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及其翻译
《2024年《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翻译转移研究》范文
《《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翻译转移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秘史》是一部记录蒙古族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献，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近年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该文献的英译本逐渐受到关注。
本文旨在探讨《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翻译转移的现象，并从多个角度对翻译转移进行分析和比较。
二、研究背景与意义《蒙古秘史》的翻译对于西方读者了解蒙古族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已有多个英译本问世，但各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翻译转移现象。
翻译转移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改动、删减或增补等操作，导致译文与原文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对《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的翻译转移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机制，为今后的翻译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收集《蒙古秘史》的相关文献和两个英译本，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其次，从词汇、句法、文化等多个角度出发，对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讨翻译转移的现象及原因。
最后，结合实际案例，对翻译转移的优缺点进行评估。
四、两个英译本的翻译转移现象分析1. 词汇层面的翻译转移在词汇层面，两个英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翻译转移。
一方面，译者根据英文表达习惯对原文词汇进行了适当改动，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另一方面，部分译者对原文词汇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译文与原文在词义上存在偏差。
这些差异反映了译者对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不同理解。
2. 句法层面的翻译转移在句法层面，两个英译本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翻译转移。
部分译者对原文句法结构进行了调整，使译文更符合英文表达习惯；而另一些译者则保留了原文的句法结构，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
这些差异反映了译者对语言运用的不同理解和处理方式。
3. 文化层面的翻译转移在文化层面，两个英译本的翻译转移现象尤为明显。
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部分蒙古族文化元素在英文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
《《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翻译转移研究》范文
《《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翻译转移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秘史》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文献，它是关于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及壮大的珍贵记载。
在将这部具有深远意义的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尤其是英语翻译，需要精准把握原文的含义和背景。
本文将对比分析《蒙古秘史》的两个英译本，并对其翻译转移现象进行深入研究。
二、文献综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于《蒙古秘史》的翻译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以及翻译效果进行了探讨。
然而，对于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以及翻译转移现象的研究仍然较少。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本研究将选取《蒙古秘史》的两个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其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语言风格、文化信息的传达等方面的差异。
同时，本研究将运用翻译转移理论，探讨两个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文化差异、语言转换等问题。
四、两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与语言风格4.1 翻译策略在两个英译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翻译策略。
