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
中国石窟寺考古概要
中国石窟寺考古概要中国石窟寺是中国独特的艺术宝库，也是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重要遗产。
石窟寺庙的建造始于北魏时期，兴盛于隋唐时期，至宋代达到巅峰，明清时期逐渐衰落。
这些石窟寺庙分布在中国各地，尤以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陕西延安的元山寺等最为著名。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南部的龙门山上，始建于北魏晚期，历经数十年才完成。
它以石窟规模庞大、造像精细、艺术价值高而闻名于世。
龙门石窟共有234个洞窟，保存了约110,000平方米的壁画和2,800多尊石刻佛像。
这些洞窟中最著名的是第5窟和第20窟，其中第20窟被誉为中国壁画艺术的瑰宝。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莫高沟内，始建于北魏时期，历时近千年才完成。
莫高窟共有735个洞窟，保存了约45,000平方米的壁画和2,415尊石窟佛像。
莫高窟的壁画题材丰富多样，既有佛教故事、佛陀传记，也有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内容。
其中，第17窟的《卢舍那大士像》是莫高窟最著名的佛像之一。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市西南16公里处的云冈山上，始建于北魏时期，历时近100年才完成。
云冈石窟共有252个洞窟，保存了约51,000平方米的壁画和51,000尊石窟佛像。
云冈石窟的最大特点是佛像造型栩栩如生，表情丰富多样，被誉为中国古代石窟艺术的杰作。
其中，第6窟的《普贤菩萨像》和第8窟的《文殊菩萨像》是云冈石窟最著名的佛像之一。
元山寺位于陕西延安市的元山上，始建于北魏时期，历经数十年才完成。
元山寺共有38个洞窟，保存了约17,000平方米的壁画和1,200多尊石窟佛像。
元山寺的壁画风格独特，描绘了佛教故事和佛陀传记，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内容。
其中，第7窟的《十六王像》是元山寺最著名的佛像之一。
这些石窟寺庙在中国古代艺术史和宗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它们的建造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佛教文化的繁荣，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卓越成就。
这些石窟寺庙的壁画和石刻佛像不仅艺术价值极高，还是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四川石窟寺考古研究的新典范——雷玉华等著《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介评
A New Mode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Sichuan Grottoes——Book Review on Study on Buddhist Grottoes and Cliff Statues in Northern Sichuan(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 by Lei Yuhua
and others
作者： 董华锋[1];闫月欣[1]
作者机构： [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出版物刊名： 敦煌学辑刊
页码： 173-180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4期
主题词： 雷玉华;《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石窟寺考古
摘要：雷玉华等人的新著《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规范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川北石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川北石窟的演变序列,并阐明了其历史背景。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该书全面揭示了川北石窟的内涵,树立了四川石窟研究的新标杆,也为石窟寺考古研究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新范例,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新典范。
中国石窟寺考古概要
中国石窟寺考古概要中国石窟寺是中国特有的佛教艺术形式，由石窟和寺庙组成，以雕刻的佛像为主要特色。
石窟寺分布在全国各地，最著名的有甘肃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等。
这些石窟寺在中国古代艺术史和世界古代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石窟寺的建筑形式通常是将山腹挖掘成洞窟，然后在洞窟内雕刻佛像和佛教壁画。
这种形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北方的石窟传统，最早出现在北魏时期。
北魏石窟以佛像为主要内容，形象丰满，线条流畅，富有动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石窟寺的艺术风格逐渐演变，从简约的线条到丰富的细节描绘，从浅浮雕到深浮雕，从单一的佛教壁画到世俗和佛教主题的结合等。
石窟寺的建设是佛教繁荣时期的产物，它们是佛教信仰的象征，也是佛教文化的载体。
通过石窟寺的建设和使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得以加强，佛教教义也通过壁画和雕刻的方式得以普及。
石窟寺壁画通常以佛教故事、佛教先知、佛教仪式和佛经内容为主题。
这些壁画的形象生动，富有表现力，展示了佛教教义的内涵和美学价值。
中国石窟寺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佛像和壁画上。
佛像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杰作，它们具有雄伟、庄严、慈悲和宁静的特点。
佛像的风格因时期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都具有神秘和超凡的美感。
壁画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过色彩、线条和构图表现佛教教义和哲学思想。
壁画的色彩从鲜艳到柔和，线条从简约到精细，构图从简单到复杂，呈现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多样性。
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古代艺术、宗教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考古学家通过对石窟寺的勘察和发掘，不仅可以了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还可以解读佛教教义和佛教艺术的发展变化。
此外，考古研究还为保护和修复石窟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以确保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保持原貌和价值。
中国石窟寺的考古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重点。
通过对石窟寺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献。
