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瞎人眼的明代帝陵和贵族墓中出土的金银器
舌尖上的奢华:极尽豪奢的历代金银餐具,壕得让你无法想象

舌尖上的奢华:极尽豪奢的历代金银餐具,壕得让你无法想象黄金,因为稀缺而备受世人追捧,历代统治者和富家豪族更是对其趋之若鹜。
除了巨量囤积以为财富以外,还用它制作了各式各样的珍玩器物和碗、勺、箸、杯、盘、壶等奢华餐具,以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追求。
在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黄金餐具出现,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制作越来越精致,明清以后逐渐达到巅峰,宫廷中极尽奢华的金质餐具更是层出不穷,豪奢程度令人咋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极尽豪奢的金(银)餐具,见识见识他们舌尖上的奢华到底壕到了什么程度。
一、战国双耳金杯出土于湖北随县擂鼓墩,是战国早期贵族饮器。
侈口、束腰、平底,杯身外侧有对称环耳。
杯盖呈圆拱形,盖边有三个等距的衔扣,恰好卡在杯内。
通体无纹饰,器形敦厚庄重,美观大方,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二、战国云纹金碗出土于著名的曾侯乙墓葬,是迄今发现最大的黄金餐具,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金碗重4.2斤,造型十分的独特,下部是有三个凤首形矮足,腹部有两个对称的环耳,盖顶有一个圆形把手,而且里面还放着金漏勺一件。
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重的金碗,无论从历史价值还是艺术价值来看,都具有标志性意义,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专家估价高达3亿元!三、唐鸳鸯莲瓣纹金碗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整碗用黄金锤击成型,满饰珍珠地纹,腹部捶出双层仰莲瓣,瓣中分别錾刻鸳鸯、鹦鹉、大雁、鹳翎、鹿、狐、獐、兔、鸭等珍禽异兽;下层莲瓣内刻忍冬花草;碗内底刻宝相花,圈足饰方胜纹,制作精妙绝伦,富丽堂皇得简直无以复加,用它盛的不是饭,而是壕!四、唐双狮纹金铛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金铛捶揲成型,单柄叶芽形,下有三兽足,从外底部中心分出九条水波纹曲线,将外壁分为九个“S”形区间,内饰鸟兽花草纹样。
内底以麦穗纹环绕双狮,形成波斯萨珊“徽章式纹样”,器型稳重而不失灵动,华丽而富有生机,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令人叹为观止。
明朝的皇家珍宝与文物

明朝的皇家珍宝与文物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其皇家珍宝与文物的丰富与美丽令世人称羡。
这些珍宝与文物不仅展示了明朝的繁荣和文化底蕴,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遗产。
本文将着重介绍明朝的皇家珍宝与文物,展示它们的独特之处,以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一、皇家珍宝明朝的皇家珍宝包含着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宝贝,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明十三陵”的陪葬品。
明十三陵是明朝皇帝的陵墓群,分布于北京西北的天寿山。
每座陵墓都有着独特的陪葬品,包括黄金、玉器、瓷器等珍贵物品。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定陵的明成祖陵,陪葬品包括了大量的黄金和玉器,展现了明代皇帝的权威与财富。
另外,明朝的皇家珍宝还包括了御寝设施和御用器皿。
明代皇帝的寝宫内部装饰豪华,同时摆放有精美的家具和器皿。
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位于北京故宫的紫禁城,这是明代皇帝的居住地,内部珍藏了许多明朝的珍宝和文物。