第一个译本更倾向于直译，尽量保留原文的词汇和句式结构；而第二个译本则更注重意译，通过调整句式结构，使译文更加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这种不同的翻译策略也导致了两个译本在内容传达和文化呈现上的差异。
4.2 语言风格两个译本在语言风格上也存在差异。
第一个译本的语言较为正式，用词严谨；而第二个译本则更加通俗易懂，用词较为生动。
这种差异使得两个译本在读者群体和接受度上有所区别。
五、翻译转移现象分析5.1 文化信息的传达在《蒙古秘史》的翻译过程中，文化信息的传达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两个译本在处理文化信息时，均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第一个译本尽量保留了原文中的文化元素，通过注释等方式对文化背景进行了解释；而第二个译本则更加注重将文化信息融入译文，使读者更容易理解。
这种差异体现了翻译转移现象中文化信息的处理方式。
5.2 语言转换的挑战与应对在语言转换过程中，两个译本都面临了诸多挑战。
由于蒙古语与英语在语言表达、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如何在保持原文含义的同时，使译文更加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2024年《蒙古秘史》旁译与总译研究》范文
《《蒙古秘史》旁译与总译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秘史》是一部描述蒙古民族起源、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巨著，被誉为蒙古民族的“国史”。
该书独特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内容使其成为了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
旁译与总译作为《蒙古秘史》研究的重要手段，对理解其深层含义和历史背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旨在探讨《蒙古秘史》的旁译与总译研究，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旁译研究旁译是指将原文中的某一词或句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所采取的扩展解释的方法。
在《蒙古秘史》的研究中，旁译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蒙古文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些词语的直译可能会引起误解或无法表达原文的含义，因此需要采用旁译的方式进行解释。
在《蒙古秘史》的旁译过程中，首先要理解原文的含义，再根据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进行翻译。
在旁译时，应注重保持原文的语义和情感色彩，同时要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
例如，在翻译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时，可以通过旁译的方式解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含义。
三、总译研究总译是指对整个文本进行全面的翻译和解读，包括对文本的背景、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研究。
在《蒙古秘史》的总译过程中，需要对文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以全面理解其含义和价值。
在总译过程中，首先要了解蒙古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文本中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
其次，要对文本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包括对文本的语法、词汇、句式等方面的研究，以了解其表达方式和语言特点。
最后，要结合历史文献和其他相关研究资料，对文本进行全面的解读和翻译。
四、研究方法与实例分析在进行《蒙古秘史》的旁译与总译研究时，可以采用多种研究方法。
首先，可以通过文献资料的研究，了解蒙古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文本中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
其次，可以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文本的语法、词汇、句式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
此外，还可以采用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法，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理解方式。
《蒙古秘史》及其翻译
摘要: 作为横跨民族学与翻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我国民族文学文化典籍的英译研究长期处于近乎空白的边缘学术地带。
有鉴于此,选定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典籍《蒙古秘史》阿瑟·韦利英译本作为个案,拟对其翻译目的、翻译特点和翻译效果进行综合考察,英语翻译以期在研究《蒙古秘史》英译状况的同时引起学界对于民族典籍翻译(尤其是外翻)的重视。
关键词: 蒙古秘史; 阿瑟·韦利; 民族典籍; 翻译研究引言作为杰出的少数民族文史巨著,《蒙古秘史》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突出代表性的蒙古族典籍。
中国社科院杨义研究员在《〈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2000)一文中称赞此书:“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而且在整个中华文学史上是一部掷地有声的奇书。
