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社会制度层面分析

生态危机的社会制度层面分析自人类步入工业文明社会之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并愈来愈以危机的形式呈现在人类面前。

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秉承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辨证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借鉴了现代生态学的合理思想，明确指出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为我们分析生态危机提供了正確的方向。

本文即是由此出发，对生态危机的社会制度原因展开分析，并力图明晰生态危机和社会制度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标签：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一、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大工业文明破除了人类意识中早期的对于自然的崇拜与顺从，取而代之的是人类野心的无限膨胀和对自然剥夺的愈演愈烈。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然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危机，如果对这一危机的产生原因追根寻源，资本主义制度正是罪魁祸首。

（一）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说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主要源于该制度下资本的无限制逐利逻辑。

我们知道，资本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能生产资本，这预示着资本的使命即在于无限制地繁殖自己，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

资本的这一运行逻辑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目的和基本规律。

不但如此，在资本统治下的社会，自然也被迫服从于这一逻辑。

为了获取利润，资本”颠倒和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把自然物化为生产原料，只注重经济上的投入产出，无视这些所谓工业原料的生态功能。

”[1]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导致人类对环境支配欲望的增强以及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漠视，在这样的前提下，生态环境被破坏也就在所难免了。

但这样的现实很难获得资本家们的重视，因为他们的双眼都被利润所蒙蔽了，对此，法国哲学家高兹曾有过描述，”资本主义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

”[2]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资本逻辑还造成了作为生产之延伸的消费的无限扩大。

资本纯粹以利润的目的、功利的立场大量生产和制造消费品，为了实现其时效性，有意大肆渲染和煽动消费，鼓励人们追求物质享受，这难免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拥有某种商品就是一种时尚、身份或社会地位的象征。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已不再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而是成了满足生产经营者获得利润的手段。

资本家煽动消费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资本增殖，至于消费本身的性质如何，对环境会否造成破坏，这些并不是资本家们所关心的问题。

消费主义的盛行既是资本增殖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又是它的一种主动的文化策略选择。

只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尚存，消费主义就难以绝迹。

资本的逻辑及与其共生的消费主义必然导致不顾环境承载能力的生产”病态增长”，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

可以说，只要资本的逻辑继续延续，生态危机就无法真正消除。

然而，正如美国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詹姆逊·奥康纳所提醒的，我们在考查生态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时不能仅仅从资本的维度加以审视，对政治体制的考查也应当进入我们的视野。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为了确保其既得利益不受损失，必然寻求政治渗透，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引导社会舆论走向等方式将其逐利的意图合法化、隐蔽化，而这必然会导致对生态环境的更大破坏。

自建立之始，资本主义国家便大肆宣扬”自由”、”平等”理念，在这种所谓”普世原则”的庇护下，政府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肆意而盲目地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可谓是”有政治保障的生态破坏”。

对利润的盲目追求加上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长期漠视，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生态环境迅速恶化，这提高了其生产成本，令资本家们颇感头疼。

然而，奉行资本逐利逻辑的资本主义体制本身不愿也不可能从根本解决这一问题，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便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销其”自由”、”平等”理念，通过”平等互惠”的贸易敲开发展中国家的大门，将污染严重的生产工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从而形成了新的”生态殖民主义”。

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输入生态危机来转移本国生态危机的方式，进一步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恶化。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国家在经济层面奉行的资本逐利逻辑使得生态危机无法根除，并且在政治层面也积极为资本逐利保驾护航，更为严重的是，”生态殖民主义”的盛行使得生态环境的恶化开始向全球扩展。

这一切决定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2）生态危机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过分追逐使得生产主体将自然视作取之不竭的原料来源地，使生产的内在成本”外在化”。

然而，当全球性的环境恶化使资本再也无法忽视环境破坏的消极作用时，它就必须拿出很大一部分非生产性开支用于环境的清洁和保护，这无疑会抬高资本要素的成本，例如解决城市交通堵塞的费用剧增，地租日益提高，支付健康问题所需的费用越来越浩大等等。

如此一来，资本就变得很不灵活了，利润率也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资本的逐利逻辑也将难以为继--因为环境的恶化使得资本的周转周期放慢，并且对劳动的剥削率也会降低。