例如,明代皇帝使用的御器就是许多收藏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人雅士的文物除了皇家珍宝外,明朝还有许多令人称道的文物,这些文物反映了明朝时期的文化繁荣和文人雅士的风采。
明朝时期,诗歌、书法、绘画和文学等艺术形式得到了重视,许多文士也纷纷涌现。
在文人雅士的文物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们创作的诗词和书法作品。
明代有许多优秀的文人雅士,他们的诗词表达了对自然、爱情和人生的感悟,其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同时,明代的书法艺术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很多文人雅士的书法作品至今仍被视为经典。
此外,明代的绘画艺术也是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朝画家擅长山水画、花鸟画等艺术形式,他们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构图著称。
明代画家沈周、文徵明等人被尊为“四家”,他们的作品成为后人学习和欣赏的对象。
三、影响与传承明朝的皇家珍宝与文物不仅令人叹为观止,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些珍宝与文物展示了明朝的繁荣和财富,反映了明朝时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明朝历史】明朝服饰:明代金银首饰

【明朝历史】明朝服饰:明代金银首饰从元人手中接过封建社会接力棒的大明帝国,金银首饰的风格,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改宋元金银首饰的草根本色,雍容华贵,宫廷气十足,明代金银首饰有趣的事儿,还远不止这些。
明代金银珠宝的名称已被仔细区分。
大小发夹和发夹都有自己的名字。
此外,由于迪吉(golden hair mask)的出现,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组合关系。
首饰的充分嵌入是明代女性化妆的特点。
累丝工艺,是明代的绝活,它把明代金银首饰的制作,定型为技术化的风格。
丝绸工艺使珠宝的三维造型,或复杂的组成,在材料上非常经济,也使黄金和白银本身柔软、轻盈、抛光和克制。
更适合在镶嵌过程中衬托玉石的魅力,同时丰富首饰图案的表现手法。
镶玉嵌宝,虽在明代大为兴盛,但宝石加工不太发达,还没有现代的切割工艺,多是依照宝石的自然形状填嵌,托座与宝石的扣合,多半不很紧密,易脱落,这个可从明定陵出土的首饰文物上看到,和现代的镶嵌水平还有差距。
金包子“狄髻”金发罩头饰组合明代珠宝的名称仍与唐宋时期相似,即一般名称多,特殊名称少。
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首饰显示出的一个最大变化,是类型与样式的增多,在名称上,有了细致的分别,大大小小的簪钗,都按照插戴位置的不同,或纹饰、式样、长短的不同,而各有名称。
例如,明代文献中提到的几件物品:地记、金丝记、摘心、盖住太阳穴、压发、围发、耳环、吊坠领、纽扣等。
虽然有时不提及纹理,但可以看出,与现有物体相比,主要使用黄金和白银。
明代金银首饰中出现了“狄髻”。
明代女性的笛子狄髻是俗称,金丝编就的狄髻,明代也称“金丝髻”或“金丝梁冠”,即女子戴在发髻上面的发罩。
由于地籍的出现,金银首饰以一对人头为单位,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组合关系。
额角,鬓边,称作“四鬓”。
《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七回,形容夏日里潘金莲、李瓶儿的一身家常妆束,“惟金莲不戴冠儿,拖着一窝丝杭州攒,翠云丝网儿,露着四鬓,上黏着飞金,粉面额上贴着三个翠面花儿”,论修饬严整,四鬓都要装点得一丝不苟才算是好,不少簪钗便是为此而设计。
中国古代墓葬的发展史

中国古代墓葬的发展史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馀按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
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馀的固定设施,称为“墓”。
在中国考古学上,两者常合称为“墓葬”。