”由于其特殊的魅力和价值,该典籍引起了中外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
目前,有关研究甚至引发造就了一门风靡世界的专门学科———“秘史学”。
600多年来,它的流传和研究遍及多种文字,仅英语就出现了7种非全译和全译本,这当中就有著名的阿瑟·韦利译本。
对于《蒙古秘史》这部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典籍,翻译界对有关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注意,更没有联系到典籍翻译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对此进行专门研究。
另一方面,长久以来,民族学界对它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史学、文学和蒙古文献学领域,对其翻译研究价值还未引起应有重视,对其英译研究更是少有问津。
有鉴于国内学术界对这样一部经典译家译作的研究空白,并有感于我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式微状态,笔者拟聚焦于《蒙古秘史》的早期英译阶段,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阿瑟·韦利英译本展开微观评析,并由此个案研究兼及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以期为典籍英译乃至翻译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视角。
1.《蒙古秘史》及其早期英译《蒙古秘史》是蒙古文人史官记载成吉思汗孛尔只斤黄金家族出身和家谱的古书。
多数学者认为其原文为畏吾体蒙古文。
《蒙古秘史》成书后,身为统治者的黄金家族将之视作“祖传家训”,秘不外传。
蒙古秘史第1节_第10节
蒙古秘史第1节_第10节《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
因为它事涉民族的天机和隐秘，在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元代秘而不传，又因文字变化妨碍在本族中流传。
到明清两代，虽然收入或列名于一些大型类书、丛书，但远离民间。
到清中叶翻印出版时，它已成为一部高深的学问书了。
这是一部蒙古族最古老的历中文学典籍，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原书用畏吾体蒙古文即古蒙文写成的，成书地点在蒙古高原的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流域，年代大约是十三世纪蒙古秘史卷一帖木真先祖的系谱、传说故事，帖木真的诞生及幼年订婚，其父也速该的事迹及被塔塔儿人毒死注释：[1]蒙古—原为东胡系鲜卑同族室韦诸部中的一个小部落，唐时代时住在今额尔古纳河下游南峻岭丛林中的蒙兀室韦（《旧唐书北狄传》）。
五代辽宋金时，译作韈劫子、梅古悉、谟葛失、一毛一割石、一毛一揭室、萌古子、蒙国斯、蒙古斯、蒙古里、盲骨子、朦骨等名。
元代译作蒙古。
《蒙古秘史》原文作“忙豁勒”。
拉施特《史集》释“蒙古”一词意为“孱弱、淳朴”，这一含义正与最初僻处深山老林里的原始部落蒙古部的弱小、淳朴的状况相符合。
至于将“蒙古”一词释作“银”（古蒙语mnggn蒙昆）或“永恒、长生”（古蒙语mngge蒙格），则均与“蒙古”一词的古蒙古语原语mongghol不符。
[2]蒙古秘史—蒙文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ghol--unNiˊuaTobiyan）。
本书实为蒙元宫廷官修史书《脱卜赤颜（Tobiyan）》的成吉思汗纪、窝阔台汗纪部分。
蒙元时并无《蒙古秘史》这个书名。
《蒙古秘史》这个蒙文书名及其汉译书名《元朝秘史》均系明翰林译员于明初所加。
第1节成吉思汗[1]的根源[2]。
奉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3]，渡过大湖[4]而来，来到斡难河[5]源头的不儿罕合勒敦山[6]扎营住下。
他们生下的儿子为巴塔赤罕。
注释：[1]成吉思汗—“成吉思”一词，有各种不同解释：甲、拉施特《史集》释作“最坚强、最强大”，认为“成吉思汗”意为“最坚强、最强大的汗”，也就是最高君主或王中之王。
《蒙古秘史》词汇选释
《蒙古秘史》词汇选释
《蒙古秘史》有许多珍贵的词汇，它们代表了蒙古古代文化。
为小朋友们打开
文化之门，就以这些字词为入口，带着他们来探索蒙古古代文化的精髓。
首先，就是“蒙古康会”。
它是一个年轻的古老组织，其创立的宗旨是促进蒙
古人的全面发展。
它是一个既对内发展，又对外服务的社会运动，他们经常开展一些社会服务活动，如慈善捐赠、户口安置等，这些都是蒙古康会的基本原则。
其次，就是“苏联”，它是蒙古古代社会的从属机构，苏联人组建了权力分权、政治分立的分权政府机构，也创立了一套特殊的司法制度。
在蒙古古代社会，苏联用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把蒙古古代文明积极发展起来，维护了蒙古的历史文化传统。
最后，就是“康会法”，它是蒙古古代社会的一部份，它是人们维护社会秩序
和司法权威的法律文章，它的宗旨是保护公众的正当权利。
这是康会法案制定的准则，也是蒙古古代社会人们应当遵守和尊重的准则。
以上就是《蒙古秘史》词汇使用的一些介绍，它们体现了蒙古古代文化的精髓，小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些字词触碰古代蒙古文化的魅力，得到文化熏陶，提升文化觉悟。
藉此，更好的开启孩子的“文化视野”，激发他们对蒙古文化的浓厚兴趣，促进他们文化修养的全面发展。
《《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翻译转移研究》范文
《《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翻译转移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它记录了蒙古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该文献的英译本逐渐受到关注。
