，主编为梁启超。《清议报》从第一期起，就开始连载梁启超翻译成中文的《佳人奇遇》，并引起了巨大反响。梁启超一时技痒，在1902年创作了一部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共五回，约9万字，并未写完，这部作品畅想了从1902年到1962年这60年间中国的变化。小说的主旨，是中国应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共和。小说的主要内容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生活常识分享 是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后南方各省开始自治，到1912年全国国会开设，中国实现共和制而不是他主张的君主立宪，国名叫“大中华民主国”，皇帝罗在田自动退位，被国会选为大统领，即大总统。“罗在田”指光绪皇帝。新的共和国定都南京。通过维新造就共和国的首功之臣名叫黄克强，被选为第二任、第三任大统领。经过维新50年，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已成世界超强国家，外国人纷纷学习汉语。所以在1962年中国全国人民在首都南京大庆维新50周年的时候，各国政要纷纷来祝贺，参加盛典。 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对十年后的预言之准，确实令人匪夷所思：辛亥革命爆发后首先是南方诸省独立;中华民国于1912年成立;定都于南京。书中的重要人物“黄克强”本为取“炎黄子孙能自强”之意，不料恰中后来辛亥功臣黄兴的字，黄的字就是“克强”。尤其是他竟然还预言了“上海世博会”。
新中国未来记
1902年，梁启超创作并发表了“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晚清新小说开山之作！梁启超借小说预言六十年后（1962年）之中国繁荣富强，百业俱兴，万国来朝。不仅实现了君主立宪，且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新中国未来记》初载《新小说》第一、二、三、七号，后收入1936年出版之《饮冰室合集》。书中以倒叙方式，叙自1902年以来六十年间中国历史的发展，旨在“发表政见，商榷国计”，主干部分记述改良派与革命派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驳诘往复达四十四段，几乎囊括了20世纪初关于“中国往何处去”论争之基本要旨。
在这部小说中,他惊人地预言清王朝将在1912年垮台,新的共和国将定都南京,新共和国的首功之臣将是一个叫“黄克强”的人，而且，他还预言世界将出现中文热,将在上海召开“世博会”…
梁启超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共五回,约9万字,并未写完,这部作品畅想了从1902年到1962年这60年间中国的变化。小说的主旨,是中国应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共和。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后南方各省开始自治,到1912年全国国会开设,中国实现共和制而不是他主张的君主立宪,国名叫“大中华民主国”,皇帝罗在田自动退位,被国会选为大统领,即大总统。
梁启超的预言之准，从其另一番言论中亦可看出:立宪请愿时,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写的文章有一番很具震撼力的言论:“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开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还说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结果,真的宣统三年清王朝灭亡。
梁启超后来很忙，办《清议报》《时务报》《新民丛报》，又和孙中山同盟会论战，又被光绪派到海外考察。辛亥革命时，他一会儿跟袁世凯合作，一会儿又在段祺瑞下面做官。梁启超后来的政治活动与他的小说相比，是一个极为反讽的注解。比起不太成功的政治生涯，梁启超作为学者，其实有更大的贡献。他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在目录学方面也有贡献，对图书馆学也有独特的见解。作为小说，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缺点和价值都很独特。缺点是议论多、概念化，谈不上性格刻画，而且没写完。价值是预示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政治兴趣，预测到清朝灭亡，定都南京，俄国革命，还有上海世博，等等。作为乌托邦小说，基本上是前无古人，后来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来者。
浅议新中国未来记
浅议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对于梁启超的印像，最早应该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中，那个变法自强的时代先锋形象，还有他那篇气宇轩昂的《少年中国说》，被老师反复用来立志的名篇。如今在有了几年的知识积淀后，再读他的《新中国未来记》，更能读出一些感悟。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昏聩，经济萧条，军务废弛，外交孱弱。满清政府腐败无能的领导致使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屡次溃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相继签订，使得国家主权断送得所剩无几。国家积贫积弱，形同一盘散沙；民不聊生，缺乏向心力。如此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中国的有志之士难以抑制不满情绪， 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力求扭转积重难返的现状，疗救形同枯槁的中国。其中，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成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对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时达成的共识， 这也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政治理想。在这一问题上，梁启超无疑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于1902年连载于《新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以“政治小说”的面目出现，引发了众人的讨论，众说纷纭。