例如，在敦煌莫高窟的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佛教经文和文献，这对于研究佛教文化、历史和哲学具有重要的价值。
石窟寺保护状况专项调查报告
石窟寺保护状况专项调查报告石窟寺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珍贵遗产，因其独特的历史、艺术和宗教价值，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由于长期的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石窟寺的保护状况备受关注。
为了全面了解石窟寺的保护情况，本报告通过实地调研、文献查阅和专家访谈的方式进行了调查。
以下是有关石窟寺保护状况的专项调查报告。
一、石窟寺的历史背景石窟寺是一种古代建筑艺术形式，是中国特有的石刻艺术，主要分布在河南、甘肃、山西、陕西等地。
它们大多建于唐、宋、元等历史时期，融合了中国古代艺术、宗教和历史文化，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二、石窟寺的保护现状1. 自然侵蚀石窟寺所在地大多数都是山区或临水之地，长期暴露在风吹日晒和雨水侵蚀之下，使其石窟和壁画受到了严重的自然侵蚀，导致雕刻和壁画出现了裂痕、剥落等情况。
2. 人为破坏由于一些游客和维护人员的不当行为，石窟寺的保护状况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一些游客会在壁画上留下涂鸦；而维护人员的操作不当也可能对石窟结构和壁画造成损坏。
3. 养护管理不足部分石窟寺缺乏专业的保护管理团队，养护管理不足。
缺乏经费和技术支持，使得石窟寺的保护工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进行。
三、石窟寺的保护措施1. 加强立法保护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法规，对石窟寺进行严格的保护，规范游客参观行为，并对破坏石窟寺的行为进行惩罚。
2. 人员培训和管理建立专业的石窟寺保护管理团队，加强对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保护意识和专业技能，规范维护作业流程。
3. 科技应用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对石窟寺进行数字化立体保护，采用遥感技术对石窟寺进行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修复。
四、石窟寺保护的意义石窟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遗存，保护好石窟寺不仅可以保护好我们的历史文化，也可以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增加当地的经济收入。
结语石窟寺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加大对石窟寺的保护力度，确保石窟寺能够被世代传承下去。
石窟寺保护状况专项调查报告
石窟寺保护状况专项调查报告摘要：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遗产，石窟寺在历史、艺术和宗教方面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由于多种原因，石窟寺的保护状况并不乐观。
为了全面了解石窟寺的保护状况，本调查对多个石窟寺进行了实地调研，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石窟寺存在诸多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保护建议。
一、调查目的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了解石窟寺的保护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保护建议。
通过本次调查，希望能够推动相关部门和机构采取措施，更加有效地保护石窟寺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二、调查方法1. 实地调研：选择了多个代表性的石窟寺进行实地调研，对石窟、壁画、石雕等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记录。
2. 文献资料搜集：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历史资料、考古报告、保护规划等，对石窟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
3. 专家访谈：就石窟寺的文化价值和保护现状进行了相关专家的访谈，获取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三、调查结果1. 石窟寺存在的问题：（1）环境污染：一些石窟寺所在地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空气质量不佳，长期雨蚀等天然侵蚀也对石窟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
（2）游客破坏：大量游客参观石窟寺，一些游客不文明行为导致了石窟石刻和壁画的破坏。
（3）管理薄弱：一些石窟寺管理机构的人员力量薄弱，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保障，石窟寺的日常保护工作存在着缺失和疏漏。
2. 保护建议：（1）加强环境保护：对石窟寺周围的环境进行整治，净化空气，减少污染源的排放，保护石窟的自然环境。
（2）加强管理：加大对石窟寺管理机构的投入，提高人员素质，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对游客的引导和监管，防止游客破坏。
（3）科技保护：引入新技术手段，如无损检测技术、智能监控等，加强对石窟寺的保护和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问题。
（4）宣传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向公众传播石窟寺的文化价值和保护意识，增强公众对石窟寺保护的重视和支持。
四、结论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对石窟寺的保护现状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为相关的保护工作提供了相关的建议和对策。
[精华版]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
![[精华版]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https://img.taocdn.com/s3/m/2944bb0f11a6f524ccbff121dd36a32d7375c797.png)
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1996）宿白第16页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寺庙，简称石窟。
许多石窟寺洞窟密集，故常有千佛洞之称。
佛教石窟渊源于印度，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
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石窟寺遗迹，大都见录于明清地方志和游记中。
20世纪初一些外国人即根据上述著录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如日本人伊东忠太调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902），法国人E.沙畹调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1907）。