下面店铺整理了中国古代墓葬的发展史,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石器时代墓葬文化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埋葬的发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按一定的方式埋葬死者。
到新石器时代,墓葬已有了一定的制度。
墓圹一般是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式土坑。
黄河中、下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尸体在墓内的放置方式以仰身直肢的为多,偶然也有屈肢葬和俯身葬,后者可能是由于凶死。
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除仰身直肢葬以外,还流行屈肢葬。
仰韶文化墓中的尸体头多向西;大汶口文化墓中的尸体头多向东。
这些都说明不同的部族有着不同的葬俗。
墓中随葬品以陶器皿为最普遍,其次是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亦偶有发现,有时还有谷物和家畜。
商周时代墓葬文化商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盛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着庞大的国家。
因此,在商代的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的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
河南省安阳的商王陵墓,有“亚字形墓”和“中字形墓”。
亚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亚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个墓道。
中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南北两面各有一个墓道。
了王陵以外,其他贵族的墓也有中字形的,但规模略逊。
在贵族的墓中,还有一种“甲字形墓”,只在墓室南面有一个墓道,规模一般都较中字形墓为小。
商代绝大多数的墓,都是没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
商代统治阶级墓葬的特点之一,是使用大量的人和牲畜殉葬。
殉葬者的葬式各有不同,其中颇多采用俯身葬。
殉葬的牲畜,以马与狗为最多。
各种类型的墓,都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体腰部之下,故称“腰坑”,坑内埋一殉葬的人或狗。
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的墓,墓主都只有一人,尚未发现夫妻合葬的情况。
明代金银器的工艺美术

明代金银器的工艺美术长期以来,艺术史家在构筑历史时,总是希望从艺术自身的特点来解说其发展与变化。
事实上,艺术创作者无法摆脱时代的约束与制度的影响,尤其是关乎实用的工艺美术,政治经济、生产制度、技术水平、地理特征、民俗文化等非艺术的因素往往是艺术风貌改变的因素。
本文以明代金银器制作机构为中心,通过梳理明代金银器的机构设置、制度更定和人员排布,观察当时金银器生产的具体状况。
一、内府金银器制作机构元代制作金银器的主要官方作坊有:工部的“银局”,将作院的“金银器盒提举司”“上都金银器盒局”,大都留守司的“银局”。
此外,隶属将作院的“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也承制金银器皿、后宫首饰。
[1]从机构设置情况看,元代的中央性金银器作坊比较分散而且功能重叠。
明代官府金银器制作机构的设置与前代大不相同。
金银器制作机构几乎皆设于内府。
工部下设四清吏司,其中营缮清吏司掌宫府、器仗、城垣、坛庙经营兴造之事。
[2]营缮清吏司虽为皇帝、太子和亲王制作卤簿车驾等仪仗,但仪仗中的金银器却由内府制造。
[3]对比元代,明代的工部不再设有专门的金银器生产机构,相关制作几乎全部转入内府监局,生产变得集中,职能也很专一,分工更趋明确。
为内府监局提供原料的主要是内承运库,它掌管大内库藏,政府于各处收上来的金银、缨玉、象牙等物,具收存于此,凡金银及诸宝总隶之。
[4]若按照设置先后,内府金银器重要的制作机构有:御用监、内官监和银作局。
若论职能专博,则内官监所辖最广,银作局职能最专。
为论述方便,下文依时间顺序展开。
(一)御用监朱元璋早在吴元年(1367)九月便设立了御用监,秩三品。
