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诗繁荣的原因

第一章唐诗繁荣的原因清代编辑的《全唐诗》收录作品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人二千二百多家，这不失为唐诗繁荣的写照，但唐诗之所以能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居于显赫地位，主要原因不在数量之巨，而在质量之精。

因而，应从质量着眼来审视唐诗的繁荣。

唐诗的繁荣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唐诗不仅拥有一支声势浩大的作者队伍，更重要的是这支队伍中名家辈出，巨匠迭现，因而其“尖锐”的程度，是前代和后代都无与伦比的。

无论是诗歌体制的完备，还是技巧的成熟，无论是意境的高远，还是韵律的精严，无论是揭示生活的深度，还是反映现实的广度，都已经达到殆难后继、不可逾越的地步。

尤为可贵的是，唐代许多优秀诗人还不断将探求的视角和耕耘的犁头伸向新的未经开拓的领域，努力出以嘎嘎独造的艺术风貌，让人们听到自己独具音色的引吭高歌，而不愿随人作计，拾人余唾。

正因为题材、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唐诗不仅以其所表现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给后人以感染，而且以其所显示的异彩纷呈的艺术画面和审美情趣给后人以陶冶。

诗歌的高度繁荣局面，之所以出现在唐代，既有社会方面的外因可究，也有文学自身方面的内因可寻：（一）唐代空前发达的经济和空前高涨的文化，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发达的经济造成了强盛的国力和繁荣的社会气象，并极大地影响于诗人们的创作心理，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热情。

（2）发达的经济为诗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创作条件，使他们得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3）发达的经济带来了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促进了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绘画、书法、舞蹈等各种艺术门类的发展。

（4）从总的方面，我们承认唐诗的繁荣是以经济的发达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经济的发达直接、简单地导致诗歌的繁荣，我们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唐诗的发展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不平衡。

（音乐、绘画等艺术门类的发展会对唐诗直接发生影响，促致它的繁荣：名目繁多的外来乐曲传入以后，需要配上歌词才能演唱于朝会庙堂和歌楼酒肆，这自然会刺激诗人创作的积极性，并使他们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注意诗歌的韵律节奏，以适应入乐演唱的需要。

音乐不但影响于诗歌的韵脚、平仄、节奏，而且随着音乐的发达，还出现了许多直接以音乐为描摹对象的诗篇。

绘画艺术的发达，则有助于创造和深化诗的意境。

山水画的产生使诗与画之间原先所具有的外在关系转变为内在的关系，即不仅在立意、构图、描绘、渲染等创作原则或具体技巧上相同或近似，而且在本质上趋于同步，重神似而不重形似。

绘画艺术的发达，还带来了题画诗的兴盛。

）（二）唐王朝的统治者所实行的儒释道并存、广开言路、以诗赋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唐诗繁荣的又一重要的社会原因。

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打破了把思想“定于一尊”的僵化状态，造成了诗人们博览百家、遍观群书的风气，开阔了诗人们的艺术眼界，启发了他们的艺术思维，从而促进了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形成，而且使诗人们敢于直抒已见，放言无忌，较为自由地选择题材和提炼主题；此外，还大大提高了诗歌的实用价值，对于重视诗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及艺术经验的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随着庶族地主阶层的兴起，诗歌从宫廷和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转移到庶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手中，这也是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

在唐代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唐代庶族阶层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些新的心理特点。

这些心理特点融入唐诗，便给唐诗带来了许多富于积极意义的内容，使之呈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在唐代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唐代庶族阶层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些新的心理特点：特点之一是他们大多生气勃勃、奋发向上、富于理想和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澄清天下。

唐诗所表现出的昂扬的情调、明丽的画面及独特的生活理想，正根源于此。

特点之二是大多关心民生疾苦，同情人民的灾难和不幸，敢于为之呐喊、呼吁。

特点之三是他们大多恃才傲物、蔑视礼法，敢于直斥权贵、抨击执政，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现象，积极从事改革弊政的斗争。