本文旨在探讨《蒙古秘史》两个英译本的翻译转移现象，分析其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以期为今后的翻译工作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蒙古秘史》的英译本已有多个版本，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李姆钦·那木吉拉和伊恩·沃德等人的译本。
这些译本在翻译过程中都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如直译、意译、音译等。
在翻译转移方面，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词汇、习语、历史背景等方面。
然而，对于《蒙古秘史》中独特的语言现象和表达方式，如蒙古族特有的修辞手法、成语典故等，其翻译转移的研究尚不够充分。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对两个英译本进行文本分析，对比其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其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收集读者对两个译本的评价和看法；最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研究结论。
四、研究内容1. 两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与特点李姆钦·那木吉拉译本注重保留原文的语言特点和文化内涵，尽量保持蒙古语的文化色彩和独特表达方式。
在处理一些文化词汇和历史背景时，采用注解的方式进行解释。
而伊恩·沃德译本则更注重语言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对一些难以理解的表达方式进行简化或改写。
在处理文化词汇时，采用音译加注的方式进行解释。
2. 翻译转移现象分析在《蒙古秘史》的英译过程中，翻译转移现象主要表现在文化词汇、习语、历史背景等方面。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些蒙古族特有的文化词汇和表达方式在英语中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汇或表达方式。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转化，以使译文更加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
例如，在处理蒙古族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成语典故时，两个译本都采用了音译加注的方式进行解释。
《2024年《蒙古秘史》旁译与总译研究》范文
《《蒙古秘史》旁译与总译研究》篇一一、引言《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历史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历史文献的重要部分。
这部史书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和丰富的历史内容，记录了蒙古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过程。
对于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化、中亚历史以及世界历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旨在通过对《蒙古秘史》的旁译与总译进行研究，进一步挖掘其内在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二、旁译研究1. 旁译的重要性旁译是指对原文中非主要信息进行翻译的方式。
在《蒙古秘史》的翻译过程中，旁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原文中涉及大量的蒙古族文化、历史、地理等专业知识，如果直接翻译可能会造成信息丢失或误解。
因此，旁译成为了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旁译的方法与技巧在进行旁译时，译者需要结合上下文，理解原文的含义，并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进行翻译。
例如，对于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或表达方式，译者需要对其进行文化背景的解读，并采用相应的翻译方法进行表达。
此外，旁译还需要注意语言的流畅性和连贯性，使译文更加易于理解。
三、总译研究1. 总译的概念与特点总译是指对整个翻译过程进行全面把控和统筹的方法。
在《蒙古秘史》的翻译过程中，总译的作用尤为突出。
总译需要全面考虑原文的语言特点、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等因素，制定出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方案，并确保整个翻译过程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2. 总译的实践应用在总译的实践中，需要注重以下几点：首先，要全面了解原文的内容和背景，制定出合理的翻译方案；其次，要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避免出现误解或歧义；最后，要注重语言的流畅性和连贯性，使译文更加易于理解。
此外，总译还需要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和解决。
四、旁译与总译的相互作用旁译和总译在《蒙古秘史》的翻译过程中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
旁译为总译提供了详细的翻译内容和背景信息，而总译则对旁译进行了全面的把控和统筹。