《新中国未来记》首先以六十年后中国的繁荣富强为开端，然后借全国教育会会长孔觉民在博览会演讲《中国近六十年史》来讲述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二人对于六十年前中国现状的思考以及就如何改变这一现状而引发的辩论。其间亦不乏对国家现实的记录以及各色人等的形象描述。可以说这是一部极难定性的作品。因为它虽然在整体上采用的是小说模式，并且采取了倒叙手法，但是写作重心却偏向于政治主张的辩论部分。针对这一特点，有学者认为它“只是一部对话体的‘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书而已”。在这部作品中确实可以看到黄克强与李去病关于政治改革方式大篇幅的辩论，可以归结为作者对于革命派和改良派孰是孰非的主观倾向。但是，应该说，这只是反映了这部作品其中的一点，是作者在现实中的政治主张在作品中的表现，事实上，更值得关注的是梁启超先生在其中体现出的民族国家思想。
这种思想虽然在西方乃至日本已经屡见不鲜了， 但在中国国内还缺乏介绍，
探寻晚清的“中国梦”——晚清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法律想象和审美价值
作者： 高鸿
作者机构：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出版物刊名： 学海
页码： 194-198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5期
主题词： 晚清政治小说;法律想象;叙事时间;复调
摘要：晚清知识分子梁启超在探索“新”的社会制度、启蒙“新民”方面，展现了无比的热
情。梁启超力求以“新”的形式，来呈现他对晚清社会走向“宏大叙事”的理解和定位。《新
中．国未来记》就是按照他的政治理想所想象和展开的，是他的“中国梦”。从该小说对未来
国家的构想、小说叙事时间的表现和小说叙事的多重声音中，我们看到该小说集个人的政治诉
求、国家政法制度与社会集体想象于一体，显示了政治小说的特有文体特征。因此，它是我们
理解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例。同时，它也为我们今天的“中国梦”打
开了一扇幻想的大门。
《新中国未来记》诞生记
《新中国未来记》诞生记
21.12.25
梁啟超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多個預言成真
2013年07月05日19:50
來源：山西日報 手機看新聞
1902年，梁啟超創作並發表了“政治幻想”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在這部小說中，他驚人地預言清王朝將在1912年垮台，新的共和國將定都南京，新共和國的首功之臣將是一個叫“黃克強”的人，而且，他還預言世界將出現中文熱，將在上海召開“世博會”……
戊戌變法后，清廷一再下令通緝康有為、梁啟超。被通緝之后，梁啟超匆忙乘日艦逃往日本。艦長將一本日本小說《佳人奇遇》送給梁啟超，供他在亡命途中消磨時光之用。沒想到，這本小說竟深深吸引了梁啟超。
這本《佳人奇遇》是日本政治家、作家柴四郎寫的“政治幻想”小說。書中虛構了留學美國的日本青年東海散士邂逅了流亡異國的西班牙將軍的女兒幽蘭、投身愛爾蘭獨立運動的女志士紅蓮和助其從事復國活動的明末遺臣鼎泰璉的故事。書中有男情女愛，更充滿了故國淪亡之悲、志士興國之壯。如此內容，梁啟超感同身受。
1898年12月23日，晚清立憲派所創辦的第一份宣傳立憲的刊物《清議報》創辦於日本橫濱，主編為梁啟超。《清議報》從第一期起，就開始連載梁啟超翻譯成中文的《佳人奇遇》，並引起了巨大反響。梁啟超一時技痒，在1902年創作了一部中國的“政治幻想”小說《新中國未來記》。
梁啟超創作的《新中國未來記》共五回，約9萬字，並未寫完，這部作品暢想了從1902年到1962年這60年間中國的變化。小說的主旨，是中國應通過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實現民主共和。小說的主要內容是八國聯軍攻克北京后南方各省開始自治，到1912年全國國會開設，中國實現共和制而不是他主張的君主立憲，國名叫“大中華民主國”，皇帝羅在田自動退位，被國會選為大統領，即大總統。 “羅在田”指光緒皇帝。新的共和國定都南京。通過維新造就共和國的首功之臣名叫黃克強，被選為第二任、第三任大統領。經過維新50年，中國經濟、文化高度發達，已成世界超強國家，外國人紛紛學習漢語。所以在1962年中國全國人民在首都南京大慶維新50周年的時候，各國政要紛紛來祝賀，參加盛典。
《新中国未来记》中的日本明治政治小说因素
《新中国未来记》中的日本明治政治小说因素
寇振锋
内容提要 梁启超在日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与日本明
治政治小说之间有着不解之缘。本文主要考察《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实”和“虚”
对梁启超亲手翻译的《佳人奇遇》以及与其相关密切的《经国美谈》、《雪中梅》
等日本著名政治小说中的“实”和“虚”的借鉴。
关键词 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 明治政治小说
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始载于1902年11月由他创办的《新小
说》创刊号。《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创作于日本的中国首篇政治小说，它在中
国近代小说开创期所起到的作用已为诸多学者所首肯1，在此无须赘言。梁启超既
然要写小说，就必然应该考虑到“实”与“虚”的问题。虽然梁启超并不是地道的小说
家，但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并未简单地摹写社会上真实的人和事，而是运用了
丰富的想像，补充了人物事件中的不足的环节，而且他已经认识到构筑在现实基
础上的虚构才具有真实感，因此，他在《新中国未来记》这一小说的创作过程中
充分注意到了“实”与“虚”的艺术结合。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的概要中就预先对该小说所运用的创作手法有过
明确的表述：“全用梦幻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
然，令读者置身其间，不复觉其为寓言也。”2很显然，他对小说中“实”与“虚”的结