所以，无论是否将治理环境破坏问题提上日程，资本主义制度都无法承受生态危机对其的冲击。

更进一步讲，”当资本破坏了它自身的生产和积累条件，并由此而潜在地破坏了它自身的利润的时候，它同时也建构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反对力量”[3]。

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它在无视生态环境问题的情况下肆意妄为，然而当自然环境逐渐恶化至不再是其发展的有利因素反而成为其掣肘时，反对的力量便开始积聚了。

环境的恶化使得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生存环境受到影响，可以想象，各种环保型社会组织必然层出不穷，致力于反对政府的现行政策。

而一旦资本主义政府无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资本主义政府也无法根本解决这一矛盾，它只会激化矛盾），人们的生存不得不持续面对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威胁时，这一反对的势力极可能最终将矛头指向根本原因所在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无疑将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

另一方面，环境的恶化使得资本逐利能力不断下降，资本家们便会寻求各种途径（这其中甚至可能包括改变政府的现行政策）来缓解这一危机，但如前所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盈利能力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一旦资本盈利的能力到了资本家们也无法忍受的程度时，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便不可遏制的由内而生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此太过于乐观而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能力，但无论如何，生态危机会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这一点应当是无疑的。

二、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意识形态的某种偏见以及对某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僵化解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环境危机问题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作为”包医百病”的理想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下并不存在生态环境问题。

应该承认，这只是一种偏见。

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有着诸多的天然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出现生态环境问题。

（1）社会主义制度解决生态危机的优越性一直以来，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解决生态危机具有天然的优越性这一观点的质疑屡有提出，归结起来不外乎有三点：一、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技术，其中也包括劳动控制理论，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应当存在环境破坏问题；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于追赶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需要，”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权”[4]，这就更是容易导致对环境的破坏；三、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融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之中，资本的逐利逻辑对环境的破坏同样威胁着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他们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同样是力不从心。

这些质疑听起来似乎都挺有道理，但必须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间的差别并不是生产力层次上的差别，而是生产关系上的差别和政治体制上的差别，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生态危机时具有天然优越性的原因所在。

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同样是生产技术，甚至它是引自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具体形式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绝然不同的，因为它首先必须得适应制度的需要而被加以适当的改造，这就将其打上了不同制度的烙印，那么对于生态环境的具体影响自然就无法等同了。

所以，如果我们忽视了不同制度间的根本区别，是无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生态危机方面的天然优越性的。

社会主义制度解决生态危机具有优越性，这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

首先从生产的根本目的来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生产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需求而非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逐利贪婪成性、永无满足，但人民的真实需求是有限的也是可以满足的，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能够调和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此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产关系、生产关系以及政治关系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工业结构、社会劳动分配等方面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难以做到的。

最后，就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运行的经济体制而言，它也能够有效避免环境问题的产生并且在其产生时加以有效解决：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可以避免企业间盲目竞争给环境带来的破坏，使国家能够有意识地减少资源的损耗，以及随之带来的环境污染；通过国家中央计划也能够促使生产能力和社会财富在地区间实现平衡分配，从而减少因废弃物的集中而造成污染的可能；并且，在宏观调控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運作可以从内在动因上减少对资源的盲目、低效利用，从而降低了对环境破坏的可能性。

（2）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危机中实现自我完善在当今世界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面临着生态危机的威胁和冲击，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解决生态危机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就可以因此而高枕无忧。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而言，不但要提高防范生态危机的警惕性，而且应借助生态危机这一”契机”来审视自身，找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实现自我完善。

由于历史的原因，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大都存在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中有不少仍处于贫困状态，这一现实状况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有着更为迫切的要求。

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又在国际上推行经济帝国主义，不断地对异己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逼迫、施压，意图将之扼杀于摇篮之中。

因此，为了给社会主义制度营造必要的生存空间，迅速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也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

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并且基本上都选择了以资源过度消耗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道路。

这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破坏，使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发展面临着危机。

然而”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只要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给予生态环境问题以密切关注，努力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改善民众的消费习惯，就完全有能力维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实现人与自然间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