庶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唐诗的基本作者队伍，而且把自己的心理特点融入唐诗，给唐诗带来了许多富于积极意义的内容。

（四）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唐诗的繁荣则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文学自身演变的结果，它与继承过去文学的优良传统是分不开的。

社会方面的外因只有与文学自身方面的内因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促成这种结合的是唐代一大批优秀诗人的努力。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他们努力以南朝的“文”来装饰北朝的“质”，以北朝的“质”来充实南朝的“文”，从而创造出中国古典诗歌最健美的典型。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诗的繁荣是长期分裂、隔绝的南北文学成就在全国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汇合和发扬光大；而以李白、杜甫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诗人则以艰苦的努力完成了使之汇合和发扬光大的使命。

第二章唐诗的分期（一）最早对唐代文学进行分期的是北宋宋祁《新唐书·文艺传序》提出的“唐文三变”说，但其主旨在于论文而非论诗。

南宋严羽《沦浪诗话》依时代先后分唐诗为五个阶段，在对唐诗进行分期的宋人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响。

后人论唐诗分期，皆追溯于严羽。

（1）以时代先后分：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子昂）之诗；开元、天宝诸家之诗（包括李、杜二公之诗）；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之诗；晚唐之诗。

（2）论“诗体”，从“以时而论”角度分：唐初体——唐初尤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

明代高棅《唐诗品汇》将唐诗明确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并对分期时限、发展状况和代表作家作了概括说明。

初、盛、中、晚四期自具始终，同时其间又包含着盛衰起伏、正变主次等各种交互错杂的变化。

后人研究唐诗分期，大致都赞同和采用高棅的四分法。

（二）采用高棅初盛中晚的唐诗分期，除了其时限不宜拘泥固执等以外，还应注意：1、唐诗分期中的初唐与盛唐，同历史分期中的初唐与盛唐并不一致，两者不能混同。

2、高棅举初、盛、中、晚之名，用意在于勾勒出唐诗发展的大体趋势，每个时期的时限是长短不等的，甚至是非常悬殊的。

3、中唐和盛唐，是唐诗繁荣的两个高峰期，无须轻分轩轾。

因而，对中唐之“中”，不应有所误解。

“诗到元和体制新”，在风格流派、题材体制以及艺术技巧等方面，中唐都有着重大的开拓和创新，后世无不瞩目。

因此高棅也认为中唐是盛唐之后的“再盛”。

中唐和盛唐，同是唐诗繁荣的两个高峰期。

高棅提到的中唐诗歌有两层意义：一是中唐之再盛，二是晚唐之渐变。

（三）如果对唐诗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状况作一鸟瞰，不难发现各时期的主导趋向。

初唐诗歌：初唐是唐诗的开创期，是唐诗繁荣的准备阶段或先行阶段。

初唐诗歌对日后唐诗的发展，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转变诗风，二是改进诗体。

初唐四杰及稍后的陈子昂，在这种历史转变中起了突出作用。

王绩、王梵志、杜审言、张九龄、张说等也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初唐四杰——一方面不废弃齐梁，他们作诗也着意排偶，点染词藻；但一方面又摆脱故态，有所超越。