合煞费苦心。梁启超在创作《新中国未来记》之前，曾多次极力盛赞明治政治小
说3。那么，梁启超的“实”与“虚”结合的手法又与他所接触的并大加赞赏的日本政
治小说有何关联呢？
本文就《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实”和“虚”的描写与明治日本政治小说之间的关
/
//系加以探讨，从中阐述梁启超是如何借鉴日本明治政治小说中的“实”与“虚”，并使
其融入自己的政治小说之中的。
一 《新中国未来记》与《佳人奇遇》主人公塑造上的“实”
《新中国未来记》之政治思想
《新中国未来记》之政治思想
【摘要】
《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具有重要政治思想的著作，其中对未来中国政治制度设想着重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政府职能转变。通过探讨民主制度和法治建设，作者展望了一个更加民主、法治的政治现实。本文从这些角度剖析了《新中国未来记》的政治思想，并探讨其现实意义和对政治发展的启示。通过阐述这些观点，可以更好地了解《新中国未来记》对未来中国政治的重要影响，以及其对现实政治进程的启发作用。
【关键词】
《新中国未来记》、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政府职能、民主制度、法治建设、现实意义、政治发展、启示。
1. 引言
1.1 《新中国未来记》之政治思想简介
《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探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重要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这部著作以深刻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的视角，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未来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
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作者提出了许多关于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设想。通过对政治发展趋势的分析，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不断创新和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作者强调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和现代化，以及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视。
《新中国未来记》还探讨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问题。作者认为，国家的治理体系应该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强调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和合作，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民主性。
在对政府职能转变的探讨中，作者提出了许多具有启示意义的观点。他指出政府需要从行政型转变为服务型，重视公共利益和民生问题，更加注重政府的透明度和效率。
《新中国未来记》的政治思想涵盖了政治制度的设想、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意义。通过对这些思想的深入理解和思考，可以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2. 正文
2.1 《新中国未来记》对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设想
探寻晚清的“中国梦”——晚清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法律想象和审美价值 2
探寻晚清的“中国梦＂
晚清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法律想象和审美价值
高 鸿
内容提要晚清知识分子梁启超在探索“新”的社会制度、启蒙“新民”方面，展现了无比的热情。梁启超
力求以“新”的形式，来呈现他对晚清社会走向“宏大叙事”的理解和定位。《新中．国未来记》就是按照他的政
治理想所想象和展开的，是他的“中国梦”。从该小说对未来国家的构想、小说叙事时间的表现和小说叙事的
多重声音中，我们看到该小说集个人的政治诉求、国家政法制度与社会集体想象于一体，显示了政治小说的特
有文体特征。因此，它是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例。同时，它也为我们今天
的“中国梦”打开了一扇幻想的大门。
关键词 晚清政治小说 法律想象叙事时间 复调
有梦才有大世界
世界是一所“梦工厂”，有梦才有大世界。在生活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而梦的社会性，则是对未来社会
建制的一种理想性表达，人们把这样的梦境叫做“白日
梦”。“白日梦是故意做的清醒梦，也就是梦想，这是哲
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感兴趣的事情。” 其实，文学早已参
与政治家和社会学家所做的“白日梦”，除了表达个人的
“苦闷”之外，文学中的“乌托邦”被认为是典型的“白日
梦”。而就文学社会性的“白日梦”而言，其幻想性常常是
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种力量。因此，梦想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为它是关于整个社
会和生活制度的想象——这等于是想象了另一个世界，
尤其还在于它同时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具有现实影响的
一个政治问题。梦想是对某种现实的不认可，它表达的
不是‘世界是这样的’，而是‘世界必须是这样的’，同时也
１９４ 就意味着‘世界不应该是那样的’，这样它就成为一个引
导社会行为的政治规划。”（２）因此，“社会理想、乌托邦或
者社会制度设计就是最大的梦想，可以说，宏大梦想都是
政治性的。”（墨）
用这样的梦想概念来看待晚清的作家，可见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