二者共同保证了翻译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使译文更加符合原文的意思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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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横跨民族学与翻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我国民族文学文化典籍的英译研究长期处于近乎空白的边缘学术地带。
有鉴于此,选定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典籍《蒙古秘史》阿瑟·韦利英译本作为个案,拟对其翻译目的、翻译特点和翻译效果进行综合考察,英语翻译以期在研究《蒙古秘史》英译状况的同时引起学界对于民族典籍翻译(尤其是外翻)的重视。
关键词: 蒙古秘史; 阿瑟·韦利; 民族典籍; 翻译研究引言作为杰出的少数民族文史巨著,《蒙古秘史》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突出代表性的蒙古族典籍。
中国社科院杨义研究员在《〈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2000)一文中称赞此书:“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而且在整个中华文学史上是一部掷地有声的奇书。
”由于其特殊的魅力和价值,该典籍引起了中外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
目前,有关研究甚至引发造就了一门风靡世界的专门学科———“秘史学”。
600多年来,它的流传和研究遍及多种文字,仅英语就出现了7种非全译和全译本,这当中就有著名的阿瑟·韦利译本。
对于《蒙古秘史》这部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典籍,翻译界对有关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注意,更没有联系到典籍翻译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对此进行专门研究。
另一方面,长久以来,民族学界对它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史学、文学和蒙古文献学领域,对其翻译研究价值还未引起应有重视,对其英译研究更是少有问津。
有鉴于国内学术界对这样一部经典译家译作的研究空白,并有感于我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式微状态,笔者拟聚焦于《蒙古秘史》的早期英译阶段,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阿瑟·韦利英译本展开微观评析,并由此个案研究兼及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以期为典籍英译乃至翻译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视角。
1.《蒙古秘史》及其早期英译《蒙古秘史》是蒙古文人史官记载成吉思汗孛尔只斤黄金家族出身和家谱的古书。
多数学者认为其原文为畏吾体蒙古文。
《蒙古秘史》成书后,身为统治者的黄金家族将之视作“祖传家训”,秘不外传。
直到元亡明兴,明太祖朱元璋命翰林编修火原洁和马沙亦黑等以汉字音写其蒙古文并附有旁译和总译,以供学习蒙语蒙文之用,世人才有幸一睹它的珍颜。
遗憾的是,这部奇书其后就只有汉字音写本传世。
由于畏吾体蒙文原本早佚,我们今天看到的《蒙古秘史》由三部分组成:正文、旁译和总译。
正文大字是用汉字音写的蒙语原文,旁译是附在正文每个词语旁的逐词训诂解释,总译则是指正文后面直译大意的汉译文。
为了研究方便,学术界对其做了282节的学术分节。
需要指出的是,《蒙古秘史》因翻译而衍生出了《元朝秘史》之名,它是明廷译官在翻译后加上的题名。
本文一般使用前者。
①作为一部旷世奇书,《蒙古秘史》很早就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
从上世纪50年代起,其英译本先后涌现,在西方逐渐成为译本最多的语种。
早期的《蒙古秘史》英译主要是节译和改写。
最早出版的英译本就是由印度的孙维贵(WeiKwei Sun)于1957年节译完成的,起初发表在《中世纪印度季刊》上,后由印度阿利加尔(Aligarh)大学历史系出版成书。
它未参照蒙文,是针对汉语总译(除第278节外)的一个英译,附有作者的简单注解。
这个译本实际上是孙维贵提交给印度阿利加尔穆斯林大学的博士论文《蒙古王朝秘史(元朝秘史)》中的第二部分。
虽然是《蒙古秘史》的首个英译本,但它影响并不大。
著名蒙古学家约翰·R·克鲁格撰文批评:“尽管孙博士的著作可适用于渴望对《蒙古秘史》有总体介绍的英语国家学生,但它却未能利用蒙古学专家的主要著作,这严重地局限了它的有用性。
”(Krueger, 1961: 445)可见,作为英译发端,译本在翻译形式和价值上还是极其浅显的。
美国的包国义( nensecen,乌云斯钦)在1965年发表于《乌拉尔—阿尔泰丛书》第58卷的《〈蒙古秘史〉研究》一文中对《蒙古秘史》卷九进行了拉丁转写和英译,他的节译反映了旅居海外的蒙古族学人在《蒙古秘史》译介初期所做出的努力。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节译改写本是阿瑟·韦利(ArthurWaley)的译本。
韦利是英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颇有研究,他因翻译中国古典典籍和诗歌而饮誉世界,其译诗对埃兹拉·庞德等人有很大影响,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3年,阿瑟·韦利根据汉语总译翻译了《蒙古秘史》的故事部分,并将译文收入《蒙古秘史及其他》(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Other Pieces)一书,由George Allen&Unwin出版社出版。
这个译本全文除用括号标出必要的解释外无任何脚注,基本上属于摘译。
由于韦利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这个译本影响很广,并在《蒙古秘史》的英译史上成为独具特色的一个译本,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剖析。