[5]洪武二年(1369)八月,朱元璋令吏部定内侍诸司官职,定“御马、御用二司,司设正一人、副二人”[6]。
此处“御用司”可能是之前所设的“御用监”。
洪武为明立国之初,机构更定尤其频繁。
洪武六年(1373)六月,“御用监改为供奉司,秩从七品”[7]。
是年九月,“复置御用局,秩正七品”[8]。
海昏侯墓十大文物

海昏侯墓十大文物2017年,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出土了一座明代海昏侯墓,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共达5000余件。
在这些文物中,有几件特别珍贵,成为了海昏侯墓十大文物。
第一件就是用玉质制作的“海昏侯玉印”,印面刻着“海昏侯之印”。
其实海昏侯并不是这位侯爵的真实称号,而是后人根据墓主人所葬的地方而起的外号。
这件玉印精美细致,和中央玉器中的同类物品相当,并且流传至今。
第二件是一件黄金“海昏侯花簇”,分为天花、地花、人花三部分,花朵由黄金和珠子制成。
这个花簇现在人们看到的只是残留下来的一部分,但从残留下来的部分可以看出它的华丽程度。
第三件是一对铜鸟,鸟身上有精美的纹饰,栩栩如生。
据专家研究,这对铜鸟可以被看作是当时农耕文明的象征。
第四件是用玉制作的“海昏侯玉凤冠”,据说是海昏侯生前佩戴的玉冠。
这件文物刻有精美的花纹和凤尾,展示了明代时期中国独特的玉雕技术。
第五件是一枚铜镜,将镜面和镜座合而为一。
这件铜镜特别珍贵的原因在于正面的花纹,它展示了当地明代时期的手工艺技术。
第六件是一座骆驼铃,铃身有引人入胜的花纹,镶嵌的玻璃与铜颜色相得益彰。
这座铃的发现证明了海昏侯当年经济站在了当时的前列,拥有良好的贸易往来。
第七件是一枚花卉纹铜镜,这个铜镜的边缘卷曲,展示了时代的流行风格及当地的文化特色。
第八件是一座铜小匣,匣身上和底部都镶嵌精美的花纹。
匣子里面保存着三对金银铃,提醒人们当时普及的风俗。
第九件是一对鸟和猴玉佩,鸟和猴的形态展示了中国古代动物造型的经典特征。
鸟和猴纹路精细,逼真的描绘了动物的样貌。
第十件是一只青花瓷盘,盘面上绘制精美的纹饰和花卉图案,色泽清新明亮。
这只瓷盘展示了明代时期的瓷器工艺,极具收藏价值。
这十件文物都展示出了海昏侯时期的风貌,是海昏侯墓珍贵的物证和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珍品。
玉叶金枝——江西省博物馆藏明代藩王墓出土金玉器

玉叶金枝——江西省博物馆藏明代藩王墓出土金玉器“金枝玉叶”在封建时代特指皇家后裔。
展览之所以起名叫“玉叶金枝”,缘于此次展览所展物品均来自明代江西宁、益两大藩王及其家族成员墓中。
在明朝,“金镶玉”、“金镶宝”等金玉合器最流行、最时髦。
被称为“宝中之宝”的江西藩王金玉合器也在此次展出之列,这些古物,再现了明代诸藩王绚丽多彩、富贵奢华的生活场景。
其中最名贵的有:镶宝石白玉坠金耳环。
那颗白玉呈长茄形,上端有圆鼻,用金丝缀以金叶四瓣,每瓣上又镶上宝石一颗。
传说属于明代江西益藩王佩玉的具体有:发髻上系的七梁琥珀发冠,插发髻的竹节形青玉簪,佩戴在颈处的水晶项链,手里握捻的琥珀念珠,绶带缝缀的镂雕花纹玉饰,手指套戴的白玉戒指,衣服上还有各式玉扣。
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皇帝分封的众多朱姓藩王中,分封于江西的藩王世系有三支:他们是,南昌府的宁王、饶州府(治今鄱阳县)的淮王和建昌府(治今南城县)的益王三府。
三大王府宗支蔓延,人口众多,他们所享有的封建特权,给明代江西地方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利用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严重干扰地方政治,对当时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以宁王府的危害最烈。
一、宁(藩)王系:第一代是宁献王朱权,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封王。
二十六年就藩大宁卫(封地最初在长城喜峰口外,今内蒙宁城西边)。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二月,改封南昌府。
以江西布政司官署为历代宁王官邸。
正统十三年薨。
朱权嫡长子朱磐烒,永乐二年封世子。
正统二年薨。
以子朱奠培袭封,追封王,谥曰惠。
第二代宁王是朱权的孙子宁靖王朱奠培,朱磐烒嫡子,正统十四年袭封。
弘治四年薨。
第三代宁王是宁康王朱觐钧,朱奠培嫡子,初封上高王。
弘治五年袭封。
十年薨。
第四代宁王是朱宸濠。
是宁康王朱觐钧的庶子。
初封上高王。
因宁康王没有嫡子,他于弘治十二年(1494年)袭封宁王。
