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绸发展史论文

纺织科技史论文题目：中国丝绸的发展学院：纺织与材料学院专业班级：非织造材料与工程10级（1）班学生姓名：***学号：***********目录绪论 (1)一、丝绸生产的产生 (2)二、丝绸生产结构的演变 (3)三、丝绸生产技艺的进步 (4)四、中国丝绸发展概括 (6)参考文献 (8)绪论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织绸的国家，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但发明了丝绸，而且昌明丝绸、利用丝绸，使其在服饰上、经济上、艺术上及文化上均散发出灿烂光艺，进而使丝绸衣披天下。

被称为三大名锦的古代四川蜀锦、苏州宋锦、南京云锦是丝织品中的优秀代表，至今在世界上仍享有很高声誉。

因此，丝绸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

为世界蚕桑丝绸业的发源地，丝绸的出现使养蚕织绸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非常重要并且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手工业门类。

丝绸的兴盛则开创了中华民族丝绸服饰文明的新时代，给中国古代民俗、习惯以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丝绸对中国汉字及中国古代诗词文化的巨大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人类历史上，因丝绸贸易而兴起的东西方人民的大规模经济文化交流，对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一、丝绸生产的产生有关丝绸生产的起源问题专家们意见并不一致，有的支持流传下来的传说，有的则通过考古进行推测，同时，不同专家推测的时间又不尽相同。

传说远在黄帝时期，元妃始祖就开始驯养野蚕为家蚕，取蚕丝织成做衣服的锦帛。

在古老的耕织图上，已详尽地记录了古代蚕农育蚕、养蚕、缫丝、织绸的整个过程。

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博士等人在山西西荫村发掘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时，发现了一个经过割裂的形似大半个茧壳的化石，经过科学分析和测定，它是一只桑蚕茧壳，而凑巧的是这一重要发现恰恰在人们普遍传说的蚕神嫘祖的故乡和蚕丝的故乡，有人就以此作为证据，来证明传说的可信性。

但是对于丝绸起源问题的讨论只依靠传说是不可取的，更重要的则是根据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现，对其进行合理的推测，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人们会有办法解决丝绸起源的问题。

迄今为止，对于该问题的讨论大都是基于当下的考古发现，文献资料，以及推断。

周匡明、唐云明二先生通过对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木制工具：刀、匕、小棒、卷布棍、术经轴与骨匕、骨针、管状针、织网器、陶纺轮以及牙雕小盅外壁雕刻的“编织纹”和“蚕纹”图案的综合研究，得出了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已经有了较完备的原始纺织工具，蚕茧利用的秘密很可能已被其掌握的结论。

而卫斯在《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初探》一文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怀疑，他认为中国丝织技术产生于父系氏族公社的发达时期，已有5700 年的历史，而人工养蚕也大致可追溯到这一时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500年，也有5500年的历史。

虽然在起始时代的问题上，专家们众说纷纭，但是有些问题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的。

中国考古学家在1998年河南荥阳青台遗址的一次考古中，发现了距今约5500年的丝绸碎片。

不过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说法，是中国科学家在1958年考古发现的，距今公元前3700～前310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丝绸织品。

关于丝织品的考古发现还有好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专家们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推测，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期，中国便开始了养蚕、取丝、织绸了。

到了商代，丝绸生产已经初具规模，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有了复杂的织机和织造手艺。

二、丝绸生产结构的演变还在遥远的上古时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丝绸生产的组织机构。

由于远古时期，文字还不发达，对于社会活动的文献记载少之又少，所以对于这个时期的社会活动主要通过考古发现，以及适当的采用传说。

据传说，中国从夏代起纺织品已成为交易物品,出现了纺织生产发达的中心城镇,形成了以纺织生产为业的专业氏族。

至迟在周代，已有了官办的手工纺织作坊，而且内部分工已日趋细密。

周代的栽桑、育蚕、缫丝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束丝（绕成大绞的丝）成了规格化的流通物品。