不少外国人的调查，往往伴随着掠夺和破坏，德国人A.von勒科克在新疆拜城、库车、吐鲁番诸石窟盗掘遗物、剥离壁画（1904、1913）；英国人A.斯坦因（1907、1914）、法国人伯希和（1908）和日本大谷考察队（1911~1914）等对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重要经卷、文书和工艺品的骗取劫夺；日本人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1933）和美国人对龙门石窟（1934）的肢解石雕、凿毁造像等，以上是其中最突出的几起。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组织的云冈调查班，对云冈石窟强行调查、摄影、测绘长达6年之久（1941~1946）。
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30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1935~1936年北平研究院和中国营造学社都对响堂山石窟作了记录。
40年代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注意到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境内的石窟，特别是对敦煌石窟的调查、实测和临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石窟遗迹得到应有的重视，各地对现存石窟都开展了调查和记录工作，并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
50年代以来，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工作逐渐展开：对一些石窟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排年分期；发掘了重要石窟的窟前遗址，为恢复某些石窟的历史面貌增加了新资料；对石窟组合关系的探索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
中国的石窟可分为七类：一、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二、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三、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四、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五、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殿窟；六、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罗汉窟）；七、小型禅窟成组的禅窟群。
中国石窟寺考古概要
中国石窟寺考古概要中国石窟寺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考古研究对了解中国古代艺术、宗教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将对中国石窟寺的考古概要进行介绍。
中国石窟寺，又称石窟庙，是由山体中开凿而成的石窟，内部供奉佛教造像和壁画。
中国石窟寺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期，发展于隋唐时期，盛行于北宋至元代。
中国石窟寺主要分布在河南、甘肃、山西、陕西等地，以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最为著名。
中国石窟寺的建造主要受到佛教的影响。
佛教自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后，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中。
随着佛教信仰的兴起，人们开始在山体中开凿石窟，用于供奉佛像和修行。
这些石窟寺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
中国石窟寺的建造和装饰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和风格的变化。
早期的石窟寺以北魏风格为主，佛像造型简单朴素，壁画内容以佛经故事为主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代的石窟寺开始兴起，其风格更加华丽壮观，佛像造型更加细致，壁画内容丰富多样，包括佛教故事、历史事件、民间故事等。
中国石窟寺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佛像和壁画的保护、修复和研究上。
由于长期的风化和人为破坏，石窟寺的佛像和壁画面临着严重的保护问题。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考古学家们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加强石窟寺的环境保护、修复受损的壁画、制定合理的参观管理措施等。
在石窟寺的考古研究中，还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物。
这些文物包括佛像、经卷、铭文等，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宗教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同时，石窟寺中的壁画也成为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途径，揭示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通过对石窟寺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对中国古代艺术、宗教和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考古学家们也在保护和修复工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保护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使其得以延续。
中国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石窟寺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艺术、宗教和历史的发展和变化。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的通知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的通知文章属性•【制定机关】国家文物局•【公布日期】2021.07.16•【文号】文物保函〔2021〕748号•【施行日期】2021.07.16•【效力等级】部门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文物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正文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的通知文物保函〔2021〕748号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文化和旅游厅/局）：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深化石窟寺考古研究和价值挖掘，推进石窟寺考古报告出版工作，我局制定了《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现予印发。
请你局（厅）按照指南要求，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做好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出版相关工作。