正德十四年(1519年)因举兵谋反,兵败被杀。
自此,宁藩被废除。
明末清初著名的大画家朱耷(约1626—1705年),号八大山人,即是宁献王朱权九世孙。
浙江出土明代金银首饰,再现低调的奢华

浙江出土明代金银首饰,再现低调的奢华文/图:陶治强(淮南博物馆)浙江明代金银首饰在临海、杭州、安吉县、义乌、金华市、兰溪市、海宁市、宁波市、嘉兴市、淳安县、新昌县、长兴县、江山市、余姚等地皆有发现,其中杭州桃源岭明墓、余杭塘栖镇超山明墓、安吉县吴麟夫妇墓、临海城西张家渡王庄山王士琦墓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金银器,尤其是临海王士琦墓,合计出土107件金银随葬品,多为女子首饰。
浙江发现的明代金银首饰,以金器数量较多,有五梁冠、金丝发罩、金丝鬏髻、金头面、金分心、掩鬓、金钿、簪、钗、金耳、耳坠、耳环、挂件、纽扣、梳背、金饰、霞帔坠、戒指等二十一种。
银器有簪、钗、挑心、饰件、银帽饰品、耳环、带板、带銙、禁步、银坠件等十一种。
银器种类和数量明显少于金器,反映了明代喜用金器,银器较少的文化现象。
明代金银首饰品类规格丰富金冠是官员退职燕居时所用的束发器物,用金簪贯穿中孔,固定于发髻之中。
冠上有梁,因此称为“梁明代金银制作空前发展,明朝在内廷设银作局,专门为宫廷制作金银器,以供皇族享用。
金银器技艺集前朝之大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美、娴熟程度。
当中,金银首饰的式样和制作堪称典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浙江各地考古出土了许多明代金银首饰,种类有冠、罩、鬏髻、金头面、金分心、掩鬓、金钿、簪、钗等二十余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十分可观,这为窥探明代金银首饰的时代特征和制作工艺提供了珍贵资料。
明福寿云纹金丝五梁冠临海王士琦墓出土058冠”,按照梁冠识别戴者的等级,梁数越多,官阶越高。
《明史·舆服志》记载:“一品冠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七品二梁,八九品一梁。
金梁冠需四品以上官员才能使用。
”《明会典》卷六十一载:“三品,冠五梁,革带用金。
”1956年,临海王士琦墓出土一件福寿云纹金丝五梁冠,长9.2厘米,宽7.6厘米,高5.8厘米。
冠以两圈粗金丝做骨架,顶部用粗金丝做成五梁,用细金丝掐编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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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瞎人眼的明代帝陵和贵族墓中出土的金银器
首博《北京文物精品展》中展出的明代金银器,以北京昌平区明定陵出土的制品最为重要,该陵共处金银器30余类500多件,均为精品之作,代表了明代金银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
金翼善冠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昌平区明十三陵定陵地宫出土昌平区明定陵博物馆藏金冠是皇帝的常服冠戴,翼善冠出土时放置在万历帝棺内头部北侧一个圆形木盒内。
冠通高24厘米,后山高22厘米,冠口径20.5厘米,重826克。
其形制由前屋、后山和金折角三部分组成,前屋部分是用极细的金丝编成“灯笼空儿”花纹,空档均匀,疏密一致,无接头,无断丝。
后山部分是采用纍丝錾金工艺而成的二龙戏珠图案,龙的造型雄猛威严,具有强烈的艺术装饰效果。
翼善冠用极其纤细金丝编结,采用传统的掐丝、纍丝、码丝、焊接等方法,工艺技巧登峰造极,充分反映了明代金细工艺的高超水平。
錾云龙纹金盏、金托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昌平区明十三陵定陵地宫出土昌平区明定陵博物馆藏一套2件,通高6.7厘米,盏口径6.7厘米,托盘底径11.7厘米,重160克。
托盘中央立一绣墩形承盏座,錾刻云龙、八宝等纹饰,座口下折成二层,饰如意云头纹,其下为十六个覆莲纹,造型精巧别致、典雅大方,是明代宫廷金银细作
中的精品。
嵌珠宝龙纹金托金爵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昌平区明十三陵定陵地宫出土昌平区明定陵博物馆藏一套2件,爵通高10.3厘米,托高1.2厘米,口径15.9厘米,总重531.5克,该器为万历帝生前的御用酒器。