在商代遗迹已发现织有几何花纹和采用强拈丝线的丝织物；周代遗物则已有提花花纹；春秋战国丝织物品种已发现有绡、纱、纺、縠、缟、纨、罗、绮、锦等，有的还加上刺绣。

青海诺木洪和新疆许多地方出土彩色的毛织物，年代不晚于西周初。

在这些纺织产品中，锦和绣已非常精美。

所以“锦绣”成为美好事物的形容词。

夏代以后直到春秋战国，纺织生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

原料培育质量进一步提高；纺织组合工具经过长期改进演变成原始的缫车、纺车、织机等手工纺织机器。

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有一部分纺织品生产者逐渐专业化，因此，手艺日益精湛，缫、纺、织、染工艺逐步配套。

纺织品则大量成为交易物品，有时甚至成为交换的媒介，起货币的作用。

产品规格也逐步有了从粗陋到细致的标准。

商、周两代，丝织技术突出发展。

到春秋战国，丝织物已经十分精美。

多样化的织纹加上丰富的色彩，使丝织物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贵衣料。

这是手工机器纺织从萌芽到形成的阶段。

我们对商代丝绸生产组织的情况还不甚了解，但是从古籍中了解到当时设有一种称为“百执事”的官吏，率领工奴从事包括丝绸织造在内的手工业生产。

周代丝绸生产组织的情况就十分清晰了。

《周礼》是记载周代王室官制的书籍，其中与丝绸生产有关的官吏就有多人。

“典妇功”是掌管宫内妇女劳作的官吏，他们负责教授宫内的宫女等织造丝绸的技术，并负责办理派工、检验、奖惩等事宜。

战国时期的纺织品生产也颇为发达。

《尚书·禹贡》载，当时的兖州贡“织文”，是一种“非一色”的丝织物；青州贡“檿丝”，是一种“山蚕之丝”，即柞蚕丝；徐州贡“玄纤缟”，是一种“赤而有黑色，以为之衮，所以祭也”（均见蔡沈《书经集传》）的黑红而细的丝织品；扬州贡“织贝”，郑玄说：“贝，锦名也，《诗》云：‘成是贝锦’。

凡为织锦者，先染其丝而织之，即成文矣”，是一种有贝纹图案的丝织品；荆州贡“玄纤”，是一种黑色、浅红色的丝织品；豫州贡“纤纩”，孔颖达说，“纩是新绵，纤是细”，是一种细绵。

这些记载说明战国时代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都生产丝织品。

其中以齐鲁之地的丝织品而远近闻名，所谓“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说的各国人民身上穿的都有齐鲁地方的纺织品。

当时各诸侯国常用丝织物作为赏品，多达“锦绣千纯（五千匹）”（《战国策·秦策一》、《赵策二》）。

1957年在长沙出土过矩纹锦残片，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了丝绢作地的卷云纹绣花织物，便是它的实物证据。

《春秋左传》中有记载：“成公二年．．．．．．楚侵鲁，鲁贿之以之执斫、执针皆百人。

”“执针”、“执斫”石从事缝纫、织绸的工奴，鲁国并不是当时最兴盛的诸侯国，确有能力一次就以如此众多的丝绸工奴送给楚国，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丝绸官营手工业的规模之大了。

三、丝绸生产技艺的进步在数千年慢慢长途中，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和工艺一直在时快时慢的发展着。

在这方面，历代重视帝王世系和政治事件的官方典籍，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记载，幸运的是，出土的丝绸实物和一些私家著述，则透露了当时丝绸生产的情况，使我们得以大致了解古代中国丝绸生产技艺发展的过程和它达到的水准。

盛行殉葬风的商代，给后人留下了一些最早的丝绸实物。

帝王贵族们死后，除了殉以大量奴隶外，还用丝绸裹上死者生前所用的铜器，让他带到地下去享用。

本来，这些丝绸是用来保护铜器的，结果却是铜器保护了丝绸一一年深日久地埋在地下，铜器表面生成了厚厚一层铜绿，与外面包裹的丝绸粘在一起，使这些丝绸能够避免被微生物侵蚀的厄运而保存下来。