附件：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国家文物局2021年7月16日附件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一、适用范围本指南用于指导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
二、名词解释（一）石窟寺考古中国石窟寺考古是运用考古学方法调查、分析、研究与石窟寺及摩崖造像有关的遗迹和遗物的人文科学，包括应用田野考古技术与方法对石窟本体、窟外建筑遗迹和相关寺院遗迹进行野外调查、发掘、测绘、记录，以及建立在田野考古基础上的石窟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
中国石窟寺考古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石窟寺考古报告石窟寺考古报告是全面、科学、系统反映石窟寺考古工作成果、按照一定体例编写、公开发表的田野考古报告，包括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发掘报告，是石窟寺保护、研究、展示利用的基础文本。
（三）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是为保证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科学性、全面性、规范性及其学术质量，对报告编写的篇章组织、内容及深度等提出的一般规定。
三、编写的基本要求（一）科学性应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要求，针对石窟寺、摩崖造像及相关遗迹、遗物特点，准确记录石窟寺考古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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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内容摘要：为了永久地保存敦煌石窟，并留存科学的档案资料，就要编著科学、完整、全面的石窟考古报告。
敦煌研究院编《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就是在前人对莫高窟调查、记录、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敦煌石窟考古的结晶和划时代之作。
本书以敦煌石窟中的“早期三窟”即第268、272、275窟为主，涵盖了第266-275窟等的11个编号。
它是敦煌石窟发现后的第一次全面记录，既保存了石窟档案，反映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水平，也为国内其他石窟保护研究单位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范本。
《考古报告》堪称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的一个里程碑，相信它将对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敦煌石窟寺；考古报告；早期三窟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1-0133-08Abstract：In order to permanently preserve Dunhuang caves and their archives，it is necessary to compile a scientific，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cave archaeology. The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Mogao Caves 266-275，which wasedited by the Dunhuang Academy based on predecessors’research，is an epoch-making work and the largest achievement of cave archaeology since the 1970s. The book covers eleven caves，numbered 266-275，and focuses on the three earliest ones，namely caves 268，272，and 275. As the first complete record of the Dunhuang caves，it not only records information about the caves’and reflects the latest level of grotto research，but also provides an example for other similar disciplines. The report，as a landmark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cave temples，will exert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compilation of such archaeological research.Keywords：Dunhuang cave temples；archaeological report；three earliest caves中国是石窟寺大国，不论石窟开凿时间之长、分布之广，还是数量之众、规模之大，都是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列有我国各类石窟134处[1]，其中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作为石窟寺大国，建有许多石窟研究机构，如敦煌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云冈石窟研究院、麦积山石窟研究所等，从事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与世界上现存或已遭破坏消失的其他石窟一样，“科学的保护工作纵能延长它的岁月，却很难阻止其逐渐发生劣化，无法使其永存”。
而“在石窟遗存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科学而完整的档案资料将成为文物修缮乃至复原的依据。
”[2]因此编著科学、完整、全面的石窟考古报告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它可以为永久地保存石窟留存科学的档案资料。
我国的石窟寺考古已有了一定的成绩，如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编《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1卷[3]描述了20多个洞窟，并附录有“德国人研究克孜尔石窟的概况”和“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
李裕群的《天龙山石窟》[4]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考古报告，但它对前人成果的追述、石窟考古调查报告和历史分期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刘景龙、杨超杰编著的《龙门石窟总录》（共36册）有龙门石窟的照片、实测图和文字记录[5]；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写的《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6]、《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7]对所属石窟的位置、形制、内容与现状都有详细描述，有助于我们对石窟进行全面了解。