爵腹壁刻浅浮雕二龙戏珠及海水江崖流云纹,平錾线条流畅潇洒、自然优美。
内壁镶了一层极薄的金箔,光亮平滑,便于使用。
中心立柱满饰如意云头,插入阳錾宝瓶中的牡丹花枝上除嵌有红、蓝宝石外,还饰以金银锭、珊瑚、犀角等八宝装饰。
爵底外壁刻铭文一周:“万历年造足色金重五两一钱七分。
”金爵与金托设计构思十分巧妙,造型优美,装饰华丽,有强烈的稳定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云龙纹金酒注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昌平区明十三陵定陵地宫出土昌平区明定陵博物馆藏一套2件,注通高21.8厘米口径4.4厘米,底径13.1,托高1.9厘米,直径8.3厘米,重39.5克,通体沙地,盖、颈、腹、把、流、高圈足上满錾如意云纹、赶珠龙纹、海水江崖纹等,盖上嵌玉镶宝,以金链与把相系,腹部两侧嵌白玉镂雕盘龙,把内外錾刻灵芝牡丹花纹。
该器出自万历棺内,造型端庄华贵,堪称明代金镶玉代表作。
累丝龙纹金盖、金托盘、玉碗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昌平区明十三陵定陵地宫出土昌平区明定陵博物馆藏一套3件,通高15厘米,金盖直径15.7厘米,托底径16.7,重148
克,弧面形金盖,与白玉碗子母扣合,顶部为嵌红宝石莲花形钮,盖面为三层阶梯状,以镂空云纹为地,饰赶珠龙纹,托盘亦饰云纹与赶珠龙纹。
整器构思巧妙,造型规整,纹饰繁复,尽显帝王用器之豪华。
镶珠宝三棱形金带饰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昌平区明十三陵定陵地宫出土昌平区明定陵博物馆藏长10.5厘米,宽6.3厘米,重114.5克,采用多种工艺技法精工细作而成,底部为三菱形和卮杯形组成的花丝金托,灵芝形圆钮。
正中镶嵌猫眼石,四周装饰红、绿宝石及珍珠。
此猫眼石晶莹灵动,为世间罕见之奇珍。
錾花太白人物八角杯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丰台区右安门外东庄万贵墓出土首都博物馆藏全器以范铸、焊接、錾花等手法制作,高2.9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4.8厘米,重106克。
盏八方形,敞口折沿,平底。
盏心为圆雕太白醉酒。
盏外壁錾刻八仙人物,顺时针方向依次为:吕洞宾、汉钟离、铁拐李、张果老、曹国舅、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
同出一墓的还有盏托,盏可置于托上,为一套器具。
凸花海水江牙鱼龙献寿金盘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丰台区右安门外东庄万贵墓出土首都博物馆藏盘圆形,唇边,高0.8厘米,口径17.6厘米,重252克。
以范铸、錾花与捶打工艺制成,盘沿为二方连续回纹一周,盘心为一双钩篆书“寿”字。
盘心与盘沿间为半浮雕式海水江崖瑞兽纹,水中有若
隐若现的马、龙、狮、象、鱼等瑞兽。
该盘在制作上突出整体的效果,不拘泥于细部的刻画,呈现出浑厚、粗朴的风格。
錾花金什件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丰台区右安门外东庄万贵墓出土首都博物馆藏什件由荷叶形牌饰与下缀七物组成,通长65.5厘米,上宽5.6厘米,重272克。
牌饰上部为相对的二只鸳鸯立于荷叶上,荷叶下有七环,连缀七条金链,每链下各缀一物,均是文人常用之物:剪、袋、剑、罐、盒、瓶、觿。
每件小缀物都极精巧,尤其是罐、瓶、袋、盒通体錾刻精美纹饰,极富装饰性。
嵌宝石龙纹金执壶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丰台区永定门外南苑万通墓出土首都博物馆藏撇口,束颈,鼓腹,圈足,盖以链与柄相系,通高19.4厘米,径4.4厘米,重365.3克。
壶盖、壶颈及近底部錾刻蕉叶纹、卷草纹、如意云头纹、莲瓣纹;腹部两侧火焰形开光内刻四爪翼龙两条。
盖顶、流、柄上镶嵌红蓝宝石共27颗。
万通为万贵之子、宪宗万贵妃之弟。
嵌宝石桃形金杯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丰台区永定门外南苑万通墓出土首都博物馆藏此杯集范铸、焊接、镶嵌等工艺于一体,高2.3厘米,径5.1×6.7厘米,长6.8厘米,宽5.2厘米,重82.3克。
杯体为桃形,构思巧妙,杯柄为桃枝与桃叶,杯中与柄部镶嵌红、蓝宝石,制作考究,富丽华美。
注:1,本文照片均为作者拍摄。
2,文字参考展览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