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和河北菜城台西村出土的一批商代铜器上，都发现有商代的丝织物，这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丝绸实样，而且是一些提花织物，证明商代的丝绸生产技艺已经具有了可观的水平。

在此作一点中外比较，也许会有助于说明问题。

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发祥地，也有提花织物的发掘，埃及第十八王朝吐特摩斯的王陵里，就曾出土过世界上最古老的美木织物，但那是一块麻布，所用的麻纱比较粗，系用手指头操作织成，而商代丝绸的绢丝非常细，直径不到麻纱的十分之一，肉眼勉强能看得清。

这样的细丝，用手指头是无论如何织不成的，应该是有综框或综杆、有机架的织机才能织，而且，由于出土商代丝绸上的同心菱纹的图案比较大，看来综框和综杆的数量也不会少。

这表明，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了比较复杂的织机和高超的织造技艺。

据中外考古学者和纺织史专家的研究表明，商代铜器上的平纹织物和花纹织物用的是两种不同的丝线。

平纹织物的经纬丝绷得很直，丝纤维间没有空隙，显然是有丝胶粘连，花纹织物的经纬丝则是松散的、柔软的，只有经过水洗，去除了丝胶，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事实说明，商代的丝绸工匠们已经不仅会缀丝，很有可能已经掌握了并丝和炼丝的技术。

这个发明的意义之重大，不亚于丝织机具的发明，因为对于丝绸来说，炼丝是提高质量的非常重要的工序，只有经过炼，把生丝上粘附的丝胶去掉，才能使蚕丝的优越性能充分显示出来，产生出珍珠一样的光泽、柔软滑溜的手感和优美动人的悬垂波纹。

对此，古代丝绸工匠已经有着充分的认识，并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一套操作程序：“梳氏谏丝，以说水沤其丝，七日。

去地尺暴之。

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谏。

谏帛，以棣为灰，涅淳其帛，实诸泽器，凉之以属，清其灰而盘之，而挥之，而沃之，而盘之，而涂之，而宿之。

明日沃而盘之。

昼暴诸曰，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奋柬”。

这一套繁复的过程，贯串着一个构思:利用丝胶在碱性溶液中有较大的溶解度，先用较浓的碱性溶液(棣灰水)使丝胶充分膨化、溶解，然后再用大量较稀的碱液(屋灰水)把丝胶洗下来。

这就是著名的“灰水练丝法”，它与木柞捶丝的“捣练法(19)”一道，在世界上曾沿用了几干年。

至于曝晒和水洗交替进行的工艺，后来发展成为“草地漂白法”，在漂白粉发明之前，一直是各种织物主要的漂白方法之一。

至迟到周代，染色技术也已经在丝绸生产中大量应用，《诗经》中就有许多描述丝绸美丽毛.彩和关于丝绸染料的诗篇。

《郑风.出其东门》描写一位男子在东门外看见穿红绸衣的姑娘(“编衣茹葱”)，不禁触景生情，思念起自己的爱人，《小雅.采绿》说的是一个妇人因丈夫逾期未归，心神不宁，采了一个上午的“绿”和“蓝”，还不满衣襟。

上面所说的“茹龙”，就是茜草，是常用的红色染料，“绿”是草草，是黄绿色的染料，“蓝”是蓝草，它的叶片里含有靛蓝，是鲜艳而又耐晒的蓝色染料。

据说山东地方出产紫草，春秋一霸的齐桓公偏爱紫色绸衣，“上有所好，下必盛之”，结果市场上紫合绸衣价格飞涨，超过白色丝绸五倍。

《韩非子》中的这个故事，反映出当时丝绸染色已很普遍，而且人们已经十分讲究“流行色”了。

对于商代丝绸工艺水平的推断多以出土实物为据，有关丝绸工艺过程的记述的文献比较少见，而等到周朝以致春秋战国，记述已经比较多了，也为我们对历史工艺的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资料。