2. 阿瑟·韦利的翻译目的探析20世纪以来,国际秘史学研究涨潮,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蒙古秘史》的重大价值。
到60年代时,欧洲主要国家都有了用自己语言翻译的《蒙古秘史》译本,而在西方英语世界尚无完整的英译本出现,著名的柯立甫英译本又长时期隐而不发,《蒙古秘史》英译的空白迫切呼唤有译者先贤来填补,向西方广大读者介绍这一蒙古民族的伟大典籍。
同时,英美等国的《蒙古秘史》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研究的基础状态自然会影响到翻译诠释的深度,而争鸣和商榷的气氛则使得多角度多侧面的《蒙古秘史》解读兼容并蓄成为可能,这从客观上为韦利文学性译本的出现提供了大的语境。
而韦利作为知名的文学家、汉学家,面对《蒙古秘史》这个文本,首先敏锐地感触到了它的文学价值。
他自认“蒙语我虽然学了近30年,却远算不上蒙古学家”,因此,语言上两相比较,他自然觉得从汉语总译入手,“但经常参考蒙文部分”是一种相对比较便捷和保险的翻译操作方式。
(Waley, 1963: 7-8)于是,根据汉语总译译出,作为大众文学读本的韦利英译本《蒙古秘史》便应运而生了。
然而,韦利英译本所呈现出的样态更直接的是受到译者对文本的认识观和翻译目的主使。
60年代时,西方学界对《蒙古秘史》是文是史的文本性质还存在着较大分歧,韦利对此持鲜明的纯文学观点。
他在译本前言中称:“不同于一些学者,我认为《蒙古秘史》的历史价值几乎为零,我在这里是把它作为传说故事而不是历史来呈现的。
”(Waley,1963: 8)的确如此,在译文中,他只选择了原文的故事讲述部分,并由衷赞叹道:“这些是世界上存在的最为生动的原始文学”。
(Waley, 1963: 7)应该说,韦利的这种纯文学观是片面的,他没有认识到这部典籍的珍贵历史价值。
然而,在当时对《蒙古秘史》史学研究的几乎清一色的绝对倚重中,彰显其文学价值对于纠偏矫枉,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蒙古秘史》是有特殊意义的。
同时,不得不承认,韦利选择《蒙古秘史》来翻译是存在着一定的猎奇心理的。
这部《蒙古秘史及其他》是韦利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书,具有杂集性质,其中收录了韦利多年从事远东研究的译文(包括译自汉语、阿努伊语、叙利亚语等的故事)、文章、广播稿以及自己的创作等。
在这部文集的一篇广播稿《中国戏子故事》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觉得我关注过去的一些离奇故事,应该对工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或其他一些现在流行的具体活动给予更多注意。
作为回答,我只能说,在这些故事中我发现了美和(从深刻的意义上说)真的印迹,它们把我吸引了过去。
别处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它们一样,而工业化的遗迹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火地岛都是一模一样的”。
(Waley, 1963:88)可见,在韦利看来,吸引他的是一种迥异于他所习以为常的西方工业主义传统的特质,因此,《蒙古秘史》也好,其他故事也罢,韦利都是作为新鲜的异族故事来讲给西方读者听的。
当然,这个读者概念不是空泛的,韦利英译本对于目标读者有着清晰的设定。
他说:“《蒙古秘史》主要是从学术角度来被研究的,由一些学者讲给另外一些学者听,因此,它作为文学的特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普通读者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我希望我的摘录能够第一次把它介绍给那些对学术性著作一窍不通的人。
”(Waley, 1963: 7)这样,韦利就明确地把译本指向了普通读者,希望借助文本独特的文学性吸引他们的眼球。
换言之,他就是要通过翻译给一般的西方读者展示一个新奇好看的异域故事,这就决定了韦利英译本在翻译策略上肯定要在凸显文学性和通俗性这两方面下些功夫。
3. 作为大众文学读本的韦利英译本为了增强文学效果,韦利首先划定了翻译范围,即摘译故事部分,而非翻译全文,这显然主要是由其对《蒙古秘史》文学而非历史的价值定位所决定的。
译本先是舍掉了247—282节关于窝阔台汗的内容,从而使得故事主干围绕中心人物成吉思汗展开,情节更集中,脉络更清晰。
在有关成吉思汗的部分中,译者也是挑挑拣拣,有意识地进行筛选。
据笔者统计,这部分译本删掉的章节为: 1—3、40—51、120、122、124、139、148、176、180、186、187、191、192、204、206—213、215—239、242、243。
从内容上看,它们或为记载祖先传承或倒戈百姓的枯燥列数(如1—3、40—51、120、122),或是有关功成分封与严明法度的委细枝节(如191、192、204、206—213、215—239),还有就是情节类同或不甚重要的章节(如124)。
这样,全书共282节,韦利删掉了98节,占到将近35%的比例,也就是说实际翻译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主要内容。
整体篇章结构上大刀阔斧地摘译,甚至在部分所译章节中,韦利也根据情节主次取精去繁,以突出重点。
以第214节的处理为例,在封赏孛罗兀勒时,成吉思汗一一列数了孛罗兀勒在多年征战中所立下的功劳。
韦利在翻译时将其他功劳有意略去,单单译出了孛罗兀勒妻子阿勒塔泥搭救被劫的拖雷王子这一幕,因为这一场景杀机迭起,扣人心弦,将它突出出来极富文学感染力。
然而,如此注重内容经济的韦利在翻译第78节诃额仑母亲怒斥射杀同父异母弟的帖木真和合撒儿时,却丝毫不吝笔墨,完整流畅、字斟句酌地转译了母亲那包含12个比喻的长篇训诫,将诃额仑激愤之下一气呵成的斥责之词展现得淋漓尽致,颇得原著神采。
由是可见,韦利的删节不是无原则的,在一切有意为之的摘译背后潜藏的是韦利的取舍标准———《蒙古秘史》是故事,文学性、情节性是最重要的。
对于精心剪裁的内容,韦利的翻译流畅生动,尤其是人物对话部分,贴切自然,非常讲究语言艺术。
《蒙古秘史》原文是散韵结合的叙事文体,韦利所依据的汉语总译未保留韵文形式,将它变成了长篇的叙事散文,但鲜明的人物对话始终是叙事的一大特色。
韦利在英译本中基本保留了直接引语的对话体形式,用贴切的话语去描摹人物的语气、心态与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