《中国石窟》丛书17卷由具有代表性的我国石窟群组成，是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国平凡社合作出版的大型彩色系列图书，由中日两国著名学者夏鼐、宿白、金维诺和长广敏雄、冈崎敬、东山健吾等组成编辑委员会，各有关文物考古单位负责编辑，两国学者分工撰写论文，从1980年12月开始，在北京和东京两地陆续出版中日两种文版。
它包括《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巩县石窟寺》等。
每卷发表图版192―300幅，论文2―5篇，并有图版说明、大事年表和实测图，还发表各石窟群的内容总录。
《中国石窟》虽然不是考古报告，但对读者了解各有关石窟提供了许多便利。
最早的有关中国石窟的考古报告是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云冈石窟》。
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于1938―1944年对我国云冈石窟等文物进行了多次的调查测绘[8]，考察成果就是1951―1956年作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陆续出版的16卷32册的《云冈石窟》，其副题是“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
与此同时，他们调查龙门石窟的成果是1941年出版的《龙门石窟的研究》，调查鼓山响堂石窟的成果是1937年出版的《响堂山石窟》[9]。
敦煌莫高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石窟最完整，壁画、彩塑最丰富，艺术成就最高的石窟寺，现存洞窟735个，其中有彩塑的洞窟492个（其中南区487个，北区5个；北区另有243个供僧侣居住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埋葬的瘗窟、仓储的仓廪窟，窟内均无壁画、塑像）。
另外敦煌西千佛洞有洞窟22个，瓜州榆林窟有洞窟42个，这两处洞窟与莫高窟“因相同的地理位置、历史条件、题材内容、艺术特征，共属敦煌佛教石窟艺术范畴，统称为敦煌石窟。
”[2]1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莫高窟，长期以来没有对其完成考古报告。
虽然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1996年又出版了敦煌研究院编写的增补本《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再加上以前出版、发表的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①[10]、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②[11]、张大千《漠高窟记》[12]、石璋如《莫高窟形》[13]及《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共5卷）和《安西榆林窟》等，对我们了解、认识敦煌石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它毕竟不是考古报告。
1988―1995年，在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的主持下，对莫高窟北区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共确认新编洞窟号243个，随后出版了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3卷）[14-16]。
但作为莫高窟主体的南区石窟却一直没有发表考古报告，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可喜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由敦煌研究院编，樊锦诗、蔡伟堂、黄文昆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8K本，共771页，以下简称《考古报告》）两大册已于201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中国石窟和敦煌学界几代人的夙愿。
《考古报告》既是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之作，也是敦煌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一全面系统的敦煌石窟考古记录《考古报告》以敦煌石窟中的“早期三窟”即第268、272、275窟为主，涵盖了第266―275窟等的11个编号，也就是第266、267、268、269、270、271、272、272A、273、274、275窟。
这是因为第268窟本身就包括5个编号，即第267、268、269、270、271窟，以268窟为主室，其他4个编号是位于第268窟南壁和北壁的4个禅室；第272窟包括2个小窟，即第272A和273窟，它们分别位于第272窟外壁的门南和门北。
此外还纳入了第266、274窟，这是由于第266窟与第268窟毗邻，第274窟位于第275窟的外壁南侧，不便与其他的洞窟编在一起，而它们的开窟、绘画时代也与第268窟表层壁画接近，故将这些洞窟放在一起，编为《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考古报告》所收第266―275窟“位于莫高窟南区石窟群中段自上而下第三层洞窟崖壁上，坐西向东，左右毗邻。
南邻北魏第265、263、260、259、257等窟；北连隋代第457、456、455等窟；上承盛唐第264、460、458等窟，晚唐第459窟；下接隋代第56、59窟，初唐第57、58、60等窟和五代第61窟”。
[2]19《考古报告》第一分册除序言外，共由7章组成，即第一章：绪论；第二章：第266窟；第三章：第268窟（含第267、269、270、271窟）；第四章：第272窟（含第272A、273窟）；第五章：第274窟；第六章：第275窟；第七章：结语。
另外还有6个附录，即一：本卷洞窟调查记录文献摘录；二：本卷洞窟历史照片选辑；三：本卷洞窟相关论著、资料目录；四：本卷洞窟碳十四（14C）年代测定报告；五：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敦煌石窟考古测绘中的应用；六：莫高窟早期三窟壁画和彩塑制作材料分析。
其中“本卷洞窟调查记录文献摘录”又包括11项内容，即《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摘录，奥登堡《敦煌千佛洞叙录》摘录，张大千《漠高窟记》摘录，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摘录，石璋如《莫高窟形》摘录，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摘录，史岩《千佛洞初步踏查纪略》摘录，李浴《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调查》摘录，阎文儒《洞窟内容说明》摘录，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摘录和樊锦诗、蔡伟堂《重订莫高窟各家编号对照表》。
“本卷洞窟历史照片选辑”包括李约瑟敦煌摄影、罗寄梅敦煌摄影和敦煌研究院藏历史照片多幅。
除文字描述外，第一分册还收有各种插图250多幅，与文字描述交相辉映，增加了许多直观性，既保存了历史资料，也有助于读者更准确地理解文字说明。
第二分册全是图版，收有测绘图版99版、摄影图版246版和数码全景摄影拼图44版。
这些图版有些是一图一版，有些则是一版多图，如测绘图版中的第99版“塑像等值线图”就包括第275窟北壁和南壁的6尊塑像；摄影图版中的第12版包括第266窟西壁龛外的弟子和塑像4幅，第55版包括第268窟南壁东端上层重绘壁画4幅，第155版包括第272窟东壁遗迹6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