他们的笔触从狭小的宫廷台阁，转移到了喧闹的市井和辽阔的江山塞漠，并为沉寂的诗坛注入了活跃的生命与节奏，实现了诗风的初步转变。

王、杨工于五律，卢、骆擅长七言歌行。

陈子昂——倡写“汉魏风骨”，大力扫除“兴寄都绝”的六朝浮艳文体，从而完成了新旧诗风的过渡。

他的诗文改革是预示唐诗繁荣局面的一声春雷，并由他结束初唐而下开盛唐。

其《感遇诗》38首直追汉、魏，《登幽州台歌》呼唤人的历史觉醒，是“人间万感”之中最深沉的人生感触。

张若虚——其《春江花月夜》声调和谐，文辞洗练。

王绩——隋唐之际风致萧散、安于“醉乡”。

王梵志——写作通俗诗篇以劝善讽世。

杜审言——杜甫祖父，杜甫称为“诗是吾家事”。

张九龄——首倡清淡之派。

张说——作诗“得江山之助”。

盛唐诗歌：盛唐是唐诗的黄金时期，唐诗臻于极盛。

代表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的诗表现了在精神上睥睨帝王、挥斥权贵的高度自信与优越感，怀才不遇是其诗歌的基本主题，而豪迈奔放和富有气魄，则是他的诗风的显著特色。

杜甫在艺术上是集大成者，沉郁顿挫，众体兼备，历来被称为诗中圣哲。

他在安史之乱中写下的丧乱记实之作有“诗史”之称。

在李白、杜甫双峰并峙之际，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岑参、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亦同时并起，映带左右。

山水田园诗派——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因而又称“王、孟诗派”，王、孟之作偏重于境界幽邃、旨趣闲寂。

孟浩然一生不仕，他的山水诗为王维作先行，风格恬淡孤高，与他的高士、隐士生涯相结合。

王维山水诗与山水画风格一致，都与禅学相表里，往往着墨无多，却创作出“象外之象”的深远而优美的境界。

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储光羲、常建也属于山水诗派。

边塞诗派——以岑参、高适为代表，所以又称“高、岑诗派”。

王昌龄、王之涣、崔灏、李颀，也是盛唐边塞诗的重要代表。

中唐诗歌：中唐是唐诗的再盛时期，同时又是唐诗的转变时期。

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是中唐诗歌的两大流派，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其影响亦多不同。

李贺的诗风与韩孟诗派相近，他以齐梁体的艳丽和骚体的灵异奇幻相结合，在艺术上独创一格。

刘禹锡诗长于律绝，精警含蓄。

柳宗元的山水诗借山水诗以抒情寄愤，五言尤以简古淡远见胜。

中唐诗人的多种风格的争奇斗胜，使唐诗更趋于丰富多彩。

与杜甫相衔接的有大历、贞元间诗人，刘长卿号称“五言长城”，韦应物闲静清雅，后与柳宗元并称韦、柳。

“大历十才子”。

其中李益、卢纶的边塞诗，犹有盛唐余响。

韩孟诗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还包括贾岛、卢仝、刘叉等人。

李贺的诗风与这一派相近。

韩愈以古文笔法入诗，横放奇崛，复近险怪。

他的“以文为诗”还下开宋诗风气。

孟郊所作多乐府古体，写诗以苦吟著称，古拙而又奇警。

贾岛亦为苦吟诗人，作诗清奇僻苦，苏轼把他与孟郊并称“郊寒岛瘦”。

李贺长于乐府古体和绝句，诗风幽冷凄婉，偏重于感性印象，意象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跳跃性。

（中唐乐府诗从源流上说可分为三类：孟郊远承汉魏，李贺中学齐梁，白居易近学杜甫的新乐府。

）元白诗派——以白居易为首。

平易通俗是元、白诗的共同特点。

张籍、王建也以乐府诗著称，被称为“张、王乐府”。

刘禹锡诗风平易，近于白居易，世称“刘、白”。

柳宗元的山水诗借山水以借情抒愤，五言尤以简古淡远见胜。

晚唐诗歌：总的趋势呈现衰落景象。

成就最高的是杜牧和李商隐。

杜牧慷慨有大略，其绝句与王昌龄、李白并称三大家，以明朗俊爽为特色；咏史诸作善于将史论与诗情诗趣结合起来；写景抒情的小诗则风流洒脱，韵致独特。

李商隐七律典雅精丽；七绝亦属高手，才情风调，卓尔不群；无题诗则是唐诗中的一种新创造，其中有的是深情绵邈的爱情诗，有的则借美人香草之辞以作寄托，以至后人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叹。

温庭筠和李商隐当时合称为“温、李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